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乌纳穆诺：现实不是现实主义的那种现实（沈根发 译）
三篇模范小说的序
一
三篇模范小说和一篇序言！同样，我本可以在本书封面上题上这个书名：《模范小说四篇》。四篇？为什么？因为这篇序言也是一篇小说。我们应理解为是一篇小说，而不是一篇 Nivola①；它是一篇小说。
① 这是乌纳穆诺编造出来的词，由 niebla（雾）和 novela（小说）二字拼凑而成。乌纳穆诺称自己的小说《雾》为 nivola，“是想说明他的小说在日常生活的雾境中创造出了真实”（见A·巴雷亚的《乌纳穆诺》一书，1952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版，第40页）。
说到 Nivola，就像我对我们小说——道地的小说！——《雾》的称呼和在这同一部小说的158页上解释的那样，是为我的……——批评家？好吧；就算是吧——批评家们找到的一种出路。他们善于利用它，因为它符合他们的懒惰思想。这种懒惰思想，仅仅知道步前人后尘，这是那些崇拜批评家的人们所独有的特点。
在这篇序言里，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到 Nivolería①。我说我们必须以复数第一人称来论述，这是因为论及这个问题的既有你，读者，也有我，就是说我们。好吧，现在就来谈谈“模范小说”吧。
① 即有关 nivola的问题。
模范小说？为什么呢？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将他继《堂·吉诃德》之后发表的小说称之为模范小说，因为据他在这些小说的前言中所述，“其中没有一篇小说，人们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范例。”随后他又补充说：“本人的意图是为我们祖国的荣誉设置一个弹子盘，使每个人都得到娱乐而无害于身心；因为正直而愉快的游戏对人总是有益而无害的。”接着他又说：“是的，人们不能永远呆在庙宇里，不能老是念经祈祷，也不能总是谈生意做买卖，不管是何种生意，什么买卖；人总得有消遣的时刻，好让饱受折磨的精神有个休息的机会。正是为此目的，人们才修建林荫道，寻觅清水泉，从事智力游戏，兴致勃勃地开辟花园。”他还说：“有件事情我敢断言：如果由于某种方式可能使阅读这些小说的读者产生某种邪思或恶念，那末我宁愿将撰写这些小说的手砍掉也绝不让它们问世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其一，塞万提斯在他的小说中刻意追求的是作品的模范性，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学，而不是伦理；他试图用他的小说为饱受折磨的精神提供喘息的消遣时刻。其二，称这些小说为模范小说，乃是作品写成后偶然产生的想法。我的情况正是如此。
我这篇序言就作于以它为序的这些小说之后。这就如同语法产生于语言之后，目的在于使语言规范化；也如同伦理学产生于美德与恶行之后，目的在于解释这些行为。这篇序言，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另外一篇小说：我的小说的小说。同时也是我的小说创作的说明。……
我之所以称这些小说为模范小说，是因为我将它们作为范例——就如这个字的明确含义一样——，作为生活和现实的范例拿出来。
现实的范例！是的，现实的范例！
小说中的角色，主人公——要是愿意，我们也不妨称之为人物——，都是现实的，极其现实的，而这种现实是最内在的，这种现实是这些人物通过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或到底想不成为什么而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读者赋予他们的。
二
没有什么比文学这门艺术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更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了。因为这种现实主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纯粹是外在的、表面的、肤浅的和轶事性的，它所指的是文学的艺术，而不是诗的艺术或创作的艺术。在一首诗中——优秀的小说也是诗——，在一部创作中，现实并非是批评家们称为现实主义的那种现实。在一部创作中，现实乃是一种内在的、创造性的、具有意志力的现实。一位诗人不是通过所谓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他的人物——活生生的人物。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形象往往是些徒有衣饰的木偶，行动皆由牵线来操纵；胸中装着一架留声机，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它的贝德罗师傅①从街头、广场和咖啡馆收集来记在笔记本上的陈词滥调。
①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册第25章里写了一个演傀儡戏的贝德罗师傅，此人其实就是堂·吉诃德在黑山释放的囚犯希内斯。
那么，一个人内在的、真正的、永久的、诗意的或创造性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无论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是我们称之为虚构的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堂·吉诃德同塞万提斯一样现实；哈姆莱特或麦克白同莎士比亚一样现实。而我的奥古斯托·佩雷斯①对我这样说或许是有其道理的：我本人也许只不过是使他的历史和别人的历史，乃至我自己的历史传给人世的一种媒介而已。（见我的小说《雾》第280页—281页）。
① 乌纳穆诺的小说《雾》中的主人公。
