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阳舆情”爆发的背后：县城普遍畏惧记者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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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县城的非典型出位
近日，河南原阳县出名了，却是以一种很不体面的方式。
根据调查，4月18日下午，该县一个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4名儿童压埋，致其死亡。
本来，出了这么大的悲剧事件，地方负责人赶紧检讨工作疏漏、成立调查组、安抚受害者家属、尽力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事情不至于闹得太大，完全可以将之限定在一定影响范围之内。
但是接下来，地方的主动加戏，让事情开始一步步变得不可收拾：
街道办阻挠、“拉扯”记者，记者受伤、眼镜摔坏、手机被刷机；
主管宣传的副部长面对采访各种否认；
发动地方工作人员进行新闻跟帖、留言评论，干扰网络舆论；
拉大旗作虎皮，挟央媒的名义在网站发调查报告，行文用语充满强烈倾向性，还用了“情绪稳定”这样的陈辞滥调（稍有点舆情素养的人都不会再这么使用这个组合）；创新性地提出了“涉媒体从业人员”的说法，令人生惑……
上述一切本都可以避免，或者舆情不会变得这么严重。但如今，经过该县一番折腾和“作”，成了一个零和游戏：
四个儿童的家庭承受的失子之痛无人关注；
地方政府网络形象一团糟；
几家媒体被“拉扯”受了一肚子气，埋下怨愤的种子；
某央媒的声誉也被拖下了水……
很难想象一个县城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现实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原阳县，真的在国内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在武汉成为疫情中心之后，终于成为另一个焦点城市。
危机公关成功了没有？显然他们认为是成功了，因为他们已经打着央媒的名义，在网络发出了一篇完整的调查报告。在传统的体制渠道内，这样的危机公关已经达到最高阶、“上达天听”了，算是大获成功了。
而且从媒体表现看，这个调查报告发出后，相关的讨论也就降温了。央媒的报道已经发出，意味着事件已经定性，体制性的言论闸门已经落下，自由意见的发布窗口已经关闭，如果各种媒体再议论，就会显得不合时宜。
但在眼下的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遍布，社会效果是否真的达到了？民心是否真的被说服了？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挨打的记者生着闷气。接下来有可能就开始盯着你这个地方，出一点事就给你舆论监督，肯定够你受的；
地方形象能洗白吗？副部长的表演、无底线的网评引导、丧子家庭的无处诉说、人们心知肚明的信息利益交换……
倒是有一个躺枪的重量级角色，值得讨论一下。经过这一番信息混战，谁也想不到最后被拉来垫背的是一个堂堂的央级日报。这家央级媒体，隐隐然天下重焉，就这样稀里糊涂而又廉价地以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给一个形象灰色的地方背了书、作了保，成了背锅侠。
这个事件，其实给品牌媒体一个非常严重的警示，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允许自己的品牌名称被滥用、被轻率用于洗地、被绑架用于为地方用于危机公关。要有知识产权和公信力的保护意识和维护意识，严格界定使用的情境和场景。因为在本能驱使之下，地方会以毫无底线的绑架性操作，将你拉上他们的战车，最终的结果是有可能拉着你一同沉入水底。尤其对于央媒，更应该警惕，因为你不仅仅是市场化的品牌，你的背后有国家和体制公信力的加持，一旦被透支，影响是系统性的、体制性的。
2、地方政府对媒体采访畏如虎狼
“原阳事件”已经爆发多日，舆情也在渐渐平息。但是我们对于舆情要有这样的认知，作为事件和新闻，它会暂时平息；但是作为后果和影响，它却将成为记忆和印象。关于原阳地方的灰色的网络记忆将就此沉淀下来，地方形象将定格在如下碎片化标签构成的斑驳印象中：四个儿童死于非命；打记者；副部长矢口否认；网络水军；情绪稳定……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何原阳在儿童死亡事件后，会出现这么多的加戏动作？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经济人，每一种行为都是理性思考的后果，尤其是权力场中人，从来都是理性的行动者。我们回顾近年来的县市级网络舆情，会发现很多都是和媒体采访息息相关的。他们都非常抗拒媒体的采访，把记者当做不速之客。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县一级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无不是畏之如虎狼。双方常常在接触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正面遭遇战。
如果你是来主动邀请来采访正面新闻的媒体，那就好酒好菜招待；如果是因为负面事件、主动不打招呼前来采访的媒体，那地方就会拿出十二分的战斗精神，严阵以待。
