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 | 全球股市暴跌或促中美贸易谈判破冰【走出去智库】

《美国观察》周刊  

10月10日，美国股市出现了过去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并波及亚洲与欧洲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全球股市迎来六个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特朗普甚至为此两次痛批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不明朗的经贸局势亦是全球股市大幅动荡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难辞其咎。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全球股市集体动荡，会否影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走出去智库（CGGT）本周推出新一期《美国观察》，由孔闻峥在美国为您提供前沿的资讯分析。

新闻观察

国庆假期后的这一周，可能是近期全球股市动荡得最狠的一个星期，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一周内均下跌超过5%。周四，全球股市已经退至3个月来最低点，美股更是经历了八个月来最糟糕的一天，欧洲股市跌至2016年12月以来最低点。

市场创造了特朗普上任以来最惨烈的跌势，特朗普果断将“锅”甩给9月进行了本年度第三次加息、并且可能准备12月再来一次的美联储，大骂美联储“疯了”。

彭博社的评论则一针见血：对于一个喜欢拿股市增长当做自己经济政策成果的总统来说，在离中期选举不足1个月的现在批评美联储，不过是为了在接下来可能继续的市场下滑中，给自己找个替罪羊罢了。

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对市场当然有影响，但是特朗普自己也难辞其咎。越来越莫测的中美贸易，给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内因外因一同发力下的美国股市

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降低了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月的3.9%降低至3.7%。其中，全球贸易的下降趋势相当明显：去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额为5.2%，是经济复苏以来最好的一年；而IMF的最新预期里，全球贸易增量为4.2%，比4月时的预期值再降0.9%。

如果4月IMF对贸易保护主义、关税问题仍更多是处于防患于未然的阶段，半年后的今天，IMF则是已经看到了美中、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间的贸易争端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美股连续大跌，也多少受到了这种“溢出效应”的牵连。瑞银的分析指出了这一轮股市下跌的几个原因，一方面就是特朗普说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加息首先让美国国债变得更有吸引力。本来今年国债收益率就一路上升，在过去六周内更是大涨40个基准点。这样一来，风险更高的股票市场自然丧失了部分吸引力——这对于那些债务水平较高、或者依赖低利率的公司，尤其是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更是个挑战。

而且，瑞银的分析认为，不断增长的美国基准利率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商业周期的末期，并很可能将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这样的预期更与IMF等国际研究机构的经济预期数据相符。

刨除美联储政策的作用，对美股影响最大的就要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因为对很多公司来说，中国产品、中国生产线都是他们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税的出现让公司成本增加，因此也将导致跨国公司利益受损，更不用提直接将中国作为重要出口市场的一些行业。成本增加、需求减少，市场对美国企业的担忧也直接反映到了股市。

当然，由科技股大跌带动的本次股市大跌，也有市场自我修正的成分。标普500的65个科技类公司中，有52个在本次下跌中都比52周最高点下降了超过10%。美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分析就指出，美国科技股，这个今年一直炽手可热的市场宠儿，其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应有价值。因此此次大跌也未尝不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这样看来，这次的美股大跌是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现象。但是，几乎所有分析一致指出的一个诱因，无疑就是贸易。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始终看不到解决方案，让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后果越来越难以估算。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将绝不仅仅影响到中美两国的经济、两国的消费者，对中美乃至全球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形势，都会有不小的冲击。

贸易战？“新冷战”？美国：希望中国继续开放

此前习近平主席访美的场景显示，和特朗普在桌前握手，两个人都面带笑容、其乐融融。但在上周，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发言，将中美之间的问题从贸易扩大到了更高的国家安全层面，一时间媒体纷纷怀疑，这是“新冷战”开启的序幕。

在笔者最近参加的一场中美关系研讨会中，前副助理国务卿Thomas Christensen则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新冷战，这只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但是它比冷战还要复杂的多，因为在数十年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纵横交错，早非冷战时期“非黑即白”的立场分明。

中美之间，竞争一直存在。但是中美关系发展到40周年，几次危机也被尽数化解，不得不说双方的经济利益、商业纠葛做了其中的“和事佬”。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却决心忍痛无视美国在与中国交往中收获的经济上的好处，铁了心与中国摊牌，把贸易逆差、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市场准入、强制授权等等问题全部拿出来讲，又辅以关税作为筹码。

对于这种行为，美国学术界批评的声音不少——全部是集中在具体手段即关税上的。但是对于特朗普的目的，却是赞同者占了多数。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经济上美国所忧虑的，是中国越发走向产业独立、中国市场中美国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

Christensen就指出，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现在华盛顿的大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中国政策的不满要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巨大的需求市场，在金融危机中为全球经济度过难关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这之后的中国似乎变得更自信了，但是这种自信也给开放、国际化的道路带来了一点偏差：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更具有侵略性，也更不具国际化。就拿中国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为例，麻省理工大学(MIT)的国际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觉得这样的政策是中国扶持本国企业、追求产业独立的号角。美国反对的与其说是这些政策带来的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不如说是美国企业失去这些行业的中国市场。

这不单是政府的态度，更是企业界的态度。曾经，美国的企业界是最偏向中国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广大的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一直是平衡华盛顿对中国不友好态度的中坚力量。然而近几年，企业界的态度却在发生改变，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间的竞争日渐艰难，各类政策对外国企业也不够友好，这让企业界觉得改变迫在眉睫，或许这也正是特朗普的底气所在。

中美经贸是否有让美国接受、让中国也获利的改变呢？当然是有的。

首先，美国学者们提出了提升效率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具体到国有企业、广泛说到商业体制，效率都是亟待提升的一环。这也是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开放市场的一个必要性所在：缺乏竞争的行业也会缺乏改进的动力；而且中国的市场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一窝蜂”，一旦发现某个行业、某种模式有利可图，那么各种相关企业马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管市场是否足够大、资源是否足够多，共享单车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这样的习惯也是造成效率降低、资源浪费的源头之一。如果优质外国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就将会迫使中国的企业提高效率。

