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谈刘文展：抵达“雅典”需要什么？（总第3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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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包括两个内容：
1、李想俣：读《发现一位雅典的公民》
2、杜骏飞：答李想俣同学
读《发现一位雅典的公民》
李想俣
三天前，我是在UC浏览器推送的新闻中，最先看到了刘文展的相关报道。当时只当他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没有过多关注，自然更没想到舆论会发酵到今天这个程度，使之成为一个社会议题。
类似新闻之前也偶见报端，这次刘文展相关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不再只作为被“教育局-学校”共同体联手打击报复和某些家长的排挤中伤的角色，而是以一个颇显成熟、且具有相当公民意识和素养的新人设出现。
昨日杜师撰文，赞刘文展是“典范的雅典公民”。诚哉斯言，然而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典范的雅典公民”如何在典型的中国社会生存？
作为刘文展曾经的同龄人，其实我也“几乎”干过这种事。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在“河北阳光理政平台”的投诉栏中，写好了几乎所有的材料，但在最后需要填写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时，犹豫了。这种犹豫不完全是胆怯，更多是基于了解一定社会环境后，相当理性的风险评估。
高中母校的校长，算是个能量不小的政客，挂了本市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唯独不像教育者。他被通过各种渠道举报多次，却能屡屡用钱平事，驾轻就熟。出于对阳光理政平台信息保密性的担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把一腔意气压回胸中，用鼠标轻点了一下投诉网页右上角的小红叉，免得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中学时代也算屡次“犯上作乱”。然而这样的我，还是有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顾虑——在意自己合法却不符合潜规则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代价。刘文展之所以能够很古典主义地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跳脱出体制的思想准备。他表示，自己打算在退学之后去深圳华强北赚钱，等赚够钱就出国留学。不过，有了准备未必等于有了能力。对于这样一位16岁少年的前路，我是在担忧的同时真诚祝福的。而他的路，从决定举报学校开始就注定无法回头了，就算这次他没有主动退学，估计重回学校也会变成校方和教育主管部门格外提防和不待见的异类。
一个雅典式的公民恐怕是很难见容于我们“传统社会”的，起码很难见容于我们的“传统体制”。刘文展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恰好印证了这样的道理，从退学去华强北赚钱到出国留学，这是一条逐渐远离体制内的中国社会，进而远离中国社会的路径。纵使他能够顺利留学归国，日后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谋得一席之地，更多也是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能力所致，而非其公民意识的胜利。
舆论褒扬刘文展在相关事件中的行为，而我认为，就事论事，表扬个人可以，但是刘文展的这条路径对于大多数寄希望于体制内教育系统和高考的中学生来说，是学不来也不可学的。对于沿着体制内的管道匍匐前进的大多数人来说，任何一次为公民权利的呐喊都可能导致相对于整个系统而言的“出局”。在社会结构性改变可能性微弱的当下，雅典公民需要自己去寻找雅典。
少年刘文展能不被某种话语体系吞噬，那么作为成人和曾经少年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反躬自问，思考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成人世界当然应该肯定刘文展已经做出的行为，这位16岁的少年给我们许多人都补上一堂深刻而鲜活的公民教育课，尽管有些人上课时面露不屑，不时哂笑。但是我们能做的远不只是肯定，更应该是让自己站在维护公民身份伴生权利的第一线，撑起这片社会意识的屏障。
如果这番话说得过于理想而不可得，我想可以稍退一步。成年人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权利的捍卫不只有“方”的一面，还有“圆”的智慧。让更年轻的一代人既明白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又不丧失锐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却也正是其上几代人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如能这样，这个世界也许会一点点变得更好。
让一个少年独自站起来捍卫公民权利，为少年之荣，成人之耻。我们今天在这里关注刘文展、讨论刘文展和褒扬刘文展，是希望之后的孩子们不必像刘文展一样越过成人，展示孤勇。
在文末，我想向杜师请教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如果您的孩子遇到和刘文展一样有偿补课的情况，您会教育他如何看待和面对？（您的方法普适吗？如果不，是否有普适的建议？这也是为一个曾经困惑于同一境况的自己，向杜师请教。）
作者简介：李想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传媒实验班）本科生，开设个人微信公号“听涛夜语”，偶有时评随笔。现在美交换访学。
杜骏飞老师的回应：
谢谢想俣同学的思考和写作，以及你锐利的提问。
你提的问题我遇到过。我的孩子读小学和初中时，都遇到过任课教师在家开补习班，据说还一票难求。我们没有报过任课老师或学校自己的班，却在其他培训机构多次补过课。
大约也就是因为不够“配合”，孩子在任课老师那里多次遭受过批评待遇。但是我们也未曾像刘文展那样，怀抱正义之心，举报学校或向学校举报。
所以昨天我才说：也许，刘文展这样的孩子，才是典范的雅典公民。而我们很多人，都不是。
一个家长没有举报老师和学校，其原因可想而知，那就是为了不去恶化孩子的求学处境。我深信，大部分人学不了刘文展，也都是因为这一类原因。因为人人自危，从而人人戒惧。
也就是因为人人戒惧，不敢去做那样典范的“公民”，因此，我们也从未抵达过雅典。
自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倾向于隐恶扬善，倾向于“与人为善”、留有余地。归根究底，是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对制度和法令的信心。
不信任制度和法令的中国式管理，信任的是权力与官位。因此，如果遇到这一类情形，大部分人，包括我，还是会选择“找他们领导”。
此时，我们大概很少人会像刘文展那样，首先意识到：法律要求我们怎么做，法律保护了我们什么？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这种折衷主义，往往又是唯一的选择，还常常是有效的选择。
像刘文展那样的孩子，像他那样的刚正光明，毕竟是少见的。第一个解释是，他有更为卓尔不群的秉性；第二个解释则是，他仍然葆有一颗未被“人情世故”污染的心。
事实上，如果不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能形成群体压力、并倒逼行政力，那么当地的教育部门不可能向刘文展这样一个学生低头。
如果不是刘文展同学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随时准备远走高飞，他也不会做得如此决绝、如此强力。
因此，关于想俣同学想问我的问题：涉及到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做呢？很遗憾，我的答案会让你失望了。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节点，我都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我甚至为了孩子的利益与一群老师辩论过，也找过校长、年级长，但是，我的确没有想过要依法举报。
大部分的公众，包括我，在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会选择“斡旋争执”而不是“依法抗争”，虽然他们会期待其他人抗争。
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对依法抗争无信心，才是臣民难以嬗变为公民的主要原因。
除非，有无数个刘文展，化作点点星火划破沉默的夜空，且成燎原之势，否则大多数人仍然会在沉默和妥协中做“有用的”抗争。
什么时候，这样的惯例才会被打破？什么时候，我们才不必依靠刘文展这样的孩子为众人做出牺牲？
只有制度的变革。只有制度告诉我们“法不仅存在，而且会被准确无误地执行”时，刘文展这样的公民才会反复诞生。
只有制度向我们屡次证明，依法正面抗争才是“有用的”抗争时，那时，我们才会对法本身有信心，对规范有信心，对抗争有信心，对国家的治理有信心，对整个社会有信心。
那时，我们才会一改沉默，像刘文展那样，仰望法的精神，无惧无畏，景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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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旧
责编｜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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