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媒体下沉，构成对基层的“文化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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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媒体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但是总体来说，媒体是变得非常丰富了，并非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媒体衰落了。衰落的是传统的机构媒体，而他们重金打造的新媒体却在崛起，成为舆论场中不容忽视的新的势力。此外，在传统的体制内机构媒体和体制外的商业化机构媒体之外，还有无数的来自各大平台的自媒体，每个自媒体都有自己的品牌，以及咄咄逼人的野心。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媒体世界。可以说，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媒体大爆发、大繁荣的时代。如果有人认为媒体严重衰落了，那肯定是思维落伍了。
媒体的大繁荣，带来的后果就是对于信息市场和意见市场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媒体之间、官民之间、城市之间、利益群体之间、当事人之间、城乡之间，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正在中国每时每刻地上演着。话语权是稀缺的、唯一的，是信息社会的终极权力形式，也证明着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深刻的传播的时代。但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采访权正在被逐渐淡化和边缘化了。因为今天的信息传播很多时候来自于网民和自媒体的自发爆料，这意味着正式的带着权力行使意味的采访，落后于信息的发展进程。当媒体记者到达现场的时候，信息往往已经进入了第二个议程，采访的落伍、首发权的沦丧，也是传统媒体衰落的原因之一。
这种新旧媒体的信息争夺战，眼下在渗透入各行各业之外，还来到了县域之下，空降到村镇之上。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会推动地方传统政治文化的革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渗透，也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入侵，对地方的传统文化道德也是一种挑战。
最近我们会发现不少新闻，是爆发自基层的，比如县一级，乃至镇一级。基层爆发新闻是不新奇的，新奇的是城市的媒体来到基层，对于基层的官员进行采访和诘问，构成了对于基层政治生态的挑战。
比如，近日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一位高中女生在几位警察的“目视”之下，投水自杀身亡，引发舆论的震惊。地方也成立了调查组。无论调查结果如何，警察施救不力的过失是跑不掉的。警察不是普通的自然人，后者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避险或者忽略。相关法律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此外，网民愤怒的还在于，即使是普通群众看到这个情况也会积极施救，但是身负权力责任的警察却保持了“围观”姿态，没有采取积极救助的姿态！如果这都可以，群众还要警察干嘛？
但是这并非本文要探讨的重点。重点在于接下来的媒体采访了地方的派出所。比如在媒体提问之后，地方派出所的回复如下：
“……现在网络谣言歪曲事实，无良媒体给我们道德施压、道德绑架，警察必须是超人，必须要把人救到。我们也尽力了，真的尽力了。”
人们注意到，派出所这句话是直接上了很多媒体的标题，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但是这个标题是意味深长的，表面看是客观如实引用了派出所的原话，但是带来的传播效果却是派出所为自己开脱，而且毫无愧疚感，令人不满。地方受访者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心里话，但是在舆论看来，却非常不妥，甚至不可原谅。
类似的采访案例，还有某镇某社区有一口大池塘被污染了，堆积了很多垃圾，媒体采访了一圈，接通了镇里一位社区书记，最后可能是被问急了，书记直接挂断电话，再拨通的时候书记撂话说：“你不要再找我了。谁管得了你找谁！”这些话都被媒体直接原文使用，在读者看来，这就是书记敷衍媒体，不负责任。其实我们想象这些常年处于基层干实事的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能说出口的基本都是原生态的心里话，毫无花样技巧，更很少刷心机，但是一旦被媒体原文录用，就会产生舆论后果。
另外一个可以列举的案例，就是河南省原阳县某镇纪委书记遗体在黄河中被打捞发现后，媒体采访该县纪委，媒体有如下文字：
“对于镇纪委书记是否遇害，原阳县纪委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有没有遇害就不清楚了，因为她是在下面乡镇上班的。’11月25日下午4点，记者多次拨打原阳县公安局宣传科工作人员及福宁集镇人民政府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这段文字描写，起码使用了两个隐晦的新闻笔法：一是原文录用语句，透露了工作人员的冷漠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二就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营造了地方无人过问的失职场景和冷漠印象。
上述案例，都是来自于媒体的真实报道，和对于采访场景的真实复原。我们相信场景和对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一旦类似的原文原汁原味地上了标题、摆进了文章，却会产生客观的消极的后果，增加了社会大众和网民对于地方工作的不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是没事的、安全的，但是一旦被采访的当事人在毫无警戒的情况下，脱口而出的日常用语，成为文字、上了印刷品、上了媒体，就会成为某种有指向意义的符号，成为某种不利于当事人的呈堂证据。读者的大脑会出于分析的本能，对这些本无价值的文字追索其弦外之音、自动拼凑事件的真相版图。我们今天流行的说法“脑补”，实质上是有严肃的脑科学的原理的。媒体经常性地利用这种访谈的技巧，通过对于语言的照搬，不露声色地营造了某种舆论的导向，而自己依然跳脱于事件之外，充当了一个理性客观的描述者。这是媒体的一个隐秘的微细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经常使用，尤其是针对毫无防备的基层工作者，我们可称之为一种滥用。
