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与欧洲面临的“反介入”挑战
文章授权转自：现代军事（ID：xiandaijunshi）
编译：王 涛，编辑：廖南杰
编者按：为了应对竞争对手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美国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与此同时，欧洲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那么“第三次抵消战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以何种方式适用于欧洲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呢？就此问题，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路易斯·西蒙在2016年4月号的《战略研究杂志》上进行了刊文探讨，全文编译如下。
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探讨，必须考虑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以及应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需求
为了应对竞争对手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美国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与此同时，欧洲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那么“第三次抵消战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以何种方式适用于欧洲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呢？就此问题，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路易斯·西蒙在2016年4月号的《战略研究杂志》上进行了刊文探讨，全文编译如下。
2014年9月3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罗德岛纽波特发表讲话时向美国民众发出警告：“美国主宰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时代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中俄等国成功运用精确制导系统发展了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包括精确制导反舰、防空、对地攻击及反卫星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网络战和电子战能力。这种“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威胁着美军在全球范围的准入权和作战区域的前沿存在。而且，将精确制导系统用于火箭、火炮、迫击炮、导弹、反坦克弹药或者肩扛式低空导弹，将极大地增强其他不发达国家以及恐怖组织的军事潜力。
为了应对并缓解“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哈格尔授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研究制定“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发挥美国在大数据、隐身技术、制造业、机器人技术和定向能等方面的优势。2014年11月15日，国防部采纳了《防务创新倡议》，通过运用美国的技术能力，发展创新手段，保持和扩大美国在21世纪的军事优势。鉴于美国在冷战时期曾两度采取措施“抵消”苏联的挑战，一些防务官员和专家将该倡议称为“第三次抵消战略”。
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泛的战略背景对“第三次抵消战略”进行定位。该战略的关键因素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切实达到作战和战略效果的能力。在战略和作战方面面临的新挑战，要求美军应用创新的作战概念，这就需要打造新型作战能力，推进理论和体制改革。这也是抵消战略的第一大支柱。第二大支柱与技术、体制和工业革新相关。在这方面，美军将确保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商业领域的尖端技术和研究成果。
关于美国军事创新的探讨，常常伴随着大西洋两岸能力差距拉大的问题。从跨大西洋的角度看，“第三次抵消战略”可以视为欧洲在防务领域的“撤资”。但如今欧洲面临着被进一步拉大差距的风险，因为欧洲从抵消战略中的获益可能不及过去。此前，美国在实现军事创新之后，往往将先进的战斗力和技术引入欧洲主要盟国的武装部队和防务公司，特别是美欧在苏联战略威胁问题上有着共识。换言之，跨大西洋联合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技术基础相辅相成。
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探讨，必须考虑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以及应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需求。鉴于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并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这可能会对跨大西洋联合构成结构性挑战。不过，欧洲自身也面临着“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包括在东欧的防卫和威慑，以及向南部邻近地区实施力量投送。这些挑战与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情况不同。但从概念上看，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方式基本相同，所需要的能力也大体类似。而且，美国仍然对欧洲和中东地区有着安全承诺，并且对这两个地区出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发出了警告。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新兴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适用于欧洲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本文的观点源自对美国国防部和北约官方文件的分析，美国及北约防务官员和专家的访谈，以及对美国和欧洲军事转型相关著述的梳理。研究的重心在军事战略领域，而不是技术和工业方面。文章致力于确定抵消战略中对欧洲同样适用的作战概念和作战能力。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方面，美国强调在“挫败”战略和“防范”战略之间建立平衡。其中，“挫败”战略更趋技术密集型，需要针对敌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进行直接打击，强调运用隐身技术、远程打击技术、网络战技术、电子战技术和导弹防御技术。“防范”战略则意在提高敌方发动攻击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
