杨福家 | “博雅教育”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今天是“国际教育日”,重新推送一篇杨福家先生关于博雅教育的访谈。(2014.6.30)
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
中国教育要发展,博雅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
在围绕高等教育改革议题不断展开的讨论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识教育也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在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看来,通识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不能代替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杨福家归纳了博雅教育的5条要素:第一条是“博”,要文理相通,通识体现的正是博雅教育中“博”的要素;第二条就是“雅”,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第三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书育人为本;第四条是小班课教育;第五条是丰富的第二课堂。
杨福家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Chancellor,校监)。他坦言自己对博雅教育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1993年刚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甚至是“不懂教育的”;后来去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校长,又深入考察了美国的教育,对高等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在宁波诺丁汉大学10年办学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他多年来对教育实践和管理的思考汇集成新作《博雅教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内高等教育界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博雅教育方向的改革试验,比如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的元培实验班等,日前,围绕博雅教育的话题,杨福家校长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博雅教育中最根本的要素是学校和老师应该育人为本,而这一条恰恰是目前最困难的,因为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过于功利,无法保证优秀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充分接触。
在《博雅教育》一书中,杨校长介绍了美国本科教育中一批为数不少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包括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曾就读的史密斯学院。他认为,博雅学院是美国教育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也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梦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教育梦。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最好的教育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请您先简单圈点一下,博雅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育理念?
杨福家:我把博雅教育归纳为五条要素:第一条是“博”,要文理相通。钱学森先生说过:重要发明首先来自形象思维,然后才有逻辑思维,唯有这样,才能有显著的创造。在“博”的方面,大陆过去几年好多学校开始摸索实践,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现在更普遍的提法是“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是重要的,但通识教育不能代替博雅教育,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同的。
“通识”体现的是博雅教育中的“博”,而博雅教育还有其他一些要素。第二条就是“雅”。“雅”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是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大学明确提出来的。第三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书育人为本。第四条是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堂,鼓励学生提问题,培养质疑精神,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第五条是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及科研活动等丰富的第二课堂。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中国梦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教育梦。科技实力要提升,教育是根本。教育如何提升呢?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博雅教育是指本科生教育吗?
杨福家:博雅教育不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小学就应该开始了。在学生所处的不同学习时期,侧重不一样。横向来看,同样是提倡“博”,但复旦大学的“博”和以技术为主的学校的“博”是不同的。现在比较好的一种趋势是,不是笼统地谈“博”,而是分类谈,也分技术为主的“博”和学术为主的“博”,复旦当然是学术为主的“博”。而博雅教育的另外几条要素基本上是相通的:提倡争论,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教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等。而这些,今天中国还是比较缺少的,当然,我相信社会在进步,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在进步。
我一直关注澳门的两所大学,他们进步很快。我常说,这是得益于无为而治。现在教育部也表示,从“两校一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市)开始试点,学校可以拥有更多权力。教育改革不能太着急,还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慢慢尝试。
文汇报:您从199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当时也进行了很多在现在看来契合博雅教育理念的实践,包括复旦的公共课、各种社团活动等,当时您的教育思路中有博雅教育这个概念吗?
杨福家:我在复旦大学任校长6年,公共课、社团活动等的确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复旦的课外活动很丰富,这点大家不陌生,但我当时对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当时头脑里并没有博雅教育的概念,只是认识到公共课的重要性,至于社团、课外活动,只是觉得青年人需要更丰富的大学生活。但现在感觉到,丰富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的很重要的环节。
1998年10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过一个“迎接21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议。各国教育部长带队前往参加,当时我是作为国际大学校长联谊会的代表出席。最后会议总结时,提出了三条:第一是终身学习,21世纪,每个人都有终身受教育权利;第二是经济全球化一定会要求教育国际化;第三是以学生为中心。会议后谈到学生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个会议还是很有远见的。学生的多方面能力靠课堂教育是培养不了的,比如如何与人相处的能力,这是第二课堂才能培养的,需要各种社团活动、课外活动来培养。
文汇报:在您的教育生涯中,形成很明确的博雅教育的概念,大概是什么时候?
杨福家:我对博雅教育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回想起来,我任复旦校长时,对博雅教育真是不懂,这并不是我谦虚。我成为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机缘,因为我是中科院院士,所以就被任命为校长了。在《博雅教育》一书中我也提到过,初任校长,我也是凭感觉办事的。逐渐认识到博雅教育的重要性是后来的事,尤其是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办学的这10年中。因为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了12年校长,迫使我学习和思考教育。谈到校长,其实,如果都要院士当校长,也是不合理的。院士是院士,校长是校长,在英、美等国,校长基本上都是职业化的。
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校以育人为本
文汇报:博雅教育的理念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有哪些重要的渊源?