近年来，我们愈来愈注意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件事情爆发后，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媒体采访严防死守，各种盯梢、突袭、收买，一旦被曝光，反倒引发了更大的负面新闻，成为“次生舆情”。
2007年响水县“11·27”事故爆发后，当地有关部门对来访记者软禁、监视、跟踪、贿赂、色诱，对新闻现场封锁，总结成“新闻协调工作”的一整套经验，成为网络奇观；
2016年，中国教育报记者在甘南县就学生营养午餐问题进行采访时，被当地民警带回派出所打伤；
2017年4月，四川泸县发生校内中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新华社记者在距离数公里外车就被拦下。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封锁，又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
2018年11月，泉州市发生碳九泄漏事件。《财新周刊》女记者在采访时候遭遇当地民警突击查房
…………
我们从上面所列举的部分事件能看出，在面对一个事件吸引了媒体来访后，县一级工作人员是如何主动搞砸并升级事态的。
本来是想尽量地减小事态发展的，结果地方一出手就搞大了，而且往往次生舆情比原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更强烈、影响更深远。这就是近年来很多网络舆情升级的客观现象，几乎成了规律性的存在。
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媒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信任的，另一种是不可信的。前者一般是党媒和地方媒体，但也并不绝对，比如泸县事件中对于新华社记者照样敌视；后者一般指都市报媒体，以及其他媒体，但是也有地方政府和一些都市报媒体关系维护得很好。
但归根到底，地方对于媒体的态度，基本取决于地方对于媒体前来采访的“动机”的揣测和考察。如果地方有了政绩工程，地方宣传部门经和媒体沟通交流，感觉没有大碍，就可视为可信任媒体，但是希望报道能严格按照通稿来。如果地方已经爆发了负面事件，前来采访的媒体几乎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需要抱有敌意的。
3、“权衡利弊”让地方敢于对媒体下手
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向媒体发难乃至动手，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显然他们心知肚明。
经过十多年网络舆情的洗礼，很多地方的执政者越来越明白，媒体的权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于媒体的真实心理，其实是敬畏。一方面希望能够为地方的政绩作正面的宣传，另一方面不希望媒体对于地方说三道四，更抵触搞什么舆论监督。
人们需要理解地方的这种心理。往往辛苦埋头干了许多年，刚刚有些政绩起色，但是一篇负面报道，就让地方的形象和政绩评价倒退很多，甚至导致行政问责。这是地方深为忌讳的。
就以苏北一些县城来说，他们听到省城有媒体来采访，往往压力山大。一位宣传部长私下说，有一次省城一家都市报两位记者不请自来到县里暗访污染企业违法排放情况，写完了就将完稿发给宣传部长看，结果赶紧联系记者，“每人给了5000块钱才解决问题”。
很难否认一些记者的采写动机并不单纯，往往带着经济创收目的来到基层。即使是正规的采访行动，也让地方步步惊心。来自省城乃至大市的媒体来到县一级采访，目之所见，无非落后问题，都是舆论监督或者负面报道的题材，而负面新闻往往更加出彩，更能产生社会效果。这也是地方害怕媒体前来“拜访”的基本原因。
地方对于媒体不速之客，首先考虑的就是“怀柔”，先礼后兵。能收买最好，反倒可以交上媒体朋友，以后随时用到。就担心那些不能收买的媒体，而且态度还很傲慢的记者。就以原阳事件的冲突双方来说，记者的散漫和傲慢表现，让地方工作人员怒从心起。
我们近日特地看了原阳事件在多家平台新闻后面将近200多条的跟帖留言，发现很多留言并不利于记者，甚至很多人表示不喜欢记者。排除地方水军的刻意污名化的信息干扰，我们认为记者的社会形象近年来确实也在走低。原因在于，行业整体性的滑坡，曾经的辉煌和高薪很难获得社会普遍的同情；少数媒体自救性的创收动作，不光违背了国家相关规定，也步入灰色区间，敲诈勒索成为一种和行业联系紧密的关键词；记者作为半自由职业者，容易给人散漫和傲慢的印象，少数记者的个性化的表现经过放大，影响从业者整体形象；“打记者”事件频发，经过地方权力部门的渲染，媒体成为弱者，导致形象的污名化，等等。
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地方权力生态和运作现实，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敌视媒体，乃至“打记者”，纯粹是一种理性的权衡结果。
对于地方管理者的综合表现，存在两种评价标准，一是社会舆论，二是上级考核。但是谁决定地方官员的前途命运？那显然主要是上级考核。只要不让上级领导不满，那就不是大事。
比如地方发生了一件负面事件，本来地方依靠“摆平就是水平”的套路，通过收买和压制，就可以让受害者家属封口，事情就能搞定，再给上级写一篇不痛不痒的报告，做些检讨，事情就能过关，甚至通过加班熬夜、现场指挥，还能“丧事当喜事办”，说不定还能出现先进典型。
