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63期 苏国勋：我的马克斯·韦伯研究
【石头引】《博士论文》专栏刊出两年以来，陆续推荐了很多优秀的博士论文创作历程。这些创作横跨多个学科、多个年代，既承载了创作者的生命史，也凝聚了学科发展的学术史。透过这些学者的发展脉络，我们能够体会到很多学术传统的承接与继替。第40期嘉宾是孟庆延老师，第62期嘉宾是孟庆延老师的硕士生导师应星老师，本期嘉宾则是应星老师的博士生导师苏国勋老师。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国勋先生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出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关注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苏老师的学术历程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与发展的历史见证。本文是《理性化及其限制》再版的前言与后记，遵照苏老师意愿，一字未易。
另，由于昨天将应星老师错写为孟庆延老师的博士生导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故而删除重发。
【作者简介】苏国勋，1942年生于北京，1961年7月—1965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1965年7月—1978年7月，北京一所中学任教，1978年7月—198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硕士研究生，1981年7月—198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6），1983年7月—198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12月—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91）， 2011年9月—2017年，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思想史、方法论。主要著述有《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5月，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繁体字版；2016年3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2005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合著，2006年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再版），《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第十卷（社会哲学卷）》（主编，1996年3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此外，还有论文多篇，译著数种。
再版前言（修订稿）
这本介绍韦伯思想的引论性文字，是我1987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在陈元晖导师指导下所作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后经删改补充，于1988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初的立意主要是为面临的毕业论文答辩而撰写，没想到出版后成为一本为初读社会学的人引介经典社会理论的入门读物很快售罄。
大约十几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几次与我商量重版之事，都因为我提出要重新修订而耽搁下来。一来是我庸务缠身加之多年的懒惰积习，不愿翻看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二是私下认为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韦伯研究几成显学，加之网络通讯日益发达，点击任何一个相关领域，有关韦伯研究的论著、资料和信息就会源源不断令人目不暇接，而我这本介绍性的小册子的浅显内容恐怕已经过时，况且现时情况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写论文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国家图书馆也只有几本有关韦伯思想的英文藏书。而在现时情况下要重新修订原书谈何容易，其工作量不亚于推倒重做，故心中颇为踌躇。
后来又有两家出版社提出再版的要求并建议保留原书内容，只做个别地方的修改，尽量保持初版时的思想认识和时代氛围，犹如一幅老照片，保留事物原汁原味的本来风貌，人们从中或可追寻到作者思想嬗变的轨迹甚或当时社会思潮变迁的蛛丝马迹，可能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于是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再版时只做这样几件事，一是修改初版时的印刷讹误和明显错误，二是补充一些重要参考书的注释并对初版时存在的注释问题做出说明，三是把后来刊发的几篇与本书内容有关的文章纳入附录作为补充。这就是本书现在的样子。在付梓前还需向读者做出一些说明。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对于韦伯这位在现代社会科学主要领域都有精深论述的德国社会学家，本书只是从总体上勾勒出其社会理论的大致轮廓，突出韦伯思想中的结构方面特征，即发生学的因果分析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的脉络走向，前者可以《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以及《世界经济通史》（亦译《一般经济史》，在他辞世后根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为代表，后者可以他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宗教研究为代表，这两个方面也被称作制度论取向和文化论取向，二者一起构成了韦伯社会学著述的形式方面。