杨福家:耶鲁大学的《1828耶鲁报告》鲜有人关注,其实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关于博雅教育的报告。这份报告核心内容是:大学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全能人才,耶鲁大学不是以培养职业家为目标而进行职业教育的,强调了实施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恰恰在此,很多家长只是盯着专业,这种观念要转变过来不是容易的事。当然,强调专业,强调技术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博雅教育范围内讨论的事。
博雅教育的理念,中国古代也有,比如唐代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传授知识是第二位的。这在理念上和博雅教育是接近的。
我上世纪50年代进复旦大学求学,当时老师把育人放在很高的位置。影响我一生的卢鹤绂教授,上课非常认真。有一次上课,我觉得他授课中的一个方程有问题,也不敢当面和卢教授讲,所以问助教,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助教向卢教授反映。卢教授特意请我去他家,告诉我:“我考虑欠妥当,你是对的。”这种老师是不多的。后来他成为我的导师,他到复旦后收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我。卢教授指导我写论文时,他让我做的论文的题目也很有趣。当时有个新的理论出来,他问我是否能从实验的角度做出来,我尝试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我是做不出来的。这个题目非常难,后来做出来的两位科学家拿了诺贝尔奖,可见其难度。但是1964年我在丹麦碰到过其中一位科学家,我对他研究的东西太了解了,我们讨论了很久。所以很感谢卢先生给我出的难题。反观现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这点反而退步了,也真的不能怪教师,是我们对教师的考核太功利,这不是大学应有的面貌。我相信这种现状是会慢慢纠正过来的,否则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了。
文汇报:在您的博雅教育理念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要素是哪一条?
杨福家:我1954年进复旦大学念书,一年级时就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给我们上课。到了两年级,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国家一级教授周同庆给我们上课。后来又是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给我上课。到了1980年我自己成为正教授的时候,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我讲:“你是正教授,就得去上课啊,教授怎么能不上课呢?”
所以,后来我刚就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第一步措施便是,让所有博士生导师都去上基础课。当时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定的,是教授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最优秀的教授当然必须要去上基础课。当然,这是我过去的认识,现在的认识是,大课固然重要,但小班课对学生的培养作用更大。
所谓博雅教育,说到底,学校和老师应该以育人为本,如果没有这条,其他几条也流于空谈。而这一条又是今天最困难的。在现今的大学教职人员考核机制下,很多大学老师把发文章放在第一位,这也很无奈。一流的大学要给老师提供好的环境,能允许他长期不出成果。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近来在国内外很轰动,他在哈佛大学十几年来专注于写这本书。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约翰·纳什,他的经历反映在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美丽的心灵》中。纳什在30年时间里因为精神分裂症,没有成果,但学校和家庭都很爱护他,最后他拿了诺贝尔奖。
内地不少大学都已经成立超过百年,香港很多大学还很年轻,如香港科技大学才20几年,香港中文大学也才50年,还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也都很年轻,但这些大学很多方面都走在内地大学前面。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值得我们思考。现居美国的李政道教授,他曾在清华大学念了一年,后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真可谓一流教授云集,我们现在哪个大学的师资力量能够和当时西南联大的阵容相比呢?
文汇报:小班课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要?
杨福家:小班课完全是一种面对面的授课形式。从宁波诺丁汉大学10年的实践来看,小班课是非常有效的。我们2004年第一年招生时,我去听教授授课,当时的课堂上只有3张桌子,每张桌子坐五六位同学,一共不到20位同学听课。一个老教授,讲授10几分钟,就蹲下来和同学讨论。同学们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家长意见不小,觉得学费挺贵,老师上课却很少,同学也不大习惯。但是半年下来,同学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体会到,小班课是很重要的。小班课鼓励师生互动,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营造的是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后来我从教育学上找到根据,这就是所谓的哈克尼斯圆桌(HarknessTable),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哈克尼斯(EdawrdS.Harkness)提出来的。大学上课的确应该如此。
文汇报:如今大规模网络在线公开课程(MOOCs,简称“慕课”)的兴起,人们不进大学校门也能接触一些优秀的课程资源,您如何看待MOOCs对大学教育的冲击?
杨福家:现在慕课的确非常热门。首先我认为,慕课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它的兴起,恐怕某一天不一定再需要大学的基础大班课了,因为基础课在网络上都有。但是,课堂教育依然会存在,原因在于,小班化的课堂是不会也不能为慕课等形式的课程所代替。至少,我的预期中,我还看不到慕课能取代小班课。
权威的老师要经常与学生接触
文汇报:《博雅教育》书中专门介绍了美国博雅学院(liberalartscollege)的情况,您建议留学生择校时多关注美国的博雅学院吗?
杨福家:美国有很好的博雅学院,我过去多次赴美,却从没去过。2012年4月,我才去看了美国最好的几个博雅学院。还专门去看了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毕业的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这是女校,也是十分好的博雅学院。这些学校的老师也从事科研,但是育人是第一位,育人贯穿在科研过程中。有这样一批为数不少的博雅学院,这是美国教育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中国教育要发展下去,博雅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学生的质疑精神,国外的大学如何培养会质疑的学生?
