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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诗9首

爱尔兰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20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被称为“爱尔兰的灵魂”。
1899年叶芝等人成立了爱尔兰文学会,后来更名为爱尔兰国家戏剧社,被称为艾比剧院,又名爱尔兰国家剧院,并为爱尔兰培养了无数的演员和剧作家。1923年12月10日,因“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58岁的叶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诗人。1934年,他获得歌德堡诗歌奖。
乔伊斯曾说 " 超现实主义诗人无人能望其项背 ",艾略特称叶芝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奥登在写给叶芝的挽歌中感慨," 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 ",而自己 " 成为了他的崇拜者 "。
“叶芝对今天的影响与莎士比亚、琼森或者狄更斯一样。”批评家兼诗人詹姆斯·朗根巴赫说,“他与我们理解的书面英语的形成密不可分。”在诗人依婉·伯兰的指导下,斯坦福大学开展了一个创造性的写作项目,她强调“叶芝对20世纪的抒情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叶芝的创作风格对埃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甚至艾略特都产生过较大影响。诗人兼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博特称叶芝是一位模范诗人,他在很多明显矛盾的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爱尔兰,几乎人人都能背诵他的作品。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去叶芝的长眠之处朝圣。
叶芝一生笔耕不辍,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怀旧情绪,让人每每读之,感慨万千。在他的笔下," 神秘的幻想世界与理想化的爱尔兰交织在了一起 "。
从意蕴绵长的《深沉的誓言》,到沉郁人心的《墓志铭》,叶芝用诗的语言在无数人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作品以字里行间惊人的想象与浪漫气质闻名于世。
叶芝一生创作丰富,他的一生没有失败的诗作,爱情是他唯一一首失败的诗。有人说,­爱尔兰可以没有风笛,但绝不能没有他;他征服了一个时代,却无法获得一个女人的心。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西 方 比 较 诗 学

文艺复兴时期是比较研究方法在西方诗学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追求人文理想,它要求塑造全面发展的人,因而诗学的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综合研究成为这
个时期西方比较诗学的总的趋势。这种趋势集中表现在当时诗学研究的时代风气之上。文艺复兴是打着复苏古代文化的旗号而进行的一场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了替人文主义的理想寻找根据,人们对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发生了兴趣。在这种背景之下,在西方近两千年来一直湮没无闻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极大兴趣。“《诗学》属于亚里士多德最有生气的著作之列。他的任何著作都不如《诗学》那样引起一批才华横溢的解释者的注意,他的任何著作都不像《诗学》那样有许多争议。” (33) 他们把《诗学》从故纸堆中搜了出来,让他走进了学者们的书房。1494年,意大利人瓦拉(Giorgio Valla,生卒年不详)将《诗学》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尽管瓦拉的拉丁文本还不够完善,但是许多重要术语的标准译法就是由该文本确立下来的。意大利出版商阿尔都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于1495—1498年间陆续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文集。由于《诗学》只是《修辞学》(Rhetores Graeci)的一部分,阿拉都斯没有在亚氏文集中收录《诗学》。1508年,阿尔都斯校订本《诗学》终于问世,从而为当时的学术界提供了《诗学》的标准文本。1538年,希腊文本《诗学》出现在巴黎的书店。在此前后,还出现了《诗学》的各种欧洲语文本。至迟从1541年起,就已有学者讲授《诗学》了。1543年,《诗学》成了各大学正式讲授的课程。1545年,在天主教会召开的特兰托会议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但解禁,而且被看成与天主教教义一样具有权威性。这样一来,不但变了当时的学术风气,而且掀起诗学研究的热潮。现在,人们从热衷于柏拉图转向崇拜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成了文艺的新立法者。《诗学》成了文艺的新法典。总的说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诗学》文本之确立贡献最大。