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不倒的木构,如今已屈指可数。地面现存最早的木构——唐木构只剩三座半(不包括敦煌196窟唐代窟檐)。
唐灭亡以后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举倾国之力建成的木构杰作,余者也是寥寥。
大唐的木构风华,到底还能在何处寻找?
唐代木构之一——芮城广仁王庙正殿 摄影师/刘江岭
从唐之健美到宋之秀丽,建筑风格上是否转折得太过突兀?
唐代灭亡后,大量中原人包括建筑工匠迁往南方,开启了北宋法式的营建;那么,留在原地的北方匠人,又筑出了怎样的建筑杰作?
千万个疑问,都指向同一个回答:辽代木构。
辽代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奉国寺大雄殿 图源/禹涵
辽人不仅注重借鉴唐宋木构杰作经验,更融入了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上乘唐风、下启金元营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古建筑的绝佳窗口。
「辽代」+「木构」,当唐辽之恢弘碰上宋之端庄,是怎样的旷世奇作?
八大辽构,又为何均坐落在黄河以北?追根溯源,这与辽代版图的扩张息息相关。
八大辽构的建造,与辽代五京的设立、佛教文化的兴盛与民族融合的推进,可以说是同步发展。
辽代,是由契丹这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让契丹人不惯于中原的居有定所和繁文缛节,因此辽代的历代皇帝建立了五个京都,相当于他们的行营(辽人称其为“捺钵”),方便四时巡狩。《辽史》记载:“(会同元年)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代的五京中,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赤峰一带),是辽初皇都、契丹王族的发家地。916年,契丹建国,刚刚登上帝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对于皇城内日益增多的汉人,该如何管理?
上京的大量汉人,一是契丹多次南下攻城略地的战俘,包括一些僧众;二是汉人为避中原战火主动迁入契丹。稍微管理失当,就可能根基不稳、国本动摇,这是帝国建立之初的大忌。于是,辽太祖做了跟之前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一样的选择:移风易俗。他先尊孔子祭祀孔庙,后在上京修建了天雄寺、义节寺和安国寺等佛寺,以及天长观等道教建筑。以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友好包容姿态,展现了对中原文明的接纳,安抚了人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了后晋献上的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今北京一带)为南京,后称析津府,原南京改称东京辽阳府。燕云十六州,图源/故宫博物院院刊,采自李谷成《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分治汉人和契丹。燕云十六州本就佛事兴盛,有广泛的信众基础,辽太宗便继续大力弘扬佛法、兴修佛寺,如今这一地区仍存辽塔 16 座、佛寺 10 座(不单指木构)。1007年,辽圣宗设立中京,也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位置上比上京更偏南。这个京城,是与北宋缔结“澶渊之盟”后,为方便北宋使者往来,也为彰显辽朝的强大实力而设。