在思想实质方面的理解上，本书强调理性化是其核心范畴，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命运，理性化在其展开过程中包含着价值合理性与目标合理性（也称工具理性）以及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的分化和冲突，它们之间永远处于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对此做出相对化的处理，把握二者的性质及其张力就成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性论述的必要途径。
如果说笔者这些研读韦伯的心得对今天的读者尚有某些启迪作用的话，那么笔者深知仅凭这些肤浅的认识，距离一本真正系统而深入地阐发韦伯的学术思想并对其做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相差甚远。这也是当年笔者在初版后记中自我定位为“韦伯个案研究的引论性文字”的原因，此言决非仅是自谦，而是出于对深入阅读原著基础上对其每一重要领域，包括重要范畴、概念做出专门而详细的研究，在写有大量分析性的论文之后才有可能撰写一部全面阐发这位现代社会理论家思想专著的认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在当时情况下要达致这一目标确有一定困难。
这里所说的历史原因，是指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和知识传承自五十年代初就停顿以来，至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又开始恢复、“补课”，专业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与国际学术界长时间隔绝造成的图书资料严重匮乏和学术信息闭塞和认知隔膜，都使这一学术领域处于百废待兴状态。
现实原因是指80年代中期思想界面对的形势云谲波诡，学术界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议时隐时现，尽管在倡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宏观形势下，原则上对此持“不争论”态度，但围绕韦伯成名作的核心命题“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问题，与传统上“政治正确”灌输的冲突还是过于敏感和直接，对于一篇面临答辩的毕业论文来说，这些内容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起“一票否决”的作用，因而是每一个被考者都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当时的论文写作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状态，从1987年初至深秋历时十个月有余，时刻感受到一股暗流涌动的持续压力。所幸的是，笔者在书中所述见解都是经过认真思考而得出的真实看法，尽管其中的一些看法后来发生了某些变化（例如对传统的看法在后来的文章中已有改变），但这些观点确实是当时真实思想的表露，譬如，在结语部分曾引用马克思的思想批评韦伯，但这并非是为迁就眼前事变而作伪或施放的“烟幕”。韦伯思想最为打动笔者心灵的，就是他在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口中仍在叨念着“真实即真理”（The true is the truth/Das Wahre ist die Wahreit）的临终之言，充分表达出作为一名德国人文学者“以学术为志业”的赤子之心。
本书作为毕业论文，最初题目定为 “马克斯·韦伯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 简单明了、平实无华，符合当年论文的写作风格。书稿经“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审读，决定放入“人文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文化热”方兴未艾的年代，当时的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年轻一代研究人员是这套丛书编委会的班底，大家商议每人都以自己的研究心得为题为丛书提供一部书稿，记得拟定的有关于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以及一些英美分析哲学家的选题，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做些沟通的桥梁工作，这些设想可惜后来由于突发的事变而中途流产。
论文杀青后送交编委会审读，原意是为答辩而征求意见，没想到答辩刚刚结束即接到出版社的发稿通知，询问是否需要按照例行作法加写一些前言或后记之类的说明文性字。这才知道编委会审读后就直接将书稿送交了出版社，这使我有些措手不及，也改变了我原设想的根据出版社审读反馈意见再加以修改的想法，临时急忙赶到上海住在出版社提供的简陋房间里，在没有任何必要参考书的情况下埋头修整了一周时间，加写了一篇极为简单的后记，并把书名由编委会改题的“马克斯.韦伯：现代化的先知”改正为“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这一现行名称。因为我书中想表达的，不仅是韦伯对现代性的讴歌，而且还有他对这一发展过程所带来对人类本性及其文化的戕害趋势，韦伯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层面揭示了理性化这一现代人生存的两难处境。
