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音】再论二二八：应然 vs. 实然

From 石佳音两岸远望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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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

*作者石佳音为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3月号；总342期）。

在二二八的70周年，民进党一如预期地扩大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继续消费此一不幸事件。令人意外的，在反独人士中，也在此事件的定义或定性问题上起了争议。由于此争议与本刊二月号「二二八」专号有关，而且我们的看法并未被充分理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相关问题。

2017年2月28日，蔡英文出席二二八70周年中枢纪念会

2017年2月28日，于二二八 70周年，台湾超过40个民间团体扩大联合举办“纪念活动”。

"台独教父”史明

2017年赖清德出席台南市举办的"二二八70周年和平追思会活动"

赖清德参加台南市政府主办的“228大屠杀70周年”艺术联展

二二八是「事件」，还是「运动」？

如果把它看成「事件」，我们就应实事求是地正视其实际过程，分析背后的因果关系，从中寻找教训。如果把它看成「运动」，就表示我们把二二八视为有目的性、旨在改变社会现状的群众集体行动。假如二二八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抱有相同的目的，则此运动的性质与方向就是一个「事实」问题，不论我们赞成与否，都必须承认其作为「运动」的性质与方向。但是如果二二八的参与者分属各自有其目的的不同群体，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中选择我们认同的群体，然后从他们的角度来定义二二八「运动」，并继承其志，将此一事件的后续影响导向我们选择的方向。

所以「二二八」的定义有两种，一是「描述性定义」，把二二八当成纯粹的历史事实（不论是纯「事件」，还是万众一心的「运动」），描述其过程和因果；另一是「规范性定义」，把二二八视为有目的性的集体行动，从中选择我们愿意支持、参与、推动、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二二八的其他参与者可能存在别的价值目标），然后投身于70年前二二八「运动」未成的大业。

「描述性定义」必须能解释实际发生的事实，因此有真假对错之别。但「规范性定义」是主观的价值选择，虽然在伦理学上有是非善恶之分，但在实践上只有成败功过，而没有真假对错的问题。因此，这两种定义的性质、层次不同，但可以并存。

进一步分析二二八的两种定义之前，我们先看看其他运动的例子。

一个运动　两种定义

一、劳工运动：

按照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员的角度来看，任何劳工运动都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共产党员已经主动选择投身到这场革命之中，必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引导劳工的行动走向这场革命。因此，把任何劳工运动都定义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员必然选择的「规范性定义」。但在事实上，许多劳工参与运动的目标是有限的，常仅止于改善待遇、成立工会，或争取集体协商权利。因此，许多劳工运动的「描述性定义」可能只是「劳动条件改善运动」或「工会运动」，称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过，如果共产党扮好职业革命家的角色，就有可能把分散、零星的劳工运动的成果和影响，累积、整合、发展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旦这场革命成功，那么前此个别的「劳动条件改善运动」或「工会运动」，就都可纳入这场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之中。这么一来，「规范性定义」就可以因实践成功而与「描述性定义」重合。反之，如果这场革命始终没成功，且劳工阶层逐渐失去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或革命的动力，那么所有劳工运动在「事实」上都只能算是「劳动条件改善运动」或「工会运动」。只是，后人仍可继承前人未成的革命事业，再度把先前的劳工运动界定成「（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仍然是「规范性定义」，跟我们从事实上所言的「描述性定义」功能不同，可以并存，并无逻辑上的矛盾。

二、党外运动：

我在1980年代初，曾在反国民党的党外杂志上写出我对「党外运动」的「规范性定义」：党外运动就是以政党政治为目标的反对党运动。几天后，一位党外朋友「苦口婆心」地劝我：现在还没到为「党外运动」下定义的时候；要等到将来党外阵营目标一致、胜利在望（或已然成功）时，我们才能根据实际状况对此运动下定义。当时，我一方面觉得他所说的「定义」是「描述性定义」，与我所言并不冲突；但我也察觉到他之所以不接受我的规范性定义，是因他心中另有一种规范性定义（党外运动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去中国化、正名制宪运动），所以他不接受我界定的运动目标。如今回头来看，所有以回归宪法、推动政党政治为目标而参与党外运动的人都失败了，党外运动最终被导向"台独运动"。换言之，"台独分子"对党外运动的「规范性定义」已经因其成功而成为「描述性定义」。

