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闵、简皓瑜】葛超智刻畫的二二八

From 张惠闵、简皓瑜两岸远望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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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

作者分别为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学士、致理科技大学通识中心讲师。刊载于《远望》（2017年3月号；总342期）。

今(2017)年是二二八事变发生70周年。在台湾，有关于二二八事变的诸多讨论中，独派「官逼民反」论常用的根据，除了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前两卷外，还包括葛超智的〈台湾回归中国〉（本刊已于2016年12月号至今年1月号译介【张瑜真、简皓瑜】葛超智看台湾回归中国）以及〈福尔摩沙：遍及全岛的3月屠杀〉（Formosa: The March Massacres）等二文的论述。1947年二二八发生时，葛任美国驻台副领事。由于他在事变之前及期间介入之深，事变结束未久，就被请出了台湾。葛超智随即于当年10至11月，陆续于《远东研究》（16卷18、19期）发表了上述二文，俾能影响美国东亚政策，两篇文章后来并成为当今所谓葛氏名著《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1965）的核心部分。

柯乔治（George H. Kerr，或译为葛超智）所著的《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

这一期，我们就来译介葛氏这第二篇文章。首先说明，该文所述实即吾人所称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小则台湾岛内（省内）的官民关系（官还分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民也包括不同的群体、世代、理念），中则中国内部的国共内战，大则国际环境的美苏冷战与帝国主义，所涉十分复杂。葛称之为「3月屠杀」，盖因他更希望读者关注陈仪及南京中央政府用兵平乱的部分；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其次，文章标题译为「『遍及全岛的』3月屠杀」，主要乃考虑葛用了复数，并依其文脉推敲，并非赘词。

文章一开始，首先交代了二二八事件爆发的背景以及引燃点。

他写道：

陈仪，是国民党内「自由派」的政学系成员，从1945年10月至1947年4月，出任岛屿台湾（福尔摩沙）的行政长官。他决心建立一个专卖制度警察国家（monopoly-policestate），这给台湾汉人（Formosan-Chinese，按：即一般所谓的「本省人」）在财产、生计、生活上带来了日益增加的不安。结果不到1947年2月底，台湾人民感受到的愤怒，已随时可能会爆发为暴力事件。

2月27日晚间，几名专卖局（烟草专卖）的武装「特勤人员」（按：包括6名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及4名警察大队之警察），没收了一名寡妇（按：即林江迈）在贩售的香烟及她手上的小额现款，当时她正带着两个小孩在拥挤的公园里（按：天马茶房前）兜售香烟。其中一名特勤人员，还以手枪枪托把她打倒在地。于是愤怒的旁观者围拢上来；特勤人员大惊，开始拿枪乱射，结果在他们被追逐到附近一处警察岗哨前，杀死了至少一名男子（按：即陈文溪），他们的专卖局卡车则遭人捣毁。

事情经过一夜，消息就传播开来。一个当地的（监督）委员会，可能是受到意图给政府制造麻烦的暴徒所煽动，起草了一份决议，要求专卖局局长辞职、废除特勤武装警察，并对伤者及死者家属提供赔偿。

此处葛超智所谓地方上的委员会，应是指由蒋渭川、王添灯、廖进平、吕伯雄等人领导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日据时期，总督府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1931年起在台颁布「结社禁止命令」，除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还能勉强活动至1936年外，政党都被即刻解散，其活动都被取缔。台湾光复伊始，蒋渭川加入国民党后，原拟结集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团体昔日成员，筹组「民众党」，并集合防卫团与青年团成员组成「台湾青年党」，但被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属CC派）以不宜组党为由劝阻，1946年1月6日遂改而成立「台湾民众协会」、「台湾青年文化协会」。然台湾民众协会仍因十分活跃，陈仪意欲解散，终在李翼中协调下，成立3个月即又改名「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全省会员并迅速增至逾万，可见其号召力及组织力。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蒋渭川同时也是台北市商会理事长兼台湾省商联会常务理事及同业公会理事长，故被推举出来，夹在党政商民之间奔走协商，角色吃重。*必须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已经解密的文件可知，台湾光复以后，直至蒋介石政权撤退来台，蒋渭川也一直受到美国密切关注。**