欧洲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方面，同样需要在“挫败”战略和“防范”战略之间建立平衡。不过，欧洲还必须考虑到东部侧翼和南部邻近地区的地理特征、该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成熟程度、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政治局限性。因此，欧洲国家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方式有别于美国，重要差异之一是射程。鉴于东欧以及中东地区距离相对较近，欧洲可能需要优先发展近程和中程打击能力，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强调远程打击能力。
美国军事创新与跨大西洋关系：历史先例
之所以称为“第三次抵消战略”，是因为此前曾经出现过两次抵消战略。第一次抵消战略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入主白宫后认识到，如果使用美国和盟国的陆军部队应对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威胁，需要动用的兵力太多，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具备可行性。为此，他提出了“新面貌”战略，将美国在核武器、远程导弹和轰炸机方面的优势，作为抵消苏联在中欧地区常规军事优势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该战略促使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力发展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从而在欧洲建立起可靠的威慑。
在“第一次抵消战略”中，欧洲盟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欧洲处于美苏全球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抗的中心。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新面貌”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盟国的合作。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增加了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的投入。1958年，美英签署全面核合作双边协议，承诺将进行秘密信息和人员交流，以提升两国核能力。此后，英国一直是美国最密切的核伙伴国。
美国的秘密援助同样推动了法国在1960年核武器的研发成功以及此后核威慑力量的增强。尽管法国于1966年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部，但仍然与美英在核战略方面开展密切协作。此外，北约组织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着重发展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的同时，苏联并未止步不前。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加大了在发展战术和战略核武器方面的投入，提高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并改进投射系统和推进系统。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曾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与北约和美国持平，在常规武器方面则拥有3倍于美国的优势。”此时，“新面貌”战略在应对苏联威胁方面已不再奏效。
在此背景下，哈罗德·布朗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1977—1981年）研究制定了所谓的“抵消战略”，再次寻求通过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遏制苏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1978年出台的“突击破坏者”项目集中运用了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和隐身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侦打一体”的融合，使美军能够对苏联国土纵深地区实施侦测和打击。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入主白宫后，更强调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打破对苏战略平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防务开支的大幅度增加，精确打击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苏联意识到自己在与美国的军事竞争中已经落伍。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再次得到了欧洲国家的推动。美国在将新概念和新技术向欧洲盟国转让方面有着固有的战略利益，对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非常关键。北约则是这一进程的核心。自1982年起，美国陆军的“空地作战”概念与北约的“后续部队攻击”概念密切协同，并强调美军对苏军后方部队和供给线的精确制导攻击与北约地面部队的进攻行动密切配合。
“空地作战”概念要求北约部队坚守防线，挡住华约部队的第一波攻击，并且通过实施精确打击行动，应对华约从东欧和苏联西部地区发动的第二波攻击。这是跨大西洋责任分担的传统模式。而欧洲对于发展精确制导力量有着强烈的意愿，并采用直接采购美制武器系统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例如，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参加了美国的F-16战机项目，英国、意大利和西德则联合研发了“狂风”战斗机。