不过，即令如此，仍然不能否定当年有一群反对"台独者"抱着不同的目的参与党外运动。迄今我们仍不时听到曾参与党外的统派前辈，批评"台独"「窜夺」了党外运动，这表示仍有人坚持对党外运动下一个自己认同（但未成功实践）的「规范性定义」。事实上，《远望》就是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台独"的党外统派创办的，我们接办《远望》，就是要延续此一传统。可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正视「当年党外运动的主流是台独运动」的事实。并且，只有不粉饰太平，面对此事实，才能检讨过去，策画未来。

三、琉球反基地运动：

琉球民族不是日本人，琉球国是中国的兄弟之邦。但日本在1879年并吞了琉球国。1945年冲绳战役后，美军占领了琉球，却又在1972年违反《波茨坦公告》把她「归还」给日本。于是，琉球至今仍是日本殖民地，「琉球独立运动」则起起伏伏，始终存在。

由于美、日把琉球当作日本国防的「防波堤」，在此大量驻军。琉球（今「冲绳县」）仅占日本全国面积0.6%，却承受全日美军基地总面积的77%，而驻琉美军基地占用了琉球土地面积的18%。琉球人民长期受到军事基地的干扰、威胁，美军的军纪问题也不断侵犯琉球人的人权。「反基地运动」因此持续不断。

冲绳县知事办公室官网上显现的琉球群岛军事设施分布图

近年来，因美日不愿移走军事基地，反而要在名护市建造更大的新基地，否则不愿搬迁位在宜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于是琉球的反基地运动声势日增，甚至导致琉球地区的县知事、参众两院议员都由反基地人士当选。在风起云涌的反基地怒潮中，琉独运动者当然积极参与，并且试图引导此一运动朝向琉球独立发展。因此在他们眼中，此起彼落的反基地示威当然是「琉球独立运动」的一环。但事实上，他们为了避免吓走某些反基地民众，往往不得不把琉独的旗号收起来，仅打出反基地的旗帜。因此琉独运动者对这些示威运动的「规范性定义」，尚未成为反基地怒潮的「描述性定义」。但这并不妨碍琉独志士继续坚持他们的理想，以及他们对反基地运动的规范性定义。

2015年5月17日，逾3.5万民众聚集在日本冲绳，针对岛上备受争议的美军基地发起示威。

以上三例，可以说明「规范性定义」和「描述性定义」的性质与作用不同，只要明确区分所指为何，并无必然冲突。然后，我们才能讨论如何定义二二八。

二二八的两种定义

要谈二二八，首先要承认：这是一个过程及因果都极为复杂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在美苏酝酿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由于多方势力交织，使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功过是非难以论断。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当然不例外。

此一事件，表面上是台湾民众反抗国民政府的民变。但是在抗官的「民」中，既有伺机推翻国民党的中共地下党（反政府），也有受日本皇民化影响而不愿接受中国统治的台籍「皇民」（反国家）；在政府这边，除了行政长官陈仪首当其冲外，还有暗中扯陈仪后腿的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如保密局、CC系的台湾省党部）；此外，不甘投降的滞台日人以及总想染指台湾的美国领事馆也在见缝插针。可谓八方风雨，聚此边陲，尔虞我诈，扑朔迷离。于是，二二八从起因、过程、死亡人数，直到「元凶」、责任，几乎无一不引起可争。

更有甚者，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后来演变成今天北京的「台盟」，几乎年年纪念二二八「起义」；可是，当年他们的敌人陈仪，却在1949年试图策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投共，而在翌年被国民党枪毙；1980年6月，中共中央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对中共而言，陈仪究竟是敌是友？反之，当年国民党并未因二二八而重惩陈仪（撤职一年后改任浙江省主席），日后马英九任党主席后却接受"台独"的「官逼民反」论，年年为镇压二二八而道歉。对国民党而言，平乱到底是对是错？最吊诡的是：当年被陈仪认定是二二八起因的台籍皇民，后来与反共的二蒋一路合作，最后还由「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的皇民代表李登辉接掌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然而，同一个李登辉，在二二八前后却正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大问题来了：对中国人而言，李登辉究竟是同志、同胞，还是敌人？

2006年2月28日，国民党于二二八事件59周年纪念日举行”还原二二八座谈会”，与会上时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右)向政治受难者陈明忠(左)、林书扬(中)鞠躬致歉。