*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始末记：蒋渭川遗稿》，1991，台北：蒋梨云。

**见高雪惠〈美国国家档案中的蒋渭川〉，陈芳明编《蒋渭川和他的时代》，1996，台北：前卫出版社。

事件爆发时被击毙的陈文溪，其兄陈木荣系台北市迪化街一带的著名角头（3月8日陈文溪葬礼参加人数还逾千人）。陈文溪以一个旁观者被杀，原属意外，但从事发次日早上即出现有组织、有规模而诉求清楚的抗议游行看来，除了陈文溪原有人脉之外，有学者认为，与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事发地点邻近的蒋渭川本人以及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当晚应已积极介入（延平北路二段三民书局一楼为蒋渭川所开书局、二楼为协会事务所、三楼为蒋渭川住家），请愿诉求即由协会主要成员廖进平与吕伯雄起草*。此即葛文中所指的委员会。但这与蒋渭川留下的诸多手札不符。

*见戚嘉林〈二二八事件本省菁英的不当之处──陈仪红线：台湾永为祖国领土的一部份〉，《海峡评论》195期，2007年3月号。

然而，蒋以人脉之广、影响力之大、平时对陈仪政府批评建议之勤，而在此民怨沸腾随时可能爆发之际，能无两手准备吗？葛文又为何语焉不详并似要为其脱罪地称他可能受到暴徒煽动？

葛文继续写道：

向示威者开枪

这个事发次日（2月28日）的早晨，约有两千名左右无武装的群众手持请愿标语，一路行经主要街道，游行至专卖局办公室，但被拒于门外。当他们接近行政长官公署时，请愿者和旁观民众同遭机枪射击。而在台北城另一处，市民愤怒发现有两名专卖局特勤人员在骚扰兜售烟草的孩童；后来这两人被棍棒活活打死，附近一个专卖分局的办公室及仓库还遭到洗劫。压抑已久的愤怒，在整个城市倾泄而出。专卖局的自行车、卡车以及其他财产被毁，其外省籍雇员被殴（按：时任专卖局台北分局长的欧阳正宅，就被群众拉出来打）。办公室和官员宿舍，遭到携带棍棒和砖头的群众攻击；但未出现纵火或抢劫，因为台湾人说，那些建筑本应属于台湾人民所有。宪兵小队和巡逻队开始现身台北市中央行政区的重要地点。然后发生一些枪击，晚间就宣布戒严了。（按：戒严开始应在下午3点多。）

政府否认在长官公署前面曾发生什么枪击事件，但承诺对事件发生之初涉及的伤亡提供抚恤金。

3月1日，一个由台籍领袖人物组成的小型委员会（按：即当天由台北市参议会出面组织的「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拜会了行政长官说：目前情况已严重到非单纯的抚恤金所能奏效了；他们并建议：现在宣布某些久经公众要求的政府改革，例如对专卖局和贸易局的改革，应该是个好时机。由于当时在首府台北市内及附近，陈仪仅有2000名的部队，并且宪兵不足以提供辖区内所需的巡逻兵力，他不得不默认现实。于是陈仪要求该委员会扩大改组，以纳入岛上各部门与各行业的代表（按：此即3月2日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于3月10日以前备妥改革方案供其考量。他指派了几位处长级要员（按：计有民政处长周一鹗、警务处长胡福相、农林处长赵连芳、工矿处长包可永、交通处长任显群），代表政府参加处委会随后的公开审议。最后各方一致同意：处委会将确保台湾人停止暴力行为；警察职务暂时交由一个台湾学生组织来执行（按：即3月3日由许德辉集结国立台湾大学、延平学院、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及各高中学生而组织的「忠义服务队」，负责治安与交通），并由一个外省警官和某些本省名人共同监督；行政长官不得派部队进城，并将逐步削减流动的宪兵巡逻队。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臂章。（国立台湾文学馆提供）

如果陈仪确实遵守承诺，他就可为中国再次赢回台湾民心了。然而他背叛了自己的话，而且严重背叛了他的朋友及靠山──蒋介石，因为陈仪迫使蒋支持自己的恶行。

那天下午当陈仪亲自广播他的承诺时，承诺就已被打破了。因为军队正从南方开往台北（按：资料来源？）；就在广播进行中，机枪射倒了123名手无寸铁的人们，他们只是在旁观宪兵架设岗哨而已。（按：乱局中辗转得知的总数，竟能精准到奇零数123名！）

