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傳媒應如何報道精神病人 | 譚蕙芸《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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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

譚蕙芸 著

邊城思想者系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

▼  內容簡介  ▼

講速度，不如講深度。

將「他們」變成「我們」，

令讀者從一粒沙看見一個世界。

新聞界對「速度」有一種普遍、近乎強迫症狀的迷戀；講求深度的採訪和寫作，是否便無立錐之地？

投入長時間採訪，多角度、立體去呈現受訪者和他們的世界，是新聞特寫一大特色；透過脈絡化的重新呈現，陌生人變成可理解，熟悉的事物拉遠了，我們便能誠實檢視自己的盲點。

如果你覺得看新聞是苦差，請了解這一位從不願辜負讀者期望和社會責任的記者，如何努力寫出紮實真實的報導，重新吸引讀者回歸，深信有價值的特寫新聞文章即使放了五年、十年，重讀起來依然讓人歷歷在目，觸動人心。

本書收錄資深記者譚蕙芸八年以來的新聞特寫作品，有深度的人物專訪、社會事件追蹤，亦有對當下新聞寫作的思考，內容關於弱勢社群、性別、演藝人物談時政、教育理念、傳媒觀察、異國遊記、海外深度採訪等。結集出版時，作者特意在每篇文章前後，加添導讀和後記，把採訪背後的難處或心法寫入，希望讀者可以有更深一層的閱讀樂趣。另加設三篇對特寫新聞的理解，和兩篇記者與採訪團隊合作觀察。

譚蕙芸說：「或許，此本小書，間接回答了一個問題：究竟香港過去十年八載，民心何以累積至此。」

▼  開卷十分鐘 ▼

我們與惡的距離？傳媒應如何報道精神病人

（文章原名〈你黐定我黐〉，發表於2012年12月9日。）

此文獲得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及香港記者協會聯合舉辦的2012 第十七屆人權新聞獎「評論和分析大獎」。

譚蕙芸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人物專訪、長篇文章作者，曾於《明報》及有線新聞任職記者。

前言

當了十年記者，容易對事物麻木。學生採訪窮人心軟，我教他們別太輕易同情受訪者，以免寫出偏頗的文章。

可是，每逢遇上這一個議題，我根本沒法冷靜—當社會出現懷疑「無定向傷人事件」，例如有人在街上隨機斬人，有人在地鐵放火，我就會暗暗祈求：「萬萬不要，請不要……」不用多久，新聞就會出現一個關鍵詞：「兇徒有／沒有精神病紀錄」。若兇徒的行為沒合理解釋，記者就會訪問行兇者的鄰居，探問這位疑犯平日是否「自言自語」、「目露凶光」。我不禁想起，精神病人的家人這刻有多難受。

對於精神病，我有切膚之痛。因為我是精神病者的親人。我與嚴重精神病親人相處數十年，多年來親歷社會對這個病的禁忌、不解、恐懼，默默承受著內疚、憤怨、創傷。做記者時有機會採訪精神病家屬，看到他們緊張的表情，只要我說一句：「不用擔心，我家人也是精神病患者，我明白。」這句話如同解咒的話語，對方聽到之後，繃緊的表情會立即鬆弛下來。

當記者多年，我由一個旁觀他人痛苦的家屬，變成首當其衝的情緒病人。2008年，我因為忽然耳聾引致失眠及耳鳴，誘發抑鬱和焦慮症。病情嚴重時，我連打開家門搭電梯到樓下走動的力氣都沒有，每天覺得窗外都是灰色的，聽到別人鼓勵自己「加油」只會激起我的反感。每天晚上失眠，白天失去對生活的安全感，甚至輕生的念頭有一刻閃過腦海裡。是怎樣熬過的？一匹布咁長。現在我知道，可以每天起床吸呼一口空氣，覺得有勇氣活下去，已經是上天對我最大的祝福。

以前，我不明白為何自己要經歷這麼多。直到復原後，我再有力氣跑新聞，每當看到受到精神病折磨的人被不公平對待，我沒法子像以前一樣冷漠，我感受到內心一團按捺不住的火，要把他們的委屈寫出來，於是有了這篇文章。

導語

《新報》七天前以〈精神病新症每年3萬 小心，癲人出沒〉為頭版標題，配以一幅設計圖，圖中人目露凶光、雙眼發紅、面目猙獰，並手持染血菜刀。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接獲逾百宗投訴後發聲明譴責，指報導涉煽動大眾對精神病患者反感。