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广泛阅读的《诗学》文本是由意大利人斯伽利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1484—1558)翻译的,并于1561年出版。在西方,人们翻译、考据、校正、勘误、注释和研究《诗学》非常活跃,其态度之严肃和工作之热情不下于中国古代对经学的关注。贺拉斯的《诗艺》也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欢迎,对之进行翻译、考据、评注、论述的人不少。在欧洲各国,关于《诗学》和《诗艺》的译本和注释本一般都在十数种乃至几十种以上。我们今天见到的《诗学》和《诗艺》的标准文本,大都逐章逐句标有数字和记号,有的详注本还有逐个单词的索引,这种情形几乎与圣经一样。有了经典的文本之后,研究经典的学术著作便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文索夫的杰弗里(Geoffrey de Vinsauf,fl.c.1200)的《新诗学》(Poetria Nova)值得我们注意,他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比较研究法。
文索夫的杰弗里是英国修辞学家,除了《新诗学》之外,还著有《修辞学中的色彩概要》(Summade Coloribus Rhetoricis)。在中世纪后期,这两部书是诗歌修辞的标准教科书,经常为人们引用。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修女教士的故事》中提到过他,叹息自己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哦杰弗里亲爱的至高的大师,/你那英勇的查理王被射死时,/你曾经抱怨他的死如此心伤;/为何我没有你的才学和句子,/不能像你那样痛骂星期五呢?/因为在星期五他真的被杀死。/那样我怎样悲伤就暴露于你,/因为害怕疼痛的还有大公鸡。”(拙译) (34) 原来,杰弗里写过一篇论文谈论诗歌的做法。在谈哀歌的时候,所用的例子是一首悼念狮心王查理一世的诗。与中世纪的多数英国学者一样,杰弗里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在古代英国曾经是罗马帝国高卢行省的一部分,不过英国人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甚至还感到自豪。本来,在英国有盎格鲁拉丁语文学(Anglo-Latin Literature)的传统,该传统起始于597年圣·安德鲁修院院长奥古斯丁前来比列颠传教,止于1422年国王亨利五世(Henry V,1387—1422)去世。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在英国与在欧洲大陆同样,拉丁语一直是教育和文化的语言。亨利五世乃大有为之君主。虽然他任英国国王只有十年(1413—1422),但政绩辉煌。他于1415年大败法军于阿让库尔,于1419年征服诺曼底,并且于1420年迫使法国接受特鲁瓦条约,从而成为法王继承人与摄政。操英语的民族打败了操法语的民族,而法语是从拉丁语方言的一支演变而来的。这简直是个奇迹!不过从那时起拉丁语文学在英国开始衰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复苏。因为从那时起,虽然还有诗人用拉丁语来创作诗歌,但是听众日渐减少,拉丁语的诗歌只有在教室里面吟诵一下了。尽管如此,较诸英国悠远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来说,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没有给英国文化留下太深刻的影响。或许因为英语不属于罗曼司语族的缘故吧,英国不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诸国那样重视拉丁语的传统,因而许多用拉丁语写作的古代文献和作品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水准非常高的拉丁文教师在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大学中不仅难于做教授,往往穷其毕生的精力只能做普通的语言教员(lector),其待遇与从吾国聘请去教普通话的教员不多。再加上年代久远,不少书目中早已不再收录有关杰弗里的词条了。不过最近以来,由于盎格鲁-拉丁语文学得到强调,人们开始严肃地对待杰弗里了,认为他是一位有成就的诗歌美学家。美国出版的大型文论选中,往往收有文索夫的杰弗里撰写的著作选段。那么,如此高明以至于连大文豪乔叟都自叹不如的杰弗里是怎样论述比较的呢?在《新诗学》中文索夫的杰弗里写道:
比较(collatio)。这第三步就是比较,它须与两条规律中的一条相一致——要么以隐蔽的方式,要么以公开的方式。请注意,有些事物要联系得巧妙,但是某些记号却暴露连接点。公开做出的比较代表记号明白指出的那种相似性。这些记号有三种:由单词more(较多)、less(较少)和equally(相等)来表达。隐蔽地做出的比较不由指出它的记号引入。它被引入,但并不按照自己的面貌引入,而以隐藏的方式引入,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比较一样。(250)但是,你可以说,这样却获得了一种嫁接得极妙的新的形式,在这种新形式中,新的要素完全适合于上下文,好像那新要素是从主题中生出来的一样。的确,新的术语是从别处来的,不过似乎它就是从那里取来的。它从外边来却不像是外边的。它具有里边的面貌却不是里边的。因此它在内外之间波动,在此处和彼处之间波动,在远处和近处波动。它站得远远的,却好像就在手边。它是一株树;假如它被种在有形的花园里那么对题目的处理就更令人愉快。这里有汩汩流淌的井泉之水,在井泉中源头流得更清纯。这里有巧妙连接的公式,在公式中被连接的诸要素汇流在一起,它们互相接触好像它们不是毗邻的而是连续的一样;(260)就好像大自然的手已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了,而并不是艺术之手来连接的。这种类型的比较才是更艺术的;它的用途乃是杰出得多的。(35)
