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大上学的日子
1989年9月，父亲送我来西安上学。
那时的交通极其不便，从武都城来西安，有三条路：一是坐汽车到陕西略阳，再从略阳换乘去西安的火车；二是坐长途汽车，经陕西凤县，翻秦岭，过宝鸡，最后抵西安；三是坐长途汽车到天水，然后换乘火车或者汽车到西安。当时，被褥和生活用品都是学生自己准备。母亲专门给我买了一个深紫色的大箱子来装衣服，盛不下的东西，父亲就全部卷在被子里，外面用一个浅粉的粗毛毯裹住捆扎好。考虑到来回换车极不方便，父亲决定走北线，即坐长途汽车取道天水。我们整整坐了一天半汽车，才摇摇晃晃地来到古城西安。
当时，长途汽车都在西安火车站聚集。一下车，拥挤、喧闹的人群和酷热包围着我，令人眩晕。西安各大高校接站的红色广告很醒目，我们很快就找到陕师大接待站。具体的接站人员、乘坐的车辆、经过的路线、我早已忘记，只记午后城墙上暖暖的阳光和一个叫肇鹏的山东新生，因为她的姓太独特！肇鹏学数学，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灿烂的笑容。30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现在在何处？过得好吗？
来到中文系，才知道我是全系最后一名来报到的学生。两位88级的学兄帮我把行李扛到9号楼三楼933宿舍，累得气喘吁吁，直呼“太沉了”。我一路低着头，红着脸，窘迫至极，以至于都忘了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小小的宿舍已经住满了人，留给我的，只有靠门的上铺。我们宿舍有八个人，来自西北五省：阿滕是蓝田人，西安师范的保送生，美娟来自户县，涂sir是来自汉中的北京人，秋红是来自敦煌的黑龙江人，潇潇是来自玛纳斯的四川人，银霞是青海民和人，预科生，已经在民族部读了一年语言班，是我们宿舍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咏梅是新疆人。我们八人，确切地说是七人，因为梅姑娘刚入学就生病了，便休学一年。我们七人在一起生活了四年，留下太多难忘的回忆。
我们七人“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每次外出都像一个执行任务的小分队。我们曾在七里香下谈心，曾在畅志园里散步，曾在操场上挥汗，曾在图书馆内苦读。忘不了梅姑娘生病时，大家的焦急和无助！忘不了用脸盆在宿舍煮土豆时，大家的快乐和笑容！忘不了在第一场雪中手拉手在操场上奔跑时，大家的心跳和脉动！更忘不了熄灯后促膝长谈时，彼此的眼泪和真诚。
我们班有46人，女生24人，男生比女生少两人。当时学校招生人数少，全校一年好像才招近800人，各个学院也有固定的教学楼，如教学一楼就属于中文系和政教系。教学一楼三层左拐最西头朝北的310教室，就是我们班的领地。我们与二班门对门，我们在北，他们在南。教室外，有两棵高大的玉兰树，春天花开时，就像一只只小白鸽在枝头跳跃，让人浮想联翩。
晚饭后，我们喜欢去灯光球场。这里，经常会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大家花五毛钱饭票，在食堂买一包瓜子，坐在水泥台子上，热火朝天地看电影，侃大山。除了国产片，如《开国大典》《顽主》等外，许多著名的国际影片，如《乱世佳人》《叶塞尼亚》《魂断蓝桥》《蝴蝶梦》《卡萨布兰卡》《爱德华大夫》《罗马假日》等，大都是在这里看的，费雯丽、罗伯特·泰勒、劳伦斯·奥利弗、琼方登、英格丽·褒曼、亨弗莱·鲍嘉、格利高里·派克、加里·格兰特、奥黛丽·赫本等人，也大多是在这里认识的。
灯光球场的北面，有一溜平房，就是校医院。独自一人在外，平时给家里只能报喜不报忧。头疼脑热时，就得去校医院。记得当时的西安有些地方没有暖气。冬天的夜晚，一个人在医院输液，着实是一种折磨。当时的校医院和灯光球场，现在早成了家属区的三号和四号高层楼。
我们总是很馋嘴。晚饭明明吃了一盒米饭，但听到楼道里低声吆喝“煎饼——卖煎饼”时，就是在大冬天，我们还是忍不住爬起来，穿着睡衣买一包，回来躲到被窝里啃，活像一只贪吃的小耗子。
当时，积学堂还叫联合教室，和我们宿舍只有一路之隔，我们在东，联合教室在西，中间是美丽的牡丹园。积学堂能容纳800人，是学校最大的礼堂。每天晚上七点钟，积学堂会准时播放新闻联播。学校的各类学术报告、文艺晚会和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偶然也会播放影片。见到路遥先生，就是在积学堂。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鲜艳明媚，青春激扬的年代，也是一个弥漫着激情与浪漫的年代，更是一个文艺的年代。
中文系的先生们，如傅振乾、文丕显、杨恩成、畅广元、马歌东、尤西林、何依工、兰宾汉、程世和、张新科、李继凯、田刚、叶舒宪、任应坤、屈雅君、陈瑞林、刘静等，都曾给我们讲过课。
