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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新征途，北上广深一个也不能少 | 律新社观察
律新社 | 李雅思
几年前，说起中国的一线城市，人们脱口而出的是“北上广”。短短数年间，人们已经适应了“北上广深”的提法， 这种城市实力的对比和竞争也直观地反映在这四大城市的法律服务行业发展上。
截至2017年底，北京有律所2411家，律师29297名[1]，而目前，上海有律所1571家，律师23113人[2]；广州有律所665家，律师人数12224人[3]；深圳有律所787家，律师11899人[4]，从律所数量和律师数量上看，北京和上海领先地位显著，且较为稳定，而广州和深圳颇为接近，均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你追我赶，难分伯仲。
北上广深律师行业的发展情况与每个城市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不同的优势以及优势产生的后劲决定着四个城市各自的地位和前景，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上争鸣齐放，花开四朵，各表一枝。
北京——开放姿态，再接再厉
北京是国内法律服务行业最发达的城市，几乎占据了整个行业的半壁江山。近几年，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既有大所更大，强所更强，比如大成、金杜、盈科，也有精品专业律师事务所异军突起，比如元甲、尚权、家理。
根据国际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LB）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国内律所30强”榜单，十强中有9家律所总部设于北京，余下的一家是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北京的大型律所具有辐射全国和海外的能力，纷纷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北京在国内律师行业的地位可见一斑。
北京律师行业的兴旺发达有赖于一国之都的独特地缘优势，得利于首都政治中心的丰富司法行政资源。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拥有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最高、高级、中院、基层四级法院，无论是非诉讼业务还是诉讼业务方面，北京律师都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地缘因素，对于最新法律、法规、政策的相关讯息，北京的律师便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第一个知道风向的人。
强大的政治力吸引着资金和人才流向北京，雄厚的教育资源又培养了无数的法律学子，而律师行业的发展与众多产业一样，离不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高端人才的支持，形成良性循环之后，可持续性蓬勃发展就成为一种惯性。
那么，北京的法律服务市场是依旧竞争白热化或是有所饱和呢？
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朝阳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光超律师认为“北京的法律服务市场，一方面是竞争日趋激烈，可以说是白热化，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说竞争更多是指传统业务和传统市场模式，说发展空间大更多的是指创新、高端、涉外业务等领域，以及一些创新的市场模式和律所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的法律服务市场还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
实际上，从国外律师行业的发展轨迹以及目前我国和国外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律师市场容量对比，就可以印证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不仅是北京，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都是前程似锦，亟待发展的。
同时，刘光超律师也提到了北京法律服务行业发展的几个瓶颈所在：
一是人才瓶颈，特别是高端业务人才、复合型专家律师、高水平律师和顶级律所管理人才，都较为短缺；
二是市场瓶颈，特别是市场创新空间和市场有序竞争两个层面，需要全行业的关注；
三是管理瓶颈，特别缺少一批致力于律所管理的优秀的职业化队伍，缺少对律所发展管理模式的系统性调研和深度理性思考，缺少对律师行业发展的积极有序引导。
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北京律师行业的发展阶段有关，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有关，也与我们国家的律师行业立法体系和监管体制有关，需要从更高视野、更深层次去审视。
北京市司法局于2016年启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北京市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工作，经过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意见，不断完善修改，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行修订后的两个办法实施细则，适度放宽了对外地律师进京执业的限制。
在刘光超看来，开放是北京律师行业未来发展的不容置疑的方向，北京新政是一个在行业管理方面大的实质性的理念性的调整，是从堵到疏的转变，从量到质的转变，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应该在全面放开的同时，优化强化管理和引导，这将对北京律师行业发展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将促进北京律师行业的健康良性的发展。
上海——紧跟形势，勤修内功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推进，北京更多地承担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相对地，上海的全国经济中心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再有国际化金融中心的身份加持，上海吸引了国内外丰富资源的迅速集聚。
企业是法律服务最重要的需求主体，企业总部的等级和数量也是影响律师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许多世界级大型企业均在上海设立亚洲或亚太总部，如宜家、福特汽车等，对上海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经济的高度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律师行业的发展壮大，城市经济规模越大，各类法律服务需求就越多，法律服务市场规模越大，促进律师事务所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动力就越强。
根据2016年召开的上海市第十届律师代表大会公布的信息，2015年上海律师全行业业务收入135.45亿元，同比增长2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律师人均业务收入曾多年位居全国第一[5]，上海成为众多北京起家的大所开设国内分所的优先选择。
