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赌二十多年，都是为了这个家 | 人间

《天亮之前》剧照

他曾信誓旦旦地向我许下过美好的承诺，若是中了五百万，就要送我去“小红花艺术团”学舞蹈，还要在南京买大房子，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前言

父亲最近一次翻修家乡的老房子，已经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外出打工，后来又做点小生意，挣了些钱，回家就把老屋的土墙全推了，换成坚硬的水泥墙，将房子里里外外修葺一新，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

如今，家乡那个小地方早已楼房林立，而我家这间只有两个半房间的老平房却再也没有变化过，爷爷奶奶还住在那半间偏屋里。经过多年的风雨摧折，偏屋和堂屋分离开来，裂开的缝隙有两个拳头宽，里面塞满了挡风的纸壳子。两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挤在逼仄的屋子里，烧饭的炉灶就摆在床头。主卧的房间倒是完好无损，却已积满了灰尘，父亲固执地坚守着当地一个古怪的习俗：老人不能住儿女的卧室，否则他们会在外面倒霉。

我知道，他比谁都需要运气。

1

十几岁时因为没有南京的学籍，我不得不回安徽读高中。父亲知道我情绪低落、绝望，竟意外地给我写来一封信：从小到大，我们父女之间这种坦诚相见的机会不多。在信里，父亲讲了自己曾经的求学经历，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很想给我最好的教育——不过这位进城的农民工终究没有做到。

他在信里说，他读初中的时候，上学坐的凳子得从家里自己带。他那时学习很好，可惜命不好。辍学离开学校时，他抹着眼泪，手里还拎着那张老旧光滑的长条凳。

家乡的赌博风气从很早就盛行，村中的牌桌赌局从来不会少了爷爷的身影。爷爷一辈子是个会种田的剃头匠，农闲时节时常挑着担子出去四处揽活，挣了点闲钱就爱坐到牌桌上去。爷爷对父亲他们五兄妹的期望是，早些长大成人，然后可以卖体力挣钱。对爷爷那辈人来说，知识是无用的，甚至多了还可能不好，不如做体力劳动踏实些。那年开学，老师催交学费，父亲回家向爷爷要钱，爷爷刚刚赌完一场，输得个精光，一个学期一块二毛的学费，爷爷硬是拿不出来。

父亲不得已辍学，离家去了南京，他先是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几十斤的水泥袋扛在肩上就走。他不满足简单的体力劳动，跟运水泥的师傅学开拖拉机，从一名搬运工干到运输工。后来，他又往前再进了一步，做起水泥贩卖生意。那个遍地都是机会的年代，父亲很快就尝到暴富的滋味，他用上了大哥大，还买了摩托车。

那是父亲事业发展最顺利的时候，翻修了家中的老屋后，村里路过的人都看得出来，“刘家出了个能干的人”。为了扩大业务，父亲拿出魄力，想买一辆大货车拉水泥，钱很容易就借到，乡邻们把修房子的钱，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掏出来了。父亲借了三万元，买了一辆大货车。

可父亲蒸蒸日上的事业，因为赌博戛然而止。

爷爷一生在牌桌上的失败，并没有妨碍父亲继续成为一名赌徒，实际上，父亲的牌技、赌技，都是爷爷早年就“传授”给他的。改变父亲命运的那场赌局是在南京进行的，父亲跟几个外地来的小老板一起，赌了一整天，兴致高涨，到夜里，父亲现金已经输完。眼看着赌局要散，父亲却不甘心，说让人家等着，他马上就去银行取钱。赢的人想见好就收，不愿再等。父亲本就赌红了眼睛，当时就急了，见拦不下人，便意气用事地说，他新买的货车值三万块钱，要是再赌输了，车就归他们。

他们又加重了赌博筹码，结果父亲并没有再赢回来，除了输掉了车，还额外又欠了两万元。

2

我在很小时就跟着父母去了南京，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棚屋，阴暗逼仄。我的小姑姥（父亲的姐妹）嫁给南京本地人，我们那间棚屋，即是搭在小姑姥家的院子外，铁皮的顶，硬纸板拼凑的墙，外面行人脚步声、说话声，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棚屋外是一条宽阔的公路，一辆辆汽车轰鸣着呼啸而过，到了夜里，尚且年幼的我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父母下班回来，总是担心那些飞奔的汽车会撞到我的父母，以至于后来长大了，我还一直害怕汽车。

