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在怎样的空间中生活与工作：被疫情重塑的建筑业丨视界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人们的交往空间由开放趋向防御，我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和适应的惯例正在改变。从建筑的角度看，家庭、办公和城市生活空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凯尔·查卡（Kyle Chayka）于6月17日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官方网站上的文章“How the Coronavirus Will Reshape Architecture”便讨论了这一话题，RUC新闻坊将之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编译正文

1933年，芬兰建筑师兼设计师阿尔瓦·阿尔托（Hugo Alvar Henrik Aalto）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艾诺（Aino）共同建成了位于芬兰西南部的Paimio疗养院，用于治疗肺结核。Paimio疗养院具有严格的几何结构，长长的墙壁和宽大的窗户包裹着它的外墙，浅色的房间，如同大型游轮般宽阔的屋顶露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志。阿尔托的建筑不仅是设计前沿，他曾说：“该建筑的整个目标就是发挥医疗中心的功能。”

Paimio疗养院  图/twitter @ Aesthetica Magazine

许多现代主义建筑可以理解为是源于人类对疾病恐惧而形成的，对根除细菌潜伏的黑暗房间和尘土飞扬的角落的渴望。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比特瑞兹·科罗米娜（Beatriz Colomina）在《X射线建筑》中写道：“结核病使现代建筑变得现代。”

在二十世纪初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审美显得极端，但至少是安全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Tristan）》中的一个人物描述了一种供肺病患者使用的疗养院：“这种亮度和硬度，这种冷淡，朴素和刚毅内敛……对我产生了内在净化和重生的效果。” 结核疫苗于1921年开始在人类身上使用，但现代主义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却停滞不前。

现代主义建筑  图/twitter @ Maria Fidalgo

最近几个月，我们到达了疾病和建筑的一个新关口，在这里，人们对感染的恐惧再次控制着我们的空间。正如结核病塑造了现代主义，COVID-19和我们在室内呆了几个月的集体经验，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影响建筑。问题是，现代主义美学已成为雅致、品味的简写，我们的房屋和办公室被设计成空盒子。突然之间，在疫情爆发中，这样的设计似乎没什么用处。

与现代主义空荡荡的原始空虚不同，隔离所需要的空间主要是防御性的，用胶布线和有机玻璃墙将外部世界分割成保持安全距离的区域。为了重新开放商店和办公室，必须重新格式化，我们的空间惯例从根本上被改变了。

一、家庭空间

隔离使所有在家办公的人更加了解自己的住所，尤其是它们的缺点：一个房间缺乏日光，另一个房间地板肮脏，需要额外的浴室。对于建筑师而言，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反思，尤其是他居住在不太舒适的住所中。

建筑师科雷·杜曼（Koray Duman）和他的家人住在自己设计的房屋中。长期居家隔离使他们对房屋内的物品感到疲倦，尽管除幼儿配件外，其他东西相对很少。杜曼说：“你看到事物的每个细节，他们限制了你。”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灵活变化的环境。通常一面墙都是静止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必须静止，如果能够给墙装上轮子，试想能多么有趣啊” 杜曼表示。

弗洛里安·艾登堡（Florian Idenburg）和刘静（Jing Liu）夫妇，育有两个女儿，是SO-IL公司（负责设计艺术博物馆、住宅开发等项目）的负责人。他们的房子是一间明亮的白墙双层公寓，设有开放式公共空间。“幸运的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有一间带厚门的房间。” 艾登堡说。当孩子们同时上网课时，当全家人一整天都挤在一起时，隔音就越发重要。

隔离期间的居家经历，让艾登堡和刘静重新考虑他们为客户设计房屋思路。看到任何新的空间，他们很快就会想象被困在那儿几个月的感觉。在隔离期间，SO-IL 对在布鲁克林的住宅项目做了设计更新：厨房，餐厅和客厅都分隔开，卧室彼此隔开，加强隔音，设计更大的书桌。建筑师的目标是拥有30％的外部空间，并提供多种户外选择。