这个台湾人组成的处理委员会，在3月的第一周热切地努力准备提案。处委会里经常与行政长官商议的成员，主要是保守派；尽管厌恶陈仪这个人，他们信任陈仪乃蒋委员长所任命的负责人。他们决心尽其所能，在敦促改革的同时，能取得一个有序的解决方案。第二个成立的年轻团体（按：即蒋渭川于3月5日成立的「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主要系号召陆海空台籍日本兵组成；成立大会上到场青年即达数万人）的领袖们，则着重陈仪过去的黑纪录，并强调，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大陆上军队正在集结要运送来台，进行陈仪的报复（按：原文是Chen Yi's revenge；「报复」是葛氏的刻画笔法，还是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或处委会的看法？不论是何者，都耐人寻味）。该团体承诺，只要处委会还在有效运作，便支持处委会；不过一旦军队开来，就投入地下反抗。

与此同时，在每一个城乡里，台湾人都要求大陆来的外省人交出其办公处所；许多外省人照办了。有些地方宪兵和军队交出了武器，他们认同台湾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很愚蠢」的看法。有些地方则发生了流血事件。当一个一个地区发泄他们对外来投机客累积的仇恨时，许多外省人都被打了。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可以看到：有些地区，本省暴徒正试图将局面扭转到有利于己的方向上来。

台湾人发现到，外省人某些阶层还是高尚的，他们即使身处困难的条件，也极尽所能做好工作。这些人包括：在国家资源委员会下负责电力系统、铝厂重建、炼油厂、以及其他高技术工作的大多数人。换句话说，人们发现，真正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关心台湾（以及中国）的福祉的。然而，本周的事件同样也显示，台湾人可以自行运作岛上技术性的经济活动，这于是摧毁了陈仪的说法──台湾人是需要不断指导的「落后」人群。

我们从以上文字，可看到葛超智刻画的几个重点：

首先，接续前一篇文章（〈台湾回归中国〉），他强调二二八的发生，是因为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无能，以及光复以后来台的外来投机客贪婪；二二八的扩大，要归咎于事发后政府粗暴、处理失当。

尽管葛文中被打的外来者不是公务员就是贪婪投机客，尽管葛氏还藉「中国人打中国人很愚蠢」一句话，表示二二八与国家认同或省籍情结无关。但我们无论在当时的媒体报导、官方电文、或日后陆续出版的口述回忆都可看到：此时台籍公职人员一般并未受到暴民所伤，外省人却不论是否出任公职、或言行有无失德，不少人遭到暴民无差别的打杀抢掠。对陈仪政府的不满，已迅速泛泛转嫁给了几乎所有外省人。如果说，当时中央社片面强调本省人打杀外省人，可能误导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政府*，那么，相反地，美国外事及情报人员葛超智此文，就可能误导包括美国决策者在内的读者。

*林元辉《二二八事件期间中央社电稿分析及其影响与意义初探》，2006，台北：国立政治大学。

不难发现，葛氏很例外地用列举法具体指出了少数无须反对的「高尚」外省人，而他们恰好是科技人才，其服务单位恰好是直接关乎台湾基本民生经济的重要产业，可证明日人撤离之后，台湾高层技术确实瞬间空虚，故由外省科技人才填补。无庸置疑，这些好人所以能来台服务，正显示决策者其政策及选才眼光并无失误。但葛超智随即欲盖弥彰地表示台湾有能力维持自主营运，于是着实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对照其〈台湾回归中国〉一文，则矛盾更多。此外，从当时其他记录以及后来各种（不限于二二八）回忆文字可知，当年离乡背井来台的大陆人士，清正甚至优秀者还不止于此。

葛氏第二个重点：缉烟血案只是导火线；此时台湾人的要求，其实主要就是民生经济不受干扰，譬如原本是台湾的就该归属台湾人民，专卖局和贸易局应予改革等等。但看其后来的发展，显然已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容我们后面再提。

我们继续看下去。

被背弃的改革方案

经过紧张的公开辩论，改革方案于3月6日准备就绪。迄今为止，虽然距离首府台北较远的城乡仍持续混乱着，台北的情况已有改善。（按：其他地区有些不但混乱未减，犹在扩大。）小学于3月5日开学了，商店亦恢复营业。然而，高官的家具及家属正悄悄而密集地从城里搬到戒备森严的集中地，碉堡和路障被置放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周边。这下就连最保守的处委会成员，亦开始怀疑陈仪了。

改革方案于3月7日提交陈仪，比原订的10日早了3天。32条被提出来，其中有些是次要、并且明显可以协商的。主要的改革是呼吁：由台湾人直选自己的县市长（以便取得警察的控制权）；废除几个局处所掌管的特勤武装警察部队；推动台湾人深入到本省行政机关中的较高层级；以及，解除陈仪实施的专卖制度。

