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赵蓉晖、冯健高. 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语言能力:地位与内涵 | 自由微信

摘要：本文基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内涵与特点,结合相关文献、调查和访谈结果探讨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语言能力。文章提出以下观点:(1)区域国别研究和语言关系密切,“专业+语言”是该领域研究者的理想能力模型;(2)语言贯穿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但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研究中,语言功能、语言能力的权重和侧重有所差别;(3)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语言能力包括多语能力和交际能力,前者基于具体研究的语言能力需求建构语种和功能结构,后者是指由语言学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话语能力、策略能力组成的语言应用能力。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能力; 语言能力; 多语能力; 交际能力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编号15JZD04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与发展方略研究”(编号18JZD015); 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国际语言政策研究传统的比较研究”(编号2017007)的支持

学习文献：赵蓉晖,冯健高.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语言能力:地位与内涵[J].外语界,2020(03):20-28.

本文获得期刊授权独家推送

1. 引言

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广泛认可。全面、深入了解世界的需求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也给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作为独立二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专业点数量已达34个,其中有三分之一明确以外国语言文学为支撑学科1;教育部认可设立的400多家区域国别研究类培育基地和研究中心中,超过一半设置在外语类高校或院系。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和语言学、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并驾齐驱的外国语言文学五大学科方向之一。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领域,以语言研究和教学见长的外语界同仁为在这一领域找准定位和突显特色,首要的是厘清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语言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问题。本文重点讨论语言能力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和内涵。

2. 相关概念与研究回顾

2.1 区域国别研究概念

区域国别研究是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的合称,指研究者采取跨学科、多角度、综合方法的路径,对区域、国家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具体情况、关键问题、主要动向和对本国影响等方面问题开展的专门研究(郭树勇等 2019:2)。国内也称这一领域研究为区域和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英语文献中,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术语包括“area studies,regional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global studies”等。尽管不同研究者在概念界定和术语使用方面各有侧重,但是以特定地理或文化区域为研究单位、以应用为导向、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深度研究是这一领域公认的特点(Tansman 2002;Campbell et al. 2010;Ahram et al. 2018;罗林,邵玉琢 2018,2019;郭树勇等 2019)。

2.2 语言能力与区域国别研究

语言能力是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能力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领域。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出发讨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建设,或多或少都会提及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的重要性(Lambert 1986;Walton 1992;Brecht et al. 1995;李宇明 2011;魏晖 2015;赵世举 2015;文秋芳 2016;赵蓉晖 2017;戴曼纯,李艳红 2018)。2013年外语学科调整内涵结构后,结合外语学科建设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出现(国玉奇,罗舒曼 2015;王志强等 2016;常俊跃,冯光武 2017;安利红,李明徽 2018),主要关注“为什么要做”,对“是什么”、“如何做”、“做什么”等探讨不多。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主要依托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展,语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往往被看作研究对象特性的构成要素和表达手段。研究者普遍认为,语言不仅是研究对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入研究现场、获取信息的桥梁和媒介(Campbell et al. 2010;Ahram et al. 2018)。但是,语言能力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和内涵尚不明确。

鉴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语言和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什么关系?(2)语言能力在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3)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能力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调查了国内外23家相关研究机构,访谈了12位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对英美知名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硕博士项目开展了调研,并查阅梳理了大量相关文献,据此对研究问题展开分析讨论。

3. 语言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关注人的活动,是以人为核心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罗林,邵玉琢 2019)。这种人类中心论范式也是语言研究的基本特点,区域国别研究因此和语言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追溯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语言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1 东方学研究阶段

区域国别研究起源于古代欧洲的东方学。随着航海大发现和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东方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一批相关著作相继问世。美国传教士Williams撰写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1848)强调把文化看作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开展综合研究,成为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山经典著作之一。早期研究者(特别是传教士)大都通晓当地语言(local language),因此更能深入把握当地历史、社会和文化特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影响深远。