《新報》今次委屈了。細讀全文你會發現，報導並非一面倒中傷精神病者，更弔詭的在於編採態度的兩極化：一方面把精神病描繪為「失常狂徒」，另一方面又勸讀者對病者要「接納支持」。神又係佢，鬼又係佢（神是他，鬼也是他），報導進退失據。

這種「兩極話語症候群」反映的，正是社會意識低落，對精神病欠了解，唯有遊走於兩種極端：排斥不熟悉的事物，或裝出對弱勢的關懷。資深精神病康復者鄭仲仁抗病三十年，感慨傳媒思維落後：「喺香港，六個人有一個有精神病，既然個病咁普通，即係大部份人都係癲嘅。話人癲嘅，或者佢本身都癲癲地。」學許冠傑話齋，你黐定我黐，無咁易會知。（「在香港，六個人中有一個有精神病，既然這種病這麼普通，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都是癲的嘛。說人癲的，或許他本身都是癲癲的。」學許冠傑所說，你癡還是我癡，不是這麼容易知道的。）

正文

「癲人出沒」一文的「受害者」除了一眾精神病康復者，還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他是此新聞的主要採訪對象。上週六晚，彭接到《新報》記者訪問電話，談及香港精神病狀況和醫療資源；翌日打開報紙，彭覺得最奇怪，是標題與內文不符：「內文沒有大問題，引述亦準確，係條大題同個美術圖好有問題。」

逐字分析，「癲人出沒」整個版面，取態遊走於兩極。它一方面用「隱形炸彈」、「失常狂徒」、「可怖」、「癲人」字眼來形容精神病者，加上目露凶光持刀狂人美術圖，效果是把精神病人「異類化」、「非人化」。

可是另一方面，文中卻有幾處對病者顯「關懷」，如配稿小標題的「接納支持乃康復關鍵」，用詞十分政治正確，內文提及「應視（精神病人）如正常人，細心聆聽其傾訴；社會人士應尊重他們作為社會一份子之權利，主動認識精神病正確知識，便可免卻不必要之猜疑」。

被平機會譴責後，《新報》亦引述報導中正面字眼作辯護，證明其意圖並非歧視，又指斥外界「部份人只聚焦於當中的一個標題和一個圖像，作出偏離了報導主題的延伸思考」。但另一方面，《新報》亦承認，其標題可能有嘩眾取寵成份。

這種「一文兩種相反取態」的矛盾性，比純粹惡意操作更弔詭，更發人深省。過去幾年，我在大學教授一個關於傳媒與暴力的課程，其中一課討論「傳媒如何報導精神病人」，同學分析報導後發現，傳媒傾向把精神病人放進兩極角色，要不是冷血暴力的妖魔，就是可憐無助的受害者。

前線社工也有類似觀察。從事病人權益倡議工作12年的彭鴻昌形容，風平浪靜的日子，傳媒近年對精神病人報導頗正面，較少形容他們為「癲人」、「瘋人」，更多是關懷病者是否有足夠支援。可是每當發生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暴力事件，如2009 年5月深水埗小童受害事件、2010年5月葵盛東邨斬人案，傳媒對精神病人的描繪又傾向負面。當然，無辜受害者固然值得同情，然而把事件籠統指向精神病，並使用「狂性大發」、「喪心病狂」等用詞，無助預防下一宗慘劇。

誰是公眾，誰是精神病人？

似乎，要忠實反映精神病人複雜獨特的經歷，傳媒會變得語塞，缺乏詞彙；茫無頭緒下，唯有把精神病人的「可怖性」或「可憐性」誇大。彭鴻昌認為，這種搖擺兩極的態度，不只反映傳媒心態，亦是政府和公眾對精神病人的觀點：「所謂的『關懷』和『支援』，其實到尾，都係怕佢地去傷害其他市民。這種關懷，是否真正的關懷呢？」

回歸基本步，傳媒究竟對「精神病」了解有多深？《新報》回應平機會指，其報導「用意是幫助精神病人」，然而「小心癲人」整個頭版四篇文章共2,700字，有訪問社工、醫護人員、議員和官員，卻沒有一個精神病康復者的聲音。這種把精神病人權益放在次等的潛意識，在《新報》回應平機會聲明表露無遺：「站在傳媒立場……以公眾利益為先，而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只能居於次位」。