次日，宪兵队队长（按：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会见处委会，并代表陈仪长官感谢处委会所提建议，声明这些诉求一定会实现，从而促进台湾的福祉。他也代表国民政府，否认会有什么军队移入台湾之说。

但当晚，不到8点，首府外港基隆的登岸地区就被机枪扫荡了，数以千计装配着美日军备（在仓促重新涂装之下，仍可清楚看到「U.S.A.」字样）的国民党军队登陆基隆，并涌向首府台北。陈仪已经准备好着手复仇，大屠杀开始了。

在此葛超智所未提及的是，3月7日当天，处委会于提出32条之后随即又追加了10条，把42条交给陈仪。然不论32或42条，我们或应注意：一、以上葛超智的概述比实际条文温和许多；二、葛氏随后致南京美国大使馆的32条版本（称系根据《人民导报》），也不同于处委会最初的32条，而是直接在42条版本上选择性地删去其中最严重、最敏感的几条，而这几条其实一直存在。（全文、《人民导报》版、葛超智致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版本，见本文附录。）

陈仪将处委会方案中的重中之重，简要概括在次日（3月8日）发往南京的电文，曰：「昨午后7时代表15人来见，欲提出政府各地武装同志应交出武器，警备司令部须撤销，陆海空军人员一律用本省人，由处理委员会接收长官公署等四项要求。」这才更能体现实况。

意即，处委会提出的，乃是中国政府即刻停止对台有效统治！名义上台湾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实际上中央控管省级地方的工具全废，中央在台湾完全被架空，台湾省完全自治！而且，根据建议方案，过渡时期（「对于目前的处理」）如此，改制后（「根本处理」）新定省自治法，行政、司法、警务、军务方方面面主要都改用本省人后，亦大抵如此。这哪里是原本仅限于民生经济的自主权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处委会同意解决混乱，是以政府解除武装为前提（「对于目前的处理：1.政府在各地之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3.各地若无政府武装部队威胁之时，绝对不应有武装械斗行动…。」）；而条文中最让南京倍感刺目的，恐怕还是处委会不惜以「国际干涉」胁迫政府就范（「对于目前的处理：5.政府切勿再移动兵力或向中央请遣兵力，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致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而这极具威胁口吻的两条，第一版32条即已提出，葛超智却视而不见。

国际干涉，不论于今于昔，对主权国家而言都是十分敏感之事，何况在台湾光复方才一年有余、而中国对台实施主权根基未稳之时！这形同让台湾的主权回归有名无实，让中国此后的主权完整平添危机。难怪陈仪于电文中接着说：「职不与讨论，即严词拒绝！」

处委会所提方案已超越中央─地方关系，而涉及台湾主权归属，可说是否定抗战成果的巨变。其讨论过程，不论32或42条，处委会内部都颇有争议（蒋渭川一度愤而出走；《人民导报》8日见报时，甚至忌讳刊出包括解除政府武装、不可调兵来台以免国际干涉等敏感主张在内的「对于目前的处理」全部7条）；若说陈仪照单全收，怕是处委会也无人能信。根据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始末记》所述，7日处委会于陈仪拒斥后已惴惴不安，于是拟于8日早上派黄朝琴谒见陈仪，解释并撤回42条建议，力求其谅解。结果陈仪拒见。当天中午陈仪派张慕陶到中山堂见处委会，张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标之外，其实还呼吁勿牵涉军队之事以免刺激中央；于是处委会当天以「未及推敲，…绝非省民公意」为由宣布取消42条，恢复为原来的32条版本。以上事实，葛文却全部加以掩饰。

葛超智显然还回避了：当时台湾兵力远不足以压制暴民作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陈仪同意蒋介石将原本驻台的七十军、六十二军调往大陆。而此时大陆上内战胶着，蒋恨不得集所有兵力于剿共，陈仪又怎可能轻率冒犯他这位上级长官而蓄意引兵来台「报复」呢？

葛超智却接着说：

据可靠估计，有5万至7万的军队于3月份进入台湾。外媒、本省权威人士的报导，以及一些被陈仪的残忍暴行所震惊的大陆媒体报导都一致显示，约有一万名左右的本省男女遭到屠杀，或者消失，不过这些消失的人估计到现在也已经死了。