有人会说，这是来自大城市的媒体，使用自己的机心来降维打击基层的淳朴天性。但是媒体无可厚非，因为他要争夺话语权，而且通过对于某种特殊话语或标题党的呈现，推动该事件更为激烈地进入公共舆论空间，更好地推动事件引发关注、推动事情的解决；被采访者也没有错，他们作为基层朴实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会理解这种来自于城市的精致的媒体文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文化，从而常常成为牺牲品。
我们将基层工作人员称为牺牲品，并非是为他们的错误做法开脱。因为基层的工作人员做的很多事情，在处于上层的媒体看来，很多是错误的、粗疏的，起码是不民主的、对于百姓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必须进行抨击。他们常年处于基层，在观念和意识方面已经固化了某种认识，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而周围群众如果没有媒体注入的新思想的启蒙，也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或者对他们进行怪罪。但是当媒体使用采访技巧和他们进行对话，并可能诱导他们说出媒体希望的几句话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牺牲品，起码成为媒体的某种工具。
针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媒体往往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消息报道最初的信息，也就是事实层面的事件本身，往往在第二波的报道中，就会开始进行舆论引导、试图对事件进行定性，从而上升到社会价值观的高度。恰恰在第二波的采访中，常常让地方基层工作人员陷入十里云雾，成为被摆布的牺牲品。
因为他们常年的基层工作，使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仅能达到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事实的层面，他们也会认识到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内心有个子丑寅卯，但是在接受采访时候，出于质朴的本性和未经习得的语言，他们就会直接将内心的感受直白地表述出来，几乎不会经过某种过滤和把关，而一个成熟的受访者，在一句话出口之前，往往要在政治正确性、社会心理敏感性、网络情绪、舆情风险等方面进行过滤，并在遣词造句方面字斟句酌。而这恰是基层工作人员的短板，他们习惯于脱口而出、发泄情绪、一旦被激怒了，就会拍桌子、扔电话，甚至爆粗口、动粗，这往往就会引爆基层的负面舆情。
我们之所以将媒体这种采访视为一种文化入侵，是因为这种来自城市精致文化的机心，侵蚀了某种淳朴的基层文化。面对媒体的采访，其实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很多的准备，比如要不要拒绝电话采访？如何确认身份？如果答应，还需要从采访心理、采访初衷、材料准备乃至穿衣着装方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这一切对于基层的工作者来说，这是费事费力的事情，关键他们毫无思想意识，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毫无准备的来访情况下，是处于非常明显的被动局面的。又没有经过专门的媒体业务训练，很容易一出口就犯错，成为媒体直接引用的原文。一旦出事，就会被舆论“炸掉”。
而媒体这种采访“入侵”，也倒逼了很多基层给出了一个很高妙的应对办法，那就是培养了一个也很精致的“乡村发言人”。很多媒体到基层采访，会常常发现遇到了一个“棒极了”的采访对象，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能侃侃而谈，往往能背出中央文件，省市领导近期要办的事情都很清楚，应答滴水不漏，而且知道媒体的心思，知道你需要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所以往往能给出一个很好的素材和故事，让记者如获至宝。一个有经验的媒体人往往两三个问题一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如果再才采访下去就会很浪费时间。这时候必须要离开这个乡村发言人，寻找更为本真的采访对象。
但是这种基层“发言人”的出现，也是被逼才出现的。如果来自大城市的媒体，依然带着机心和过于精巧的采访技巧来到基层，那就是倒逼基层进行更为精致的应对。你愿意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用娴熟的政治回复技巧和无可挑剔的回复和你交流吗？在弹着烟灰的时候，用一大堆精美的技巧性语言掩盖了实质性的问题，在把你伺候得非常妥帖的氛围中，让你失去新闻的敏锐知觉，沦为一个被耍的团团转的记者吗？
我们的建议是，媒体的下乡，应该更关注事实的层面，推动基层问题的实质性的解决，而对于那些来自心直口快的基层工作人员的缺乏采访技巧的答复，如果有一些不是那么显著的硬伤问题，不是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不是权力观的问题，其实大可高抬贵手。
但是媒体的下沉、舆论的下乡，本身不是坏事，往往意味着城市文明的下乡。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也应该理解这个过程，并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慢慢学会一些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毕竟，大众和舆论对于体制内的工作者，有理由适当提高要求。
作者：燕志华 博士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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