資深精神病康復者鄭仲仁形容，《新報》這說法猶如指「精神病人不是公眾一份子」，把「正常人」和「病患者」清楚區隔，是「好落後的思想」。41歲的鄭仲仁有三十年精神病經驗，先後患過焦慮症、抑鬱症、強迫症和精神分裂症，曾入住青山醫院，康復後修讀社工，現於中途宿舍擔任社工。他曾創立精神病康復者自助組織，亦是向醫管局反映病人意見的「病人諮詢委員會」委員。

鄭仲仁記得十年前他閱報，有評論指為減少暴力事件，應把精神病者和普通人區隔。他感憤怒，聯同其他病人家屬投訴，報館沒有道歉，只肯另刊一個關於精神病的正面報導了事。對於今次《新報》的「小心癲人」報導，鄭仲仁慨嘆：「已經過了十年，傳媒的觀念似乎無乜改變。」

誰是公眾？誰是精神病人？數據證明「公眾」和「精神病人」有大幅重疊。醫管局2011年數字顯示，香港人口約690 萬，估計有100 至170萬精神病人（其中7 至20萬為重症），即每四至六個人中就有一個精神病人。另外，世衛推算到了2030年，精神病將會成為引致殘疾的疾病第一位，比第二位的心臟病和第三位的交通意外，消耗更多人口的生命年數。

「病」和「無病」，如何說得清？

《新報》指公眾利益為先、精神病者問題為次，是建基於一個謬誤，以為「公眾」和「精神病患」是兩類人。鄭仲仁說：「健康和病，不是兩個獨立沒關連的點，而是一條連續的線。有些人有時會健康點，有時會病多點。沒有完全健康的人，沒有完全病的人。『病』和『無病』沒法完全分清楚，定出一點為有病，只為方便醫生診治和下藥。」甚麼為之有病，是一個界定過程，甚至受社會和文化影響。

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會按時修訂，經典例子是同性戀早年曾被列為精神病，七十年代初才被剔除。對於有人設計「小心，癲人出沒」標題，鄭仲仁笑說，精神病如此普及，「每六個人有一個精神病，既然個病咁普通，即係大部份人都癲嘅。話人癲嘅人，以為人可以分為正常同癲，咁落後咁無常識，或者佢本身都癲癲地。」（每六個人有一個精神病，既然這個病這麼普通，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都是癲的。說別人是癲的人，以為人可以分為正常和癲兩類，這麼落後這麼沒有常識，或許他自己就是癲癲的。）

對於「癲人出沒」這標題，《新報》亦有另一辯解：「『癲人』的意思，並不等同於『精神病患者』，市民需要警惕和『小心癲人』，而不是小心精神病患者。」這道理似是而非，其實把精神病者進一步分類：其設計圖那個目露凶光、拿著染血刀的是「癲人」，即是有暴力傾向的就是癲人。

多項文獻指，精神病和暴力沒有必然關係。香港精神醫學院李永堅醫生說，數據顯示，在精神病人之中，約5%–10%有暴力紀錄，而一般市民有3%–5%的人有暴力紀錄，所以精神病人有暴力紀錄的數字「稍微高少少」。但李醫生說，在精神病人之中，更明顯和暴力有關的因素其實是濫藥、反社會性格和出現幻覺而沒有進行治療。另外，2009年一項研究更顯示，一個沒有暴力紀錄以及濫藥或酗酒習慣的重性精神病康復者，三年內做出暴力行為的可能性不高於一般普羅大眾。李醫生強調：「精神病人並不可怕。」

鄭仲仁說，近年每有慘案涉及精神病人，康復者都感到社區氣氛收緊，在街上只要有推撞，若涉事人被翻查出有精神病紀錄，就會被送到醫院：「形成好大壓力，康復者無乜自主權，像一個惡性循環，康復者和社會中間好似有一道牆咁。」

鄭仲仁形容，病了三十年，除了藥物，最有療效的就是和別人分享經歷：「以前好難搵到人去分享自己嘅感覺，無人傾到偈，好禁忌。」（以前好難找到人去分享自己的感覺，沒人可以聊天，（精神病的話題）好像是一個禁忌）後來他創立病人自助組織，倡議政策，參與社會行動，感覺過程十分有治療效果。鄭接受筆者訪問，還有心情把《新報》那個持刀公仔用文藝角度分析。他說，覺得那公仔有點像《蝙蝠俠》電影裡的「小丑」：「電影裡的小丑角色引起社會恐慌，是失去人性的象徵，仿如精神病的原型。」