精确打击武器的发展，对于加快苏联战略衰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得以分享“第二次抵消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此后，美欧积极利用在通讯技术、导航技术和精确制导弹药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公域”建立战略控制权，实现全球行动自由，随心所欲地在各个战区之间实施机动。特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视为精确制导力量得到强化的最重要体现。战争见证了美国精确制导弹药、导航系统和隐身技术的作战运用，并且引发了人们对于新军事变革的广泛讨论。在此后美军在西巴尔干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中，精确打击力量的运用呈指数增加。
有意思的是，这场新军事变革虽然源自“第二次抵消战略”，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走向成熟。此时，欧洲国家大幅度削减了防务开支，美国则开始将地缘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这显然阻碍了欧洲国家发展精确制导力量的进程。但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十年，在美国实施的全球军事干预行动中，欧洲仍然是政治和军事伙伴，这也有助于推动欧洲在概念和技术领域加快精确制导力量的发展。
自冷战结束后，精确制导力量带来的技术优势、在全球公域建立的战略主导地位以及竞争大国的不复存在，为西方地缘政治扩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并且在美国和西欧催生了远程作战概念。北约关注的焦点逐渐从“集体防卫”转向“域外危机管理”。1999年，英法一致同意建立新型欧盟“共同安全防卫政策”，实施外部危机管理。
事实上，军事技术优势以及地缘政治竞争者的缺失，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坚定了“全球公域是西方军事力量安全区”的看法。西方国家将全球“准入自由”和“行动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强调打造远程作战能力，特别是优先发展战略空运和海运能力、战术空运和空战能力以及天基情报监视侦察与通讯设施。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得以分享“第二次抵消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
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出台
国防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表明“全球作战准入与作战机动不受阻碍”的观点可能正在走向尽头。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意味着美国实施远征作战行动的战略空间受到压缩。因此，美国必须努力在东亚和欧洲建立威慑与稳定。加之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使美国防务开支受到限制，美国难以在劳民伤财的远征行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不过，美国力量投送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可能来自军事技术领域。
过去20年见证了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扩散，包括精确制导弹药以及精确导航与定时等支撑技术。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俄等国已开始利用精确打击系统发展反舰、防空、反卫星、网络战和电子战能力，以限制美军在亚太和欧洲的准入权。
20年来，中国发展了一系列侦察、通讯和导航卫星，能够对东亚许多地区的机场、港口和指挥通讯中心等固定设施实施定位。中国还研制了大量的近程与中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中国并未像美俄那样，签署禁止部署中程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射程在500-5500千米之间）的《中程核力量条约》。
数量和精度不断提升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构成了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中心力量。该战略还包括海基和空基导弹、网络战力量和电子战力量，对美国在西太平洋战区的基地构成了威胁，特别是位于所谓“第一岛链”范围内的基地。
中国还研发了陆基反舰弹道导弹，能够对距离海岸1500千米的舰船实施打击。一些分析家将反舰弹道导弹称为“真正的博弈改变者”，能够对第一岛链以外的美军航母和水面舰队构成严重威胁。中国正在研发静音型攻击潜艇，能够配备高速鱼雷和极超声速巡航导弹。此外，中国还在研发小型高速隐身巡逻艇，能够携带远程亚声速反舰导弹。上述武器装备使西太平洋的美军舰队面临的威胁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还延伸至外层空间。特别是中国在2007年的外空测试活动展示了其摧毁低轨卫星的能力。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延伸至深海和外空的决心和能力，不仅威胁着美国的亚太盟国和军事基地，而且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
“反介入/区域拒止”在俄罗斯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苏联寻求获得美国军用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行为，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努力曾使苏联的一些武器系统成功运用美军的作战概念，例如“米格-29”战机参照美军的做法使用了火控雷达。