若仅将上海法律服务行业的旺盛发展归因于经济繁荣可能是有所欠缺的， 华东政法大学律师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俊民教授指出了两个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是研究全面，预判准确，目标明确。上海市司法局早在上世纪末就考虑谋划上海律师发展问题，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律师事务研究所起草《上海市律师律师跨世纪发展纲要》。上海市律师协会又在本世纪初将律师发展列为重大课题，委托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史建山研究员组成研究团队，预测上海律师业发展趋势及目标，上海律师业的发展实践印证了当初的研究认识及预判。
二是上海具有发展律师业独特的地域人文优势。上海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律师公会所在城市，坐落于现在上海新天地附近的“律师公会博物馆”详细记载了那一时期上海律师业发展领先的丰富史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国机等老一辈律师迅速复出，使上海成为全国律师归队执业最早的城市。深厚的地域人文社会底蕴，是过去乃至当下上海的律师业发展领全国之先的重要原因。
作为潜心法律研究的资深专家，王俊民教授更多地从全国宏观的视角看待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
他反复提及，律师业的发展必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需求，目前我国法律服务行业恰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如何适应社会需求及加快提升法律服务质量的挑战，律师业及法律服务发展标志不仅在于律师和律所的数量或创收高低，更在于律师队伍建设及可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以及参与高端国际法律服务的竞争能力。我国仍处于应该加强法学高等教育，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练好“内功”的阶段，高端法律服务人才的储备不足，是目前局限律师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如何突破？归根结底是增强实力，顺势而为。“如对律师队伍认识不足，对法律服务市场需求预判失误，或将错失律师业发展机遇，或将有损法律服务市场规范有序。制定律师业发展政策应对国家政治、法制、经济建设方针有准确的领悟。”
王俊民教授再次重申学深悟透时代需求的重要性，他预言：“能接轨国际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将引领我国律师业及法律服务市场呈爆炸式发展，并随‘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走向全球。谁先以此为方向提升服务能力，谁便能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法律服务市场占得先机。”
广州——深耕细作，蒸蒸日上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发展律师业的天然优势，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并具有独特的总部经济及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地理优势，北京、上海律师业的发展超过广州实属自然，然而对比同处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也并没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根据2016年5月发布的《广州律师业发展报告》[6]，2014年广州有9家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其中仅1家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而在2011年，深圳就有4家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超过5000万的律师所有14家。综合来看，近年来广州律师业发展似乎有所放缓，深圳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架势。
现状果真如此吗？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广悦律师事务所主任黄山律师并不认同广州发展落后于人的说法，并从总创收额、律所创收以及律师的人均收入三方面数据予以佐证：
首先，广州法律服务行业创收额保持每年30%-40%的增长，这个涨幅在国内范围内都是可圈可点的；
其次，广州在2017年已经有十家律师事务所创收超亿元，其中半数以上是本土律师事务所，营收最高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已经达到三亿元；
再者，广州本土中等规模律师事务所的人均年收入可达160-170万，并不亚于任何一家北京或上海的律师事务所。
而且从社会效益来看，目前广州2635个社区已实现了“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全覆盖，每一政府职能部门皆聘请了法律顾问，中共广州市委聘请了五名法律顾问，黄山律师便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广州律师取得的可喜的成绩。虽然在总创收上落后于北京和上海，但受限于律师人数，也是正常现象，广州法律服务市场处于蓬勃发展期。
黄山律师认为，广州的法律服务市场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体现在为政府以及群众提供常规法律服务上，也体现在为广州高速发展的高精尖产业提供民商事法律服务上，全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游戏产业都在广州，这些高尖端创新产业给广州的律师带来了可观的业务量。
“资本市场只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一部分，真正的含金量最大的金矿其实是诉讼类业务。”黄山律师告诉律新社，2016年广州全年的收案量达36万件，2017年首破40万件大关[7]，这一庞大的诉讼群体聘请律师的概率一旦提高，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业务资源。
对于广州乃至中国未来的法律服务市场，黄山律师表示十分看好，“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一是因为党和政府对法律服务行业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律师地位显著提高，律师可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二是随着中国法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人治的因素逐步被法治影响力取代，法治环境日益优化；
三是广州创新科技发展迅速，法律服务的格局发生改变，法律消费的意愿强烈，社会发展的前沿产业拓宽了法律服务新领域。
我们也看到广州政府在谋求法律服务行业新发展上所做的努力，例如广州于2017年8月在全省率先推广律师调查令制度，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创造良好执业环境；广州市司法局牵头打造的广州律师大厦项目，为广州律师及法务人士搭建了汇聚交流的平台，创造了优越的办公条件；广州市天河区出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高端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加大对律师服务行业的补贴力度，助推律师行业发展，等等。
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广州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充满期待。
深圳——开拓创新，寻求突破
