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
近期的网络舆论场，呈现出较强的非理性、情绪化特征。理由很简单，人们热议的事件大多是极端的突发事件。比如大连报复社会撞人事件、南京529事件、复旦数院的行凶案等。当网民热议的话题都是这样非正常极端事件的时候，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公正理性的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其中复旦的凶杀案引发更大的关注，海内外都是保持了持续热议状态。因为行凶者在海外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科研水平，性格也被描述为相对单纯，但是他偏偏就成了一个行凶者。按照西方社会一般的看法，一个人从正常人变为阶下囚，常常被归咎于环境的因素。这在国内难以被接受，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文化冲突。另外，作为受害者的学院书记，也承受着不应有的非议。应该说，海外不少人是借着事件来攻击我们的一些制度。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事件爆发单位的舆情应对不当，也是导致眼下被动舆论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该事件和此前沸沸扬扬的成都市49中坠楼案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具有相似的教训，值得我们进行对比总结。爆发于5月初的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引发的全网舆情舆论热潮，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很多人追根溯源，将矛头指向境外势力的操纵，从而将该事件和“颜色革命”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说法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将原因简单归结于此，显然是本末倒置。如果没有舆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破绽，境外势力再强大也是无能为力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事件爆发之初的瞒报和轻慢舆论，各种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才是网络舆情爆发的真正根源。近年来，学校和主管部门面对教育领域的突发事件的束手无策，成都49中事件并非先例，而是由来有之。今天，不少人将49中事件和发生于2017年四川泸县的中学生坠亡案对比，认为泸县案的通报详细具体，具有较强公信力，远比49中的处理要高明，但殊不知，当年泸县事件一开始的舆情汹涌势头，丝毫不亚于今年的49中事件引发的网络热潮。正是当年激烈的网络舆情和激愤民意，才倒逼出了那份在今天被称道不已的警方通报。两个事件从爆发到结束，呈现出了高度一致的网络特征，那就是从信息不透明，到舆情汹涌，再到倒逼出具体详细的通报，最后舆情退潮。由此可知，信息的不透明才是导致两次事件激烈爆发的最本质的根源。至于境外势力的介入等说辞，不过是一种僵化的传统管制思维，并无说服力。在中国已经充分融入全球化、并将主导全球化的背景下，境内爆发的较大事件肯定会吸引境外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舆论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博弈的。我们已经深度卷入全球化的舆论博弈场景之中，并将经常性面临这样的博弈场景。如果动辄就将境外的关注和指手划脚当做事件难以收拾的一个原因，那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僵化和能力的低下，并将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我们由上述两个激烈的校园网络舆情能够看出，网络舆论和网络舆情的爆发根源，常常是信息的不透明、关键信息的缺失，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常常导致事件走向的不可控和舆情的大爆发。直到事件几乎不可收拾、民愤要沸腾四溢的时候，相关部门才能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真检视反思，给出一个顺应规律的通报说法。神奇的是，这样的通报一出炉，舆情就应声而落，各种谣言、流言就自证其伪了。比如成都49中事件，此前闹得这么沸反盈天的，在新华社的详细调查报告发出来，全网都在转发，网络曲线急转直下，几乎第二天就画上圆满句号。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为什么事件初期的信息供给短缺，会导致事件热度持续走高，并引爆舆情？这方面的原因，我们此前已经多次阐述。人们事后通过对于成都49中事件来龙去脉的梳理，能够基本了解到事件发生之初的一些幕后细节，相关部门对于关键信息的保守也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良好初衷，比如避免波及无辜的同学、寄望于与家长的私下沟通悄悄解决、“不要闹大”等，但是未曾预料的是，类似的敏感事件一旦被推到公共舆论平台，放大到公共舆论场，任何这样的良好初衷都会走到愿望的反面，因为他们面对的就不再是家长、不再是朋友圈里的少数人群，而是作为中国社会舆情舆论主体的公众。