杨福家:我崇敬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讲过:没有愚蠢的问题,没有不能问的问题,没有任何回答是不能被批判的。这就是鼓励同学提问和争论。而这一点也正是美国教育的厉害之处。提倡质疑不是大学才开始的,小学就开始了。我在书中举过例子。小学生举手对老师说:“你黑板上的字拼错了。”老师说:“我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小孩马上说:“不必查字典,我保证你出错了。”这种自然的“争锋相对”在中国的课堂上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而那个学生,因为在课堂上质疑老师,后来还得到了全校表扬。美国就是鼓励这种质疑、提问。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我们都不陌生,画面中心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在争论。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感到,中国科技落后,其实也是能从中看出端倪的。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GDP并不如中国,中国清朝时期的GDP是很高的。而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中西方发展过程中,中国就慢慢落后了。中国的落后主要就落后在科技。科技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落后,而科技和教育的落后原因又在这里:没有疑问是不会有创造的,产生问题、提出问题,这才是创造的开始。所以这是课堂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逐步认识到的博雅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要素。
文汇报:国外不少名校在寄宿制方面卓有成效,住宿学院是否也能为博雅教育提供一些有效经验?
杨福家:有些人可能有误解,认为实行寄宿制,就是博雅教育了。这个认识也不对。所谓育人为本,主要是要给学生创造条件,能经常和好的老师、权威的学者接触。
剑桥、牛津、耶鲁、哈佛等大学是搞住宿学院的,住宿学院的关键在于老师。复旦大学的宿舍楼里也配老师,但是他们是学生的辅导员。而以上世界名校的住宿学院里,和学生一起住的都是很权威的人。马祖平教授是耶鲁大学住宿学院里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最近他陪我观摩了耶鲁的住宿学院。耶鲁住宿学院的导师,有些直接住在学院里面;有些不住,但每礼拜必须有几天是和同学一起吃饭。住宿学院的首席导师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
我一直强调,住宿学院是一种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美国很多本科教育排在很前面的博雅学院,也不是搞住宿学院的。学院的老师们都住在附近,经常请同学到家里互动。所以,住宿学院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很权威的老师要经常与学生接触,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培养。马祖平教授既是美国的院士,又是中国的院士,还是台湾地区的“院士”,在耶鲁的住宿学院里,同学们经常接触的就是他这种很权威的人。
文汇报:国内现在一些高校在本科生阶段也在尝试专业淡化、通识教育等。比如复旦大学的书院制度。根据您的观察,请谈谈国内的博雅教育的趋势。
杨福家:北大这几年花了很大精力在进行尝试,比如元培班等,但是和复旦的通识教育一样,重点还是在“博”,即提倡同学们选各个学院的课程,越多元化越好。博雅教育要真正切实实行起来,我认为,还是首先要从北大、复旦等大学开始试点。博雅教育在民办高校是实践不起来的,民办高校一旦大张旗鼓地说要搞博雅教育,可能会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困境。要试点,还是要在北大、复旦等全国知名高校,因为这些学校不怕招不到学生。
另外,博雅教育要避免的认识误区是:博雅教育就是完全不分专业。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刚入校时,是不分系别的,但学校本身是有专业的,一开始淡化专业,两年以后再选专业。耶鲁大学有11个学院,本科毕业后任君选择,这个时候学生自身也已经比较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专业。
文汇报:您从复旦到诺丁汉,再回国担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教育理念上有何变化?综观国内外高校教育的现状,怎样的大学教育是最适合学生的?
杨福家:什么是一流大学?现在在我的观念里有两个新标准:第一是同学们是否感到在这所学校的求学生涯改变了自己的一生;第二条是老师们能否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为做难题而长期不出文章。这两条,现在的中国恐怕都欠缺。
我们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聘请教授时要看他的学术水平(包括发表文章),但进校后,绝对不和他计算文章数量,考核的标准是每年看学生的反映;我们有一套考核机制,聘任合同一年一签。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文章不是我最看重的。文章当然也重要,但这是老师自己要关注的事。
在中国,如果试验博雅教育,我主张还是找50岁以上的老师来尝试。这时候他们基本升好教授了,有更好的客观条件来尝试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比例要控制好,保证老师是全心全意培育学生的。当然,这要一点点尝试,再看看能否逐步扩大。
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10岁了。如果以学生的体会为标准,我认为这个学校还是令人满意的。中国著名的中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曾接受我邀请来参观我们学校。她不要我陪同参观校园,就让我找一些学生与她聊聊,她认为看一个学校成功与否,只要看学生就可以了。后来她和一些学生聊了几个小时,觉得这里的学生充满自信,与众不同。在当时北京还未同意我们招生的情况下,她先把优秀学生送了过来。宁波诺丁汉大学经过10年发展,学生毕业后越来越精彩。我们这里有一批学生,毕业后已找到不错的工作,后来纷纷辞了工作,合作创办了一个飞盘公司,现在发展很好,世界有名。飞盘运动在英国很流行。他们在学校念书时,有英国的老师教他们玩,然后又开展社团活动,一步一步发展为事业。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总体而言,这个学校的第一步,10年,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为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吧。当然,这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教育部非常重视,放手让我们实践。
文汇学人·访谈录(2014.6.30)| 中国教育要发展,博雅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
本报记者 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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