我们最感兴趣的课，居然是文艺理论！现在想起来也是诧异，怎么会喜欢纯思辨的这门课呢？那些深奥的理论知识，究竟是怎样啃下去的？又是怎样弄懂的？我想，这可能既与畅广元、尤西林和屈雅君三位老师的人格魅力有关，又与这门课恰好契合我们当时强烈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里期盼有关。如今，这三位老师都已经年过六十。可一想起文艺理论课，就会想起初春细雨中，窗外那些小小的，湿湿的，绿绿的小草，一如我们的心思，蔓延如丝，直到天际。
当然，喜欢文艺理论的深层原因，还是缘于文学。八十年代，国家思想解放，百废待兴，出现了“朦胧诗”和“现代派”文学潮流。诗人和作家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当时，我们还开设了一门《电影欣赏》课，是孙清潮老师在上。每次上课，小小的教室都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晚自习后，我一个人慢悠悠地往宿舍晃。忽然，听到前面两个男生在合唱《耶利亚女郎》，我被歌声吸引，一路尾随他们，直到歌声停息，唱歌人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后来，每当有人唱起《耶利亚女郎》，我就会想起那个月色舒朗、暗香浮动的夜晚和那深情、又略带忧郁的歌声……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文艺的味道！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会组装黑白电视机，着实让我们羡慕。夏天时，她们在一楼宿舍里看，我们在宿舍外蹭《便衣警察》《神雕侠侣》和《渴望》，全然不顾天气炎热，蚊虫叮咬。涂sir喜欢足球，体育选项也是足球。陪她看足球，尤其是看荷兰三剑客，即中锋马尔科·范巴斯滕、中场路德·古利特和后腰弗兰克·里杰卡尔德的球赛，也成了我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先生来了。究竟是哪位老师请来的，我早已忘记。可能是刘路老师，也可能是别的老师。总之，路遥来了！
当时的路遥，已经因《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而享誉全国。报告就安排在积学堂。我们坐在前两排，得以近距离观察作家。他中等个头，宽宽的额头，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蓝色的夹克，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位稳重、温和的邻家大叔。他给我们讲《人生》，讲高加林，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讲到“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时，路遥眼里含着泪花，他说写到这里时，他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将笔都扔到了院子里！就在那一瞬间，我才真正领略了什么叫文学！谁料，一年后的1992年11月17日， 年仅42岁的路遥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巨星陨落，痛哉！惜哉！
因为《平凡的世界》和《人生》，我们崇拜路遥；因为这次讲座，我们喜欢上了路遥。毕业论文选题时，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凡的世界》，指导教师是田刚教授。当时，田老师刚结婚，住在教单楼，还是一位愣头青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孙少平身上，在孙少安身上，在路遥身上，我们都看到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正是这种顽强的意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这两天，看到李建军老师评路遥的一篇文章《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我想，他是懂路遥的！
逝者如斯！去年秋天，我去延安大学开会，曾去文汇山拜谒他的墓地。墓地用石块砌成，朴素而坚固。雕塑中的路遥，平静而坚毅，目光扫过山下的延大，略过不远处的延河，一直望向陕北的苍茫天地。我想，有且只有那里，才能安放他孤独的灵魂。我采了一把不知名的野花，轻轻放在他的墓前，静默良久。他不会知道，在最无助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是怎样给了一个女孩行走的勇气！
寒意渐浓，午夜徘徊，恍然如梦。看，那七个姑娘正围在一起，收听卡伦·卡朋特演唱金曲《昨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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