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的责任(总第284期）
少数人的责任
杜骏飞
今天，我们来阅读丁文江的故事，是为了谈论“少数人的责任”。我想提请诸君注意的是：这种“责任”，并不是外部强加于少数人，而是他们自己血液里带有、且主动要承担的。
我以为，在这少数人的责任中，存有精英主义的哲学精神，但更多的则是中国人所谓的“士大夫精神”。
自柏拉图以来，精英主义就是西方政治里最深厚的叙事。苏格拉底更是主张，唯有“有理性的有知识的人”才能担任雅典陪审员。
晚近的精英主义哲学逐步摆脱了贵族倾向，发展成为精英民主思想，并且日渐倾向于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
而在中国，从战国开始，士则常常冠在大夫之前。一些出身士的人，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靠着自己的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宰。
从那以后，“士大夫精神”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它的口号是“士志于道”，“文以载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其核心是坚守道德理想，追求人格境界，承担社会责任。
在现代西方，精英哲学的演变，促使大众主义者常认为精英主义者是蔑视大众的。而就我看来，真正的西式的精英立场，应该具有牺牲精神的贵族气质，加上程序民主和道德正义。
马基雅维利曾渴求某个在政治技艺上全能的人，譬如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Themistocles或charisma。这种施特劳斯式的精英主义有一个前提，精英必须首先是政治哲人，既携带高贵的信仰，又有改造世界的手段。
很奇怪，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许我们马上能从马基雅维利理想里读到王阳明、曾国藩的印记，自然，也能读到丁文江。
但更好的解读，我以为还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在秦汉之后时常断绝的士大夫精神。
孔子告诫我们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对知识阶层提出这样的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光芒万丈的大丈夫人格，是士大夫精神最为华彩的描绘。
这些表述，大约都是可以和我们这里提到的少数人责任相互印证的。
罗加伦在《写给青年：我的新人生观演讲》一书中，阐述了知识人为什么要肩负重大的责任。他说：“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混潴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
我们的理解，士大夫的精神，不必朝向自我神圣化或贵族化，更不必朝向charisma或弥赛亚，而要朝向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他们继承了人类的精神遗产，就必须承担国家与社会最重要的责任。
这种担当的道义感，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共识度，原本甚至比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更为普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烟云里，经过几世浮沉，几度泯灭，这种精神在晚清以来重新还魂，而后达到一个新的极致。
我以为，在这个壮丽的时代浪涛中，丁文江就是那鲜为人知却又震撼心灵的一例。
1923年，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就叫《少数人的责任》。他说：
“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也不是官僚政客腐败，也不是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少数人没有责任心,缺乏负责任的能力。”
今晚，重温丁文江的一生，他的气质和作为，大约是中国士者阶层精英人格的典型象征，而且是最好的那一部分。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
丁文江是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考古学、人种学、优生学、古生物学、历史学、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众多学术领域，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蔡元培评价他：“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评价他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傅斯年也说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技术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国家和民族前途未卜，“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知识界的争论中频繁出现。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归国，想要用所学知识曲线救国的人有之，想要投入政治实现抱负的人亦不罕见。然而像丁文江这样既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以科学家的精神积极参加文化和政治争论，还直接参与当时政治活动在两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人却不多。“最有才最有能力”者，“精英”也。丁文江将“精英”称作“少数人”。他一生抱持着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之热情，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他撰文道：“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还说：“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
中英庚款委员会赴华代表团合影，从左至右依次是胡适、安德生、王景春、威灵顿、丁文江及苏慧廉
1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于江苏泰兴黄桥的一个士绅家庭。五岁时，丁文江已识字很多，当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他即应声答“还读我书”，被老师叹为神童。1902年，年仅15岁的丁文江即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与很多留日学生一起参加“写文章、谈革命”的活动。1904年初，日俄战起，我国东北惨遭蹂躏，中国留日学生愤怒抗议。愤怒的丁文江和几个同学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起初丁文江在爱丁堡进修英文，后来转到斯帕尔丁镇念完中学。1906年，他先考入英国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远游欧洲大陆，次年夏天，他回到英国，考进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1908年他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两年后他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而以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学士文凭。
这段完整的西方学习经历，使丁文江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他要转变中国资源控制的现状。在20世纪初，中国富饶的矿产资源不是被忽视，就是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当时的中国先进学人普遍认为：外国人之所以能胜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优势，如果中国能在科学上赶上西方，那么中国的颓局将彻底改变。为此，丁文江立志要成为中国这个方面的技术专家，成为改变现状的先行者。而在生物学方面，丁文江接受了赫胥黎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奠定了他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背后，都存在着把受到称赞的人类行为任意描绘为自然事实，无论是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行为，还是社会协作中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这深深影响了丁文江，在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祖国的贫弱面貌，必须要适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而这首先需要精英人物做出自我牺牲，以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导祖国的人民一起为国家强盛而奋斗。这为丁文江之后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动力。
2
1913年2月，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与丁文江同时代的章鸿钊，也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李鸿章称丁文江“开山大师”，是说他先后在“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作中，使得中国地质学、地质事业成绩卓著。“地质研究所”，其实是我国最早的地质专科学校。后来我国地质界的栋梁人才，多数由这里培育。“地质调查所”，是我国最早的地质科研机关。而丁文江力倡的“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实地探勘原则，影响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黄汲清先生还因此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