一个人最内在、最有创造性、最真实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得再次引用奥列佛·温徳尔·赫姆士（在其《早餐桌上的霸主》一书第三章中）关于论述三个约翰和三个汤姆的那个极其天オ的理论。他告诉我们，当约翰和汤姆两个人交谈时，参加谈话的实际上有六个人，即：
三个约翰：
一、现实的约翰，只有造物主オ了解他。
二、约翰所理想的约翰，他从不是现实的约翰，且往往与后者相去甚远。
三、汤姆所理想的约翰，他从来不是现实的约翰，也不是约翰心目中的约翰，而往往与后二者相去甚远。
三个汤姆：
一、现实的汤姆。
二、汤姆所理想的汤姆。
三、约翰所理想的汤姆。
也就是说，一个是本人，一个是他心目中的本人，一个是别人心目中的本人。奥列佛·温德尔·赫姆士随后就对他们每个人的价值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
然而，我却要从美国学者奥列佛·温徳尔·赫姆士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是说，一个人，除了上帝、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人外，还有一种人，即他本人愿意成为的一种人。而这种人，即他自己愿意成为的人，就其本身而言，就其内在的实质而言，是一个创造者，是名副其实的现实的人。我们或胜或败皆取决于我们愿意成为什么人而不在于我们已经是什么人。上帝将奖赏或惩罚的也就是那种想成为什么的人，而不管他是什么人。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成为什么，也有人愿意不成为什么。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是这样，小说塑造的真实的人也是这样。有些主人公就属于那种具有意志的愿意不成为什么的人物。
但是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必须说明，愿意不成为什么同不愿意成为什么二者并不是一码事。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四种立场：其中两种是积极的，即：一、愿意成为什么，二、愿意不成为什么；另外两种是消极的，即：一、不愿意成为什么，二、不愿意不成为什么。可以举这样的例子说明：相信有上帝，相信没有上帝，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没有上帝。相信没有上帝同不相信有上帝，就不是一码事。就那种不愿意成为什么的人而言，很难指望他成为小说中一个富于诗意的人物；然而，对那种愿意不成为什么的人，就可以有这种指望。一个愿意不成为什么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个轻生自杀的人！
愿意不成为什么的人实际上是在愿意成为别的什么的。
怎么？诸位以为不可理解吗？要是诸位以为不可理解，而且既无力理解它，又无力感受它、热切地悲剧似地感受它，那么，诸位将永远不会创作出真实的人物来，从而诸位也将永远不能欣赏任何一部小说，不能欣赏关于诸位自身生活的小说。因为众所周知，大凡一个人欣赏一部艺术作品，那是因为他自己在创作它，在再创作它，并通过它得到娱乐。所以，塞万提斯才在他的《模范小说集》的前言中谈到“消遣的时刻”。而我，就通过他的《玻璃硕士》①获得此种消遣，在自我再创作的同时本身得到消遣。而玻璃硕士就是我自己。
① 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里的一篇，描写一个年青的硕士发了疯，认为自己是玻璃做的，非常害怕别人不小心把他打碎，被人称为“玻璃硕士”。
三
那末，我们同意，——我是说，我们曾同意这一点……——最真实、最现实、最实际、最本质的，也就是说，最实在的人——活动着的东西才能实际存在——，就是那种愿意成为什么或愿意不成为什么的人，即创造者。不过，这种我们不妨按照康德的说法称之为有灵感的人，这种有意志、有理想的人（有思想、有意志、有力量的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外在的、表象的、理性的世界中，生活在那些所谓现实主义者的世界中。他必须幻想着梦幻似的生活。正是从这儿，从这些真实的人的彼此冲突中，产生出悲剧、喜剧、小说和Nivola。但是这种真实是内在的。这种真实绝不是由舞台上的幕布、布景、服装、景物、道具、道白……构成的。
诸位不妨将西吉斯蒙达①同堂·吉诃德作个比较。这两个人物都是生活的幻想者。堂·吉诃德生活中的真实不是风车，乃是巨人。风车是外在的、表象的，而巨人才是有灵感的、实在的。幻想就是生活、现实和创作。按照圣保罗的说法，信念本身只不过是人们所期待的事物的本质，而人们的期待就是幻想。信念是现实的源泉，因为它就是生活。信仰就是创造。
① 塞万提斯最后一部小说《佩西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里的主人公之一。
难道《奥德赛》这部史诗——这是一部小说，真实的小说，非常真实的小说——由于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些或许会被现实主义作家摒弃于艺术之外的幻想般的奇迹而减弱了真实性吗？
四
……
批评家把什么东西都称之为纯粹的概念或幻想的生灵！
我可向你保证，读者，要是居斯塔夫·福楼拜，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在那部引为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里在描写，也就是说，在创作爱玛·包法利中毒时自己感受到了中毒的征兆，那么，当我的奥古斯托·佩雷斯在我面前——毋宁说在我的内心——呻吟道：“因为我要活，堂·米盖尔，我要活，我要活……”（见《雾》，287页）的时候，我简直感到悲痛欲绝。
