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小确丧”（总第269期）
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到“自我反讽”
（增补版）
杜骏飞
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各类段子、毒鸡汤，如“生活就是到处碰壁”“咸鱼总有翻身的一天，但是翻身之后，还是咸鱼”等都受到青年群体的追捧。在日常交流中，他们还喜欢用马男波杰克、咸鱼等“丧”特征的表情包。该类现象不仅出现在网络上，也逐渐渗透到青年人现实生活的语言交流中。
更有一些商家借势营销，推出了“加班不止加薪无望绿茶”“前男友过得比我好红茶”等商品。一时间这种以自嘲、颓废、麻木生活方式为特征的“丧文化”在年轻人中流行，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图景。
丧文化现象背后，是青年群体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一种精神诉求和社会心态的映射。它有着独特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心理特征，以及因为媒体介入而带来的更为深层的行为转变和心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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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文化与习得性无助
百度百科上将“丧文化”定义为“一些90后的年青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他们丧失心智，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只能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
从此定义来看，似乎有夸大的嫌疑，但颓废、绝望和麻木等词语确是传达出“丧文化”使用主体的基本思想状态。表面上看，今天，年轻一代的生活质量，其绝对值比他们的前两代人要富足很多。但是，由于成长于社会转型时期，残酷的压力和无情的竞争，也是他们的先辈未曾经历的。权力和资本、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情感、过剩和匮乏，交错相逼，年轻一代的焦虑早已无与伦比。当他们走出校门，猛然遇见现实的真相，发现跟生活扳手腕几乎毫无可能。并且，前路漫漫，希望渺茫，内心的无力感和缺失感更是无以复加。
这种难以言传的人生挫败感，需要找一个释放的出口，于是只好通过似是而非的“丧文化”予以表达，半是自嘲，半是宣泄，其中还间杂着几许抗议。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在研究动物行为时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认为：“人对自我能力和自我环境控制力的知觉是从经验中习得的。”他将这种由于个体在经历某种学习之后，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消极状态的特殊心理状态称之为习得性无助。
丧文化中充斥着悲凉、失落、孤苦、无依的意涵，以及颓废、麻木、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其特征符合习得性无助理论的描述。习得性无助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败后，他将停止尝试，并把这种控制失败的感觉泛化到所有情景中。”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会认为是自己的能力存在某种缺陷，而导致一些认知障碍和情绪失调等状况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归因过程中，具有习得性无助心理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失败的困境是自我内部因素造成，而非外部环境或其他情景因素。长此以往，惯习的无力感会从根源上挫败一个人的自信心乃至改变其整个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产生较大消极负面影响。
习得性无助感是一种因为失去自我控制力而导致的，拒绝努力的自我挫败思维。就心理学维度而言，这种社会心理主要体现在低成就动机、低自我概念、消极定势、低自我效能感四方面。习得性无助个人的生活经验往往是失败的，收到身边领导和朋友的评价也是负面的，逐渐形成了刻板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态度，并以消极的方式重复不变的对待生活和工作，从而陷入消极无望的心境之中。
丧文化得以在社交媒体流行，其使用者遵循上文描述的心理变化轨迹。丧文化的追随者多为青年人，一部分人恰逢适婚年龄，在面对车、房等巨大经济压力，面对阶层提升、自我实现的渠道变窄等现实困境时，所产生的无力感，逐渐瓦解其梦想和斗志。当其受挫时，容易寻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客观原因。此时，就催生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了”“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整天累的跟狗一样，你真是误会大了，狗都没你那么累”这一类消极情绪。
因此，从丧文化的表征和所传递的消极情绪等维度来考量，可以被认为是由于习得性无助心理所生发的社会心态或文化现象。
这种现象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我认为还与集群中的回音室效应有关。回音室效应一般是传统大众媒体传播中出现的情形，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