开放式布局  图/室内设计联盟

室内设计反映了我们对理想型居家生活的理念。建筑师汉斯·迈耶（Hannes Meyer）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形式，进入20世纪，建筑不再是延续传统发展的动力，也不再是情感的体现，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功能主义、高效等概念。他为现代工人设计了一种房间，称为Co-op Interieur。那是一个光秃秃的盒子，上面放着一张婴儿床，桌子上有一台留声机，有一个小架子，还有两把可以折叠和移动的椅子。整个组件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和可移动性，但这也是你最不愿意接受隔离的地方。

Co-op Interieur  图/ twitter @Kyle Chayka

长期以来，建筑师一直沉迷于“最低限度的存在”或“最低限度的住所”的概念。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建筑与设计部门的资深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一直在考虑“最低限度的存在”。从3月13日起，她一直在她的公寓里，依靠三脚架进行Zoom通话，在瑜伽垫上运动，在Citi Bikes上郊游。最低限度的存在建议我们，至少需要在一个空间中感到舒适。从Meyer的床，椅子和留声机，到疫情爆发前，通勤途中随身携带的移动配件，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最高限度的存在”：在尽可能小的空间中东西越多越好。

目前，最低限度的存在和最高限度的存在都不太行得通。即使在社会隔离的情况下，个人空间也既需要虚拟连接、也需要充实的实物存在。不是当代极简主义现代主义的干净、白色、匿名的平滑，而是有质感的藏身之所。

二、办公场所

COVID-19要求建筑有预防性的设计。面具和手套像第二层皮肤一样阻隔我们的身体。随着越来越多的商户重新开业，一些其他的策略也应运而生。一家荷兰餐馆在室外桌子周围建了类似温室的玻璃摊位，以分隔保护食客和服务员。一家德国咖啡馆试验了一种带有泡沫长条的帽子，这样客人就不会互相靠得太近。佛罗里达州的一家赌场在其扑克桌上安装了厚厚的塑料防喷嚏装置。

扑克桌上的防喷嚏装置  图/twitter @AndySlater

这一切相当于一幅生活尺度的信息图：你们必须保持如此之远的距离。“如果想改变那些与人靠近的习惯，我们需要非常明确的指导。”国际房地产集团Cushman & Wakefield的荷兰总经理杰若恩·卢克斯（Jeroen Lokerse）在来自阿姆斯特丹家中的电话中说。

他得出的方案是“6英尺办公室”。在开放式平面图中，地毯砖在每一张桌子周围划出6英尺（约相当于1.8米）的黑色圆圈。额外的椅子位于圆圈之外，以便同事之间进行交谈。会议室的座位变少了，退出封闭空间时必须一致按顺时针方向，以避免同事间彼此碰撞。使用一次性纸桌垫时，可以多人共用一张桌子，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键盘和鼠标放在桌垫上。

6 feet office平面示意图  图/Cushman & Wakefield官网

这一设计在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里进行测试。这个办公室以前可以容纳275人，但现在只能同时容纳75人。随着封锁解除，Lokerse预计将有25%的员工回到办公室，随着更多员工回来，他们将错开上班时间，以避免公共交通拥挤，办公桌也将减少30%。

6 feet office示意图  图/Cushman & Wakefield官网

有关隔离被反复提到的一点是，它至少将有利于消灭饱受诟病的开放办公室。Cushman & Wakefield的圆形地砖成本低廉，可在48小时内安装完毕。卢克斯还设想了一个监控程序。公司测试了一个app，可跟踪手机移动，在员工移动到距离他人6英尺以内时发出信号。虽然他们最终决定不使用这个app，但Lokerse说，如果公司改变想法，员工将被要求“自愿并匿名”接受此类追踪措施。