3.2 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初显阶段

一战前后,现代区域国别研究在英国、美国等国出现,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更好地了解新兴民族国家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英国建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例如1915年成立的斯拉夫研究学院(现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191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以及1920年成立的英国国际事务研究院(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也与语言密切相关,掌握对象国和地区的语言是开展具体研究的基本前提,语言教育因此得以发展。一方面,受东方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言的教学传统仍在延续;另一方面,一些欧洲语言(特别是俄语)开始受到重视。1918年,时任英国文官长Stanley Leathes在其受政府委托完成的调查报告中阐述了现代语言教育在英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说明语言教育是为了满足博雅教育、商业发展与公共服务的双重需要,语言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语言本身,与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和教育中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密切相关(McLelland 2019)。

3.3 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阶段

二战后,现代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美国成为该领域的新代表和主阵地。在美国,语言教育被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石,得到国家立法和财政的保障。“冷战”催生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要求“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在科学、数学、外语和区域研究方面形成共同确立高质量研究生教学计划的伙伴关系,增加美国在外语、区域研究和国防事务问题方面的专家数量”。该法案还提出制定关键语言列表,并据此支持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这一政策极大推动了区域研究和外语教育的双向发展,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数量从最初的19个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107个,可提供76种语言的教学(刘美兰 2016)。此后相继颁布的《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1965)、《外语援助法》(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ce Act,1988)、《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1994)、《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2005)、《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2006)等系列政策文件均表明,同步推进语言教育与区域国别研究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人才培养的一大特点。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设立外语与区域研究奖学金项目(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s Program),从美国利益出发,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外语教育和相关区域或国家研究的资助。

4. 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中的语言能力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和内涵决定了研究的复杂性,它“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以满足国家对外交往需求为目标,集中现有学科体系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对海外知识进行发掘梳理和组织整合”(罗林,邵玉琢 2019:148)。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具备特定的能力体系。以下分别论述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体系以及语言能力在其中的地位。

4.1 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体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应用性等基本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专业+语言”的综合能力体系。根据我们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中研究者背景的调查,学者们主要通过两种路径进入这一领域。第一种为“学科进入”,即来自特定学科专业(如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学者将区域国别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类学者往往需要在学习特定专业的同时,接受研究所需的语言能力训练,成为“专业+语言”型人才。第二种为“语言进入”,即具有某种语言(主要是外语)专业背景的学者成为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研究专家,他们一般需要经过语言之外的专业学习,完成向“语言+专业”复合型人才的转型。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素养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既有共通性,也有特殊性。共通性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可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特殊性是指区域国别研究“强调不同界别的理论交叉,强调方法的实用性,强调研究方法与政治咨询的衔接”(郭树勇等 2019:17)。在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专家的访谈中,大多数专家都特别强调两点:(1)研究者首先必须有自己的专业立足点(特定领域的深度专业知识),专题研究才能深入开展,跨学科才有基本的知识依托和前提。(2)语言能力和研究能力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前者注重语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以沟通和理解为目的,而后者用于发现并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是其核心。事实上,语言能力和研究能力共同构成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体系,语言能力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对象国语言能力不佳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在当地聘请翻译人员等方式,同样出色地完成研究任务。

由此,我们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见图1)。第一部分为“知识基础”,包括开展研究所需的国情区域知识、特定专业知识(核心专业理论与方法)和其他学科知识(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第二部分为“信息素质”,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研究素材并作分析解读)和表达分享能力(撰写研究报告、开展学术和咨政交流)。第三部分是“创新思维”,指发现现实问题并整合各类知识、信息开展批判思维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1 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模型

4.2 语言能力在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中的地位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2013:1)。语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语言能力在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和功能。

根据文献分析和访谈结果,我们将语言因素加入区域国别研究的能力模型(见图1)。在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的不同层面,语言具有不同功能,不同语言能力的权重也有所差别。按照语言功能和研究者面对的交流群体,我们区分了两种语言类型:(1)信息源语言(information source language),指研究者用以获取研究素材的信息来源语言,它可能是研究对象群体直接使用的当地语言(包括地区通用语和非通用语),也可能是承载研究对象信息和学术信息的第三方工具语言(tool language);(2)学术语言(academic language),指开展学术、教育、咨政等活动使用的语言,是学校教学、学术发表和政务活动语言。研究者的思维活动使用的语言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展开讨论。