另外，美国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市场，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参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美国前首席贸易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就认为，从入市以来，尽管中国做到了很多当初的承诺，在金融和服务业方面却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黄教授则指出，很多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时候，采取的是服务业、金融业先行，这些“基础设施”搭建好了之后，后面的改革发展就会事半功倍。而中国却倒了过来，金融和服务行业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现有的经济——当然效率低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同样对中美企业行业都有利的改变，当然还有知识产权方面。很多美国专家都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是不知道总是把支持产权挂在嘴边的特朗普，是不是会赞成专家们的观点。

长期研究中国金融、保险行业的麦肯锡高级合伙人Peter Walker就指出，现在特朗普采取的政策方针可能会因为太过于强硬而收获反效果——中国因为觉得短期内解决无望，而选择加快产业独立、自力更生的步伐。但是从长远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纽带毕竟是两国关系保持和平稳定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更不宜破坏。而美国方面，今天也终于有一条“好消息”：美国财政部官员在对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研究中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如果这项结论获得财政部长姆努钦的承认，将会稍稍缓和中美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至今大部分美国专家还是认为，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好方法。虽然不少人认为，这次谈判将成为一场拉锯战，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关系学院副院长Merit Janow分析，认为当资本市场有较大反应的时候，会促进谈判的进行。现在，美股跌得如此之狠，或许反而能够促进中美贸易谈判破冰。

资料来源：走出去智库（CGGT）合作伙伴——财新—欧洲货币EMIS数据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皮尤研究中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

作者简介

NANCY KONG（孔闻峥）

美国西北大学传媒学院硕士。本科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经济学和传媒学双学位，专司财经报道和经济研究，是走出去智库（CGGT）北美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栏目简介

《美国观察》主要聚焦关系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中美经贸的财经热点，扫描全球各大权威媒体的报道及评论，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帮助广大读者建立立体的观察视角，追踪和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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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智库（CGGT）专家资源

1全球宏观经济学家

▲ Adrian Cooper

CEO and Chief Economist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

Adrian Cooper(阿德里安•库珀)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监督所有牛津经济学院的全球经济预测分析和咨询项目，带领并管理全球20个办事处的200名经济分析师团队。 Adrian负责领导牛津经济学院的咨询项目，其中包括了欧洲，美国，非洲和亚洲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行业预测和分析，投资建议等等。 在亚洲Adrian也会为领先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就全球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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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Kuijs

Head of Asia Economics

Oxford Economic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

Louis Kuijs (高路易)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区经济研究主管，常驻香港。主要负责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研究与预测，带领并管理区内的经济研究团队。加入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Louis曾在多家公营和私营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大中华区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在供职於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期间，他创立并主写中国经济季度报告，广受好评。Louis还在世界银行有关“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专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Kuijs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他定期为各大国际媒体，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CNBC供稿。

2赴美投资并购产业专家

▲郑江家

走出去智库投资合伙人

北京时间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积极探索国外先进技术与中国转型升级的结合模式。国内某上市公司原总裁，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擅长国际化布局和国际业务开拓。

3赴美投资并购及贸易问题专家

▲ 吕立山（Robert  Lewis）

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

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

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

主要执业领域为跨境公司和商业交易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公司并购、项目融资、电信、高科技交易和战略伙伴安排等业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吕立山律师的代表业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为中国大型承包商拟在拉丁美洲投资的水电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一家地质勘察公司，就其拟收购一家在全世界25个国家有经营机构的某外国石油服务技术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数家中国公司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投资新能源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矿业贸易公司，就其收购美国铝冶炼厂以及投标牙买加铝土矿和冶炼经营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铝冶炼厂，就其拟在印度某铝土矿合营公司进行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就其拟于俄罗斯政府拥有的电力投资公司进行合营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石油公司，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过程中牵涉到的该公司在伊朗的投资经营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就其在欧洲的投资项目和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制造商，就其在美国的产品召回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就其在印度的投资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4贸易救济法专家

▲ 蒲凌尘

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

蒲凌尘，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在业内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在世贸法律、反倾销法、保障措施法、反补贴法、海关法、普惠制、竞争法、投资法领域具有突出的专业能力。曾被商务部聘为“WTO多哈回合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技术顾问小组”顾问。曾任北京律师协会WTO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政法学院、武汉大学WTO学院客座教授。

在近30年的法律实践中，承办逾百起案件。在WTO争端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参与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中国诉欧盟皮鞋案，中国诉欧盟禽肉案；参与越南诉美国暖水虾案，阿根廷诉美国动植物措施案，印尼古巴诉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诉欧盟、美国、加拿大、埃及、南非等调查；在贸易救济案件中，代理企业和行业协会应诉行业损害调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各类的复审调查程序，涉及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俄白哈、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法院诉讼案件中，协助代理中国企业上诉欧盟一审法院、高等法院，并获得了数案胜诉。

承办多起商务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世贸DSB专家组就倾销幅度“归零”做出的裁定对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的“误区”》、《中国企业如何应诉反倾销调查》 等专业文章，代表作《应诉欧共体反倾销律师业务》（40万字）得到学院、律师界的好评。

近年所获荣誉：

WWL Thought leaders 2018贸易法领域唯一一名中国律师；

2018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法律500强》WTO/国际贸易领域领先律师；

WWL Tade and Customs2017 领袖律师；

2016年度《名人录》最佳“思想领袖律师”亚太地区入选3名律师之一；

连续六年被钱伯斯评为第一等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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