深圳律师业在过去30多年里伴随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发展一路发展壮大，2016年底，执业律师人数突破一万成为深圳律师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8]。2016年深圳律师人数全国排名第四，律师行业收入全国排名第三，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
深圳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和深圳良好的法治环境密不可分。一直以来，深圳市非常重视保障律师执业权益，采取了不少措施来改善和优化深圳律师的执业环境，例如在全国首创律师参与法院执行工作，大力构建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关系，这些举措为律师营造了良好的执业环境，使律师获得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同时，因为深圳法治程度高，在深圳开办律所的办理过程高效顺畅，大大推动了律师行业的成长。
目前，深圳正在全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城市，而深圳律师业务的发展也相应地涉及从金融、房地产到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多元化领域，深圳的社会经济及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带动了律师行业新的飞跃，从2015年起，深圳律师业务量的年增幅达30%[9]，深圳法律服务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数据可以反映一定的事实，但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对于深圳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现状，云端法律服务联盟秘书长、深圳领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侯松涛指出了当下深圳法律服务行业的四大痛点：
其一，目前深圳的律师行业绝大部分仍实行师徒制。老律师的工作方法、从事的专业方向、开拓案源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导致深圳大部分律师都集中在竞争惨烈的传统业务领域，很难跳脱出这个圈子。诉讼业务如民商事案件，非诉业务如公司顾问等相关业务。而北京、上海早已开垦新的高端业务领域，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其二，深圳是科技创新企业聚集地，但法律服务却没有跟上，对于这类业务，传统律师不一定胜任。这一类企业恰恰是总部设在深圳、分部延伸各地的企业中占比最大的，深圳和广州却没有能够辐射全国的大律所，难以支持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这类企业会倾向于寻找与律所总部对接后各地分所即可跟进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
其三，深圳拥有与国际大都会——香港接壤的天然地缘优势，本应拥有大量涉外的业务资源，但深圳律师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领域所需的工作能力，无论是外语工作能力或是对海外客户习惯的认知都有欠缺。因而客户宁可花大价钱与香港律师合作，这些业务也牢牢把控在香港律师手里。只有当案件涉及内地法律、需要内地律师配合的时候，香港律所才会与内地律师合作，这种合作深圳律师的业务的收入较香港收费非常低下。
其四，深圳高净值人群数量多，却几乎没有高端的涉婚姻、家事、继承的知名法律团队。深圳有三四百家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高管身家均可以亿计算，这还不包括在深圳置产的外省富豪以及深圳本土富豪，他们所面临的婚姻、财产方面的法律问题往往复杂棘手，需要专业法律服务支持，这一块巨大的业务领域迟迟未被很好地开发。
总而言之，深圳的问题可能在于业务领域过分传统，缺乏开拓创新精神。那什么样的律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侯松涛律师列了两个要点：一是律所一体化管理机制，二是律师专业度。
第一，传统的合伙制自负盈亏，对于创新态度审慎，而一体化、公司化的律师事务所有敏锐的嗅觉，有市场的判断，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进行新的业务研究，就可能突破这种固步自封的局面；
第二，律师想创新，基本前提是专业度，不仅在于作为律师，你所给出的方案是客户想不到的，甚至于你所做的预判是其他律师做不到的。专业度若达到这程度，客户对你的依赖度、信任度和黏性就强，被其他律师替代的可能性也低，收费也能增长，可惜的是在深圳绝大部分律师仍处于万金油状态，还没有专业化的发展。
侯松涛律师总结道：“无论律所用什么样的模式管理和发展，追求的目标都应该是团队协同作战和专业化分工合作。”而他本人也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下不断探索创新，开发了云协作软件，试图助力同行做到团队化协同工作，专业化研究办案，标准化流程管理，可视化客户服务，身体力行地解决行业困境和难题。
今天的深圳心怀构筑中国南方法律服务高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重镇的宏伟愿望。路漫漫其修远兮，深圳尚需上下而求索。
因地制宜，方得始终
北上广深依托各自城市的先天优势或后天条件分得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一杯羹，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较明显的领先优势。
但这种局面不一定是恒久不变的，不止是广州与深圳的排名悬念四伏，我们也看到一些省会城市开始崭露头角，摩拳擦掌，准备在中国法律服务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比如2017年京沪律所纷纷入驻的南京，律师人数万人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倍多的杭州[10]，还有国内第五个律师人数过万的城市——成都[11]。
未来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格局为何，这将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谜，但我们希望看到的一定是城与城之间良性竞争，所与所之间互相借鉴，在互利互助、共建共赢的基础上，带动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整体健康平稳地发展，为人们提供更为及时、全面、专业的法律服务。
[1]《2017年1-12月司法行政统计数据及分析》，北京市司法局官网
[2]上海市律师协会官网(http://www.lawyers.org.cn/)访问时间2018-3-14
[3]广东省律师行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http://credit.gdlawyer.org.cn/）访问时间2018-3-14
[4]同上
[5]《上海执业律师人均业务收入全国第一》，上海观察网，2016-5-14
[6]由广州市律师协会战略委员会委托广州市社科院联合调研，发布于2016年5月广州律协召开的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
[7]《全市法院收案量首破40万件大关》，南方都市报，2018-1-14
[8]《深圳执业律师人数突破万人》，深圳特区报，2016-11-25
[9]《深圳律师业务量年增长30％ 吸引外地法律人才来深开律所》，深圳新闻网，2017-11-8
[10]《杭州律师十大影响力案（2012-2016）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杭州律师协会官网，2016-12-30
[11]成都市律师协会官网（http://www.cdslsxh.org/）访问时间201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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