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共益企业：特拉华州法院与社会企业》（节选）｜琦宇荐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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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里·斯科特·西蒙斯

作者简介：奥马里·斯科特·西蒙斯（Omari Scott Simmons）是维克森林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和商法项目主任。西蒙斯教授是公司治理和高等教育政策方面的领先专家。他还是西蒙斯纪念基金会（SMF）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为弱势学生提供大学咨询服务和指导。

原编撷要

Abstract

在本文中，西蒙斯教授重点关注特拉华州的共益企业，并评估了在传统公司法背景下制定的司法审查标准如何适用于前者。西蒙斯教授认为，特拉华州法院不应该发明新的标准来审理共益企业，因为在大多数方面，特拉华州的共益企业复制了公司法中熟悉的特征：管理自由裁量权（Managerial Discretion）和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

诚然，高管必须平衡股东利益与已确定的公共利益以及任何其他受影响群体的利益，但在每种情况下的决定完全取决于高管。如果有的话，各种各样的允许选择使得商业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对管理自由裁量权的保护变得更加重要，否则，妨害诉讼可能会威胁到共益企业的生存能力。

正文节选

Excerpts

美国特拉华州被誉为“世界公司之都”，超过65%的世界500强以及一半以上的美国上市公司都在特拉华州注册

图片来源：https://medium.com

一、引言

本文探讨了法院在特拉华州共益企业（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背景下的作用。在传统的公司法背景下，特拉华州法院是通过普通法裁决解决争议和传达公司治理标准的重要机制。特拉华州法律是上市公司事实上的国家公司法。随着2013年8月1日共益企业法规的颁布，特拉华州批准了不同类型的营利性企业。

自特拉华州共益企业法规颁布以来，已经注册成立了739个共益企业。迄今为止，特拉华州法院尚未被要求解决共益企业中的争议，因此，也没有机会传达公司治理标准。作为预测和指导，本文探讨了特拉华州法院的传统功能如何融入共益企业背景。

与其他更具规范性的州社会企业法规相比，特拉华州的共益企业法规与现有的公司授权框架一致，该框架通过渐进式普通法裁决鼓励私人秩序和法律发展。特拉华州共益企业法规提供的法定路标并没有显著改变，但实际上保留了特拉华州法院在审查各种类型的公司内部决策方面的传统作用。

尽管共益企业采用传统的治理方式，但它确实为公司问责制框架带来了渐进式变化和微小调整。在传统框架下，大多数针对非股东群体的强制性外部监管，如环境监管、劳动法和其他限制商业运营的法规，主要发生在公司法框架之外。

然而，共益企业试图通过强制利益平衡将非股东考虑因素纳入公司法框架，从理论上讲，这为公司高管考虑非股东群体的利益提供了激励和“掩护”。尽管要求平衡非股东利益，但特拉华州的共益企业法规并不强制要求董事和高管做出有利于非股东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决定。

即使共益企业对一般公司法框架进行了法定变更，市场限制和股东权利也使得高管不太可能优先考虑非股东利益，无论该商事主体是以传统公司还是以共益企业为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在封闭式控股和大型上市公司中，股东利益比非股东群体更重要。然而，现行法律允许公司高管追求非股东利益，但在当前股东行动主义时代，这样做的实际动机是有限的。

在共益企业框架下，股东继续拥有其他非股东类相关者所没有的一揽子权利（例如，投票权、经济权、信息权）。他们和董事一起继续驾驶众所周知的公司汽车，而非股东类相关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乘客，缺乏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

正如共益企业法规坚持股东的传统角色一样，它也保留了特拉华州法院在审查各种类型的公司内部决策方面的传统角色。在这种新背景下，特拉华州法院将作为一系列共益企业治理问题的第一响应者发挥作用。共益企业法律框架考虑了特拉华州法院有限但非常重要的作用：生产由法官制定的公司法，以提供指导，阻止不良商业行为，并减少公司和从业人员的不确定性。

在共益企业的背景下，公司治理的一个关键矛盾是司法监督与对管理决策的尊重之间的适当平衡。这种矛盾表现在法院在确定共益企业高管是否履行其信义义务和责任时所承担的司法监督程度。

本文说明，共益企业并不表示法院在对公司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方面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仔细研究后可以发现，法院只进行了适度的改变、调整和对程序问题的持续关注。传统的授权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完好无损。这转化为一种非干预主义的方法，将公共利益问题主要留给自我监管、市场和潜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本文行文路线简述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信息，探讨了社会企业实体的政治经济学，并描述了共益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传统公司之间的主要区别。第三部分介绍了共益企业框架如何采用传统的授权方法，允许私人秩序和普通法裁决。