众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都强调具有当地语言能力的重要性。Lambert(1990)指出,区域研究的核心学科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和政治学,它们都依赖于当地语言材料的掌握和解读。中村光男(1991)认为,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五个基本要素中有三个与语言能力相关,研究者应具备当地语言能力,能够使用当地语言收集和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文献,重视田野调查和实地生活体验。Szanton(2002:4)把区域国别研究的特点概括为“精深的语言学习、运用方言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密切关注地方性历史与观点解读、借助细致的观察来验证或批评宏大的理论”等。因此,信息源语言能力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一手研究素材获得方面,这对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查方法的研究尤为重要。一手资料解读也可避免因翻译导致的信息遗失或曲解,有助于建构深度本土知识(deep local knowledge)(Pitman 2015)。

除当地语言能力外,工具语言能力也非常重要。我们在调查英美区域国别研究硕博士项目时发现,知名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十分强调工具语言能力,将其作为获取信息、开展交流的基本前提。例如,哈佛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项目要求入学时必须掌握一门非英语工具语言,且在入学后学习第二门区域相关的工具语言。研究机构调查和专家访谈结果也显示,工具语言在很多场合也可作为获取研究素材的媒介,部分甚至完全替代当地语言的功能。

2005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区域国别研究研讨会上,学者们把区域国别研究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1)“区域导向”研究,指针对特定地理或文化区域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德国研究、日本研究);(2)“全球化导向”研究,指对多个区域的多学科比较研究(如拉美与南亚的发展模式比较研究);(3)“问题导向”研究,指针对特定问题的跨区域研究(如全球气候问题研究)(转引自 Pitman 2015)。多位受访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表示,第一类研究对当地语言能力的要求更高,第二、第三类研究对工具语言能力的要求更高;对学术活动组织、成果传播而言,学术语言的选择必须符合受众需求,并尽可能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

5. 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语言能力内涵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谋求通过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Szanton 2002:1)。这类研究的对象是异国异文化中的“他者”,因此仅从单一语言内部视角理解语言能力不符合研究目标和实际。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语言能力内涵探讨需从语言内外维度展开。

5.1 多语能力的结构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区域国别研究对多语能力(multilingual capability)要求更高,更需要建立与世界语言系统之间的连接。世界语言是一个数量庞大、关系复杂的系统。在现有的7 117种语言中,40%的语言使用人数不足千人,23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占全球人口的50%以上,语言的地理、功能分布差异也很大2。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多语能力建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多语能力的语种结构问题。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要涉及“普天之下”,相应的多语能力建设就应及时跟进。对研究者个体而言,发展多语能力受制于多种因素,必须针对自身研究需求规划多语能力的语种结构。发展多语能力也不仅仅是增加语种绝对数量的问题,还需对不同语言的功能进行更细致的区分。根据前文对区域国别研究能力体系的探讨,结合世界语言系统和分布知识,我们提出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多语能力体系(见表1)。

表1 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多语能力体系

在多语能力体系中,不同级别的语言发挥不同功能,语种范围各有不同。(1)全球语言,当下非英语莫属,英语正充当着世界共通语的作用,不仅使用人数众多,也是互联网、大众媒体、科学发表、商贸交流、国际公务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2)国际语言,指拥有国际影响力、在学术领域作用突出、能够代表重要文化区域和学术传统的语言,主要包括联合国官方语言中的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也应属此类。(3)地区通用语言,指在某个地理或文化区域内地位和通用度较高、可作为族际交际语的语言,如葡萄牙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4)地区非通用语言,指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包括除以上三类语言之外的所有语言。这类语言数量最大,地方色彩最浓,影响力大小不一,言语社区的边界相对更清晰,不少语言甚至没有书面语,可能处于濒危状态。