公众的唯一诉求就是细节和真相，而且为了倒逼出真相，一些网络用户会趁机放出谣言和流言，甚至会主动邀请境外媒体来“共襄盛事”。公众对于真相的极度饥渴，和相关部门对于关键信息的隐瞒，构成了事件关键时段的主要矛盾。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网络舆情的巨大张力和巨大势能，一旦引爆，会释放出可怕的舆论能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将成都49中事件和上海复旦行凶案勾连在一个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两个敏感事件的处理主体，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终要面对的对手不是国内的“一小撮”黑手，也不是境外的制度的攻击者，而是更为强大的舆论主体——中国社会需要真相的公众。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舆论主体的应对思维，导致了他们在面对舆情舆论的时候，常常陷入传统的隐瞒思维的陷阱，最终导致舆情之火愈演愈烈。从复旦行凶案一开始，该事件就处于风口浪尖，为国内外焦点关注。明星大学、院校领导、留学学者、非升即走、现场行凶……各种要素的聚集，意味着这个事件的极高关注度。有关方面从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事件必将成为境内外舆论热点，只有全力以赴，在应对方面下大功夫，才能尽可能地降低事件的危害程度。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看到的是，应对的每个进程都看起来不能尽如人意。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凶杀案，公安部门正在调查，肯定将给出较为详细的通报。但是在此之前，舆论舆情已经先期介入的情况下，事件爆发单位是否就应该沉默以对，无视已经沸腾的舆情舆论？这其实是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根据既往的舆情经验和教训，在不影响案件调查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地将公众关心的、网络舆情热议的焦点信息通过某种渠道释放出来，这将有助于网民和公众解读，形成舆论的信息拼盘，有助于正负信息的对冲，即使它不会一下子帮助真相浮出水面，但是起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让谣言和流言趁机而起，也不会导致舆论过早的判决。但从现实的情况看，人们看不到凶手和受害者相关方面的信息，甚至受害者的网络介绍信息都看不到，被不少人质疑是否为有关方面“火速删除”。如果确实是有意为之，那的确可以算是画蛇添足之笔，甚至是自讨麻烦的刻意之举，我们此前已经论证过，主动删除重要关键信息常会招致巨大的阴谋论，人们会抓紧寻找对应的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拼凑拼盘，谣言和虚假信息因此而起。无论事件的真相如何，但是对受害者的追悼和对于行凶者的声讨都是合情合理的。对于行凶者的信息透露不多，校友的文章充满着情绪的发泄，但是恰恰缺乏能让人对于行凶者产生愤怒的合理细节，更无法说服海外“人是环境产物”的持论者。目前各种举动都让人感觉到，校方似乎心有担忧而有所保留，但是校方需要理解，学院书记担负着相关的管理职责，专业领域的对口并非是业务必需，因此这方面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面对海内外的各种对于受害者专业的质疑。正如上文所言，在所有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事件的应对主体需要面对的是舆论公众，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校方宣传的对象群体依然停留在朋友圈，停留在校内师生，这意味着所有的宣传和传播，只对准了自己人，舆论的主体也就是社会公众或多或少遭遇了忽视。校方眼下营造了浓厚的追悼气氛，和对于凶手的强烈声讨，但是对于舆论需要的关键信息，比如对于冲突双方的一些细节，依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哪怕是借助各种第三方，比如师生的共同回忆、来自兄弟院校的资料，也是非常好的途径。类似信息的阙如，无疑将为舆情舆论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道理是，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有自身的产生和传播的规律，这是不以管理者和权力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多的干预比如权力的指手画脚，或者过少的干预比如信息的供给短缺，都会给舆情舆论火上浇油。如果出于各种原因对关键信息进行隐瞒，甚至欺骗舆论的主体，那么事态的发展肯定会更远地背离自己的初衷。作者：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往期精选：（打不开链接的文章可以发私信索要）
高考的“旋转门”：城市青年躺平，衡水青年奋起
欢迎关注专业舆情公众号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