正是他对实地勘探原则的坚持以及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打破了很多学术界原本的“定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经断言：“山西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考察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多，铁却不然。他写了《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的论文，纠正了“权威”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在云南、四川、贵州长达一年的地质调查中，又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关于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等方面的认识错误。1918年，丁文江在河南等地的地质调查研究中，根据三门峡附近的新生代沉积，命名“三门系”。从而他被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合影
在教育方面丁文江也有自己的见解。蔡元培1917年主政北京大学时，听从丁文江建议，聘请李四光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去北大任教。他们和丁文江一道，使得北大地质学教育、中国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步入世界前沿。要知道，当时办学条件之简陋，就连教学所需要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宿舍等，都 38 39296 38 15287 0 0 3385 0 0:00:11 0:00:04 0:00:07 3385向北京大学借用的。即便如此，丁文江依然开创了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的先河，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地质技术人员，毕业生中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脊梁。
在此期间，丁文江所作的《云南东部之构造地质》、《中国之二迭纪及其在二迭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等论文，享有世界声誉。他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于国际学界。1932年，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称赞丁文江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具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
3
1921年，由于需要赚钱资助家中众多弟弟的读书和生活，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兼名誉所长），到“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五年中，他把年产8000吨原煤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日产1500吨直至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他这“少数人”，不仅能够“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
丁文江信奉：“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1922年5月和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后，丁文江发表更多文章，他把组织好政府、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而且乐观断言：只要少数人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有些，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因此他力促“好人”（少数人）从政，呼吁成立有少数优秀人组成的好政府。“好人政府”最终仅仅维持了73天，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知识分子试图用自己的所能去参与救国、治国的活动。
针对这次失败，他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阐述：“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此后，丁文江又把希望投向军阀。他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是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他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孙传芳却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丁文江并不气馁，又写了《假如我是蒋介石》《假如我是张学良》等文章，劝诫蒋介石“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等等。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上海市长）。在职8个月，他就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样。就在他一展抱负时，却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军通缉。
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他的政治主张屡次化作泡影，甚至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但不变的是他还是相信“少数人”。1930年12月胡适虚岁40时，他的贺寿联写道：“凭咱这点切实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4
正是这位被誉为五四运动以来学者中最具责任心的“行动巨人”，却不幸英才早逝，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哀思和惋惜。1935年，华北危机，丁文江决定亲自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利用他的地质专业优势，利用他本人积累的经验，利用他的学生力量，为国家长期抗战做准备出力。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享年49岁。
丁文江一生信奉“少数人的责任”，骨子里延续着纵观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抱负，他认为“优秀分子用他们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上努力，是他们天然的责任。”精英治国的政治理念从古至今皆有，从远的说，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就是从下往上进行人才的筛选，将有才能的人选入国家政治官僚体系；现代社会，新加坡便是最典型奉行“精英治国”的国度。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提到“人类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交替的长篇史诗”。
如同摩西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少数的精英担负着寻找光明的使命，其间耗费的心血和难关难以用一二句称扬以蔽之。甚至那些少数人的名字也不被后人所知晓。但我们知道正是这少数人的心头热血，他们不计付出的奋斗一生的事业才让这个世界好起来，才能让社会始终存有好起来的希望。
参考资料：
《人物》杂志：《为了履行“少数人的责任”》
《文史天地》杂志：《民国奇才丁文江》
公众号书香国土：《大任在心的“行动巨人》
公众号知识分子：《不该被遗忘的民国知识分子丁文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2卷《丁文江政治思想探析》
凤凰网：《怪才丁文江》
百度百科
《杜课》粉丝群成立啦！欢迎您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杜课小助手（微信号：dukexzs）加入《杜课》粉丝群，与我们分享您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悟。您也可以提出对《杜课》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会认真听取并改进。我们期待和相信，有了您的参与，《杜课》才能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
感谢阅读本期《杜课》，下期再见
往期精选
人物：阿米尔·汗的完美人生｜王小波，你好啊｜读杨绛先生｜丁龙的馈赠与追问｜吴清友逝去，留下这九句话｜愿你读她五分钟，知道一生贵重｜于黑暗中得安宁 | 梵高的来信
视频：杜课导言｜孤独｜新闻理想｜父母与子女｜大学规划｜校园霸凌｜变形
文字：为什么你学了这么多，还是过不好这一生？｜你的“小确丧”｜Hold the door…｜大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说话的样子｜阿尔镇是如何向梵高道歉的？ | 七夕特辑：一首情歌的告白 | 战争与女性：4个思考题
关注：七种穷人：绝对的贫穷无法自救｜关于爱：九个艰难的追问｜发布完政府规划，媒体就可以退场了吗？｜淮水行｜不必待老师如父母，但望待父母如老师
元能力养成：敬畏｜反思｜宽容｜美｜钝感｜坚毅｜遗忘 ｜利他｜ 运动｜善念
鸣谢：
郑钢新媒体教育基金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公益传播中心
本文为《杜课》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白姑娘
责编｜胡园
杜 课
邮箱：njuduke@163.com
不学不成 不问不知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