而我童年的阴影还远不止于此。

父亲想过东山再起，可当他再次回到乡里，赌博输掉一辆卡车的故事已经传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再借给他钱。那些在牌桌上称兄道弟的朋友，他也回头去找过，没人愿意拉他一把。从此，父亲一蹶不振，只好暂时搁置飞黄腾达的美梦，老老实实地当个打工者，从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到曾经的风光时代。

近乎魔怔似的赌性是从何时缠上父亲，我已经无从知晓，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魔怔散发出来的破坏力，它们横冲直撞，将我家庭撕扯得支离破碎。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这些东西背后，夹杂的那种偏执的爱。

父亲开始疯狂地迷恋上福利彩票，我曾看到过他在一个腌臜破旧的本子上，写满那些他自以为是的概率计算方法。屡战屡败的现实从来不会动摇他的决心，反而是偶尔一两次他买的数字与大奖相差无几，他就莫名兴奋，信心大增。他总是在家里念叨，“五百万，五百万，五百万……”

父亲一夜暴富的美梦，于我却是梦魇。想起年幼时，他曾信誓旦旦地向我许下过美好的承诺，说，若是中了五百万，就要送我去“小红花艺术团”学舞蹈，还要在南京买大房子，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如今想来，欣慰、羞赧、痛心、悲哀、可笑，心中的滋味凌乱杂成。

他那偏执的人生观是如何养成的，我已无从得知，只知道，在他的世界里，要实现那种阶层的跃升，过上那种他在出租屋里给描述过的明媚生活，只此一条博弈之路。这个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进城农民工，偏执地将人生的筹码都压在了彩票和赌博上。我上初中时，一周的生活费是一百元，而他一天买彩票的钱就是六十元。

那时父亲在南京开货车，母亲当环卫工人，却总是存不住钱。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打斗，构成了我童年时光的晦暗背景。我至今仍记得那些模糊的影像，在不到十平米的棚屋里，他们大打出手，狂乱地挥舞着拳头，辱骂与叫嚷声，充斥在铁皮与纸板造就的空间，我哭着喊着制止，却根本拉不住。父母争吵原因，就是父亲买彩票，或者又输了钱。

大约在我上幼儿园时，父母有次在家里吵架，我想过去抱住他们，父亲一把将我横抱起来，往地上一摔，我摔在地上的凉席上，哇地哭了出来。他们的争吵没有停止，我哭得越厉害，反而还会遭到更多打骂。母亲也总打我出气，要打我时，就从那扫大街的扫帚上面扯下一根竹条，拽起我头发，唰唰唰地朝我挥过来，打得我血棱凸起。

3

父亲的赌性给我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心灵上的折磨，以及那些被人看在眼里的羞耻与心碎。

小时的我是典型的流动儿童，最初只能在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上小学时，一学期的学费大约是四百多元，面对班主任交学费的催问，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厚着脸皮拖延。后来母亲终于忍无可忍，跟父亲大吵一架后回了老家，把我留在南京由父亲照顾。

我当时就读的学校开设有食堂，午餐需预定，一顿五元钱，荤素搭配，很是诱人，但我从来没品尝过，都是吃家里送来的饭菜。母亲走了，我知道，今天会是父亲来给我送饭，就一直等着。

父亲终于来了，我满怀期待地打开热乎乎的保温盒，却发现里面只是一份漂浮在清寡面汤的方便面。我的眼泪登时就滚下来了，转头就跑回教室，趴在课桌上闷声大哭。不是我娇气，吃不了泡面，而是出于一种心结：父亲给我买的方便面是一块钱一袋，而他买的彩票都要两块钱一张，原来我还不如一张彩票。

班上同学们见我可怜，便自发给我捐钱，记得当时一共收到三十多块钱。我开始每天捡瓶子、废纸壳，卖到废品站，换来几毛到一块不等的钞票。我用这些钱买五毛一碗的早餐馄饨，买菜市场里五毛一块的豆腐，切下一半就着挂面吃，剩下一半用清水养着，留到第二天。

母亲不在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忘记”给我钱，当他在牌桌上赌性大发，或者在彩票站财迷心窍时，我就靠着拾荒和朋友的接济勉力生活。

那些日子虽然辛苦，我却希望母亲永远不要再回来，赌徒父亲的暴戾，就让我一个人受好了。他信奉“棍棒出好人”的粗暴规训，在对我的残酷惩戒与他孤注一掷偏执地买彩票之间，我仿佛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也许我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赌注。

我的作业都是在学校做好，然后回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干完家务后就蹲着看电视。父亲有时回家心情不好，见我看电视，就认为是我贪玩不学习，便要打我。打我之前，他会拉上出租屋里的红色窗帘，锁上窗子，将门“啪”一声带上，先是刷耳光、揪耳朵，再是敲头、踢腿，最后解开皮带抽。