但是媒体来了一掺和，事情就可能陡然出现转向。因为他们通过现场采访当事人、和受害者家属交谈，会把所有的盖子掀开，事情搞个底朝天，并且还向社会通报，结果很多真相大白于天下，还顺手把地方的潜规则、暗操作都曝光了。
就以原阳事件为例，一旦记者和死去儿童的家属一交谈，那很可能真相全都出来了，地方的新闻通稿和表面说辞全都要推翻，甚至还会把此次不合规的土方工程背后可能存在的幕后交易都翻出来，这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构成地方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阻挠记者，就成了第一选项。当然他们也不想闹大，一开始只是劝阻、吓阻，但是没想到媒体记者并不理这一套，而基层工作人员不会策略性地耍柔性的太极拳，而是战术性地使用了刚猛的少林拳，竟然就成了正面冲突，事情一下子搞大了。
但是即使打记者已成事实，也是可以进行危机管理的。只要遵循领导重视、道歉、调查、出报告、和稀泥等步骤，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比如原阳接受访谈的这份“终审”报告，罗织着套路、辩解、倾向性和污名化。这样的做法对于上级考核来说，并没有伤筋动骨。因为上级考核，绝少会把地方网络形象的增减当做一个具体指标的，只要没出政治错误、闹出人命或者重大安全事故，一场冲突很快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会成为响水相关部门那样总结的经验报告，或者勇斗不良媒体的谈资。原阳事件因为闹得比较大，举国皆知，地方为此开展了“大公关”，对外宣称邀请了人民日报、人民网采访了相关领导。你看，连人民日报都来了，难道做得还不够吗？这本身就让上级无话可说。
至于舆情舆论，因为往往不会决定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那就存在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了。如果上级不重视，没有指标化，地方往往会选择抵抗到底。小地方可不在乎什么网络形象、营商环境和县域品牌。犯我地盘，虽远必诛；先礼后兵，不服就干。但是随着网络舆情越来越受到中央重视，各级领导也开始重视网络影响力了，对于重大网络舆情往往直接作出指示，比如新乡市市委书记就对原阳事件非常重视，直接导致地方加大公关力度。
4、上下捆绑，是地方维护权益的“大杀器”
地方还有一个可以化解舆情的操作技巧，是最值得重视的。那就是通过将舆情通报为敌情，将媒体的无良、形势的严峻、新闻的后果进行加工，一下子就将上下级、市县利益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而将所谓的社会舆论、公众利益抛到一边。
上下级成为统一战线的战友。这就意味着，媒体才到地方，就已经面临着当地同仇敌忾形成的铜墙铁壁式的人海战术，信息封锁，坚壁清野，想获得真相、想进入核心区采访，那是相当困难的。
市县一体化还掌握着网络信息管理权，随时实现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即使媒体已经发出了报道，但是地方通过发动工作人员在网络上形成有利于地方、嫁祸于媒体的无数留言、跟帖，完全可以做到让专业的媒体在舆情舆论的混战中落于下风、落荒而逃。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市县一级的网络信息管理权力，对于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是个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眼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都比较正向积极，领导也励精图治。但是万一有的地方领导出于私利乃至悖逆伦理道德，而发出不合理、不理性的网络信息管理要求，基层工作人员也只能违心、昧心执行，对于网络生态、官场伦理、社会道德，影响几何？
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大的进步主义的浪潮之中。眼下的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媒体角色的参与。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在推动中央和地方的沟通、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人心的整合等方面，媒体将发挥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媒体的认识和看法，依然处于一个刚刚启蒙的阶段。很多地方领导和工作人员对于媒体的认识，不过停留在用好新媒体、“媒介融合”的技术层面，但是对于媒体的汇聚民智、维护公平、推动社会进步等更高的社会价值方面，依然认知模糊。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与媒体为敌，将事情搞到不可收拾。
我们终将明白，一个媒体参与不充分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完全健康公平的社会。在有的地方，如果存在政治生态不健康、法治力量未能彰显、行政问责尚未及时开展的状况，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媒体就是你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