首先，来台国军方面「5万至7万」显然是远远夸大了。宪兵第四团第三营、宪兵第二十一团第一营于3月8日抵台、二十一师于9日登陆基隆以后，眼看平乱顺利，19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称，台湾仅有少数奸匪约2千人，仅二十一师、宪兵及要塞守兵已足平乱，因此，原本预定来台的二〇五师可以免调。*两个宪兵营的2千多人**，加上二十一师和应该归建的四三六团，约2千多人，以及此前分驻全岛北中南的一个独立团（3个营）约2千多人***，总计3月10日在台可用之兵也仅7千上下。葛文5至7万之说，甚至数倍于台湾在1946年调军打内战前的最大容量（2万），只能说是天方夜谭了。

*见总统府《台湾二二八事件（上）》戡乱时期重要文件分案辑论38，1955：158。

**见张健丰〈宪兵的角色及其历史地位〉，《远望》2016年5月号，23-28。

***见朱浤源、黄文范〈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2007年2月26日，中央研究院「228事件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http://www.zcool889.com/article_152.htm，上网检视日期：2017年2月13日。文中总兵力估为5千上下，盖未计入宪兵第四团第三营、宪兵第二十一团第一营。

至于死亡人数，则根据二二八基金会对相关政治受难补偿申请案的审核，从1995年开放申请并经数度延长期限，至2015年6月底共20年的申请期间，总计有2,285件通过*，而这个数字不局限于死亡及失踪人数，还包括羁押或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物损失等等。大陆史学家张海鹏认为，台民死伤人数在2000左右，而外省人也有1200人。所以，我们在此「抱持『哀矜勿喜』的审慎态度」（二二八基金会语）并就事论事，可以总结说：葛文死亡万人之说仍是夸大了（当然更别提包括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在内的其他天马行空的数字。至于根据人口统计推算的根本错误，请见上期《远望》页17，胡佛院士受访时的回答。）

*见《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105年度预算》，页7。

值得注意的是，葛氏完全未提本省人打杀外省人的死亡人数！

处委会成员是国军搜寻及杀害的首要目标之一，毕竟，作为批评者，他们令陈仪在世界面前丢了脸面。于是从首府台北开始，大屠杀的模式蔓延遍及全岛。3月8日、9日，从台北外港至首府之间民众普遍感到的恐怖气氛，是有意造成以驱使每个人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的（按：此即戒严措施的本意）。军队在街头不加分辨地任意刺杀、射击；挨家挨户搜查时，出现强奸、抢劫情事。有领导地位的公民被捕，其中包括律师、报章编辑、医师和商人。军队还搜查了民宅，以寻找某些中学生和大学生；如果名单上的学生不在家，其父兄就会被逮。结果，迄至3月17日以前，已有逾700名的学生据报遭到杀害或失踪；而陈仪很讨厌学生，因为他们善于言词、热血冲动，并且熟习日军的行径作法。

路边沟渠和河岸散布着尸体，家属也不敢靠近。一位曾经目睹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大陆人就说，对他而言，台湾的这场屠杀看起来同样恶劣。报复对象甚至蔓延到了岛屿东岸的原始民族（按：primitive people，此用字带有种族歧视）。1946年间曾抗拒官方掠夺的原住民村落领袖们，就遭到屠杀（按：资料来源？）。

不到3月底，全岛已因恐惧而忿忿地屈服了；不过，外媒报导显示，此后政府特勤人员的报复、威吓仍持续进行。例如，4月18日，就有人看见20名学生双手被捆绑在后头，咽喉以粗绳系在一起，在台北沿街被刺刀戳着朝向国军司令部前进（按：资料来源？）。

以上葛氏具体指出的「受害」台湾人，均为形象正面的士绅或年少单纯的学生，确实让人痛心；但当年许多媒体报导都曾述及的另两类主要参与者──从福建厦门一带回台的流氓浪人，以及战后陆续从海南、南洋等战场返乡的台籍日本兵，葛文中竟渺无踪影，岂不怪哉？

今天人们谈起二二八，常谓中国人屠杀台湾人；葛超智、台独版的「官逼民反」即持此论点。

综观葛氏论述台湾光复和二二八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先把两岸一刀两切，那边是「中国／官／大陆／外省」、这边是「台湾／民／岛屿／本省」；然后花大量笔墨，将陈仪政府以及大多数1945年光复以后来台的其他大陆人几乎一箩筐抹黑成十恶不赦、专事剥削台民，故终致（中国／大陆／外省）官逼（台湾／岛屿／本省）民反。

接着，出面与陈仪接触的台籍领导人物，温和宽容、进步明理，愿与官方协商化解民变、致力改革，其提出的改革方案合情合理；但陈仪政府先是允诺实践改革，继又推翻承诺、暗自引兵报复，其实此前早已成竹在胸，他对处委会说一套、做一套，只是缓兵之计，结果台湾良民惨遭荼毒！