本书初版之时，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未及对本书有关写作事项做出说明，而是开门见山以正文第一章开始论说，使人感到有些突兀。值此再版之际，追写以上情况忝列前言作为说明。
作者2012年底写于岸边居所
再版后记
一
本书于1988年5月出版后不久，翌年8月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在台北出版了繁体字本，此后连续有三篇书评均出自海峡对岸，可见韦伯思想在海外中文学界的传播远比内地广泛和深入。最早一篇是1989年1月由香港朋友林道群先生寄来的一篇台湾学者杭之先生应香港三联书店之邀，为拟在当年3月创刊的<文化中国>杂志撰写的题为“评苏国勋著<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评论文章的原稿影印件。后来还有随着两岸社会学界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忠华先生1993年来北京访问时惠赠的《韦伯学说新探》（台湾唐山出版社，1992年3月）一书的“书评篇：评海峡两岸的三本韦伯研究专著”第四节，专门评论了“引论的困难和问题”。第三篇是在顾忠华上书的引文和参考书目中提到台湾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张家铭先生曾在1989年《中国论坛》第324期刊发了“解除韦伯思想诠释的魔咒——评《理性化及其限制》”一文，但是由于内地难于见到这本杂志，迄今笔者也未识这篇书评的真面目。所以这里只能针对前两篇书评做出回应。
杭之先生的文章首先简要地介绍了本书各章主要内容，然后指出本书“也许可说是有关韦伯研究之第一本中文专著了”（文稿，下同，第6页），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韦伯知识丰富渊博，思想又极精致复杂，不要说全面掌握其思想，即使精当地掌握其思想要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作为中文世界第一本比较周全掌握韦伯思想的专著，作者的努力是不容易的，应给予一定的评价”（第17页）。此外还着重指出了本书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全书的切入点问题。韦伯思想浩瀚复杂，精当地把握其思想要义选取适当切入点实属重要。杭之先生认为，“比较适当地切入点是从掌握作为现代西方志业文明（vocational civilization）之基础的‘俗世内的制欲精神’（inner_worldlyasceticism）入手”（第10页），批评本书“欲图从类型学的角度，采用《经济与社会》一书展开的理想型论证……结果，许多环绕理性与理性化且环环相扣的主题（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以及统摄了这些主题，结合了韦伯的终身的存在关怀、学术思考与实践的伦理观点，显现了他作为启蒙时代之价值信念的守护者与再诠释之精神面貌的晚年两篇著名演讲，都被割裂到不同章节去叙述”。杭之先生认为，这种章节安排对于初识韦伯者理解“理性化及其限制”的命意，未必会有助益（第11-12页）。
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杭之先生的见解虽确有一定道理，但是每本书的结构安排都是为其论旨服务的，即使同一论题恐怕也难以在何处切入上强求一致，正如文章作法自古无定式，至于从那里起始效果更好，也属见仁见智。本书刻意凸出韦伯论著中发生学的因果分析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两种进路交叉并用不悖，并非完全属意于“《经济与社会》一书展开的理想型论证”。因此，本来具有内在关联的价值合理与工具合理、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两对概念分别被放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两个不同领域加以论述，而两篇脍炙人口的演讲则分别被放入政治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里考察。
显而易见，这里凸显的是概念与文本论旨的实质关联，而不是概念本身之间的形式关联。需要指出，这里的实质（matter）和形式(form)也要视论旨（发生学因果关系抑或类型学比较关系）的变幻而互为表里。中国文论早有“诗无达诂”之说，其实包括韦伯复杂而矛盾的社会思想在内的人文学科理论何尝不是如此，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进路对其思想做出不同的诠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首尾一贯逻辑自洽，就可以得出自己维度的独特认识，但又要承认自己一维认识的局限性，而不能自诩为对客体详尽无遗的把握，这本身符合韦伯本人所强调的要对社会现象做多元因果性考察的思想。当然，社会科学并不就是文艺理论，它们之间尚有区别，但两者的对象都包含人及其行动，即都含有“意志”、情感的成分，亦即都具有人文性质，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把他的社会学理论称为“意志论的行动理论”[voluntary theory of action]即是例证)。这与旨在追求确定性、客观性、因果性、“切事性”的自然科学迥然相异而泾渭分明。
二
第二，杭之先生认为本书在讨论新教的预定论与天职观之间关系时，沿循的是“预定论—天职观—入世禁欲—改变世俗生活（理性化）”的进路，批评这种多处强调“源于预定论的天职观”或者“从预定论得出天职观”的见解，无视同属新教的路德派与加尔文派对预定论信仰程度上存在的差异，指出“是加尔文教之预定论使路德那来自圣经，仍是传统主义之天职观决定性地突破了传统主义，而不是从预定论得出天职观。”（第13-14页）