筆者問，作為一個精神病過來人，看到「小心，癲人出沒」的報導，會否覺得文中指涉的就是自己？「以前會諗，你係咪話我係癲？覺得報紙好唔公道，睇唔起我，一竹篙打一船人。但現在我反而係覺得佢好無知，係一種憐憫，多過一種恨。」（以前會想，你是不是說我是瘋的？覺得報紙好不公道，看不起我，一竹篙打一船人。但現在我反而覺得他好無知，對他是一種憐憫，多過是一種恨。）

當英國政府已經進步到建構全人治療觀念，去年（2011）提出新政策「沒有和精神健康無關的健康問題」（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將精神健康與所有疾病整合，香港卻仍停留在提出把精神病者分隔、要求社會人士避開他們的落後思維。或許以為自己正常的，才是最不正常的人。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說過：「在瘋狂的世界裡，只有瘋子才是正常的。」指控別人是瘋子的，才是創造瘋狂世界的幕後黑手。

後記

記者採訪弱勢社群，最忌諱只想要「幫一下」他們。這種思維讓弱勢社群變成被動的受助者，讓記者不自覺成為了英雄。可惜，大部份傳媒都難逃這種思想框架。

還記得2011 年8月初，《蘋果日報》頭版標題為〈道友露宿烏煙瘴氣冇人敢行 浪費二千萬喪屍隧道〉，不久之後，同一報章頭版卻用上語調滿有同情的〈政府趕絕露宿者〉為題。兩篇報導只不過相隔十日，露宿者便由城市安全隱患，變身成為值得公眾同情的群體。

如此搖擺不定的論述其實同出一轍，一樣把弱勢社群置於一種被動狀態，把他們簡化成為一堆符號，要不是引起社會不安的惡魔，就是等人幫的弱者。

讀碩士時，我學習文化研究理論的「充權」（empowerment）概念。這理論強調不應視弱勢社群為等人幫的被動客體，而是要把社會結構不公義造成的各種欺壓披露，並讓社會聆聽其聲音。論者相信，不公義是可以扭轉過來的。

面對弱勢社群，記者的工作不是從上而下去幫助他們，而是提供渠道，讓弱勢者充份發聲，讓社會承認他們的主體性（agency），讓他們的想法可以被聆聽，找回自主自立的可能性。

文中提及那篇強差人意的《新報》報導，最大問題不是醜化了精神病人，而是整個頭版報導長達數千字，竟然連一個精神病康復者的心聲也沒有紀錄下來，來來去去都是訪問社工和醫生等「專家」，讓他們代替病者發言。

我當時心裡想：怎可以寫一篇文章談精神病，完全不讓病患者發聲？如此的採訪手法就如漠視他們、當他們透明，還怎麼談尊重精神病康復者？

我當然明白，要找曾經患過精神病的人具名受訪難度甚高。就以這篇文章為例，訪問過程不容易。精神病復康者的心理狀況較為敏感，亦因為過往受過傳媒傷害，難免對記者有疑心，要讓他們放低戒心暢所欲言，是要額外花心思的。前前後後，我與精神病康復者鄭仲仁在電話裡消磨了好幾小時。訪問完成後，累得在家中沙發癱軟了一會兒。

不是因為困難，我們就可以隨便令人噤聲。記者的工作就是盡力找對的人，讓他們為自己發聲。

我慶幸自己有這樣做，因為我認為，要寫一個篇關於精神病的報導，必須充份聆聽病人第一身的心聲。我視弱勢社群為與我一起完成報導的「同行者」和「伙伴」，我不甘心做一個「消費了別人的不幸」來吸引眼球的新聞人。

