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28南京大学卞东波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28南京大学卞东波
上大学之前，我比较喜欢外国文学，想当一名作家，于是报考大学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南京大学中文系。考入南大后，恰逢学校从文史哲三系本科生中选录第二届文科强化班学生，遂有幸进入20多年前南大文科的一个“特区”。刚进入文科强化班，我就接触到了文献学。在课程设计上，文科强化班非常强调对原典的阅读，而且我们要同时学习文史哲三系的核心课，所以从大一开始，我们就陆续修习了“史学名著导读”“古代文学名著导读”“哲学名著导读”“海外汉学研究”（英文）“欧洲历史文献导读”（英文）等课程，都是读第一手的原典文献。后来又修习了比较长时间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还专门上了武秀成教授开设的“校雠学”。因为程千帆先生的影响，南大特别重视校雠之学，到了硕士生、博士生阶段，仍然要继续学习古典文献学，授课的老师都非常强调文献学的重要性，经过老师们严格的学术训练后，自我感觉受益无穷。
因为我在中学时代也喜欢古代文史，所以本科阶段接触文献学之后，并没有觉得枯燥乏味。业师张伯伟先生当时是文科强化班的班主任，记得一入学，伯伟师就给我们开列了大概20种的阅读书目，其中就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一开始我也不习惯看没有标点的繁体竖排的古籍，经过大学四年的训练之后才逐渐适应。到目前为止，个人对文献学的理解并无太大变化，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几乎天天与文献学打交道，所以我仍然认为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基础。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认识转变，即从前理解的“文献”仅是中国古典文献，而现在我觉得还应当包括域外用汉字著成的文献，即所谓的“域外汉籍”或“东亚汉籍”，以及海外汉学文献。
“文献学”是学术研究的“利器”（比“基本工具”更确切，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任何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都不会否认的，没有文献学的基础，着手学术研究必然不能行稳致远，反之，扎实的文献学基础则是学术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保证。
若问“文献学”算不算单独的“学科”，这不禁让我想起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著《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书又名《为历史学辩护》，现在我们又到了“为文献学辩护”的时刻。布洛赫说：“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12）我们完全可以把上文的“历史学”替换为“文献学”。“文献学”当然可被视为独立的“学科”，从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延展性而言，文献学都有其学科的属性和特质。
我的专业并非文献学，对文献学也没有什么研究。就我个人的看法，文献学的学科属性是由以下内容奠定的。首先，文献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基本的研究史料、多样的研究方法，更有悠久的学术史；其次，文献学囊括或旁涉版本、目录、校勘、典藏、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等多种传统的学问，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再次，从广度来说，文献学可以分为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法律文献学、医学文献学、宗教文献学、通俗文献学等，并可以与写本学、古文书学、印刷史等学科门类互通；另外，从时间来看，也可以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从国别来看，还可以分为中国文献学与国外文献学，“域外汉籍”也可归入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很具体，即书于纸简、竹帛、甲骨、金石之上的文字。
文献学研究虽有瓶颈，但前景广阔。瓶颈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越发琐碎，形成所谓饾饤之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单一，比如我以前写过好几篇关于《全宋诗》辑佚的文章，无非是从域外汉籍中辑出一些宋人佚诗，虽略有补苴之功，但这种辑佚之法偶尔为之即可；研究的层次也有待提升，大部分文献学论文是就文献论文献，如果能够发掘出文献背后的文化史意义则善莫大焉。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页66）其言虽然不是在批评文献学研究者，但我们似乎应该引以为戒。同时，此语也在提示我们，在从事文献研究时，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即鲜明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有时还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关注文献的眼光扩大到整个东亚汉籍，那么就会发现东亚汉籍研究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很多传统的认知。比如，我前段时间在研究“假传”，中国从《毛颖传》以降有大量的假传文献，具有“以史为戏”的游戏性，但如果我们阅读朝鲜半岛汉籍、日本汉籍的话，那么从中也可以发现为数甚多的假传文献，甚至还有专门的“假传集”。这时我们应该从总体上观照“假传”这种文献，仔细分疏中日韩三国假传的同与异及其背后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文献学要走出困境，除了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即对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进行深入地开掘与提升之外，可能还需要向外拓展，具体而言就是文献学可与思想史、社会史、书籍史等学科互动，将文化史的视阈到投射文献学之上，形成跨学科研究或文献文化史的研究；另一个就是引入“域外汉籍”的视角，即将中国古典文献学放到整个东亚汉籍的脉络中加以审视，譬如中国有悠久的目录学传统，其实朝鲜半岛古代也有众多的汉籍目录（参见张师伯伟所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版），同时日本也有强大的书志学传统（参见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书目大成》，汲古书院1979年版；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井上书房 1962年版），那么我们研究目录学时，是否应该充分考虑东亚三国目录学的共同属性与不同特质？关于以上两点，下文还会谈到。
我相信，只要肯下苦功夫、肯坐冷板凳，文献学必然会焕然出勃勃生机。文献不是冰冷的文字材料，文献也会思想。