这里，笔者想说明，本书所说的“源于预定论的天职观”，意在从发生学上看预定论的教义怎样导致教徒的禁欲主义的天职观（经济伦理）的产生，这与杭之先生所说“是加尔文教之预定论使路德那来自圣经，仍是传统主义之天职观决定性地突破了传统主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倒是在预定论信仰与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思想关系的认识上，杭之认为本书混淆了两派之间的根本差异:“加尔文教也冀求‘因信称义’的得救，但其信仰必须是一种‘有效的信仰’，即必须以制欲活动之客观的效果来证明信仰，换言之，加尔文教之信徒必须视自己是上帝之意志的工具而‘因信称义’，这与路德派信徒感到自己是圣灵的容器，倾向于神秘主义与感情的‘因信称义’，如韦伯所说的，是‘救赎之最重要条件的深刻差异’，而不是如作者所说的，只是加尔文派奉行‘因信称义’比路德派更彻底而首尾一贯。”（第14-15页）。笔者认为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指出了本书在理解基督新教不同教派信仰问题上的疏漏，暴露我在把握韦伯思想不精当甚至不求甚解的地方，确实如杭之先生所说，“像这类重要观念之把握的滑落，使我们精当地去把握韦伯之思想的可能打了一些折扣”。（第15页）
三
第三，关于本书资料的引用问题，这也是顾忠华先生《韦伯学说新探》一书“书评篇：引论的困难与问题”中指出的主要问题。两位先生先后不约而同地指出本书在使用国外一些研究者的资料，主要是本书附录所列出的蒙森的《官僚制时代》，罗杰斯的《合理性的局限》以及金子容一的《韦伯的比较社会学》外文书籍时，不符合学术规范，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例如杭之先生在指明存在问题的具体页数之后，指出本书引文“做得不够周延仔细，至少有几个地方引用他书，但并没有清楚注明”。（文稿第16页）顾忠华先生也在指出书中具体章节存在的引文问题后写道：“或许大陆学界对这类情形不常计较，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代表作者并未自行构思如何切入主题，而在若干关键处巧妙地借用他人的贡献”；“这种图一时方便的做法，其实往往得不偿失，而且也是关系到‘学术伦理’如何获得有效保证的老问题”。（《韦伯学说新探》180页）尽管两位先生在书评中也对本书做出一些肯定的评价并给予“同情式理解”，但这些批评即使今天重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和令人汗颜。对此我表示接受两位的批评，承认引文存在的不当并愿对此做出必要的说明。
笔者认为本书之所以存在上述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事情，责任毫无疑问应由笔者个人自负，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因为毕竟这是为接受最高等级的教育考试而撰写的学术论文，如果这里都不讲规范，不以规矩，中国学术何以能成方圆。倘以不熟悉学术规范作口实也不能称其为理由，因为以外国学术为方向攻读多年，长期浸淫国外书刊，怎能以不了解通行的学术规则为自己开脱呢？所以首先我要承认此事无可推托，纯属个人过错，任何将责任推卸到客观原因都是无法成立的。其次，也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使人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境脉络，后来人也可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避免类似的事情重演。
四
如前所述，我从1983年7月入读社科院第一期博士研究生，到87年秋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同期同学都已毕业，第二期有的同学也已通过毕业答辩，而我还在为论文的一些敏感问题而颇费斟酌，踟蹰不前。
当时的情况是，那边，研究生院不断催促研究所安排时间答辩；这边，我在一边加紧论文写作，一边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使论文能比较顺利地过关。所谓合适的时机就是指当年“反精神污染”的政治形势有所缓和，如果形势亦如1987年上半年那样严峻、紧张，那我就只能拖至明年答辩甚至更晚。当初论文选定以韦伯为题也主要出于我个人的建议，导师虽然同意这个选题，但也认为个中许多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过于敏感，多次叮嘱要慎之又慎，当心被人“抓辫子”。现在既然遇到了麻烦，个人就要有所担当，自己做出的选择，就要负起责任。
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绪下撰写论文进度很缓慢，想不到拖到当年秋天形势竟然出现了某种松动，当得到中央某位领导讲“不搞运动”的消息后，导师赶紧通知我立即结束论文写作择日答辩，生怕夜长梦多，机会稍纵即逝，一切又将前功尽弃。于是我连夜加班把论文的最后部分“韦伯的影响”这一章仓促结束，把原准备的一些材料压缩成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这两个学术取向完全相悖流派的影响来论述，我本意是选取最具经验色彩和最具思辨特色的两个流派为代表论述其思想影响至深至广，那么其他许多中间的流派受其影响就不在话下而可一笔带过了。尽管行文中我对此做出了明确交代，但后来还是受到了一些的批评，这也是事前可以预料到的。如杭之写道：“在叙述韦伯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影响时，便显得狭窄，只叙帕森斯和舒茨，而漏掉了很多方面，如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晚近一些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生活之讨论的影响”。（12页）顾忠华先生也认为，“只对结构功能学派与现象学做了功过评价，却无支字片语提及八十年代兴起之‘韦伯热’中较有代表性的发展取向，其中不仅包括在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系统化努力，也表现于哈贝马斯在‘沟通行动理论’中对‘理性化及其限制’这一主题的思索反省。遗漏了这方面的介绍，就一本最新出版的引论而言，实在是一项缺憾”。（《韦伯学说新探》第182页）我非常理解两位韦伯研究专家的中肯意见，在行家眼里看来，谈韦伯影响只谈帕森斯和舒茨，无异于“隔靴搔痒”似的不到位，犯的是“小儿科”错误，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抓住时机赶紧答辩这是首要任务，这是迫于形势“权衡两害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五