我总是不哭，跟他怄气，昂起头瞪他，他就越生气，便打得越狠，直到他差不多消了气，才肯停了手。我带着遍体伤痛，走到我的弹簧床边，往被子里一钻，才敢小声地抽泣起来。我在石灰墙上用指甲抠出他的名字，后来，墙上写不下了，我就画正字，每打一次，便添一笔。

我变得敏感而自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想过自杀，放弃过青春懵懂时的爱情。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却从不敢跟同学们出去玩耍，不请同学来家里玩，不能跟上他们追逐的时尚，没有吃过肯德基，没去过夫子庙游玩。

我也原谅过父亲。

4

那次大赌欠下的五万元债务当时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钱，迟迟没有还清。父亲的还债策略是：先还赌债，再还亲戚们的债。父亲有位堂哥遇到急事，亲自跑来南京，辗转找到父亲，求他还钱救急，父亲却开着电视，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结果，我那位叔叔一分钱没要到，回去后，放出话来，说他与我父亲从此恩断义绝，我家的事，他永远不会管。

可我后来为了读书，不得不站在那位叔叔面前，泪流满面地求情。

本来，我虽没有户籍，但一直在南京读书，我侥幸地盼望着，学校会因为成绩优秀而挽留我。然而，到了高二开学前的暑假，留在南京高考已无望，我必须返回原籍就读。

县城有县城的规矩，好的学校并不接受考试入学，唯一的通道是走关系，连钱都不行。当年被父亲欠钱不还、羞辱过的同族叔叔，当时已是“扶贫办”主任，在县里有权势，说得上话，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知道，他放过狠话的，但我必须要去求他——父亲已经去找过他一回，但他连父亲的面都没见一下。

年近九旬的爷爷带我上门，我们给机关的保安塞烟，打听办公室位置，才终于见到了这位叔叔。他拉着一张长脸推门进来，我就感到不妙。爷爷开始说话，做介绍，讨好地笑起来时，脸上的褶子拉得更开了。爷爷的话还没有说完，叔叔就遽然打断他，说，自从当年我父亲见死不救，他就跟我父亲没有兄弟情义可以讲了。

爷爷仍然赔笑，说父亲没脸来见人，今天上门就是来还钱的，希望他可以不计前嫌。爷爷一边说话，一遍示意我递钱上去。我捏着信封，将拿钱递上去，叔叔收下了，然后许久不说话。我意识到，现在我可以说话了。

当时的头几句话大约是这么说的，“叔叔，对不起……我爸爸欠你钱，对不起，现在才来还你钱。我知道你看到我一定不高兴，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不来求你帮忙，就没有学上了……”后面的话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那种紧张中夹杂着羞耻、委屈、怨恨的情绪，压得我心口发痛。涌出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后来我也看不清那位叔叔的模样了。

我终于顺利地入学了，在当地一所排名第二的高中。一开始，班主任对我“特别照顾”，将我安排在班上的混子旁边坐，第一次月考，我进入年级前五十名，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当着所有的老师质问我，是怎么抄的。第二次月考，我的成绩仍然稳定，班里还是有人说酸话；第三次月考时，本来不用监考的班主任，还特地来我的考场巡视。

还好，我意外地收到了父亲来的信。

5

五年前的夏天，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

正当我为学费发愁时，一个得钱的机会从天而降：南京江心洲某片城中村即将拆迁，父亲一位朋友住在那里，听闻风声后，赶紧在平房上用铁皮加盖了两层楼，想在拆迁时多算面积。还有一个可以领取更多补偿款的操作——那位叔叔先跟妻子离婚，然后我的父亲跟母亲离婚，四人再重新组合，领取结婚证，组成新的家庭。如果父亲和母亲愿意帮忙，可以得到三万元的报酬。

就这样，母亲顺从地跟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再跟等拆迁的男人成为了法律上的夫妻。最初，我们的生活没有并没有改变，母亲仍然在昏黯的出租屋里洗衣做饭，操持家务。

拿到钱的第二天，父亲回到家里，在厨房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老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女儿。”母亲放下勺子，她知道，每当父亲如此低声下气时，一定又是来事了。

果然，父亲说他又欠债了，一共三万，四张信用卡，每天利息五六百。

他俩开始争吵，父亲在狡辩：“老子工作不要了，你们娘俩也不要想有好日子过，这个家就散了！再讲，你现在先给我垫上，我到时候借钱都还给你！”

“你到哪儿借钱？哪个还敢借你钱？你借钱二十年都不还，谁还敢借你钱？”

