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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恢复高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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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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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天林：我英语笔试单科成绩列居辽宁榜首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李天林，1978年10月入读南开大学外文系。1982—1989年在空军司令部做过英文翻译和外事秘书工作。1989年转业，次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起任美国某公司驻华首席代表至今。
本文作者
原题
那一双双友善的手，
把我托进了南开校园
1977年秋，当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传来时，有志青年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我当时的心情却是失落沮丧到了极点，因为我显然不在报考之列。
那年我20岁，在辽宁金县海边的一个空军机场当兵已经是第二年了。记得那是一个东北初冬的傍晚，连队近旁农村的有线广播传来了恢复高考的通知，我驻足路边，仔细聆听这一消息，一个字也不敢错过。我听得清清楚楚，招生范围是“工人、农民、下（回）乡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军人……”
显而易见，现役军人不在招生范围内。听到这儿，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望眼欲穿的高考，居然再次与我擦肩而过！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大失所望了。
1975年末，临近高中毕业，老师们纷纷传言，教育部长周荣鑫正在筹划考试选拔部分优秀应届毕业生，以加强工农兵大学生队伍。这个消息，给正准备下乡的我们，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另一种希望。然而世事多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总理辞世，社会上又刮起“反击右倾回潮”的阴风，身为周总理前秘书长的周荣鑫部长首当其冲，再次落难。直接上大学的梦想就此破灭。正好1976年部队扩大在北京城区征兵，毕业后我就与同班另外十个男生一起走进了军营。
军旅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严格紧张的训练，粗劣的伙食，外加无穷无尽的高强度劳作，不是烈日下在海边挖沙子鹅卵石，就是大田除草间苗，起猪圈淘厕所，终日难得片刻清闲。但是，即便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有朝一日继续求学的理想，并没有在我的心中泯灭。
1977年夏末，中央计划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社会上已经不胫而走。在北京的同学来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正当我跃跃欲试时，招生范围的限制，又给我当头浇了一桶冰水。我只能盼着服役期满立即退伍，回北京复习迎战1979年的高考。
我对自己的未来做了规划。我在汽车分队服役，因为中学基础好，理解接受能力强，当学员时很快就脱颖而出，训练队刚刚毕业就被留下担任教员，讲授汽车原理构造维修课程。因为读过吉林工业大学和西安公路学院汽车专业的几本初级教程，对汽车专业有所了解，因此打算退役后就报考这两家学校。
我借到一本代数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开始复习，然而进展缓慢，难题需要老师答疑解惑。为难之中，认识了飞机机械师赵元勤。老赵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初等数学烂熟于心，他第一个向我伸出援手，于是，周末我常常步行半小时，上门求教，顺便也帮只学过俄语的老赵辅导我拿手的英语。
这样波澜不惊的日子没过多久，转眼就到了1978年6月。突然有消息说，由于文革中部队院校关闭，当年将选拔少量干部战士参加地方高考。这消息无异是平地惊雷，来得太突然了。进一步的消息说，每个连队先推荐一人，报团政治处再最终确定三人。看来连队推荐将是我要过的第一关。
连里官兵都知道，连长和指导员素来关系不睦，意见往往相左，这么宝贵的机会，他们要是推举各自的同乡，那我该怎么办呢？但是还没容我多想，就听说连长指导员居然连支部会都没开，两人碰了个头，就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共同推荐我去，这令我万万没想到。
看来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大局上，两个基层干部，此刻各自都展示了高风亮节和水平，作出了对我充满善意的决定。
机会突然来了，可是此时距开考不足一月了，我的数学还没复习完，物理化学根本没碰，而且手边连本教材都没有。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考上汽车工程专业的水平，实在不现实，况且我每天上下午还要带近40个学员上课，我陷入绝望中。此时老赵又再次给我指点迷津，建议我报考文科的英语专业。
我的英语有家学底子，小学毕业前父亲就给我开过蒙，中学五年坚持自修，更受过名师数年辅导，高中时就读过不少本大部头的英文原著，也找机会同欧美人实际检验过口语水平。当兵临行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母校英语老师对我的投笔从戎都表示了惋惜。