辽代疆域图,大定府即辽中京,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图源/福建博物院,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1044年,辽代最晚出现的一个京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由辽兴宗设立,这里既可防御对辽虎视眈眈的西夏,又相邻宋富庶的河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佛教,如果说辽太宗、辽太祖更多是出于治国的考量,到了辽景宗、辽兴宗时,已有了更多帝王个人的崇信。辽景宗不仅授予僧侣高官,更是在子女的小字上,希冀以佛菩萨之力加持,如其长子辽圣宗“小字文殊奴”,次子隆庆“小字普贤奴”,长女字“观音女”。华严寺中的合掌露齿辽代菩萨像 图源/大同华严寺景区辽兴宗是辽代帝王里首位受菩萨戒的君主,将辽代佛教的兴盛推上了巅峰。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指出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可见辽兴宗给予僧侣极高的地位,到辽道宗、天祚帝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代辽帝的崇佛下,一个塞上佛国悄然形成,随之外化的是不断增多的佛寺佛塔和佛教艺术。现存的八大辽构中,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均在山西大同,正是辽代的西京;应县木塔则在离大同不远的山西朔州。阁院寺文殊殿和开善寺大殿,坐落在河北保定,邻近辽代的南京(今北京)。奉国寺大殿坐落于辽宁锦州,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近于辽代的东京(今辽阳)。可见辽代的八大木构,都与五京有密切联系,不是直接位于当时的辽五京,就是离五京不远。因此,八大辽构中足见辽代官式皇家建筑的典范,又因紧随唐后,辽代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恢弘的大唐建筑风华,与宋比肩而立。辽代木构,对于唐代木构以继承学习为主,但并非单纯师法泥古,而是融入了契丹少数民族的特色和工匠思考,时有创新。因而,八大辽构与同时期的北宋建筑并立,各有千秋,为宋《营造法式》的书成贡献了许多优秀案例。
屋顶,往往是我们看古建时的第一眼所在。唐朝屋顶坡度平缓,举折小而出檐大,恢弘开放的大唐气象扑面而来。作为在草原上奔驰的契丹民族,辽代自然爱极包容的盛唐气象,同时也注重吸收同时期北宋建筑的特点,举折渐趋高峻,正脊加长,不过这个趋势比北宋缓慢一些——也就是八大辽构中,可窥见更多唐代木构的原型风貌。屋顶上的鸱吻,不仅兼具驱邪消灾和装饰的作用,更凝聚了历代建筑细节上的变迁。八大辽构中,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门正脊两端有一对珍贵的鸱吻,梁思成誉其为“极可罕贵之物”。山门正脊两端的鸱吻,造型生动古朴为,为辽代原物
鸱尾向内翻卷延伸较长,这正是辽鸱吻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主要标志;背兽具体而微,龙头张嘴吞脊,立体雕刻精美,典型的龙首+鱼身组合,实为原汁原味的唐风遗存。明清以后,鸱吻越来越繁复精美,细节改动很大,这种辽唐时期的古朴大气,几不可见。斗栱用材上,八大辽构继承了唐“以势壮为美”的风格,斗栱巨大,有恢弘的帝国之气。《营造法式》把“材”作为计量单位,用以表示大木作构件尺寸,比如“一等材用于殿身九间至十一间,广九寸,厚六寸。”八大辽构中的奉国寺大雄宝殿,用材便相当于《营造法式》的一等材,雄壮而健美,较南方秀丽的宋建更舒朗。一是使用抹角栱(即后世斜栱的雏形),独乐寺观音阁是目前最早使用抹角栱的建筑,在唐及五代建筑上未有相关记载和先例;二是舍弃抹角栱,另增与补间铺作相似的附角斗,形成“品”字形的转角铺作,实例有善化寺大雄宝殿。抹角栱与附角斗,均为辽代木构的大胆突破创新,都可扩大转角铺作与檐部的承接面,加强翼角的承重作用。虽然同期的北宋建筑不见此二类实例,但《营造法式》规定了在平坐转角添加附角栌斗,对后世楼阁建筑有一定影响。八大辽构的殿内,大多给人一种空间开阔的庄严感。究其原因,是辽代工匠善用移柱法,同时加高内柱、插接梁栿,使人在殿内的视野更开阔,有足够的空间去瞻仰古佛。艺术空间美感,是建立在结构稳固的基础上的。八大辽构何以千年不倒?最重要的就是辽代工匠在加强木构的稳定性上,花了很多巧思:立柱使用侧脚生起,即两侧柱身均向中心倾斜聚焦,同时将外檐的柱身高度自中心至角部逐次加高,使柱网内聚,大大地加强了木构的稳定性。注重构材比例,保证结构合理。梁思成先生在考察蓟县独乐寺山门时,通过对山门大梁和三架梁的断面数据分析,发现两者广厚比皆近2:1,符合现代力学理论,高于其他时代。现存的八大辽构,每一座都是世所罕见的珍宝。它们或坐落在崇山峻岭间,或处于闹市,将古老的故事与智慧刻进木头里,只待后人,将那些失落的唐辽辉煌重新拾起、铭刻心间。