虽然我没有具体了解过学生就业的情况，但南大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情况总体还是好的。南大本科没有文献学专业，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渠道比较宽广，有的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为中小学教师，有的成为出版社编辑，还有进入媒体领域的，也有不少同学选择深造，或负笈海外（如南大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就有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录取为博士生的），或在国内继续读博。
有关文献学的论文发表普遍较难，想在所谓C刊上发表更是难上加难。这主要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冷门，征引率较低，同时文章选题可能也比较细琐，不受编辑青睐。但学术界对文献学依然比较认可的，有不少文献学的专门刊物，如《文献》《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另外像《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著名刊物也都发表文献学论文。所以只要文章好、有深度，发表的机会一定是有的。
就前景而言，文献学不可能一下子成为火爆的专业，实际上，如果文献学像金融学、经济学那样热门可能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文献学呼唤的是甘于寂寞、自我边缘化、能够坐冷板凳（可能永远也吃不上冷猪头肉）的精神气质；但文献学永远不会衰落，更不会消亡，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只要“典册”还在，作为“典册”守护者、传承者的文献学学者就一定有“发潜德之幽光”的机会。
关于文献学的发展，我想以南京大学的文献学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一是文献文化史的研究范式，程章灿教授主持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经深耕十年，即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系列成果。具体的理念，赵益教授在《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一文中已详细阐述，这里不复多言。
文献文化史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回应海外汉学家对“文献学”的疑问。相对于中国学者强调文献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海外汉学家近年来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宇文所安教授在一篇小文章《关于“文献学”》中说：“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是传统文学史的仆人。它们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文学史家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怎样把它放回到创作时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考量？”（载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13）随后，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构性的思考，他认为，很多中国古典文献其实是不稳定的，许多“知识”都是“来自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后设观点”：“对中国文献学、考证学和历史学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恐怕正是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未经检视的‘知识’。”宇文所安教授关注的不仅是“文献学”的问题，也无法用传统的文献学知识来回答，他提出的其实是文献文化史的问题，牵涉到文献生成、传播、变异、增殖等方面。如果将文献看作是“活”的，并引入文献文化史的视角，或许可以回答宇文教授的问题。
另一个是业师张伯伟教授努力推动的域外汉籍研究。很多人可能认为，域外汉籍无非就是从域外发掘一些新材料而已，至多有拾遗补阙之功，其实并不尽然。个人觉得，域外汉籍中有大量的、未经充分认识的珍稀文献，其提出的新问题、实践的新方法皆有助于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同时可以丰富、加强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关于这些问题，我在新著《域外稽古录：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综论》有所探讨。再如，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近年来经常听到有一些学者、学生说，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可以做的课题越来越少。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也反映了某种学界普遍的焦虑。但是，若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东亚古代汉文学，便会发现等待你的将是海量的新文献，以及众多值得钻研的新课题。
我推荐程千帆、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本书是有志于学习古典文献者都应该读的书。本书分为“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编，先有齐鲁书社版，又有河北教育出版社《程千帆全集》版，202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修订本。该书是在程先生、徐先生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成书的，所以读起来非常清楚明白，同时本书也有很强的实践性，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传授具体的校雠学方法。大家可能会发现，南大“两古”专业老师出版的著作，书前一般都是用“目次”，而很少用“目录”。因为受到程先生的教导，南大的学者都知道“目次”和“目录”是不同的。
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编纂《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一书，除了影印之外，我们还要给收入的每本书撰写详细的解题，关于解题或叙录的写法，各个学者操作起来，或有不同。《校雠广义·目录编》第二章第三节专门讲到“书的叙录”，说到叙录的写法云：“综述体提要除条其篇目外，大致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该书的校雠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书的作者。……第三部分内容是评介书的内容。”这个总结简洁明了，而且操作性很强，对我们写作《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的解题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校雠广义》体大思精，我们在阅读四编中的每一编时，都可以得到丰富的教益。
以上所言，皆为个人粗浅、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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