“那是因为奥古斯托·佩雷斯就是你自己！”人们或许会这样说。但是不！我小说中的一切人物，我所创作的一切人物，均取自我的心灵，取自我内心的现实——这就是全体人民——这是一回事；而这些人物就是我本人，则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我自己又是谁呢？署名米盖尔·德·乌纳穆诺的人又是谁呢？原来……是我笔下人物中的一个，我创作的人物中的一个，我塑造的形象中的一个。然而那个最后的、内心中的、最高的我，这个出类拔萃的我——或者说至高无上的我，又是谁呢？只有上帝知道，也许就是上帝自己……
现在我可以这样对诸位说，那些处于日薄西山——既不是在中午也不是在子夜——的人物，他们既不愿意成为什么，也不愿意不成为什么，而是随波逐流；这些充斥当代西班牙小说的人物，尽管各自具有不同的外貌特征，各自具有自己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但其大多数都不成其为人，都不具有内在的真实。他们从来不推心置腹，从来不披露自己的心灵。
一个真实的人，往往是在一瞬间，通过一句话，一声呼喊而被发现的，被创作出来的。莎士比亚就是如此。而当你一旦这样发现和创作出这么一个人物，你对他的认识或许就可能胜于他对自己的认识。
读者，如果你想用艺术形式创作人物，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小说人物，你不必去累积细节，也不必只潜心注意观察你周围人物的外表，而应该和他们交往；如果可能，就刺激他们，尤其要热爱他们，等待有朝一日——也许永远等不到这一日——他们终会在一声呼喊中、一个动作中、一句话中将自己灵魂中的灵魂，即愿意成为什么，剖露和表白无遗。那时，你就要抓住这个时机，把他移入你心中，让他像个胚胎一样发展成真实的人物，发展成真正现实的人物……
巴尔扎克不是一个周游世界的人，也从不花费时间去纪录在别人那儿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世界就在他的内心中。
五
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七大美德和与其对立的七大恶习：即谦恭与骄傲，节食与饕餮，贞节与淫荡，善良与忌妒，慷慨与吝啬，勤奋与懒惰，容忍与暴怒。从他身上既可以造就暴君、凶手和该隐，也可以造就奴隶、圣人和亚伯。
我并不因堂·吉诃德与桑丘彼此没有矛盾而说他们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具有桑丘·潘沙的特点，桑丘·潘沙也具有堂·吉诃德的特点，正如我相信在我的《堂·吉诃德与桑丘传》中已经证明的那样。尽管也许有人会脱口对我说，我这本书里写的堂·吉诃德和桑丘不是塞万提斯的那两个人物。这话一点不假，因为不管是堂·吉诃德还是桑丘都不是塞万提斯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属于所有创造和再创造他们的人们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我们，在观赏和创造他们的时候，则是属于他们的。
我不知道我写的堂·吉诃德是不是不同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说，如果是同一个，我是不是在他的心灵上揭示出了第一个揭示他的人即塞万提斯所不曾揭示过的深度。因为我敢肯定，譬如说，塞万提斯没有揭示出骑士对阿尔东莎·洛兰索①怀有的那种羞怯而沉默的爱情所意味的一切。塞万提斯也没有看清桑丘·潘沙的全部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特点。
① 在《堂·吉诃德》里，堂·吉诃德的心上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就是村姑阿尔东莎·洛兰索。
总之，任何正常的人，其本身都存在着七大美德和与其相对立的七大恶习。据此就能创作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来。
那班害怕悲剧的可怜虫，那些读书不求甚解或为消磨时光——或许得消磨整个一生——而读书的家伙，一旦在一部悲剧，或喜剧，或小说，或Nivola中，遇到一个男性，一个真正的男性；遇到一个女性，一个真正的女性时，便不禁自问：“这一切，作者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回答只能有一个：“反正不是从你那儿弄来的！”既然这一切不是从他那儿弄来的，不是从这种平庸和黄昏般的人物那儿弄来的，那么向他展示这一切，也一定是徒劳无益，因为他不承认这是人。他会把这叫做象征或讽喻。
这种平庸而肤浅的家伙，这种躲避悲剧的人，连一个影子的幻梦也不是，就如品达①对人的称呼那样。充其量也不过像塔索所说的那样：一个幻梦的影子。因为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影子的幻梦的话，如果意识到是一个影子的幻梦的话，他就会同这个幻梦悲欢与共，就会愿意成为或愿意不成为这样的幻梦。这样的人就将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就有能力去创作或在内心再创作悲剧性的——或喜剧性的人物，就有能力成为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就有能力去欣赏一部小说，也就是说，一首诗。
① 品达（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以写合唱颂歌著称。欧洲文学中的品达体颂歌，即因他而得名。
六
明白了吗？
为澄清我们的创作而进行的斗争，是另一部悲剧。
这篇序言则是另一部小说。它是我全部小说的小说：从《战争中的和平》、《爱情与教育学》和短篇小说(它们都是小说)以及《雾》、《阿维尔·桑切斯》（这部或许居我全部小说的悲剧之冠），直至读者即将读到的《三篇模范小说》，假若这篇序言没有使你败兴而不愿阅读它们的话。
读者，我为什么称这些小说为模范小说，你明白了吧？但愿它们能够起到模范的作用。
……
（朱景冬 校）
选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