李登辉

历史因缘如此错乱，难怪当年与中共地下党一起办《人民导报》批评陈仪的王添灯，如今既是左翼统派的烈士，又是台独的「护国台湾神」！要对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定义，不论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的，显然都非易事。

北京原本在2012年起已连续5年不公开纪念「二二八起义」，并把原先政治性较强的「座谈会」改为「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讲座」，以免伤及蓝营阿斗，且反被绿营利用（因为绿营也认定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起义）。今年眼看着民进党摩拳擦掌，要利用二二八深化"台独"；国民党却在马主席「引刀自宫」之后，完全失语。于是，北京决定不再顾念国民党的感受，直接向民进党抢话语权。所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公开称二二八是「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行动」；在北京恢复举办的纪念「座谈会」上，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也宣称二二八是「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显然，这是从当年参加二二八的中共地下党人的角度，对此事件下的规范性定义，将此事件纳入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今天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如前所述，这种定义是主观的目标选择，只有实践上的成败功过，而没有真假对错问题。今天北京再度重申此定义，表示大陆已放弃以蓝制绿，要自己动手解决"台独"问题。

林文漪(中) (图片来源：中国台湾网)

不过，"台独"能够年年拿二二八当政治提款机，当然有其对此事件的「规范性定义」，即所谓「台独运动的起点」。而且，他们这种定义也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即许多二二八的参与者并非中共支持者，甚至不认同中国──据大陆历史学者张海鹏指出：台北、花莲、台南地方个别人提出过「台湾独立」、「国际共管」的口号。于是，正如《远望》二月号社论所言，"台独"就把二二八定性为「中国『官逼』（不是中国人的）台湾『民反』」的「起义」，以此正当化他们反中仇中的"台独"立场。因此，我们反驳"台独"，就不能只把我们的「规范性定义」当作「全部事实」（混淆了两种定义的区别），进而否认"台独"「规范性定义」所依据的另一面事实的存在。那样做，不但对"台独"及其支持者丝毫不具说服力，反而会使我们忽视二二八事件里黑暗的一面（认同差异或对立引发的反中暴力），也就无法思考如何惩前毖后、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为了正视此一不幸事件的真实过程（不论它如何令人不快），辨明背后的结构性因果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当年被查缉私烟警民冲突引爆，立即延烧全台各城市「无差别打杀外省人」的悲痛史实。透过检视这些暴民的行为及心态，就会得出从2月27日警民冲突到3月8日国军登陆间的「二二八事件」的「描述性定义」：这是一场因日本殖民统治切割两岸人心而造成认同对立所引发的暴力冲突。这也就是《远望》二月号提醒大家注意的二二八阴暗面。

我们提出这样的描述性定义，是要驳斥"台独"的「规范性定义」所依据的历史叙事（台湾人因「官逼民反」而「起义」），完全没有反对把二二八定义成「爱国民主运动」的另一种规范性定义的史实基础（台共及其他爱国人士因反国民党独裁专制而起义）。因为后者是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中国，不论成败，我们都可称其为义。可是前者掩饰了有些台湾人受日本殖民统治影响，自始对中国疏离甚至有敌意的事实。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为，当然不能与「爱国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远望》二月号社论所提出来的二二八定义是描述性定义，是要说明事件初期在许多城市出现无差别地打杀外省人（不限于「官」）的事实及其原因，以否定"台独"的「官逼民反」说。我们从未否定事件中有左翼爱国人士参与，也不反对现在大陆及左翼统派以其规范性定义（爱国民主运动）统合反"台独"力量、完成二二八时其前辈未竟之事。但是，诚如大陆历史学者张海鹏在10年前于北京「纪念二二八起义6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这次事件虽然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反蒋形势的影响，但不是共产党策划与领导的。」可见事件的主因及主力不在中共地下党，我们因此不能忽视中共以外的反政府力量及其背后的成因，也就是台籍皇民。

不能把应然视同实然

描述性定义是对二二八「事件」的「实然」面的分析与定性，与规范性定义针对「应然」不同，本无冲突。但如果我们以「规范性定义」所依据的部分史实当作全部，而不去分析其他史实的性质与因果，甚至否认其他史实的存在，那么就只是与"台独"各说各话，很难发生反"独"效果。