葛超智这是在事实上含糊笼统、在概念上移花接木，然后就在道德上把陈仪及其所代表的祖国中国死死打趴在地了。

如此当然无助于理解真相，却有助于推得以下结论：二二八整起事件就是屠夫陈仪背弃了台民期待改革的善良愿望，进而也摧毁了台民心向祖国的情怀或可能；并非台湾主动要背离中国，而「台湾光复」就是台民的不幸。再进一步推，则说二二八或「3月事件」的「真相」，就是中国急于侵吞、控制、殖民台湾的残暴镇压，恐怕也不奇怪了。此即今日独派对二二八的看法，也是独派合理化其分离主义的重要论据。

事实上，中共地下党在事件中各自为战、积极参与，事件后随着中共即将赢得内战，地下党人数也极大地成长，可见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并非尽如独派所言。

葛超智把二二八比拟为南京大屠杀，并假借大陆人之口以增强其可信度，目的亦在引导读者将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中国人对台湾同胞的感情，扭曲并等同于日本对台侵略殖民的关系，极其恶毒！

屠杀需要核实名单吗？事实可能恰恰颠倒。二二八之火一触燎原，台民轻易就将不满政府的情绪发泄到外省无辜人士身上，手段凶残。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假借二二八闹事者以流氓浪人、青年学生、退伍军人为多，而这些人基本上都在日据期间出生、成长，也许就不那么惊讶了。1937年起，日本对台启动「皇民化」，台民参拜神社、参观「膺惩暴支」的侵华战争周年纪念；1943年战时统制进入生活所有细节，1944年3月起，全台中学男生更陆续编入「学徒兵」，校园变成军营，学生在太阳旗下天天喊着「天皇万岁」、背诵「军人敕谕」、赞颂真正的屠夫，最后还唱起「死在三途之川」、「邀鬼相扑」等歌曲。台湾这一整个年轻世代除了少数观察及反省能力极强者外，大多已化身为日本的战争工具，跟着日本敌视祖国中国。

二二八事件中的主要谈判者，则为各级民意代表、地方士绅。尽管日本对台民的影响随着出生年代以及日本对台政策而有世代差异，但两岸毕竟暌隔50年，台民对大陆人士的态度即便存在世代差异，一般也是从积极反华（青）到消极不信任（中）到陌生（老），基本上都并不亲切、正面。以上官民心理差距，恐怕才是二二八事起之初许多年轻人一呼百应、街头迅速陷入狂飙、官民互信脆弱、而处委会越走越激进的原因。中国政府不是殖民政府，不可能出现乙未割台时日本那样的烧杀掳掠；改革却终以流血落幕，美好的愿望终至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悲剧！

葛超智曾经留学日本，日据后期来台教英文，3年后返美，以「台湾通」之姿自荐加入了美国情报工作，战后随即出任美国驻台副领事，并曾仔细分析日本对台殖民之术。聪明机敏如葛，对皇民因素、两岸认知落差毫无所觉吗？恐怕未必。

陈仪背叛台湾，发生在那个时机点上，对蒋委员长来说真是非常不幸。因为，此时南京正处于希望谈好国民政府改组案的脆弱协商中，改组能显出它在朝向民主化迈进。（按：二二八前的1946年底，宪法完成制定；二二八后的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改组，开放政权纳入其他政党，以准备行宪。）南京正努力将「政学系」推向政府行政体系的首位，让政学系成员出任行政院长，因为政学系被许多美国人视为「自由派」。偏偏，陈仪正是政学系其中一个主要的门面人物。（按：可见葛超智知道此前陈仪的名声基本上还是好的。）

为了捍卫陈仪，对抗其他派系意图搅乱政学系布局所做的攻击，蒋委员长在南京发表了一次演说，为陈仪在台湾省行政长官任内的举措进行辩护。（按：陈仪于1947年3月17日，即二二八发生未久、国军来台平乱的当月，向南京中央政府电辞台湾行政长官及警备总司令职；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其撤职查办。但蒋为保下陈仪以为后用，5月令其改任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6月更任命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然后，他派白崇禧将军赴台，从那里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考试院也派了一名代表到台湾。（按：实为监察院闽台监察使杨亮功，于3月8日随国军抵台。）