阁院寺坐落在河北保定市涞源县城的广场大街西侧,这座隐于市井的低调寺庙,历史积淀却深厚得惊人。阁院寺初建于东汉,唐代重修,辽应历十六年(966年),建造文殊殿。经考证,寺内的一口大钟也系辽代旧物,上有珍贵印度古文字即梵文55个。其余建筑皆后建。
文殊殿与北宋建筑文献《营造法式》的图样基本符合:单檐歇山顶,面阔与进深各三间,梁架为“四椽栿对乳栿,采用减柱造”,斗拱五铺作偷心造。如此开阔的空间,是为凸显殿中文殊的佛光普照,便于人们瞻仰。后代担心这样的结构不稳,特地在四椽栿下加了撑柱,实际上有些画蛇添足,主梁坚固如昔未有形变。梁上饰画精美,在浮光掠影中的不经意一瞥,最是惊艳。文殊殿采用菱花格子门窗,窗棂花样十分珍稀,有现存年代最早、保存完好且依旧适用的菱花格子窗棂;还保存着辽以后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样式,堪称“中国古窗棂博览馆”。
独乐寺现存的山门和观音阁,皆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重建的原物,是寺内最古老的建筑物,颇得梁思成青睐。独乐寺山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两侧立哼哈二天王像。庑殿顶在房屋建筑中可以说是“顶配”,可见独乐寺很受辽代皇室重视。山门正脊上的一对鸱吻,是国内现存建筑原位上之最古者。鸱尾浅刻,背兽凌空突出,动态十足。经研究,在这对鸱吻上,辽代工匠似乎着意于太阳照不到的暗部阴影涂墨,以明暗对比更显立体和主体突出,可见建造之精。独乐寺的观音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历经37大小次地震而不毁,堪称辽代建筑奇迹。观音阁之所以能顽强屹立千年,是由它的结构和比例决定的:28根立柱,做里外两圈升起,用梁桁斗拱连接成一个整体,柱网内聚核心强大;面宽与进深的比率以及高与进深的比率,均在4:3左右,受力结构合理。观音阁的中央,是一尊高16米的十一面观音像,摩“天”接地气豪雄,观音头部直抵3楼顶层,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观音塑像。这座观音,体现了辽代继承前代以高为尊的传统美学,兼具唐之雄健和宋之柔和,世所罕见。因观音头顶上还有十个小头像,加上主体佛像,故名“十一面观音”。像顶覆以斗八藻井,更显宝相庄严。经考证,这座观音两侧胁侍的菩萨,亦是辽代原物。奉国寺,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在其母萧太后(萧绰)的“家族封地”所建的皇家寺庙。落成后,这里成为皇族和皇亲国戚进香朝拜、祈福的专用寺庙,皇家风范处处遗存。奉国寺的大雄殿,是辽代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
它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比《营造法式》书成还早了将近80年;它还有着宏大的规模,在中国历代古建筑中,仅次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明长陵的正殿和北京的太庙。何以奉国?辽代帝王给出的答案是:以过去七佛,给予国力无限加持。大雄殿内,高达9米的过去七佛与近3米的胁侍菩萨,一律是原汁原味的辽代塑像。如此并列供奉七佛,国内独一无二。戎马一生的契丹人,落成的佛院、塑造的佛像,亦是如此雄健,恢弘的天家气象与高大佛像完美融合,震撼人心。此外,大雄殿中内现存飞天壁画42幅,还有样式丰富的网目纹、凤纹、卷草纹等。