现在看来，有些朋友似乎未加区分上述两种定义，以为既然北京如此定调，二二八在「事实」上就只能完全属于「爱国民主」的「正义行动」。他们一方面削足适屦，把复杂万端的二二八史实裁切、塞入基于价值选择所做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样一个「规范性定义」中，另一方面则对《远望》对二二八所做的「描述性定义」大加挞伐，说我们「与国民党老掉牙史观合流，是台独分离史观的变形」，彷佛我们是国民党的共犯、"台独"的帮凶。为了澄清我们的主张，在此着重说明以下三点。

首先，皇民化的影响确实存在。张海鹏教授指出：「二二八事件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留下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个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剧烈的震荡时期。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和日本战败在台湾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通过1947年2月27日的『缉私血案』突然爆发。国民政府派出的台湾统治者，面对这样的历史包袱，措手不及，应对失策。这些社会矛盾，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其中「文化的因素，体现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这种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使得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与祖国文化的生疏感和隔离感。简单来说，日本殖民统治，扭曲了台湾社会面貌，极大地增加了陈仪当局处理事变的困难，影响了当局处理事变的能力。」

战后台湾学运领袖陈炳基在蓝博洲的访谈中也说：「一般而言，台湾学生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对外界的封锁，政治思想比较落后。所以『台湾学生联盟』成立以后，也面临了领导者之中进步学生较少的困境。后来一个时期，联盟便为反动派所乘，接受了『御用绅士』的领导，反对进步思想、排斥进步学生，造成运动进程上的许多障碍。」

陈炳基(左) (图片来源：中国台湾网)

此外，大陆学者孙云更在《「台独」理论与思潮》中指出：「经过『皇民化运动』，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混淆与混乱。不仅如此，在日本统治下和『皇民化运动』中培养出的一些日本的『皇民』，他们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最早滋生出了『台独』浊流，在台湾光复后直至今日，对岛内政治、社会和两岸关系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根据以上三位学者及亲历者的陈述，可见皇民化的恶劣影响是具体存在的，不容否认。

其次，在二二八事件初期，曾出现无差别打杀外省人的惨事。根据张海鹏的统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死伤大约2000人，大陆军公教人员（按：其实还包括平民百姓、公教家属）死伤约1200人。当时在台外省人的人数远少于台湾人，而前者死伤竟达后者的60%，如此高比例的伤亡不容忽视。张海鹏说二二八事件「不是共产党策划与领导的」，这样高比例的外省人伤亡当然不会是共产党造成的。当时的左翼青年陈明忠（事件后入共党），最近在中视黄智贤节目中说他在二二八中是打贪官污吏，可是他也见到外省孕妇被脚踹、殴打。可见在事件中无差别打杀外省人者另有其人。

陈明忠

现任台湾统盟主席戚嘉林在他写的《台湾史》第5册中，以整节将近6页的篇幅记载「流氓与台籍前日本军兵」乘势藉二二八滋事，甚至「光天化日活活殴毙外省人，手段残酷」。戚主席写道：「二二八事起之初，在全台主要城市，均发生台人大肆以暴力殴辱或击毙外省人，并进而将之集体禁锢甚至禁于监狱。当时台北市约上万名台人，在光天化日的大白天，于车站街上各处暴力群殴不相识的外省人，拳脚交加，不顾被殴者流血、呻吟、哀号、伤重，甚至临死前之挣扎哀求，硬将不少外省人活活殴打致死，连小孩妇女孕妇亦有遭此毒手者，外省女子甚至有被迫裸体在大街行走，及赤裸裸地被打死者。当时从海南岛返台的台籍前日本军兵与从福建返台的浪人，其殴打外省人的行动最为凶猛。」

这些台籍日本兵就是受到张海鹏教授说的「皇民化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以致如孙云所言其「国家认同产生了混淆与混乱」，于是才「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这些记载出于爱国人士之手，不可能是捏造。我们应该彻底否定这些阴暗事实的正当性（以便从根铲除"台独"的「正当性」），但我们不能蒙上眼睛，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否则，这些冤死的外省人将沉冤莫白。

