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宏观吴棋滢】全国农民工数据分析及推论

广发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吴棋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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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宏观郭磊团队

报告摘要

第一，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为-1.8%，属于有数据以来首度负增长。这其中包含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就业机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趋势性。农民工总量增速于2010年上升至最高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其后一路缓慢下行，2018-2019年已降至1%以下。

第二，农民工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就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2010-2013年，年增速在12-20%的双位数；之后转呈增速缓慢下降趋势。这显示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升级及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第三，从区位分布趋势看，于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外出农民工中存在向本省回流的现象；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仍最高，但在2014年后比重逐步下行。

第四，农民工分布行业结构变化显著，制造业、建筑业比重分别于2012、2014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与第二产业相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服务业中，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占比快速提升，背后或是今年本地生活O2O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和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变化，数据显示有相当比例外卖骑手来自于传统产业转岗的工人。

第五，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至2019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近25%，40岁以上已近50%，而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只有25%左右。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年龄情况递推，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会是一个趋势，不排除中间会有显著加速时段。

第六，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农民工近年来比重开始逐渐下降，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则出现显著提升，至2019年已占28%。

第七，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其总量及结构的边际变化都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倾向于以下几点推论：

1）农民工流动性的下降（总量规模和外地就业比重）意味着单纯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中国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下降，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本地就业”这一城镇化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一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则需要加快发展区域城市群。

2）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服务业，人工成本上升依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3）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在名义增长扩张周期中制造业会存在阶段性就业缺口，这将反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比如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4）宏观意义上的就业指标对制造业的敏感度会逐渐下降，对服务业敏感度不断上升。传统宏观分析的框架偏制造业不偏服务业，如今我们需要其他一些跟踪框架作为补充。

5）中期来看，农民工总量的低增及回流返乡的趋势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四线城市服务业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正文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为-1.8%，属于有数据以来首度负增长。这其中包含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就业机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包含趋势性。农民工总量增速于2010年上升至最高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其后一路缓慢下行，2018-2019年已降至1%以下。

自数据统计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于2008年的2.25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86亿人；其增速于2010年上行至5.4%，而后呈缓慢逐年下行态势。2018-2019年已回落至1%以下的低增区间，而2020年受疫情对人员流动及其对就业岗位的影响，其增速加速回落2.6个百分点，录得-1.8%，属于有数据以来的首次转负。

因此，2010-2011年是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高峰，同一时期我国求人倍率和劳动力成本数据也呈抬升趋势，直接反映了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收缩对劳动力成本的推动。这一时点我们可以理解为 “刘易斯拐点”，即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

农民工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就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的2010-2013年，年增速在12-20%的双位数；之后转呈增速缓慢下降趋势。这显示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升级及城镇化到一定阶段，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2010-2013年期间，我国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速进入了一段高速增长期，由2009年的5.7%迅速上行至2010年的19.3%，并于其后的三年内维持12-20%的双位数高速增长状态。这一增速变化趋势显著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此后，这一增速逐渐回落，并于2015年降至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水平，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最新的2020年（图）。2020年，我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长2.8%，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3.5%。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升级与城镇化率的持续上行，中国经济已度过劳动力要素边际回报增长最快的阶段。

从区位分布趋势看，于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年上升；外出农民工中存在向本省回流的现象；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仍最高，但在2014年后比重逐步下行。

第一，于户籍所在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比逐年缓慢上升。我国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9年起逐年缓慢上升，由2010年的37%上升至2015年的39%，最新数据录得2020年占比为41%。与之对应地，外出就业比重逐年缓慢下降。

第二，外出农民工中，省内就业占比于2011年首超省外就业比重，其后并呈逐年攀升趋势。这意味着尽管农民工本地就业比重还未超过外地比重，但外地就业的农民工中依然显著存在回流至本省其他城市（如省会）的现象。尽管本地就业农民工占比还未过半，但在占比达59%的外地就业农民工当中，省内就业的人数比重早前已于2011年首度超过跨省就业比重（省内53%，跨省47%），其后二者占比差距逐年扩大。来自教育部的小学招生随迁子女构成数据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图）。由此可见，农民工回流现象不仅存在于回户籍所在的乡镇内就业，也存在于回本省其他地域就业的情况，应为省内的大中型城镇，如省会等，且后者更为显著。