俄罗斯发展精确制导力量的进程，曾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严重挫折，原因在于防务开支的大幅度削减。然而，自普京2000年执政后，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并且对军事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俄格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实施了数十年来范围最广泛的军事改革，对指挥控制体系进行大规模重组，将苏联时代的陆军师改编为更加灵活机动的陆军旅，并且极大地提高了训练演习的频率，战备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得到增强。根据预测，到了2020年，俄军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系统的现代化程度将从2008年的10%上升至70%。
与此同时，“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概念和作战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不过，其中的一些作战能力因为对技术水平要求高，难以进行移植。特别是弹道导弹和隐身攻击潜艇，均需要强大的技术和人力支持体系。相比之下，巡航导弹的扩散速度更快。而且，精确制导系统在火箭、火炮、迫击炮、导弹、反坦克弹药以及肩扛式地空导弹方面的应用，将极大地增强不发达国家和恐怖组织的军事潜能。美国的竞争对手通过对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进行加固、隐蔽和分散部署，可以削弱美军精确打击的效力。上述“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和战术的发展状况表明，对手的精确打击体系已经走向成熟。
在对“反介入/区域拒止”问题进行探讨时，必须考虑到地缘政治背景。例如，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条件，意味着伊朗在限制对手力量投送和准入权方面无需动用最先进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情况相反，为了对漫长、开阔的滨海地区实施封锁，必须使用更先进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情况则介于中国与伊朗之间，在遇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只需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部署少量的空防和海防作战平台，便可控制邻近地区。但俄罗斯漫长的陆地边境使俄军不得不将力量分散部署在1600千米长的边境线。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一是白俄罗斯在战略上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近，且并非北约成员国；二是除了在波兰之外，北约并未在靠近俄边境线地区部署攻击力量。
早在2001年，美国《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就已经发出警告，即将来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将对美军力量投送构成威胁。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威胁。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此后进行的反恐战争，使美军的力量资源和战略关注朝着反暴乱和国家重建的方向转移。
随着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趋于平缓，美国开始重新关注中国的军事战略崛起，并着力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战区构成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应对这一威胁提供了新的动力。“第三次抵消战略”正是基于这一广泛的政治和战略背景。美国的许多防务官员也承认，当前关于抵消战略的探讨主要还是围绕着中国在西太平洋战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关于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问题，目前的概念争论主要围绕着强调“挫败”对手还是“防范”对手。挫败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涉及进攻和防御领域。迄今为止，进攻性战略思想大多围绕着“空海一体战”进行，将中国境内的导弹发射器和指挥控制系统作为打击目标。而防御性战略思想则致力于通过运用激光技术和电磁轨道炮，使导弹防御系统更为可靠，成本更低。
在美国看来，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实施军事力量投送将越来越困难。按照防范战略的逻辑，运用“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的做法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对美国而言可能更现实。办法之一是“离岸控制”，即推动美国与地区盟国合作，限制中国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实施机动。美国及其盟国通过遏制中国对第一岛链地区空域和海域的控制权，威胁中国的海上补给线，提高中国实施攻击行动的成本，从而以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方式重新建立常规威慑。离岸控制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能够避免对中国领土实施直接攻击，从而降低了遭受核报复的危险。
挫败和防范并非排他性作战概念和战略。发展能够直接打击中国本土部队的能力，将迫使中国加强自身防御，从而使原本将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等攻击型作战系统的资源被分流。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同时具备挫败和防范作用。总之，在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实施作战行动，需要摈弃非隐身飞机、水面舰艇以及大规模地面部队等传统概念。在情报监视侦察方面，同样需要突破空基设施的范畴，探索能够取而代之的侦察系统，例如高空与低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
不过，重心究竟是放在挫败对手还是防范对手，将影响到未来的能力建设，因为不同的战略和作战概念需要不同的能力组合。例如，致力于挫败对手的攻击型战略需要运用远程攻击能力，例如洲际导弹、远程隐身轰炸机和攻击型潜艇，以及反潜力量、网络战和电子战力量。防御型战略则注重运用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保护西太平洋战区的美国盟国、军事基地和海上力量免遭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攻击。在这方面，定向能系统与导弹防御系统在战术和战略层次的融合程度将逐渐加深。防范战略要求美国及其主要地区盟国投资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包括机动型近程和中程地空导弹、地地导弹、反舰导弹和反卫星导弹，以及水下作战、网络战、电子战和海上布雷系统，并且采取加固和分散部署的措施。在此背景下，美军和盟军两栖作战和特种作战部队将参与“不对称作战”和“延伸威慑”，从而增加中国发动攻击行动的成本。