对于日本殖民统治造成两岸人民认同对立，以及此种疏离心理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远望》二月号社论引用的三位"独派"台湾史家都曾承认，包括张炎宪、翁佳音在1988年为连温卿的《台湾政治运动史》写的序，以及周婉窈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从比较的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但这都是在"台独"尚未成为气候之时，"台独分子"需要借用二二八，唤起本省同胞对事件背后的认同对立的记忆，才会如此做。这也正是为何在白色恐怖下，「二二八」都成禁忌，连谈也不能谈，因国民党害怕会引发他们无法化解的"台独意识"。自1994年起李登辉开始推动"台独教改"与去中国化，年轻族群里人造的「天然独」日益增多，"台独"渐成主流。这时，"台独运动"所需要的就不再是提倡"台独"，而是要「正当化」"台独"，于是"台独"就只强调官逼民反，甚至主动强调光复时台民「欢欣鼓舞迎接国府」以「证实」后来的「省籍矛盾」全是中国人（外省人）的责任。

正是为了揭穿"台独派"把二二八事件起因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以正当化其「台独」立场）的不当，所以我们更须正视皇民化的作用。但是，我们从来没说二二八事件中的参与者都是皇民，更不认为全台人民都被彻底皇民化。只是，在事件初期打杀外省人的，确实是这些受皇民化影响最深的台籍日本兵及流氓，而背后策动者中亦有陈炳基所称的「御用绅士」。我们总不能把他们的行为都视为「起义」。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如果英国把香港归还给中华民国，还是很可能发生「占中」，难道我们也要把它称为「官逼民反」的「起义」？

最后，有人根据国民党情治单位档案，指出二二八当时仅有70余名地下党员，1948年6月发展到约400人，到了1950年8月全面逮捕时，已发展到900余人，以此显示二二八促成了许多青年的思想转变。甚至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地位。我们觉得这种论断值得商榷。姑且不论在二二八前后两次加入地下党的投机派李登辉，另一位在1949年7月加入地下党的卢兆麟就说：「很多人会走这条路，就是认为要对抗国民党的话，共产党那一套不错：运用地下组织，慢慢吸收人，严格训练，有制度有团队精神，才可能对抗，才有效。如果像二二八那样单打独斗，人再多也会死光。这可能是很多人参加共产党的原因，不一定每个人都对大陆有兴趣。」此外，许多"台独人士"回忆自己或长辈的二二八经验，指出他们在事件后变得反中仇中（而不是左倾）。例如彭明敏说他父亲彭清靠在二二八后「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并且，二二八以后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更加反感，国民党内机密资料不断提到这跟二二八有关。民进党林佳龙的硕士论文早就发现「党外」是本省籍选民支持出来的──而党外最终演变成"台独民进党"。以上这些事实都显示二二八的后续影响虽然都大体不利于国民党，但方向多元而复杂，不能仅以中共即将赢得内战时台湾地下党人数增加来逆推二二八的性质。

开放讨论　共同反独

总之，我们不否认国民党（包括陈仪）有恶政、失政，但是不能忽视当时随陈仪来台的也有好官好人（张海鹏教授更指出陈仪本人比较清廉，也有一定理想，愿意把台湾治理好），并且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也不是陈仪所能控制的；我们更不否认地下党及左翼参与二二八而起义，但是我们不能把地下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的角色放大到「主导二二八」，甚至因此赦免了在此事件中闹事、无差别杀害中国官民的台籍皇民；我们也不否认在平乱及清乡的过程中有扩大化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国民党阴谋设套，先让台湾乱起，以便派兵来台屠杀──毕竟蒋介石的首要目标是打内战，否则不会在事变前夕把台湾驻军主力调回大陆。凡此总总问题，都需要实事求是，站在国家民族（而非一党一派）的立场去探讨前因后果、功过是非，既不能把皇民暴徒的恶行扩大到所有的事件参与者，也不能把部分参与者的义举拿来涵盖全面。如此，才能认识到台湾岛上认同错乱问题的来源与演变，并从其根源处（日本殖民统治）加以整治。

鉴于二二八事件的复杂性，我们不宜将此事件的经过事实简单化地以地下党的「规范性定义」，直接认定为「描述性定义」，以致降低了我们对此一事件阴暗面的警觉。最好的作法，是使两种性质的定义并呈，开放讨论，以规范性定义决定战略目标，以描述性定义检讨战术，减低两岸统一过程中及统一之后后续的成本。

在"台独"声势与自我再皇民化进程相互辉映的今日，回想起二二八，我们越发心忧，越发禁不住要做如上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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