第四部分探讨了共益企业的标志性特征：利益平衡，包括非股东类相关者。具体而言，这部分考虑了这种平衡要求如何影响特拉华州法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公司法的突出特征，例如司法审查标准（例如，商业判断规则、整体公平性、中度审查）、决策类别、信义义务和有限责任。

第五部分涉及共益企业偏离传统公司法框架的领域。最后，第六部分审查了法院与社会企业未来互动所提出的几个关键启示。

五、启示：法院和社会企业

威尔明顿市：美国特拉华州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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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共益企业带来的惊喜很少，并且具有矛盾的特质，即“事情变化越多，它们就越保持不变”。共益企业与传统的企业授权框架保持一致，该框架通过渐进式普通法裁决鼓励私人秩序和法律发展。尽管存在一些小的偏差，但共益企业框架保留了传统的公司法特征，如商业判断规则、信义义务、审查标准、决策类别和有限责任。

特拉华州共益企业法规提供的法定路标并没有显著改变，但实际上保留了特拉华州法院在审查各种类型的公司内部决策方面的传统作用。司法权将继续是共益企业法律框架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司法克制，行使这种权力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种状况对社会企业和法院都有影响。

（一）共益企业法律框架和情境因素考虑法院发挥有限但重要的作用

共益企业法律框架具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限制了司法干预和诉讼。这些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没有像共益企业实验室（B Lab）示范立法那样的单独共益执行程序;

• 共益企业平衡决定受到商业判断审查，法院可能会进行程序性调查，而不是对平衡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

• 对无利害关系的平衡决定可能开脱罪责和赔偿;

• 常设/材料所有权要求;

• 绝大多数股东同意门槛;

• 仅对股东强制要求披露；和

• 可选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除了限制法院作用的法律属性外，还有一些背景因素进一步限制了法院在共益企业中的作用：

• 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由股东而非利益相关者提供行为准则;

•对共益企业履行公共利益的司法监督可能被外部开发的第三方认证、指标和评级所取代;

• 共益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和封闭式的，因此股东可能不愿意承担各种诉讼费用：法律费用、妨碍和声誉损害；和

•可以说，与传统公司相比，诉讼对共益企业造成的成本更高，因为声誉与实体地位交织在了一起。

尽管法律和情境因素限制了法院干预和诉讼作为对高管的纪律机制，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没有施加责任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很重要。特拉华州法院通过普通法裁决，将成为共益企业一系列治理问题的第一响应者。

（二）特拉华州法院的传统贡献将延伸到共益企业

特拉华州法院对美国公司法的传统贡献可能会延伸到共益企业的背景下。特拉华州对美国公司治理的主要贡献是其公司法的产生，而公司法基本上是由法官制定的。特拉华州的法院为资本投资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并为争端解决提供了值得信赖的论坛。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拉华州法院提供了一种公共产品——以司法判决形式存在的解释性网络益处。这些判决对不良的商业行为起到了威慑作用，并为公司和从业人员提供了指导和减少了不确定性。

特拉华州法院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职能：（1）建立董事和高管决定的审查标准;（2）传达董事和高管的行为标准;（3）即使在没有发现责任的情况下，也要制定公司治理最佳实践。在共益企业的新生和实验性背景下，特拉华州法院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填补法定空白，提供指导和清晰度，此外还为企业高管和投资者创造可预测性和终局性。

（三）法院和共益企业的系统性启示

在评估共益企业背景下法院的效力时，必须考虑它们与其他法律机制的兼容性。法院在更广泛的系统背景下运作，法律机制在激励追求社会价值的行动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常见的法律机制包括：（1）公共和私人订约;（2）实体选择;（3）外部性调节;（4）通过行政机构和法院进行公共和私人执法。这些法律机制，连同涉及各种形式的自律的法外机制，以相互依存的方式运作。

共益企业实体选择只是激励社会价值的各种可用工具之一。因此，共益企业实体选择的影响部分取决于其与其他可用工具的相互作用，例如通过特拉华州法院进行的私人执法。特拉华州法院以其专业知识和效率而闻名，可以说使共益企业成为企业高管和影响力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的实体选择。

（四）公共执法的缺位与自我监管的趋势

共益企业框架将约束企业高管之事务主要留给股东而不是利益相关者；它接受投资者和市场将“弄清楚”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的想法。与非营利实体相比，认为自己并未公开交易的诸共益企业是在几乎不受公共执法约束的情况下运营。

即使在私人执法的背景下，法院也是非干预主义的，将公共利益问题主要留给自我监管、市场和潜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共益企业框架与非营利组织相比，其与传统公司之间有更强的相似性。社会企业实体形式与其对社会价值的贡献之间是否存在期望差距？时间将说明一切。

文章来源：Means, Benjamin and Yockey, Joseph W.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al Enterpris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54-370.

翻译：黄琦宇

申明：本译文旨在促进科学研究，仅供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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