自普京2000年执政后，俄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并且对军事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
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对欧洲的意义
在美国开始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时候，欧洲似乎仍然抱着20世纪90年代的心态。在作战能力发展方面，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未来的战略环境相对有利和宽松。然而，“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将对北约东部侧翼和欧洲南部邻近地区构成威胁。
欧洲东翼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和混合战：欧洲防务面临的挑战
俄罗斯成功研发精确制导系统，使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得到了很大改进，包括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形成交叉，地地弹道导弹以及陆基、空基和海基导弹力量更加集中，反潜战力量更具层次性。近年来，俄罗斯对邻国领空实施封锁的能力得到了增强，甚至在危机和冲突时期限制对手舰船和地面部队的机动。在2014年以及2015年年初，俄罗斯使用炮兵和大量的电子干扰力量，极大地限制了乌克兰军队的通讯能力及其进入顿巴斯地区的准入权。
与俄接壤的北约成员国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越来越严重。俄罗斯的一体化防空系统和对地攻击导弹可以覆盖所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大片波兰领土。俄罗斯还宣称在加里宁格勒部署S-400导弹，将对北约在欧洲纵深的军事行动构成威胁。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警告称，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化，在黑海地区形成了“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并且一直延伸至东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俄罗斯在摩尔曼斯克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对挪威全境以及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一部构成“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俄罗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对北约构成了现实问题。如果发生冲突或者危机，北约向前沿国家调遣战机和军舰的行动将会面临危险，无论是在东北欧、东南欧还是北极。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弗什鲍将军承认，北约战机和军舰在进入前沿国家时，很容易遭受俄军低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对地攻击导弹的打击。而且，“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使俄罗斯的信心受到鼓舞，国际行为更具攻击性，包括实施所谓的“混合战”或者“非线性作战”。
迄今为止，关于俄罗斯在东欧构成威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混合战”或者“非线性作战”方面。事实上，根据俄罗斯军事战略，混合战与“反介入/区域拒止”战术将结合运用。一方面，这将增加对北约在军事危机时期实施干预行动的威慑——即首先通过提出模糊的或者非军事性的理由，对受威胁国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其次通过增加北约部队遭受失败的风险，强化俄在西欧国家心理中造成的地缘政治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增加西方增援力量的军事和政治成本，从而削弱北约在前沿国家的可信度。这样一来，与俄罗斯进行和解的呼声将会更加高涨。
在对“反介入/区域拒止”与“混合战”结合运用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时，有必要确定相关国家面临的威胁类型。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有着较为稳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国内民众普遍抱有反俄心理，因此俄罗斯的宣传战以及政治和经济渗透不太可能奏效。不过，这些国家还是会受到俄罗斯混合战的其他行动方式的威胁，例如网络攻击，切断能源供应，或者特种作战部队的小规模袭击行动。而且，这些国家更加担心北约在东北欧地区常规军事力量平衡的下滑，特别是在面对俄罗斯“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情况下。
东南欧的北约国家同时面临着混合战和常规作战的威胁。一方面，克里米亚的军事化使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可以覆盖黑海盆地的大片地区，从而使俄在常规军事领域更有可能占据主导性。另一方面，东南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相对脆弱，国内的亲俄人士明显多于东北欧国家，从而使俄罗斯有更多的机会实施政治、文化和经济渗透。作为北约伙伴国的乌克兰，面临俄罗斯“反介入/区域拒止”和“混合战”的威胁最为严重。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也可能成为俄实施渗透的目标。