开放办公室  图/Getty

建筑师黛博拉·伯克（Deborah Berke）在考虑针对疫情的设计时，参考了针对听障者的设计案例。此种空间需要良好的照明以便进行手语或唇语，以及让听障者觉察到有人进入房间的装置，如闪光灯。她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清洁的基础设施。”

伯克没有照搬现代主义的卫生空白，而是受到了突然涌现的民间设备的启发：人们用手头现成的材料——有机玻璃墙、浴帘、粘在一起的垃圾袋等——即兴制作成隔离线、屏障，来保护收银员；公园里的孩子们用呼啦圈来保持距离；运动教练们用脚手架作团队的引体向上器。

建筑学中总有寻求一个稳定解决方案的诱惑，即用一个完美的设计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也是包豪斯（Bauhaus）的梦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普适的完美空间，遍布全球，自上而下强加于那些品味可能欠佳的人群。但当我们弄清楚疫情过后的常态后，更好的设计也许是自下而上的设计。口罩已经呈现出一种民主化的审美。它们看起来是不同的，可能是带图案的手帕、改变用途的T恤或是艺人威肯（the Weeknd）商店里的品牌标签，但它们都实现了同等的功用。

三、城市空间

疫情期间的自我隔离让我们重新变成了熟悉事物的探索者。一年前，建筑师伊利亚斯·帕佩佐治(Ilias Papageorgiou)从纽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雅典，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疫情期间，他与自己的家人住在市中心的一套有着屋顶露台的公寓里，阔别已久的清闲和时不时传来的鸟鸣声让他感觉“自己在重新探索这座城市。”

在大多数城市，日常的社会生活都是由在疫情流行之际不得不关闭的店铺所组成的，例如餐馆、酒吧、酒店和咖啡馆等。帕佩佐治认为商业领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唯一能够使用的空间就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没有中间地带，但我们的出行同样面临着公共空间的限制”。例如路上的街道是空的，但是人行道可能挤满了人，我们必须做好防护措施；公园、泳池、海滩、操场等基础设施要么被关闭，要么引发争执，人们必须要在去娱乐场所放松和暴露于病毒之下之间进行权衡。

新冠疫情期间关停的电影院  图/视觉中国

公共空间活动给疫情的蔓延带来的额外风险从近期美国各州的街头抗议中可见一斑。帕佩佐治将希腊劳动节游行与其做对比，在希腊雅典的劳动节游行中，示威者都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就如同军人列阵，以格子形分布于公共空间”。4月19日，2000多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的拉宾广场上进行抗议，航拍照片显示相似的格子阵，抗议者因对疫情的恐惧而保持了社交距离。但是美国公众对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锁喉至死的愤怒超出了对于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抗议者大多佩戴上了口罩，但是仍旧摩肩接踵，突破了社交距离。这使得美国的抗议活动为疫情的有效防控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色彩。

2000多名抗议者聚集在特拉维夫的拉宾广场上进行抗议  图/以色列时报

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事件后，美国境内爆发多起示威抗议  图/环球网

从目前来看，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体现在一些小的变化和调整上，例如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对餐馆和咖啡馆设置了封闭的街道，以便间隔适当的距离设置餐桌；纽约市开辟了40英里的步行街道只为远离公园等户外场所；伦敦市则正在铺设一个巨大的新自行车道。布鲁克林和底特律建筑与城市规划公司Interboro负责人之一托拜厄斯·阿姆伯斯特（Tobias Armborst）认为这种城市街道改造措施属于“战术城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而不是总体规划的城市主义，是在临时情况下作出的自下而上的短期决策。

在未来，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城市的密度问题。过去的几十年内城市的发展致力于打破原有的宽阔街道、宏伟城市规划的格局，试图通过经济适用房和胶囊公寓、多功能分区来培育城市的空间密度。现在，面对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阿姆伯斯特认为“我们正处于需要稀释密度的时刻，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协调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长期城市建筑发展计划之间的关系。”

编辑：罗静颖、李佩云、杨帆

图片来源：除注明来源外其他图片来自纽约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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