白将军进行了一次愉快的社交参访，其中伴有军乐队、一些晚宴，还去了一次温泉渡假胜地、一次动物园。考试院（按：是监察院）代表也走了一趟类似的行程。其行径让台湾人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不认为台湾事态严重。结果代表们很快就返回大陆；过不久，4月，陈仪被魏道明取代，这是一个循常文官（按：行政院院会决议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于1947年4月22日改制为台湾省政府，魏之职称为首届台湾省政府主席，不再兼警备司令。）。随后，根据报导，岛上的军队数量减少了；但有好几个秘密警力却大幅增加，包括军方及非军方系统都是。经济剥削的对象，据报已扩及较小的产业单位；这些单位原先完全由台湾人所有，台湾人迄今为止也一直能维持其独立运作。

3月事件和蒋介石对事件的反应，粉碎了台湾人对蒋委员长的信任，并对国民党产生了强烈敌意。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台湾人，现在都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生命财产颤抖害怕了；他们预期会有一段暴力、军事镇压、全面经济崩解、动乱、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时期到来，而这些都会在以前共产主义几乎不存在的地方，为共产主义创造沃土。

在南京，台湾动乱的征兆甫现之际，人们就不假思索地叫着：「是共产党（作乱）！」在台湾本岛，政府反倒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指控：「是日本留下的邪恶影响」。不过那所谓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台湾人了解到日人曾计画要有序地发展台湾经济，从而就会理解到台湾有发展潜力（按：意指，陈仪称其「邪恶」，是因为这个认知会让台湾人将经济等发展困境归咎于陈仪、国民政府）。然而，虽然台湾本省籍领导人物大多曾去日本接受大学教育，不过他们往往会因为那个经历而更加怨恨日本人，因为那会让他们一返台就深感两地之间严重的待遇落差而痛苦。简言之，就是，陈仪和蒋委员长在中共连一根手指都没动的情况下，就已经给中共在台湾拥有一个极大的（发展）优势了。（按：意指，台湾人本来就讨厌日本人──实际上这有世代差异──但是眼看南京把二二八的责任丢给共产党人，陈仪更毫无道理地归咎于日本，没人自我检讨，心向祖国的台湾人就会觉得国民党无可寄望，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保守派的领导被大陆人摧毁了，而年轻人，也就是更为激进的台湾人，则已转入地下，并且，他们即便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者，也无可妥协地是反国民党的了。他们会致力于摧毁所有与陈仪政府类似的大陆来的政权。如果蒋委员长的政治及经济地位以目前的速度持续恶化下去，那么台湾人被激起的仇恨，其作用就会继续增加；如果一如某些中国观察家所预测，蒋氏政权被迫放弃大陆、撤退至台湾的话，更是尤其如此。

不过，即使在今日，蒋委员长也还可能赢回台湾人，只要他能把腐败的国民党官僚体系清除出台湾的行政系统；让这座岛屿成为真正属于国家的行政体系之分支，而不再是提供给像陈仪这么个蒋介石追随者的闲差肥缺；并且把台湾的经济建立起来，去运用、而不是去毁灭台湾人的技术能力。否则，我们会看到台湾发生进一步的反叛和动乱。

至此，经由葛文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寄予的「期望」，以及对共党势力可能扩张的警告，本文真正的主旨终于浮现。

从我们一连译介的几篇文章可知，葛超智是个服膺霸道思想的现实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就反映在葛氏基于美国利益思考的所言所行上。譬如在琉球问题上，他于冲绳战役期间便思考美国在战后新局中，如何可能藉由琉球牵制东亚，可见其先知先觉。

葛氏承袭美国19世纪以来的几位重要东亚战略家的战略眼光，如培里（Matthew Perry）和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十分重视「第一岛链」对西太平洋及整个东亚大陆的战略重要性。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呼吁英美联盟对抗苏联，预示了1947年美苏「冷战」的开始。葛超智以其「台湾通」的身分「关注」台湾，注意冷战大局，也就将台湾放在了美苏两强对峙、美国围堵共产世界的一环。

本文最后结论，表面上看，在提醒并告诫蒋介石政权，及早赢回民心、巩固台湾，否则台湾恐将落入中共之手，共产世界会从台湾进一步扩张。但他也极尽所能「黑」了蒋介石政府，可见并非真心实意。本文其实更在提示美国：国民党极可能丢掉台湾，美国应随时准备伺机接手；而下次这个契机，就在台湾下一次动乱之时（二二八事件里，葛超智已为美国政府演示了一次如何介入）。