俄罗斯巧妙地结合运用“反介入/区域拒止”和“混合战”策略，使北约需要从中吸取许多教训。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考虑到东部侧翼的地理条件，并且认识到俄罗斯的实力以及欧洲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局限性。“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军事技术基础，可能与美国在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类似。因此，美国关于抵消战略的探讨，可能值得北约和欧洲进行借鉴，无论是在概念还是能力和技术方面。北约需要解决的首个概念问题是如何在挫败对手与防范对手的战略或者作战概念方面建立平衡。与美国在西太平洋采取的措施类似，北约似乎应该同时实施挫败与防范措施，迫使俄在进攻和防御行动中分散资源配置。
防范战略主要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俄罗斯实施“反介入”。该战略特别适用于许多欧洲国家。从政治上看，对俄实施“拒止准入”要比对俄领土发动直接攻击的挫败战略容易得多。而且，大多数北约前沿国家并不具备与俄相抗衡的军事技术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雅库布·格里基尔曾提议采取“排除性防御态势”，即北约前沿国家依靠西方盟国的援助，发展本国的空中、海上和地面拒止力量，消除或者缓解俄罗斯常规部队进攻行动的威胁。吉尔伯特·麦肯则建议北约前沿国家进行“持久战”，即通过大量的小规模非常规部队、预先配置的秘密武器、支援网络和辅助设施，实施机动、伏击和破坏行动，从而极大地增加俄罗斯攻击行动的成本。类似的办法还适用于东欧的一些北约伙伴国，特别是乌克兰。
与此同时，北约还应该争取挫败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与防范战略相比，挫败战略对技术的要求高得多。在这方面，美国作为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措施之一是发展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抵消战略中运用的一些技术，例如定向能技术和电磁轨道炮，对欧洲国家同样非常适用。不过，由于成本和技术要求太高，只有一些欧洲强国才可能掌握这些技术，并且需要美国提供技术援助。无论如何，美国自身的力量对于欧洲的导弹防御非常关键，无论是在战术层次（在欧洲建立“萨德”系统）还是战略层次（覆盖整个北约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另一个方案是发展能够挫败俄罗斯“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攻击力量，以恢复威慑能力。这需要在发展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采取措施。在常规武器方面，需要发展隐身空空和空地系统、潜艇、网络和电子攻击武器以及近程和中程导弹，能够打击俄军导弹发射器和指挥控制系统。此外，北约还应保持核攻击方案，用于实施升级控制，并将其融入欧洲东部侧翼的防御与威慑力量建设之中。
欧洲国家应投资发展能够对付“反介入”系统的情报监视侦察力量，这对于防御与威慑以及向南部邻国实施力量投送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可以降低对空基侦察设施的依赖程度。在这方面，抵消战略探讨的一些侦察装备似乎同样适用于欧洲，例如高空与低空长航时无人机。
北约谋求在挫败战略与防范战略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但应考虑到欧洲战区的地理条件以及各个盟国的力量资源情况。在这方面，前沿国家应主要采取防范战略，西欧盟国则可部署更具攻击性的纵深打击力量，以挫败俄罗斯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由于邻近俄西部边境的国家并不具备与俄对抗的军事力量，因此这种分层次的防御体系能够适应各个北约国家的实际情况，使北约能够在俄射程范围之外维持高端作战平台。
“反介入/区域拒止”与欧洲国家远征行动面临的挑战
“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还可拓展至欧洲南部邻近地区——从几内亚湾穿过萨赫勒、地中海和红海进入西印度洋，延伸至波斯湾。欧洲南翼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总体尚未成熟，但各个国家和各个行为体构成的威胁程度各不相同。
“反介入/区域拒止”是南波斯湾和西印度洋面临的潜在问题。波斯湾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伊朗“无需动用最尖端的力量，便可限制其他国家的力量投送和进入沿海地区”。伊朗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将先进的防空系统、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潜艇等尖端武器与精确制导系统和常规弹药结合使用，并大量发展水雷，从而能够利用地理优势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南波斯湾的基地构成威胁。巴基斯坦则新近购买了反舰巡航导弹，从而使西方国家向北阿拉伯海实施力量投送面临更多的威胁。
伊朗和巴基斯坦“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可能会在波斯湾和西印度洋产生“连锁反应”。美国在南波斯湾拥有不少盟国和基地，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而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能源和经济利益以及作战行动同样会受到威胁。
“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正在迫近欧洲。在叙利亚，俄制精确制导地空导弹以及数千门高射炮组成了先进的防空网，增加了欧洲国家实施力量投送的难度。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在未来数年内也有可能利用精确制导系统，提升“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就连恐怖组织也正在获取精确打击武器。例如，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游击队就曾使用反坦克制导导弹对以色列实施打击。
一些美国和北约官员声称，鉴于阿萨德政权拥有较为强大的防空系统，如果没有美国的实质性参与，欧洲国家在2013年几乎无法对叙实施军事干预。这意味着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无法进入黎凡特的某些地区。如果欧洲不能着力发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能力，在未来可能同样无法进入北非和西非的某些地区。而且，非洲和中东的某些国家和行为体在拥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后，在未来更有可能实施非对称作战，从而削弱欧洲的常规威慑力和政治影响力。