论文草草杀青后，接着就要跑坊间的誊印社去打印，其时尚无电脑使用，一切均需手工制作，其中打字制版、校对样版、油墨印刷、装订成册，每道工序稍不留意，就会造成满篇错误，影响答辩时的效用。当年街道办的誊印社属于街道工厂性质，招收的人员文化水准不高，我的论文中还夹杂有许多外文字，因此几乎每个环节都要事必躬亲。
然而更困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第一期的博士论文多是长篇大论，制作经费远远超出当年研究生院所付论文制作费用的一倍还多，那时人们的工资都很低，根本无力抽出个人可怜的薪水去资助论文制作，于是就只能在压缩论文的字数上打主意。最初把一些旁及过多的内容删除，之后又把一般论文都须具备的前言和鸣谢师友的后记悉数勾掉，开门见山就是正文第一章，这样加起来共减少两万多字，还是超额很多，最后就打起了删除注释的主意。当初的想法是保留文稿中韦伯原著的三百多个注释，这对理解文本至关重要，至于参考国外论者的注释，择其重要者仍需保留，其余则可在正文中删除，只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将书目列出即可。后边的这个作法在今天看来明显是有违学术规范的，可在当年这种作法并不少见。一种可能是因为传统中国学术在义理注疏、文字训诂、版本考证上另有一套做法，并不与现行国际规范一致。另一种可能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术界刚刚与国际主流学界开始交流，新旧规范尚未接榫，遑论统一。譬如，那时的期刊上经常可见一篇文章通篇未见一个注释，有的文章只需文末注明“本文参考某某书籍”即可代替全部引文出处。
但笔者认为上述情况并不适用于本书，因为个人终日与国外学术书籍为伍，应该说是諳熟国际学术规范的。那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件事情起到了触媒作用。
一，在开篇伊始书中就已交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笔者结合几年来阅读韦伯著作的认识和体会，参考国外对韦伯的研究成果，向国人介绍这位当代驰名的社会学家思想的尝试”。认为自己业已交代了书中有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具体参考了哪些文献也已分列在书后，至于具体行文出自国外文献的何处哪一页，由于篇幅和时间紧迫的限制这里无法也无能为力一一标示。言外之意，这是由于规章制度不妥等受迫性因素造成的，个人对此无能无力。
二，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毕业论文对篇幅、字数和制作资金的限制，作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解决的变通办法，当务之急是在不改变初衷的前提下尽快进入答辩程序并通过论文答辩，这是当时一切作为和忙碌的主要目的。当然那时也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补救办法，譬如为了减少注释字数，还可以考虑用括号和数字指代书名和页码的办法，但鉴于此前稿纸上已被涂来改去得面目全非，再要把全书几百个注释按新体例重新编排，时间上和人力上都已耗费不起。
三，当时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读书》杂志刊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记得就在1987年？），以二人对话的形式挖苦一些作者为赚取稿费，致使一些文章的注释越来越长，文中甚至用“正文不够注释凑”来讽刺某些文人的行为不堪。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联想到自己的论文的注释是否太多？几乎篇篇都有外文注释是否有卖弄之嫌？现在既然制作费用不够需要删减字数，学术界舆论上对注释多且长又如此反感、讨嫌，何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采用曲通办法解决。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想法。所幸的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还是有惊无险地闯过了几道难关，论文岁再复查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在最后删除了几万字的情况下，研究生院还是给报销了论文的全部印制费用。
最后还应提及国内的一些评论。本书出版后90年代曾陆续在《社会》、《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看到有张文宏、夏光等人先后发表的几篇书评，多是从开创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上以及对社会学学科基础建设上对本书做出的肯定。由于韦伯研究当时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他的许多著作除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尚未译介出版，只有一些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人员出于专业兴趣而留意这一论题，加之当时社会舆论的关注中心并不在学术理论问题上，因此本书出版当时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上述几篇评论多是出自业界同仁之手，笔者更多把这些评论当作对自己学术起步的某种鞭策和厚爱，激励自己在这一领域勉力耕耘。在此，对上述海内外学者的评论一并表示感谢。