回音室效应在闭塞的前互联网媒体时代是显著成立的，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围墙被瓦解，公民新闻的低门槛等似乎削弱了回音室效应。但更多的人会选择不信任媒体，而倾向于信任自己所属的群体。有学者指出回音室的产生恰是经由了社会群体的中介才成为可能。胡泳指出：“回声室效应在社交媒体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过滤气泡的产生。将相异的观点有效的排斥在外。”
如此，当丧文化段子和表情包等不断在青年群体的互动中重复出现，就会给人一种幻觉，即丧文化在青年群体中代表了主流。而类似阶层的受众在无边界的传媒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教育，并且被丧文化所感染。长此以往，丧文化的涵化作用得以体现，使得人习得性强化了消极因素的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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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文化与“亚文化光谱”
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亚文化形态，丧文化并不是只有“丧”。作为一种狂欢式的话语场域，丧文化也并不是只自我否认。
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虽然常使用“加油，你是最胖的”等“丧”味浓重的语言和表情，但其内心和行动并非是一味消极，相反，其戏谑、狂欢、反思、消解、抗议含义，才是它真正的文化内核。
这里，牵涉到这一代青年对自身际遇的归因：他们是否都认为当前的不良生活状态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是否都因此而导致了低成就动机、低自我概念、消极定势、低自我效能感？显然不是。因为这些心理要素无法解释丧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复杂情绪，及在各类话语场合中的复杂意涵。
阿布拉姆森（L. Y. Abramson）等人提到，人在不可控的状况下遇到失败和挫折后，会有三种归因的维度：内部——外部、稳定——不稳定，普遍——特殊。当归因于内部、稳定且普遍的因素时，则会产生“结果不可控”的期待，出现动机水平降低、认知和情绪受损害的无力感症状。
在丧文化使用人群中，未必都会归因于内部、稳定且普遍的因素。相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归因于外部，或归因于不稳定且不普遍的因素。此时，在该部分人群中，便不会产生“结果不可控”的心理预期，因此，在葆有期待的条件下，习得性无助心理就不会发生。
如果我们把丧文化中的群体心理理解为一个“亚文化光谱”，也许能更好地阐述它的丰富内涵。丧文化如同一切亚文化一样，绝无可能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扁平化存在，而是一条心理、情绪与理念之河，这条理念之河当然有上游和下游。我们可以假设，它的“亚文化光谱”从积极到消极依次排列着：自我强化、狂欢、戏谑、抗议、消解、反思、麻木、颓废、自我否定。
不过，为什么人们在观察丧文化时，大多只能看到它消极、绝望的色系呢？甚至，一部分体验丧文化的青年人群也倾向于这样的解释。我的理解是，人们容易“看到”符合自己想象的成因，即使是与他“感到”的尚有差别。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论经验的组织》一书中指出，“框架”是一个涉及认知领域的概念。框架作为一种基础的认知结构，能引导人们感知和重现现实。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十分接近认知心理学中的“解读图式”（schema of interpretation）一词。解读图式指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以大脑中已有的一些既定模式为基础，它涉及扎根于人们大脑之中的已有观念和既有价值倾向，在人们的无意识之中发挥作用，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便于进一步分析，戈夫曼使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描述被框架化的经验（framed experience）——经验/活动截片（strips of experience/activity）。经验/活动截片是指活动流中的一个片段或部分，既可以是一个自然的片段，也可以是一个人为的片段，能从参与事件的主体的视角中察觉到。
在体验、描述、归因丧文化时，人们很容易被以上规律所左右，比较愿意以最便于解释的归因去简单解释丧文化。正如卡内曼和特威斯基所论：人在归因时，并非总是按理性去进行因果分析，而会走近路达到结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利用两种启发法进行推理判断：一是代表性启发法，二是可得性启发法；前者指人们在进行推理判断时往往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例，后者指易于进入头脑的信息往往被利用。
正是这种心理惰性，促使观察者与体验者均容易忽略丧文化中的广谱性，事实上，后者早已超越了自我否定的习得性无助。
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丧文化，其娱乐意味相对浓重。与习得性无助内核不同，青年人在“丧文化”中体现出的自嘲行为并不是真正认同自己很“丧”、“一无是处”。相反，他们通过夸张的方式放大生活中的“小确丧”，减少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冲击。例如，年轻人会对“葛优瘫”等“丧文化”典型符号进行加工，制作成表情包进行传播、调侃和模仿，其本身更接近于自嘲和狂欢，而非彻底的消极、颓废和自我放弃。通过自嘲和解嘲，青年人可以巧妙化解壮志难酬的尴尬，宣泄内心不满，获得心灵慰籍。
简言之，丧文化的习得性无助和非习得性无助的差别，首先在于行为主体的内核是否为真正意义上消极和无力。前者通常具有低成就动机、低自我效能感和消极的定势等特点，而后者虽然同样以“无助”为外化表现，却是以“无助”为外壳，实现对现实压力的解构和反抗。在这样一个复杂过程中，戏谑、狂欢、反思、消解和抗议相伴而生，共同构成了丧文化的复杂文化面貌。