以上是文索夫的杰弗里关于比较的精彩论述。《新诗学》的原文系采用拉丁文诗歌体裁写成,全书长达数千行。为了人们阅读方便,按照当时的习惯,每十行标明行数。圆括号中的数字指拉丁文本中诗行的行数。在这段论述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两类比较。文索夫的杰弗里认为,比较有两类,一类是公开的比较,一类是隐含的比较。比较可以是公开的,比如我们今日常见的文章标题“……比较研究”。比较也可以是隐蔽的,比如,钱锺书《宋诗选·序》就是隐蔽的比较。如果不留心观察,那么很难发现钱先生在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这篇序是一篇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写出来的绝妙论文。在两种比较方法之中,杰弗里更看重隐蔽的比较。他认为,比较应该做得巧妙,显出记号就不好了。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加以认识。他为什么偏爱隐含的比较呢?因为他是从做诗的角度看问题的。中国有句古话“不留斧凿痕”,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杰弗里说,较多、较少、相等这三种记号都不好。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真正的比较应当深入事物的本质。那么,如何才能将比较深入事物的本质呢?这就要求用于比较的诸方面之间应有本质上的联系。这也就是清·王夫之所说的“比类相关”。宋·张载《正蒙·动物》:“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 (36)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物,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同或相异、弯曲或伸展,终结或开始,那么即使有人把它们叫做事物它们也不是对我们有用处的事物。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动物篇》:“凡物,非相类则相反。《易》之为象,《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之相错,余卦二十八象之相综,物象备矣。错者,同异也;综者,屈伸也。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或同者,如金烁而肖水,木灰而肖土之类;或异者,如水之寒、火之热、鸟之飞、鱼之潜之类。或屈而鬼,或伸而神,或屈而小,或伸而大,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观,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钻而生火,惟于天下之物知之明,而合之,离之,消之,长之,乃成物用。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 (37) 比,比较。类,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对象。通过认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王夫之列举了一大串例子,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当然,将比较作得隐蔽,并不容易。笔者认为,就个人来说,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初期,在文章中申明比较,公开标举比较的旗帜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鼓励人们进行公开的比较甚至是必要的。
(二)考据功夫。这一段话虽然是从作诗法(prosody)出发而作的论述,但是也具有在学术研究上如何进行比较的意义。在西方的传统中,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和批评家起初是合在一起的。后来,随着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这三者之间才逐步有了差别。在古典拉丁文文献中,grammaticus,可以指语言学家、语法学家,也可以指语文学家,还可以指文艺评论家。而文艺评论家的工作性质,与比较文学家已经很接近了。至于“修辞学家(rhetor,rhetorician)”或“文体学家(stylist)”,均指文笔好的作家,至今西方各国还这样用。比如,善于演讲的大师级人物可以称为修辞学家。又比如,英国文豪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22—1911)就被称作文体学家。显然,对于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为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即使不能成家,也最好留意这方面的基本训练,时时进行锻炼。如果缺乏古籍整理的能力,那就很难使用中国典籍中的材料。而对于外国语文的研习,最终也还得深入到历史语言学中去,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具有国际水准的成绩来。从前人们常说:考据是成为学者的唯一道路。今天情形有了不少改变,然而考据依然是成为学者的重要道路。材料准确,研究才可靠。唯有拿出钢鞭,才能叫人信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立较晚,欲我国之比较文学真正步入国际学术的大雅之堂,我们还必须老老实实地谦虚谨慎地努力多年。这种努力既包括向中国传统学术学习考据,也包括向西方学术传统学习高级批评(higher criticism)。