壁画中,人物造型健康饱满,既是辽代对唐的模仿,也很大可能是他们的“自画像”。而同期的宋代壁画,人物多已较弱文秀。黑色作为壁画的背景和服饰颜色出现,是契丹族特有的风格。一说是来源于祖先崇拜,相传契丹祖先由骑黑牛的仙女与骑白马的神人所生;另一说是黑色在契丹象征灾难,人们又畏又敬。开善寺,俗称“大佛寺”,自建立以后,未经过大的修葺,保留了许多辽代旧物风貌。其中,现存的开善寺大雄宝殿是寺内主体建筑,亦是最古老的建筑。除大殿以外还有明清时期配修的天王殿、金刚殿两座三间硬山的小殿。开善寺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布瓦庑殿顶,檐下斗栱每间只有补间斗拱一攒,显得格外疏朗。殿前有宽广月台,殿内为减柱造,减柱造是辽金建筑中常见的结构方法,尚未见于辽代以前的建筑。在辽代工匠的精巧设计下,仅用明间后金柱及两梢间的中柱,就撑起了整个大殿,偌大空间之美感顿生。大殿屋顶的举折约为1:3.9,非常平缓,唐代遗风显著。由于柱的生起,形成了一条极为缓和具有建筑美感的弧线,在大殿侧面更容易看到。檐头、翼角舒展,屋顶上的吻兽是明清修理时所换。开善寺大殿整体构造严谨、实用,整体外观朴素、稳重,对研究早期木构建筑有很高的价值。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已落成,是全寺最古的辽代建筑(同为辽构的海会殿已毁),奠定了寺院朝向东方的基本格局。从来寺庙坐北朝南居多,而寺庙朝东,源于契丹族对太阳的崇拜,《新五代史》中对此有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据考古研究发现,辽的上京皇城遗址内,一些建筑也是采取东向布局。殿内有栩栩如生的31座辽代彩塑,按照辽代三铺三世的说法进行排布。菩萨兼具印度贵族和汉朝服饰的特点,体现了辽的兼收并蓄和文化融合;护法高大威猛,健美刚强,是辽代民族精神的最生动写照。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0)年增修完毕。塔高65.84米,相当于一幢20多层的现代大楼,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古建,时称“佛宫寺释迦塔”。整座木塔不用一钉,全为榫卯结构,3000吨木制构件互相咬合,一塔有54款不同类型的斗拱,堪称一座斗拱博物馆。木塔看似有5层,实有9层,每两外层之间有一暗层。外层是软性连接的斗拱结构,内层是坚固刚硬的结构层,结合全塔的榫卯结构,刚柔并济,耗能减震性能优秀。这些合力保证木塔历经40余次地震、200余次枪击炮轰、无数次电闪雷击,仍能屹立不倒,巍然诉说着辽代木构的辉煌。善化寺坐落在大同古城南门西侧,故俗称“南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辽、金寺院的中轴线建筑和周围基址所形成的总体布局依然完整,是全国早期佛寺中唯一遗留的实例!”
大雄宝殿坐落于3米多高的月台上,能看到秦汉、盛唐时的崇高台榭阶陛遗风,气势恢宏。大殿面阔7间,进深5间,单檐五脊顶,以单体面积1200多平方米排名全国第三。殿内仅有8根内柱,又是一处辽代减柱法纯熟运用下的杰作。被梁思成先生赞为“伟大之斗拱,深远之檐出”的斜拱,如怒放之花,不仅具有雄浑壮丽之美,更担起了檐部承重的实际功用。大雄宝殿现存辽金彩塑33尊,主佛台上供奉的是五方佛,每尊都超过8米,每尊金彩装身、背光繁复,庄严肃穆。两边是二十四诸天像,既有肌肉突起、英勇雄壮的将军武士,又有持笏静立的文臣,特征各异,可见辽金工匠的技艺精湛。
因与唐朝相去不远,辽代木构中恢弘的大唐气象呼之欲出,弥补了“唐木构只剩三座半”的旷古遗憾,上乘唐风,下启元、金营建,是我国建筑史上难得的瑰宝。千年已逝,湮灭在历史长河的辽代建筑不计其数。仅20世纪以来,便有5处辽代木构毁于天灾人祸,永远消失。如今的辽代木构仅存八座,却足以耀世,更显无与伦比的珍贵。说不定见他们的哪一面,就是最后一面。详情咨询客服小艺:1506880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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