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陈有西的豪赌会导致社会舆情的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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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将王振华案和陈有西辩解词，当做一件在法治进程中非常值得剖析的现象来看待。因为在新浪微博的阿里巴巴蒋凡事件引发的资本、权力和舆论争论之后，此案又将资本和法治、网络舆情、伦理道德、公平正义裹挟在了一起。陈有西律师的言论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对于公序良俗颠覆式的挑战性的言论，值得人们思考，而且他是以法的名义。
几年前，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来苏调研，请专家们就当下网络现象的看法提交相关报告。我们执笔的部分，重点考察了崛起中的律师群体，对其进行了描述和概括，并对其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抱以厚望。报告提出：律师群体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件和重要现象。
文章说：“律师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注意到，在社会的转型期，律师群体都大量涌现。对于中国来说，律师群体素质较高，具有精英治国的思维理念，他们以法律为底线和准绳，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确保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将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还提出，“律师群体是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的产物，更是中国法治化水到渠成的产物。尤其在重庆的“薄王案”之后，律师群体坚持法治并最终取得胜利，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尊重和认可，也为他们打开了巨大的社会发展空间。”
我们着眼于律师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和发展机遇期的重要社会功能，认为他们必将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近年来，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优秀律师和法律的从业者，他们的正直正义，和富于激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陈有西律师的言论，却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作为一个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从业者，有可能是行业的代表，并为行业和后来者树立标杆。但在面对资本打开的人性潘多拉盒子的时候，能否保持敬畏，守住我们看重的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底线？在从事职业辩护的时候，是促进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性进展，还是不惜鱼死网破，以探底思维触碰乃至击穿社会伦理底线，在道德碰瓷和争议流量中坐收名利？现在看来，形势并不乐观。就在全民围观官方宣布的富豪的猥亵案、绝大多数人们都认为案情确凿的时候，陈有西大律师却要进行无罪辩护，要恢复王振华的荣誉，欲以一人之力反转乾坤。这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和接受程度。
现在来看，案件的进展是个爆炸性的传播过程，每一步都是具有公信力的官宣信息。2019年7月，时任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因涉嫌猥亵9岁儿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7月10日，王振华被逮捕；2020年6月16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依据不公开开头审理被告人王振华案猥亵儿童案；6月17日，普陀区法院当庭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
这意味着，网民接受的不是有罪推定，而是实锤的法律程序认定。按照舆论传播的规律，官方宣布的、突发的事件，常常能够设置社会讨论议程，从而先入为主地在网民和百姓心目中成为一种成见和定见。虽然我们理解，法院进行依法判决和社会舆论舆情审判之间，常常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甚至是尖锐的冲突，但是在面对此类突发道德案件时候，人们肯定会倾向于选择相信官方的宣布。作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主导者、制定者，以及最大的受益者，官方在这个领域享有极大的公信力。上述各因素决定了网络舆情里的王振华很难出现反转的机会，除非有确凿的一剑封喉的铁证。
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来，除了陈有西大律师信誓旦旦的证词，并没有其它值得信赖的证据出现。更何况，陈有西大律师一系列的言辞已经引发各方争议和抨击。一旦大律师的品格和底线遭受舆论和专家的质疑，那他的证词将更无说服力，乃至沦为群嘲的对象。
陈有西公信力的急剧流失，正在成为现实。人们质疑，涉及到未成年人和名人隐私，法庭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为何陈有西就能堂而皇之公然将一些敏感信息公开？他极力为王振华辩解，接受采访时候竟公然称“王振华嫖娼，但16周岁以下的少女绝对不碰，这是他的底线”，如此荒唐的逻辑，让人感觉方寸已乱，底线失守。本来王振华还希望恢复名誉，结果嫖娼丑闻，被自己的律师搞得天下皆知！