本文收錄在譚蕙芸新書《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

▼  目 錄  ▼

李立峯序

黎佩芬序：她那鋪癮，比誰都大

莊梅岩序：我眼中的 Vivian Tam

黃之鋒序

自序：未燒完的火

恍如置身現場——甚麼是特寫新聞？

有質感的閱讀體驗——特寫新聞技巧

破格，可以嗎？——特寫新聞的原創性

1　雞蛋．高牆

只敢和兒子搭巴士的媽媽

只許高官豪住，不許百姓露宿

你黐定我黐？

2　烈女．烈佬

因女藝人欣宜「高調肥」捱轟，我重讀了約翰．伯格

盛女愛作賤

赤裸，作為一種穿著

3　天上星星

從天橋走入人間——專訪馬詩慧

死水翻不了波濤——專訪廖啟智

即使獅子不再山下——專訪蘇玉華

4　傳媒渾水

從淚眼，瞥見主播的靈魂

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

記者的共業

5　教室內外

那年夏天，香港青年去歐洲賣藝

估唔到我會有「善終」——專訪張超雄

學生要向政府說不——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

6　早熟．慢煮

我們成功，因為我們不成熟

教授爸爸遇上學生領袖

獄中最侮辱的時刻

7　出走筆記

跟法國男到越南山區過「簡單生活」

到真實的梅村，感受真實的自己

救災切忌「離地」——在港長大尼泊爾青年家鄉賑災記

8　他人之抗爭

白人獄卒看守曼德拉，直至自由一刻

追尋南韓抗爭精神——從世越號到光州學運

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專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

在冷靜和熱情之間——編輯與寫手的合作關係

特寫新聞攝影記者的眼睛

▼  各界推薦  ▼

這書增添了我許多「有質感」的閱讀體驗。從作者善於向人類學、民族誌的借溫、入微觀察的適當取材，充滿人文關懷的書寫，足令讀者感同身受。而作者在教室內外的教學方法，更值得當老師的讀者參考。

——小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散文作家）

Vivian「從心底湧出一團火」，那是一股記者魂，讓我遙想台灣八十年代衝撞戒嚴的新聞前輩。她能熱也能冷，書中除了全身心投入的「熱報導」，還有如手術刀劃下的「冷自剖」，關於報導的動念緣由、幕後製作、未竟遺憾，記者私房話十分好看。

——房慧真（台灣作家、記者）

作為一個推動公義的傳媒人和公共知識份子，譚蕙芸的取材往往從社會上較弱勢的社群開始。她用有電影感的文字，畫龍點睛地把被訪者的神髓帶出來。她看社會問題的角度尖銳，但文字背後是人文關懷。讀她的文章，又溫暖、又爽！

——張超雄（立法會議員）

這個世代，有才能、有熱忱和有愛的記者不是沒有，但面對這種紛亂和是非顛倒的社會，還要夠「喪」。譚蕙芸放棄了矯情和客套，直問問題的核心，我覺得未來十年可以守護真相的，就是這種「喪」。

——莊梅岩（香港劇作家）

譚蕙芸是令人感動和敬佩的一位記者，她將過去的一些報導結集成書，實在是年輕傳媒工作者、新聞系學生和有志從事新聞專業的人的福音。

——王惠芬（香港融樂會創辦人）

▼ 封面那個作者，「十分像我」▼

封面由主管書籍製作設計的同事親自手繪。圖中人物埋首伏案，手旁的咖啡已喝掉了一半，繪出作者「工作上癮」，不能自拔的情況，呼應書名《文字欲》的含意。

此外，封面的字體也蘊含著香港文化。舊式報紙用活字印刷術，需要依靠師傅「執字粒」排報紙，這字體風格正是來源於此，緊扣新聞工作者的身分。作者感謝編輯和設計師的心思，說：「封面那個爬在書桌頭髮凌亂的作者，十分像我。」

▼  作者簡介  ▼

譚蕙芸，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人物專訪、長篇文章作者，曾於《明報》及有線新聞任職記者。曾經獲得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及香港記者協會聯合舉辦的人權新聞獎「報章特寫大獎」、「評論和分析大獎」。一面書寫大塊文章，一面在大學教授新聞特寫。

▼ 「邊城思想者」書系目前已出15種  ▼  

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

譚蕙芸 著 2019

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

朱耀偉 編  2019  

華人男同志跨地域研究

江紹祺 著 2018 

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

黃兆輝 著 2018 

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鄭煒、袁瑋熙 編 2018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 著 2017

當代政治學十講

閻小駿 著 2016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

胡嘉明、張劼穎 著 2016

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

沈旭暉 著 2015

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周耀輝、高偉雲 著 2015

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

周保松 著 2015

The Invisible Citizens of Hong Kong:

Art and Stories of Vietnamese Boatpeople

Sophia Suk-Mun Law  2014

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文潔華 編 2014

再見亞洲：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與重建

羅貫祥 編 2014

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彭麗君 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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