区域国别研究者可根据研究问题、研究深度、地区语言状况等建构自己的多语能力,因此研究者个体的语种选择呈多样化特点。例如,从事中东研究的中国学者可以建立“阿拉伯语+英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波斯语+英语”等多语能力结构;从事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者应把拉丁语、德语能力作为必备能力;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除掌握英语、印地语之外,可能还需要具备梵语知识。语言功能的范围会随着其通用度的降低而缩小,具有“向下兼容”的特点。例如,我们采访的几位阿拉伯国家研究专家中掌握阿拉伯语的不足一半,他们表示用英语也能完成研究任务。一些其他研究背景的受访者也给出了类似例子,强调研究能力远比当地语言能力重要,但也承认良好的语言能力确实有助于更便利、更深入地开展研究。

不同学术传统也会导致不同的语种选择结果。我们在英美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硕博士项目的调查中发现,美国更重视研究者的多语能力,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若干对象国语言(当地语言,例如中国研究项目要求学习汉语普通话和闽南话、藏语)和工具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等)。但是,英国的项目对当地语言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例如牛津大学的项目大多没有入门语言要求,入学后也只要求学习掌握一种当地语言。无论语种如何选择,研究者的多语能力必须满足获取专业知识、收集研究素材、呈现和传播研究成果的需要。

5.2 单一语言能力的内涵

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单一语言能力和语言功能密切相关,以满足言语活动需求为目标,具有明确的应用性质。学术语言能力服务于教育、学术交流等活动,阅读文献、撰写研究报告、作口头学术交流是其核心能力;信息源语言能力主要满足获取和分析研究素材的需要,对贴近研究对象的交流和理解能力(田野调查研究)、文本解读能力(文献研究)要求更高。

关于语言能力的内涵,语言学界已有诸多探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以实现语言交际功能为目标,最切合语言应用实践(Hymes 1972;Canale & Swain 1980;Savignon 1991,1997)。近期的交际能力研究更重视语言能力在各类交际情境下的具体应用,更注重语言表达、解读、交际中的意义协商等因素,因此更能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语言能力建构提供参考借鉴。Jeong(2018)指出,面向多种交际情境的交际能力应包括四个具体范畴:(1)语言学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指产出语法正确话语的能力,以语音、词汇、句法知识为基础;(2)社会语言学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指产出具有恰当社会语言学意义话语的能力,以语言的社会应用知识为基础,主要包括对语言与使用者身份、语域、话题、社会场景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3)话语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指使用连贯、完整话语的能力,具体包括听、说、读、写等能力,以文体、体裁等修辞知识为基础;(4)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指采用恰当策略解决交际问题的能力,例如避开矛盾、解释,或者请求对方重复、澄清事实、降低语速等。

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无不与人的活动及其话语构建相关,因此该领域对语言交际能力要求很高。我们在调研英美国家相关硕博士项目时发现,不同项目虽然要求的语种数量存在差异,但都对语言应用水平作出明确规定。例如,牛津大学要求学生具备高水平当地语言能力,能够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文本和历史分析。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要求学生深入掌握相关区域语言知识,能够意识到相关语言对理解特定区域文化的价值,发展研究所需的语言技能,具备与母语者进行恰当交流的能力。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项目包含语言基础(如语法)、语言的地理和社会变体(如闽南话口语、医疗领域菲律宾语)、语言应用技能(如翻译、写作)等语言类课程,其目的都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以支撑区域国别研究开展。

经概括分类,我们建立了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语言能力模型(见图2)。这一语言能力模型包括“多语能力”和“交际能力”两个基本维度:前者强调对不同语言及变体的掌握能力,包括学术语言能力和信息源语言能力;后者指对具体语言的应用能力,涵盖语言学能力、社会语言学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

图2 面向区域国别研究的语言能力模型

6. 结语

区域国别研究因自身的目标、内涵和特点而与语言具有天然的联系。区域国别研究和(外国)语言教育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但二者又各有侧重:前者注重知识创新,后者旨在培养语言能力、扩大信息来源。“专业+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想能力模型,也是目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的基本目标。语言贯穿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个能力体系,但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功能、语言能力的权重和侧重也有所差别。因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框架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人才培养须在明确语言能力地位的前提下做好结构设计,有序整合人类中心论研究范式与语言教育和研究,有机结合语言能力和研究能力培养,有力推动相关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迈入新阶段。

本文编辑：宋凯歌吉林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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