父亲进一步示弱，发誓说自己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工作，不再去赌，不再买彩票，最终母亲屈服了，他们贱卖婚姻得来的三万元，终于还是到了父亲手里。母亲叮嘱我，一定要跟着父亲去还钱，当天下午，我和父亲坐地铁辗转到了迈皋桥，在一个偏僻破落的台球厅里，我见到了那位肥胖的“养卡人”。父亲说，其余卡留下让对方处理，带回一张绿色的信用卡给母亲看，然后当着面，用剪刀将那信用卡剪碎。

那个夏天出奇地热，就在父亲剪掉信用卡的第二天，我忽然发起高烧，说话也没有力气。父母立即送我去附近的小诊所打吊针。我躺在平板床上讲不出话，心里想着父亲把钱都拿去还账了，我没了学费，上不成大学，眼泪就簌簌地掉下来。

“别哭了！哭什么！又不是家里死了人了！”父亲对我大吼，他应该看得出，我是在埋怨他输掉了我的学费。母亲拿手帮我擦眼泪，她自己的眼泪却又落到我脸上，她抽泣着向我保证，一定会帮我借到学费。

其实家里不只我需要这笔钱。本来，母亲的打算是将那笔钱，一部分供我读大学，一部分用来翻修老家的房子，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母亲才同意出卖自己的婚姻，如今因为父亲的赌，一切都化为泡影。

临近开学前两天，母亲吃力地骑着她的破自行车回来，她在一个做卖菜生意的朋友那里借到了钱，五千块，一小沓的现金，裹在报纸里，然后再用针线缝在我的裤子兜里。

6

父亲一直都有份工作的，从帮别人开小货车，到跑长途的重卡，到后来，据说，他也一个月也能挣到九千。但他的赌性就像一个深渊，吞噬着他的血汗钱和这个家庭的脆弱根基。那些年，他跟母亲吵架，激动起来，曾悲愤地吼过：“我赌博了二十多年，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辩解了。

大学时，父亲曾经给我打过一个奇怪的电话，他当时是在跟几个朋友喝酒，大约是已经喝醉了。他在电话那头囫囵地对我说了不少话，大概意思是，他现在老了，这个家现在要靠我了。我只听说过那些年轻的男孩喝醉酒给女孩打电话，大约男人在这种时候打电话，想要吐露的都是藏得比较深的感情吧。

我以为，他会就此有所转变。

大学快毕业时，我忽然接到二姑姥的电话，她说，最近他们接到许多银行的催促，一天二三十个电话，都是找我父亲还钱的。我挂了电话，心里一沉，走到没人的楼梯间，瘫坐在冰凉的楼梯上。

我原本想，考上研再过问他的事情，但实在坐不住了，只好收拾了复习资料，背着书包上了天台，拨通父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我还没有开口，那头就传来打牌的声音。我质问父亲为什么还在借卡、还在赌博，明明发过誓的。他的回答让我失望至极，他说，不能怪他借了卡，而要怪二姑姥把事情告诉了我，还骂二姑姥多管闲事，然后“嘟”的一声，就挂了。

那年冬天很冷，室外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冻得似乎我的心也在抖。

●  ●  ●

去年的国庆假期，我独自待在宿舍，忽然电话响起，我一看，是银行来的。这些以“021”开头的号码，已在我的手机屏幕上频繁出现，它们都与父亲的债务有关。

我那天第一次有勇气按下接听键。我以为反复练习过就会镇定自若，不想放下电话后许久，依然心神不宁，甚至身体发抖，夜里室友已经起了鼾声，我还在床上辗转着，难以入眠。一长串的数字和银行大厅里刺眼的红色LED字幕，莫名地，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亲人们说，父亲的债，我要扛起来。

几个月前，父亲在我研究生入学后，将他最新的债务和盘托出，他让母亲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当天晚上，母亲跟我通视频电话，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掉下来。我以为是父亲出了什么意外，心里忽地一紧，不想，却仍是因为他的债。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坏，父亲至少欠了五十万，各个银行的信用卡、以及那些不断翻息的野路子高利贷。下面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更晚：还了那次三万的信用卡后，父亲并没有停下来。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就在给父亲还债，父亲自己工资每月三千多，从来不会有剩余，每天买彩票，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一买就是加倍，同时押许多号码。家里的出租屋附近有个彩票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晚上。其他的赌博，他也没有戒过，烟酒不停。

那个承诺“中了五百万”就送我去精英学校的父亲，那个声称“赌了二十年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农民工，已经越走越远了。

母亲一直没再跟父亲复婚，已有新的家。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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