3
丧文化与“自我反讽”
在这里，我想给出这样一种判断：具有亚文化光谱的丧文化，在大众传播里的风行一时，是因为它具有在不同青少年人群中的最大公约数——“自我反讽”。换言之。自我反讽，有可能是它在大众传播中的真正的文化内核。
在修辞学中，“反讽”（irony）这个概念与“悖论”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新批评的理论系统里，“反讽”这个术语是关键词。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布鲁克斯认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反讽”本是指一种 “所言非所指”的语言现象，在“反讽”中，符号意义的表述属于“正话反说”：其真实指向与它在字面上的意义有所不同、甚或截然对立。
观察一下当下的媒体环境，它对个人的干预和渗透程度已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个体对外界及自我认知和定位，受到媒体的极大型塑。但同时，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性，媒体行业被污名化等原因，个体在信息筛选和接受中，对媒介传达的信息并非是完全信服。随着互联网赋权的增加，受众的地位向“用户”发生转变，他们可以实现对媒介内容的自主选择，具有很大的怀疑和反抗空间。因此，这种悖反心态很可能会在网络话语中有所体现，于是，原本属于自我批判的丧文化，其话语很容易走向“反讽”，即以能指反抗所指，在千篇一律的“丧”文本中实现对自我否认之否认。
这种自我否认之否认的旨趣，还可以很方便地使得对“丧”的归因由个体向群体转移。换言之，当“丧文化”的群体以一种显然不合理的话语对现状作绝对化的自我归因时，它所带来的解构效应，反而使得“丧”的归因得以迁移出去；在这样的传受机制下，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很强阅读张力的“丧文化”段子，它所导致的笑声，实现了社会传播意义上的“反讽”。
回到本文最初所谈的习得性无助的产生，其原因往往与不正确的归因有关。例如，有艺术类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有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将失败归因于常态的“能力”问题，把成功归因于偶尔的运气。张昊等人也提到，预防习得性无助的一大关键，在于引导其正确归因，归因于外因或偶然性原因，而非归因于天资不足、能力不够等“永久性”的内因。
实际上，“丧文化”的不丧之处，在于青年人在面对失败的结果时，实现了辩证视角下的归因。一方面，身处现实困境中的青年人依然会体验到因个人能力、原生家庭环境等因素而导致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青年一代通过话语共享也逐渐证实了同龄人面临的情境是相同的：阶层日益固化、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社会结构性压力加大。因此，他们面对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青年群体所面临的群体性问题。这样，在对现实的失败进行归因时，关注视角即可逐渐从个人的内部转向群体的外部。
作为一种亚文化，“丧文化”已经通过葛优瘫、马男、咸鱼等种种标志性的符号生产，形成了新的意义生产和传达。虽然外部表征都类似于自我嘲讽，但这种文化虽然内核仍可能是“不自我抛弃，不自我放弃”，只是其外化形式却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丧文化”对已有文化的对抗性解读。
这种对抗性解读的一个例子是：把某品牌的对勾标识和“Just do it”的口号，改为倒对勾标识、“Just quit it”的丧形式等。这种对常见话语或品牌标语进行重新解读的做法，其本质上以“丧”的形式争夺主流文化中的话语权。文化参与者从“假正经”转向“假不正经”，以消解社会压力，实现情绪宣泄。
对常见话语的重新解读和对现实压力的反抗，成为了青年群体实现个体间身份认同的有效链条。他们以丧文化符号作为认同标识而聚集在社交公共平台，交流和对话，形成身份建构和文化共同体。同时，丧文化作为广谱的亚文化，也在与主流文化进行着大规模的意义博弈。
结论是：丧文化在使用“丧”的表述，来传达与“丧”无关的宏旨，包括向外部归因、文化认同、代际身份区隔、对抗性解读、文化挑战、压力释放等。当此之时， “所言非所指”的丧文化文本，实现了典型的“反讽”：千篇一律的“丧”的自嘲，其真实指向与它在字面上的意义迥然不同，亚文化的光谱亦得以形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丧文化，几乎传递了“反讽”的各种形态与功能，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把反讽指向了自身，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反讽”。“自我反讽”堪称是丧文化的一个思想贡献，它也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网络集聚的必然归宿。在这个归宿中，自我否认与自我确立得以融为一体，丧文化由此成为形形色色的青年阶层的文化公约数。
（文中原有注释省略）
今日概念回顾
“丧文化”；习得性无助；社会心理（低成就动机、低自我概念、消极定势、低自我效能感）；思维模式、认知态度，社会心态；回音室效应、社交媒体；“亚文化光谱”（自我强化、狂欢、戏谑、抗议、消解、反思、麻木、颓废、自我否定）；归因，自身际遇归因；“框架”、解读图示、经验/活动截片；“小确丧”；反讽，“自我反讽”；身份建构，文化共同体，话语权；意义博弈（向外部归因、文化认同、代际身份区隔、对抗性解读、文化挑战、压力释放）；青年亚文化，文化公约数。
本文原载微信号编辑之友（bianjizhiyou）：《编辑之友》月刊2017年第9期（总第253期）之《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到“自我反讽”》（文/杜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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