“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当前及未来在欧洲南部邻近地区的扩散，将使欧洲国家在非洲和中东许多作战区域的准入权受到挑战。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准入权主导着欧洲的远征作战概念和能力，并促使欧洲国家强调发展军用运输机、加油机、通讯卫星和直升机。这些作战平台并不具备隐身性，在“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环境中容易受到攻击。
在力量投送方面，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的许多概念和能力同样适用于欧洲。但需要考虑到欧洲南部邻近地区的特殊性。在该地区，欧洲面对着一系列中等国家、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的成熟程度和技术水平各不相同。不过，该地区并没有竞争性大国，也没有哪个国家威胁对欧洲使用核武器（伊朗可能例外），“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总体尚不成熟，这意味着在该地区实施进攻性战略的风险不及欧洲东翼。
欧洲国家在南部邻近地区实施力量投送面临的主要障碍在政治层面，即民众对海外军事作战行动的抵触心理越来越强烈。因此，欧洲国家的力量投送方式将越来越巧妙，特别是发展能够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力量，例如攻击型潜艇、攻击无人机、特种作战部队、攻击型网络战和电子战力量。如果欧洲国家希望能够在更远的地区实施力量投送，还应发展远程监视和打击力量。
结 论
本文寻求探索美国新兴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可能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适用于欧洲国家应对在东部和南部方向面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从概念上看，目前美国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方面的挫败战略和防范战略，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欧洲国家。简而言之，欧洲应该更重视发展战略和战术层次的隐身技术，实现从规模性向灵活性、从重数量向重质量的方向转变，并探索新的部队战场运输方式以及发展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性。
不过，“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所有方面都适用于欧洲，需要考虑到东欧侧翼和欧洲南部邻近地区的地理特征，以及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政治局限性。远程打击能力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抵消战略的核心，而欧洲与俄罗斯、北非和中东的距离相对较近，近程和中程导弹、战机和舰艇更为实用。此外，人们还需考虑到欧洲东部侧翼和南部邻近地区的差异。正因为此，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方面，欧洲在东线主要采取防范战略，在南线则主要采取挫败战略。
有意思的是，北约虽然在东线面临着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但在南线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构成威胁。不过，在南线实施挫败战略，要比东线有着更好的技术和政治基础。西欧盟国的军事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足以打造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能力。然而，由于南线并不存在东线面临的地缘政治威胁，可能会使西欧国家在增加防务开支时将继续遭遇文化和政治障碍，并且阻碍这些国家通过大幅度调整防务政策提升对美合作层次的可能。这就是欧洲安全的悖论：愿意与美建立新型抵消战略联盟的国家缺乏能力；能够与美建立新型抵消战略联盟的国家缺乏意愿。
总而言之，欧洲国家需要就抵消战略问题与美建立对话机制，但各国具体的对话方式可能各不相同。英法已经与美国建立了这种双边对话机制，并且为其他欧洲国家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如何在概念、技术和工业领域借鉴美国的抵消战略。不过，为了实现跨大西洋关系的内聚力和互操作性，其他欧洲国家同样有必要与美建立这种双边或多边对话合作机制。
本文的重点是如何应对欧洲东翼和南部邻近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但需要就抵消战略及其对欧洲的潜在影响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探讨。首先应从更具全球性的视角去研究欧洲战略和跨大西洋关系，并且更多地关注亚太地区。随着亚洲强国的崛起，其影响力向西延伸，穿过印度洋、中亚和北极，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与欧洲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平衡。
欧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同样有着军事技术方面的利益。鉴于亚太地区有可能引领未来全球军事技术创新，欧洲国家与亚太国家的交流情况将决定其能否迎头赶上下一波全球军事技术变革。因此，欧洲需要更重视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和防务工业联系，特别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在美国应对西太平洋“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从军事战略层面看，我们还需探讨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军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全球商业领域的技术和概念创新，并结合美军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探讨如何使防务采购进程更具灵活性，研究这种做法对于欧洲国家的适用性。一些北约官员也提出，跨大西洋纽带关系应该超越能力发展的范畴，拓展到工业与研究开发领域。因此，欧洲国家可能需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发挥欧洲转型司令部的潜能，并加强欧盟与北约在这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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