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精选 ｜陶宽、何承宸：6年3次一审，职务犯罪，定罪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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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属“辩护词精选”专栏，感谢陶宽、何承宸律师的来稿。本案案发于2016年，公诉机关以滥用职权、受贿罪提起公诉，经过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再审，共计六年有余，最终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现将辩护词刊发，供鉴赏和指正！
何承宸｜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京师（全国）刑委会网络犯罪研究中心秘书长。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法治日报、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多次发表观点。主要执业领域为网络犯罪辩护、金融犯罪辩护、商事争议解决等。
张某被控滥用职权罪一案
基本情况介绍
背景介绍
2014年5月，被告人张某担任某县蓝色经济区规划建设工作推进协调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某县蓝办”）副主任期间，在为某公司申报省专项资金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未依法履行审查把关责任，违规将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公司上报并获得批准。被告人张某明知不依法审核把关会导致专项资金被骗，仍然对某公司伪造虚假证明材料骗取专项资金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致使国家专项资金遭受780万元的损失。
诉讼过程
本案案发于2016年，经过一审、二审、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再审，到最终案结事了，共计六年有余。
公诉机关指控情况：以滥用职权、受贿罪提起公诉；
一审情况：关于滥用职权罪，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构成玩忽职守罪；关于受贿罪，因受贿金额29500元不足3万元的追诉金额，不构成受贿罪；最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实刑；
二审情况：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危害结果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考虑到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关联性，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实刑。
重审二审：被告人再次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重审二审裁定作出后，被告人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诉，4个月后，二审法院决定启动再审。后开庭审理，再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重审一审和重审二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审一审：检察机关发现被告人有遗漏的部分犯罪事实应当一并起诉和审理，决定补充起诉，增加了两起受贿事实。
最终结果：构成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辩护思路
笔者首先仔细分析了《起诉书》，尤其是它的指控逻辑。发现《起诉书》有四个层面的错误，分别是：
第一，“A公司”造成780万专项资金损失，却追究“B公司公司”申报人的责任，是完全错误的（虽然A公司与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
第二，申报材料造假，追究县一级三家机关（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蓝办）的责任，与省发改委《申报指南》相互矛盾；
第三，追究县一级机关的责任，却追究蓝办的责任，是错误的；
第四，追究蓝办的责任，却追究分管综合科的副主任张某的责任，是错误的；
附：辩护意见（滥用职权罪部分节选）
张某被控滥用职权罪一案
辩护意见
张某被控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接受张某的委托，指派陶宽律师作为张某的辩护人。现就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关于滥用职权罪，辩护人从4个层面发表辩护意见，分别是：
第一，“A公司”造成的损失，却追究“B公司”申报人的责任，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申报材料造假，追究县一级三家机关（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蓝办）的责任，与《申报指南》相互矛盾；
第三，追究县一级机关的责任，却追究蓝办的责任，是错误的；
第四，追究蓝办的责任，却追究分管综合科的副主任张某的责任，是错误的；
故，《起诉书》在上述四层面均指控有误，追究张某滥用职权的刑事责任，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一、“A公司”造成损失，却追究“B公司”申报人的责任，是完全错误的
（一）“A公司”与“B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
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是：获得780万国家专项资金的主体是“A公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而张某申报的是“某市大海水产有限公司”（简称B公司）。“申报行为”与“专项资金损失”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张某依法不构成犯罪。
可见，“B公司”与“A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其独立体现在：财产的独立，组织机构的独立，最重要的是：责任的独立。本案，若《起诉书》的指控逻辑成立，就是推翻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二）某市修改申报材料的介入行为，足以切断因果关系