希望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社会并成功逆转，作为资深律师的陈有西肯定想到了美国的辛普森杀妻大案。1994年，橄榄球超级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杀人案，震惊全美。在所有证据都极端不利的形势下，辛普森高价聘请的“梦幻律师队”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以及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着“如山铁证“的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最后辛普森无罪开释。辩护成功的大律师不光赚到了天文数字的律师费，而且再次名扬天下。
辛普森案的宣判结果令美国社会震惊，连时任总统克林顿都呼吁人们尊重法官的判决结果，但是美国毕竟是个法治社会，即便律师的名声和政客一样臭名昭著，但是一旦宣判，人们即使存疑，依然会尊重和接受法治的后果。美国作为契约社会，政府和社会、个体之间的责权利界限泾渭分明，就以此次新冠疫情来说，美国已经死亡超过10万人，但是社会并没有因为死亡人数过多而出现示威请愿、要挟政府等现象，如果疫情期间没有黑人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事件，美国社会在疫情冲击之下，堪说波澜不惊。但是设想如果在中国社会因为疫情出现大量死亡，对社会的冲击肯定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将中美两国进行社会文化的对比，是为了说明，法庭宣判结果和民间预期结果之间的“逆转”，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府和社会、和个体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历史传统决定了民众对于政府存在极大的依赖心理，在现实中，政府也是全能的无限责任政府。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于民众感到负有责任和义务，而基辛格则认为，中国人一直都是幸运的，他们总是被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他们的研究和观察的结果都证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远谈不上界限分明，而是彼此交融勾连。这种牵扯不清的关系是巨大的双刃剑，一方面，双方很容易组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比如在此次抗疫斗争中，政府一声令下，十亿百姓自觉隔离，尽显体制和文化优势；但另一方面，责权利不清带来矛盾缠身，尤其在今天的网络时代网民占据主导的网络舆情时代，一旦民众感到政府没有尽到责任，不是“完美政府”，就会以舆情激烈爆发的形式追责政府。
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强调我们所处的“舆情时代”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现状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建成法治社会，但是今天的政府在各种责任、义务和舆情逼迫之下，已经不堪其负，因为网络舆情混杂着中国特有的权力监督、道德绑架、伦理亲情；官民责权利不分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惊人的仇官仇富和罕见的卑微警权；激进的权利观念和普遍的巨婴心态，等等。也就是在网络舆情时代，我们才深切地理解，权力愈大，矛盾愈大；一个权力在握的政府常常意味着矛盾缠身，尾大不掉。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积小步成大步、以缓慢的改革推动中国改革巨轮的进步，并以取得社会共识为目标，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因此，如果辛普森那样的案件，在法律的框架内彻底反转的事件在中国发生，那会导致舆情的滔天巨浪，一个民间的案件会瞬间殃及政府，会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民众可不觉得什么疑罪从无、证据缺失有什么道理，他们只觉得道德受到了玷污、正义未能彰显、坏人逃脱了惩罚。民众们会举着道义的大旗，在网络里开始声势浩大的游行。
回到现实来说，如果王振华猥亵儿童案在陈有西的辩护下惊天逆转，那无异于一场舆论大地震，网络舆情又会瞬间爆发。在所有的新闻议程都已昭然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一场议程“政变”，会引发严重的质疑。因此我们可以说，陈有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以一场并未了解全部风险后果之下的豪赌，不光有赔上自己职业声誉的风险，还有可能引爆一场巨大舆情，把政府和社会都拉下水。这当然不是借着舆情风险来阻挠律师依法行事，甚至据理力争，但是在目前缺乏有力证据、而巨额律师费已是路人皆知的时候，这种行为确实充满道德风险，可能导致现实的社会危机。
重要的是，陈有西这种孤注一掷的辩护手段，会给中国年轻的律师群体带来污名化的威胁。
我们在很多文章里已经分析过，网络舆情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个体的极端化行为，很容易为其所属的群体带来巨大的污名风险。比如少数几个留学生不负责任的冲动言论，就可能让留学生群体从精英群体变为问题群体；少数教育手段极端的教师，有可能引爆教师群体的舆情，等等。陈有西对于中国律师群体的潜在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缺乏底线的具有道德风险的行为，尤其是1200万律师费的网络传闻，都让陈有西面临火辣辣的网民质疑，质疑他的法律立场和道德品格，并进而“污染”网民对于律师群体的整个看法和评价。
人们有理由警惕，一个朝气蓬勃的、将在推动中国持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建设性角色的群体和行业，有可能为某个大律师的道德风险行为背锅。如何在这种众所瞩目的事件中避险？人们或可寄望于律师行业协会，以某种形式，对于行业执业行为约束和公正正义的法治理想，再次进行一次严肃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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