以上是笔者对初版后的部分评论做出的回应，谨记于此。
2013年4月30日手术后
六
正值本书再版付梓之际，适逢我的导师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举行之时，抚今追昔，感怀至深！我从1983年7月起开始授业于陈老师门下，成为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回忆起近五年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一方面感到在知识积累和和学术眼界的开阔方面受益良多，为以后多年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步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多变的形势，如何坚持一个学人应有的道德操守，亦即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严于自律，我从先生那里都汲取了终生受用匪浅的教诲。先生是做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但在学问上主张不囿于门户之见，在为人上推崇见贤思齐。
记得第一次在老师家里单独授课时，先生开宗明义引用王国维的一席话——“科学主义可信而不可爱，人文主义可爱而不可信”——来说明，在学术研究领域各种流派互有短长，我们作为后学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从善如流”。老师在学术研究中是这样做的，在生活中也是这样践行的。他强调为学与为人须一致，并以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个人修为忠实地践行了这一平实无华而又真诚可信的道理。先生在古稀之年以社会理论中的社会心理学方向招收我做研究生，但在经过一段学习之后，看我的学术志趣越来越向社会理论方面发展，包括那时期写的文章都和社会理论有关，而不是纯粹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这关系到日后毕业论文选择什么方向。先生并不像今天有的老师那样认为这是背离师门、大逆不道，对之经则申斥苛责，重则革除师门。
经过仔细考察和反复沟通之后，老师明确对我表示，不管你选择什么方向什么题目，但是一要选题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二要论题有学术或应用价值；三要论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这样才能使你的论文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老师这种宽容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才使我得以在社会心理学专业却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作为毕业论文题目。须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选取这个题目作为毕业论文方向在政治上还是有一定程度风险的，但老师认为既然韦伯在国际学术界有这样高的知名度、影响和著作引用率，那么就应该加以研究和慎重对待，但作为毕业论文论述一定要谨慎，免得被人“抓小辫子”。
先生在关键时刻的一席话，顿时给我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鼓励我坚持把论文做完，激励我在复审的答辩会上以理据争，最终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迄今老师当初在危难时刻表态时的坚毅神情仍然历历在目，他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反复叮嘱的良苦用心是对我日后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特别提醒、特别鞭策、特别爱护，引导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2013年9月12日我有幸参加了在解放前由老师亲手创立的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举行的纪念会，有机会聆听与会者对老师一生经历的回忆，也看到了《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文集》里的介绍，対老师的为人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先生一生之路并不平坦，作为一名学者虽然终生信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他早年在大学期间参加革命，从事抗日地下学运活动，生活飘忽不定；后投奔延安，长期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行止动荡不安；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都使老师难以实现教育救国的夙愿，这是先生这一代人一生挥之不去的终身遗憾。这里我愿恭录师母赵洁珍女士为纪念先师而撰写的碑文辞句，并将牢记其精神作为自己为学为人的座右铭，以表对先师的崇敬和怀念：
“一生布衣，唯独书是好；半世坎坷，非真理不从。”
愿老师安息！
再记于2013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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