第三，按农民工输出地结构来看，东部占比逐年下降，中部农民工于2013年-2015年快速增长，其后逐渐回落，而西部农民工仍处于占比上升人数正增的状态[1]。自2008年起，东部农民工占比逐年下降，近年来人数总量增速常也基本位于负增或零增区间；中部农民工人数占比与增速均于2013年显著上行，但2016年后开始回落，2018-2019年人数增速已回落至1%以下的低增区间；西部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8年起持续上行，这一现象不完全源于其他地区的占比回落，其总量人数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1%以上的低位正增状态。

第四，按就业地区结构分布来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占比在2014年后持续下行，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平稳，这一变化或与东部地区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国内产业链的区域转移以及各省投资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有关。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于2014年起基本逐年下降至负增区间，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总人数已低于2014年，这或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有关；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数据则相对平稳，总人数自2014年后依然处于平稳上升状态，其增速亦基本维持在1%-5%的稳定水平，这一变化或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等产业链的区域转移有关。

农民工分布行业结构变化显著，制造业、建筑业比重分别于2012、2014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与第二产业相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服务业中，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占比快速提升，背后或是今年本地生活O2O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和农民工就业去向的变化，数据显示有相当比例外卖骑手来自于传统产业转岗的工人[2]。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就业领域分布也出现显著变化。第二产业作为原先大量吸纳农民工劳动力的传统行业，其就业人数比重于2012-2014年开始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并于2017年起比重跌逾50%。具体来看，制造业比重于2012年开始下行，自2012年的36%下降8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7%；建筑业比重自2008年起持续上升8.5个百分点，直至2014年转头下降4个百分点于2019年录得19%。建筑业占比的这一趋势变化，同时也是近十来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增速变化情况的微观映射。

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一是从事传统服务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占比快速提升；二是近年脱贫攻坚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服务业中，批发零售业比重由2012年的9.8%上行至2019年的12%，住宿餐饮业比重由2012年的5.2%上行至2019年的6.9%，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比重由2014年的10.2%上行至2019年的12.3%。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比总体趋势较为平稳，自2013年的6.3%小幅微升至2019年的6.9%。

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至2019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近25%，40岁以上已近50%，而16-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至只有25%左右。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年龄情况递推，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会是一个趋势，不排除中间会有显著加速时段。

我国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较为明显，近七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提高，自2013年的35.5岁上升至2019年的40.8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占比自2008年以来持续提高，由2008年的11%这一比重提升13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5%，而2019年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近50%；与之对应地，16-30岁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则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8年的46%下行21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25%。

农民工年龄结构的老化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近年数据来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通常较外出农民工大约10岁左右，或是源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其专业技能与教育水平偏低、返乡意愿更强等缘故。从这一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未来农民工总量的下降也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农民工近年来比重开始逐渐下降，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则出现显著提升，至2019年已占28%。

在农民工文化程度结构中占比最大的初中学历，其人数占比自2009年的65%下降至2019年的56%，而高中学历农民工占比则由2009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17%，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自2011年的5%上升至2019年的11%，即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占比在2019年已提升至28%。

其中，外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较本地农民工更高，截至2019年，外出农民工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达15%，较2011年提升约8个点，本地农民工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达8%，较2011年提升约5个点。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其总量及结构的边际变化都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倾向于几点推论：

推论一：农民工流动性的下降（总量规模和外地就业比重）意味着单纯的劳动力要素流动对中国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下降，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本地就业”这一城镇化新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一则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则需要加快发展区域城市群。

推论二：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服务业，人工成本上升依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推论三：基于农民工总量、年龄结构和行业流向趋势，在名义增长扩张周期中制造业会存在阶段性就业缺口，这将反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比如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近期报告《人口趋势及疫情影响》中我们指出，2020年农民工人数同比负增长，但同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速同比近20%。

推论四：宏观意义上的就业指标对制造业的敏感度会逐渐下降，对服务业敏感度不断上升。传统宏观分析的框架偏制造业不偏服务业，如今我们需要其他一些跟踪框架作为补充。

推论五：中期来看，农民工总量的低增及回流返乡的趋势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四线城市服务业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压力超预期，就业压力超预期。

[1]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

[2]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904/11/t20190411_318359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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