(三)材料问题。从事比较研究,与从事其他类型的研究一样,占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是首要的条件。比较,原文用的是collatio一语,而不是通常的comparo一语。从学科发展史上看,这是值得注意的。比较文学,今日通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动词通用compare,名词用comparison,欧洲各国大都如此,仅据各国语言的拼写习惯而略有差异罢了。我们经常说的“比较”,来源于拉丁文动词comparo,意思是把相同的事物(par)放在一起(com),引申为将等同物而放在一起(bring together as equals)、联系(connect)、配对(pair)、匹配(match)、连接(unite)、联合(join)、比较(compare)。(38) 在德文语境中,比较文学用dievergleichendeLiteratur来表达,Ver-是动词前缀;gleich是形容词,相同的;-en是动词后缀;-de是现在分词的标志。由此可见,无论是用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还是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来表达“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其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将等同物放在一起。但是,杰弗里用collatio来表示“比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名词collatio也是拉丁语的单词,它来源于动词confero(conferre,contuli,conlatus,拿来放在一起,bring to gethe)。其中,col-就是con-,随其后的辅音而长生了同化;-latio由fero(bring,带来)变来,这是动词变位中的错根变化,亦即在某些位上借用了其他单词的词根。至今,在拉丁文中还有动词confer,意思是“参照”。拉丁文名词collatio稍加变化就成了英文的collation(核对、校勘、整理),其含义与“比较”仍有联系。“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在西方语文中的变化对我们是具有启示的:它可以用来为我国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正名。我国学界流行一句俗话:“比较文学一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这话有些讽刺意味,至少也是一副调侃腔。不过,别忘了,总还是有东西装呀!肚子里有货,总比追风赶潮玩弄术语人云亦云强。
(四)可比性问题。中国的比较文学总是要发展的。比较文学工作者也在不断地进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眼光也应瞄准国际一流。要想做出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就得提高鉴别材料的眼光。对于比较研究来说,材料虽然重要,但并非一切材料均可用于比较,这里边有个选择材料的问题。《墨子·墨经下》:“异类不比,说在量。” (39) [3](第204页)墨子认为,不同的事物不能比较推论,其原因在于衡量的标准不同。他还举例作了说明,《墨子·经说下》:“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 (40) [3](第204页)空间(木头的体积)与时间(黑夜的长短)之间不能比较长短,智慧与粮食之间不能比较多少,爵位、亲属、操行、物价之间不能比较贵贱。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可比性问题。将没有可比性的东西放在一起,不是比较,充其量只是比附。当然,比附并非完全无益,它是人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初级阶段。比附也能够让人们扩大视野,看见相关的事物,进而激发人们去深刻地认识事物。通过认识相关的事物,也能够达到认识研究对象本身的目的。但是,比附还不能见出事物的本质和联系。要走出比附,进而进入比较,就得寻找一些基本点。这些基本点之间有的具有统一性,有些具有相似性,有些甚至具有恰恰相反的性质。将这些基本点排列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琢磨这些联系的原因,解释它们的关系,并进一步推论到广大纷繁的现象上。一组这样的基本点就构成了可比性。可比性本身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范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可比性也日益得到更多的开掘。有许多人们从前认为缺乏可比性的事物,随着科学的发达,新理论的提出,视觉的转换,也会成为可比的事物。比较可以在多方之间进行,但通常是在两方之间进行,因为多方也可以按照它们的性质之相似或相反而区分为较大的两方。两方之间的比较便于操作,可以把比较进行得深入一些,展开得广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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