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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拉金诗14首

英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在20世纪现代主义风潮盛行时，他一反庞德与艾略特以来晦涩、“学问化”的现代主义路径，主张坚守“英国精神”，回归英诗的格律传统，以一种散文般质朴、晓畅的语言抒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战后英国居民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拉金最常涉及的主题，当时成长于战前与战后断层中的一代人面临着社会的束缚和宗教信仰的丧失，而拉金作品中的冷静、忧郁、幽默与讽刺，恰恰刻画出这一代英国人的精神肖像。

1943年，拉金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毕业生能够找到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由于视力不合格，拉金没有被征召入伍，他曾两次尝试当公务员，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找到了一份在什罗普郡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小说《吉尔》《冬天里的女孩》以及第一部诗集《向北之船》。与其他职业作家不同，拉金毕生都没有靠写作谋生，他先后工作于威灵顿公共图书馆，以及莱斯特、贝尔法斯特、赫尔等大学图书馆。1974年出版的诗集《高窗》被认为是拉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自此之后，他几乎不再写诗，对曾经爱好的爵士乐也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是大量喝酒，写些散文，记录下他对死亡的恐惧。

在公众眼中，拉金是一个严肃、孤独的英国人。他一生没有结婚，过着独来独往的简单生活，极少参与文学圈的活动或接受采访，对出国旅行也毫无兴趣。他认为，旅行只对小说家有用，因为小说家需要新的场景、新的人物、新的主题，但“诗人真正需要专心做的事是重新创造熟悉的事物，他没有义务去介绍陌生的东西。”对于作家所取得的任何名声，拉金都持谨慎态度，他尤其反对作家靠领津贴或官方资助来写作。1984年秋天，就在拉金逝世的前一年，他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但他拒绝了这一荣誉。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他明确指出，桂冠诗人的身份和职责在今天的英国并不明朗，它带来的知名度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非常有害。

怎样理解中国新文学

中国新文学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学或旧文学的对抗而又互通的过程中发生发展的。从晚清经“五四”直至世纪之交，无论哪一次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或者文学革新、文学复兴，都是在认同继承或批判否定中生产出新文学。虽然“新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最先由谁于何时何地提出，难以详考，但是它在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期却被广泛运用，或把“新文学”作为口号提倡或将“新文学”作为文章的命名。1916年胡适写的文学革命“誓诗”《沁园春》，发出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号召；直接在文章标题使用“新文学”概念的就更多了，如钱玄同的《新文学与今韵问题》（1917），任鸿隽、胡适、钱玄同的《新文学问题与讨论》（1918年），沈玄庐的《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1918），周作人的《新文学的要求》（1920），沈雁冰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1921）等。在新文学的评论、研究甚至教学实践中，“新文学”概念也得到认可与运用。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编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源流》，1933年王哲甫出版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4年伍启元出版了《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1935年王丰园出版了《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6年吴文祺出版了《新文学概要》，1935年赵家璧主编了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胡适并指出中国新文学的根本特质是“白话文学”与“人的文学”。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一翼的新文学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据此周扬便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开设的“中国文艺运动”课程编写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但是中国新文学作为真正的法定学科范畴却始于1950年。是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并据此制定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随后编写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大约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新文学研究的史论著作和作品集，除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外，皆使用“新文学”名称；但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作为学科范畴迅速就被“现代文学”所取代，并出现了一批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如孙中田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61）等。这里，它们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截为两段是有明确意图的，即1919年至1949年的新文学被称为“现代文学”，因为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1949年以后的新文学被称为“当代文学”，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然而，到了19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对中国新文学的反思，上述为新文学所用的政治性判断已逐步解构了，“新文学”概念被赋予新的涵义后仍在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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