在重审一审和重审二审中，审判机关均注意到了本案的关键问题，即某市发改局、财政局、蓝办将县申报的公司更换了，将“B公司”更换为了“A公司”，这属于介入因素。但审判机关认为，该介入因素不足以切断因果关系，仅在量刑时对被告人张某酌情从轻处罚。
但辩护人认为，某市三家行政机关将县申报的公司换成另一个公司的行为，是质的改变，非量的改变，这完全足以切断因果关系。无论如何，张某申报“B公司”的行为绝不可能造成“A公司”获得的780万专项资金，后专项资金损失的危害结果。这就例如，张三杀了人，公诉机关却指控张三的哥哥李四，即使张三和李四是孪生兄弟，DNA 100%相同，这种指控也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的。
故，某市发改局、财政局、蓝办修改县申报材料的介入行为，足以切断因果关系。
二、申报材料造假，追究县一级三家机关（发改局、财政局、蓝办）的责任，与《申报指南》相互矛盾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追究张某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是，张某并未审查出5个申报材料造假。但指控成立的前提是，张某负有审查申报材料真实性的责任。
但根据山东省发改委、财政厅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2014年区域战略推进专项资金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中，《上报单位承诺》“经我单位审核，此项目符合国家和本地区产业政策，符合区域战略推进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条件和要求，材料真实、齐备，同意上报。1.某市发改委盖章；2.某市财政局盖章；3.某市蓝办盖章。”
可见，审查申报材料真实性的责任主体是某市发改委、财政局、蓝办三家单位，并非县发改局、财政局、蓝办。此外，根据在案证据某市存档的申报材料中，《上报单位承诺》中县发改局、财政局、蓝办均未盖章。足以证明，审查申报材料真实性的责任主体是某市发改委、财政局、蓝办三家单位。《起诉书》却追究县一级的责任，是完全与山东省发改委、财政厅出具的《申报指南》相互矛盾的。
三、追究县一级三家机关的责任，却追究蓝办的责任，是错误的；
根据《申报指南》企业在申报之前必须有“立项审查”，审查责任主体是县发改局，“立项审查”中的文件就包含了《起诉书》中列明的5个虚假申报材料：
1.县国土局（2013）102号文《关于三十万吨生物有机肥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
2.某市环保局（2013）56号文《关于B公司年产30万吨有机肥环境影响报告书》；
3.县住建局（2012）62号文《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4.县农商银行《B公司账户余额2261万元的证明》；
5.县发改局 莒发改能审（2013）42号文《节能登记表的审查意见》。
根据2012年2月29日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莒政发【2012】12号）载明，“（一）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监督项目计划执行情况；项目的立项和概算审批；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稽察、项目建成后评价等”。
以上材料均在“立项审查”程序中由县发改局负责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并经多级责任人签字确认，县发改局盖章。根据卷宗材料县发改局于2013年11月29日出具的《基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立项证明），县发改局加盖了公章，审批部门是“审批大厅”，经办人意见是“邢玉颖”，审核人意见是“姚爱群”，负责人意见是“尉玉波”，县发改局共计3人签字，确认上述5份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第5个申报材料“县发改局 莒发改能审（2013）42号文《节能登记表的审查意见》”，就是县发改局自己出具的材料，县发改局审查时都未审查出材料造假，却为何追究县蓝办副主任张某的责任？
根据在案证据侯和用2016年9月8日的供述，“问：你申报的年产30万吨项目有没有在县发改局立项？答：2013年底我到县发改局立项，我提交了申请报告，资金证明、县住建局《选址意见书》等。问：你提报的材料是否真实？答：住建局《选址意见书》、县农商银行的《资本金证明》等材料都是假的。县发改局副局长姚爱群负责立项审核，但是他没看出来，我申报时还应该提供环评报告，但某市环保局不允许，姚爱群和市环保局沟通过多次，市环保局还是不允许做有机肥。”可见，县发改局在立项审查时，负有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性的责任，且发改局副局长姚爱群多次参与与市环保局的沟通，市环保局仍然不同意，所以，姚爱群对后续市环保局出具的《环评证明》是伪造一事，一定是明知的。
所以，在专项资金申报的整个过程中，发改局是主导作用、核心作用，应当追究发改部门的责任，而不是追究蓝办的责任。
四、追究蓝办的责任，进而追究分管综合科领导的责任，是错误的
根据县蓝办2012年3月2日《关于公布县蓝色经济区办公室人员分工的通知》（莒蓝办[2012]1号），“尉玉波：负责重要事项综合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审查等工作。高夫沂（张某）：负责蓝办日常事务，调度分析全县蓝色经济区发展情况，组织实施蓝色经济区规划等工作。曾庆政：负责产业推进科，重点推进蓝色经济区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负责上级有关规划和政策对接工作。张国强：负责综合科工作，起草综合性文稿、办文办会、信息宣传等工作。”可见，“产业推进科”负责重大项目审查申报工作，即本案的项目申报、审查由“产业推进科”负责。县蓝办常务副主任尉玉波分管“产业推进科”，副主任张某接手高夫沂的工作，分管“综合科”。
即使本案专项资金损失的责任在于县蓝办，应当追究县蓝办哪个部门的责任呢？显然，应当追究主责部门的负责人，和分管这个部门的主管领导。即，产业推进科科长曾庆政，以及分管产业推进科的副主任尉玉波。
但《起诉书》却毫无依据、毫无逻辑的指控了既不是主责部门负责人，也不分管主责部门的张某。副主任张某分管“综合科”，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综上，分管综合科的副主任张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以上为陶宽律师的辩护意见，请贵院采纳。
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陶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