老赵了解我的情况，他分析说当年考英语的达到我的水平的肯定不多，就算一个县平均录取一个，我也有很高的概率。他进而说：“有快马就要骑马，不要骑牛。目的是考上大学，学什么都是人才，没必要在汽车专业一棵树上吊死。”
听了老赵一席话，我茅塞顿开，立即决定改骑快马，报考英语专业。
但是事情远没有选专业那么简单，十几个候选人报到团政治处后，很快就产生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人选，竟都是来自北京不同中学的同年兵。然而还没待宣布，师政治部又电话通知，每团考生压缩至一名！
这下子僧多粥少，政治处主任认为我报的是外语专业，将来回部队用处不大，几名干事分别负责组织、群众、文化宣传和干部工作，七嘴八舌，看法一时难于统一。
考大学是由管干部的杨春生干事负责，他是来自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自己酷爱读书学习，平素对我们这些学生兵比较器重，而他恰好是我当学员时的前任排长，彼此了解。于是他建议进一步考察三人的情况后再行定夺。主任忙于出差，就将此事全权交给了杨干事。
再次开会，杨干事先强调了名额的来之不易和战之必胜的重要性，获得了其他几名干事的共识。他进而分析三人虽旗鼓相当，但我的英语水平远超一般考生，取胜机率更大。就政治处主任认为外语在部队用不上的说法，他指出培养人才眼光不能局限在家门口，外语在我们这个小机场的确用不上，但是外语人才空军一定用得上，空军首长一定用得上。
陪同空军首长在美军基地参观F-15战机
十年后，当我作为外事秘书，陪同空军首长走进美国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这段话，不免由衷地佩服杨干事当年的先见之明。在我的高考路上，杨干事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报请师部批准后，杨干事郑重其事地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参加考试。此时我反而没有欣喜，只感到担子沉重。距离7月20日开考，只剩下23天了！我手边除了《毛选》第五卷和一本《世界地图册》外别无他物。
战友们闻讯，老班长拿出了一本字典，小胡借给我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小朱摘下了手表递给了我。连队的老职工，也送来了子女用过的中学课本。唯一的一本英语教材，来自同为候选考生的战友陈革胜，虽然无缘高考了，但他仍无私地借书给我。
在京的发小晓山得知消息，一周后寄来了一套宝贵的复习资料。我自知时间紧迫，就在日历上把仅有的这23天上打上了红色的格子，过一天就划掉一格，以此警醒自己。
复习起来更是通宵达旦，实在困顿，就睡上20分钟，关照夜班哨兵到点务必唤醒我。如此反复，一夜最多睡上两三个小时。好在个人体质不错，顺利地挺过了这20多天。
在美求学
由于人数太少，外语类考生集中在金县一中考场。7月18日，副指导员廖焕民陪我赶到70里外的县城，当晚便去熟悉了考场的路线。7月20日到22日三天，为了我专心考试，老廖不但打理了所有食宿后勤杂务，而且半小时的路，上下午都陪我徒步往返。我在里面考试，他便在树荫下席地而坐，一等就是两小时。其实前一段我的报名缴表、领取准考证等一应手续也都是老廖一趟趟乘长途车到县教育局替我操办的，种种这些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外语是最后一场考的。全县才二十几个考生，日语、俄语考生各占一列座位，英语两列。试题中最难的是一段关于星际天文的科技小品文的英译中，这段文字今天我仍觉得用于高考有点佶屈聱牙。
我写完后就发现监考的两个老师站在我桌旁看个不停。交卷后她们才告我，其他人都没写出来，到我这儿她们才明白这一段文字讲的是什么。其中一个感叹道:“要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你这样的人才岂不浪费了？”是啊，真正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还是邓大人呀！
陪同美国前国务卿黑格上将会见江主席
成绩出来了，我总分超过400分，政治处的安干事看《大连日报》报道，全市只有29人过线400分，见到我，他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小子没让我们白忙活！”好消息瞬间就传遍了营区，连长指导员看见我也都笑盈盈的。
几周后，在位于大连市内的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今大连外院）口试考场上，一个中年女考生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是该校的英文打字员，她听从省里阅卷回来的老师讲，这一年辽宁省英语考得最好的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问是不是就是我。
我英语笔试只犯了拼写之类的小错误，得了93.75分。后来我得知，这个专业成绩不仅在辽宁高居榜首，而且超过了当年北京、山西、河北等多省市的最好成绩。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南开大学的外文系，金县教育局的副局长说，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北大，力劝我改志愿。考虑到北大离家太近，容易影响学习，况且南开也是名校，我坚持选择了南开。不久，师政治部就转来了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国庆节后，我背着士兵简单的行装，走进了南开的校园，戴上从报到处领到的校徽，我不禁感慨万千，回顾起过去四个月中的种种经历，便想起了老赵、杨干事、老廖，连长和指导员，还有那么多帮助过我的人们，正是他们伸出的一双双充满友善的援手，托举着我，让我在短时间内，成就了求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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