其实早在1942年，葛超智就建议美国掌握台湾。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4小时，美国菲律宾空军基地即遭台湾起飞的日本战机攻击，让葛超智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1942年美军规划「堤道作战」计画，企图攻占台湾并长期驻守台湾，以台湾作为反攻中国大陆沿海沦陷区及日本本土的基地；葛氏即参加其「台湾研究小组」。7月底葛氏提出《占领与之后的台湾管理备忘录》，力主排除中国军队的参与，由美国独力占领台湾；他呼吁台湾不能落入其他对美不利的政权之手，包括中国共产党，并建议战后以「国际托管」、「住民自决（主权）」（Plebiscite）、「自治」的美丽幌子避开「帝国主义」的骂名，而将台湾实际纳入美国掌控。此即日后葛超智提出「托管论」的雏形。虽然美国终因亚洲战场有赖中国抗日，中美于1943年经由《开罗宣言》达成了战后台湾地位问题的共识；但坚持「台湾地位未定」仍是战后美国可能介入台湾的切入口。*所以，包括否认《开罗宣言》的效力（否定台湾回归中国的合法性）、主张中日和约签订以前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是联合国战利品应由联合国托管、或美国是战胜的关键所以对台湾战后负有责任云云，就成为「托管论」支持者的主张，而美国官方则始终对两岸关系保持战略模糊性。

*王呈祥〈揭开葛超智与「二二八事件」之谜〉，《海峡评论》219-220期，2009年3月号-4月号。

或谓，葛超智为达目的不惜谎话连篇，连美国内部都颇有非议；其「托管论」并未成为美国国策；二二八期间身为美国驻台副领事，他的意见也与领事不同，而且最终被逐出台湾，不曾真正主导美国对台政策…。但吾人只要看看这位多年前即已提出台湾「托管论」的首倡者仍被奉派来台、美国仍让其暗地执行任务这个事实，即可知美国始终重视这位灵活的情报兼外事人员，把他放在副职只是缓和其冒进、保留美国操作两面手法的空间而已，葛氏的观点一直被视作美国可用的一步活棋。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一年前，美国战略情报部私下在台湾进行了一场未具科学性的「民意测验」，事后更根据其结果，霸道地于国际媒体上大肆宣传台湾人欢迎美国统治*。二二八期间，台湾人从撤换行政长官、地方政改、联省自治、行宪、自治，到美国托管、独立等等各种主张都存在，美国驻台领事馆则对台湾各界的各种朝向分离的需求表示欢迎。葛超智代表美国承诺，即使台湾无法脱离中国，让美国托管或为可行之路。台湾菁英如蒋渭川者曾否买账，我们不确知。然而，即如1947年3月5日蒋渭川只是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名义主动透过美国台北领事馆致函蒋介石，请求勿派军队来台镇压，并说明台省民变只是要求政治改革别无他图，但反过来已等于确认了美国介入台湾事务的正当性，为葛超智「托管论」的实践做了铺垫。

*苏新《愤怒的台湾》，1993，台北：时报文化出版，页175-176。

台湾人民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50年，其间无法了解真正的中国、观察真正的世界，也缺乏在各种环境格局、各个问题层次上具体思考国家社会发展的训练与机会，某种程度上确如陈仪所说的政治意识「落后」，于是，二二八事件中处委会既订出荒谬的改革方案，台湾菁英也犹如误入国际丛林的小白兔，最终入了美国的虎口、踩了蒋介石政府的红线。

二二八事件，看起来是中国政治弊端丛生、台湾当地官民关系长期紧张的结果，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遗毒让民怨迅速累积、一点就燃并瞬间扩大，美国帝国主义积极介入让它踩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红线，注定难以和平收场。南京政府并不乐于对台用兵，但一经决定派兵，已非陈仪─处委会所能化解，亦非收回42条所能收拾。但台湾人民期望政治改革、民生乐利、骄傲自信的美好愿望，就此破灭，其遗害更使台湾内部认同及统独问题至今难解，并严重拖累中国的统一与复兴。

葛超智服务的对象，本来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以冠冕堂皇的人权为借口，把台湾视作任其操弄的棋子，甚至引诱台民走险棋，牺牲了台湾大批菁英与台民福祉。这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一点都不矛盾。然而，就在二二八尚未风平浪静之时，这篇文章又已从「3月屠杀」出发，为美国继续寻找它在东亚的机会了，包括介入两岸、操作第一岛链、利用台湾。

1947年3月5日，蒋渭川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名义透过美国台北领事馆致函蒋介石，请求勿派军队来台镇压，台省民变只是要求政治改革别无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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