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那些事】调工资

2017-03-01 作者：诸炳兴 知青情缘

据记载：中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从1963年开始，到1977年，基本维持不变，到1977年，人均全年工资为576元，平均毎月不到50元。那时，我们云南兵团知青干部42. 50元/月，另加边疆补贴2元/月，共44.50元/月，偶尔我还有点稿费，除去每月7元的伙食费，在机关工作，还可常下连队撑饭，作为单身汉的我，小日子还好混混。我记得团部的李副政委与我同等工资，他抽“金沙江”烟，我抽“春城”烟，我比他还高一档呢。

我记得1978年，那时，我们景洪农场已有人在闹“返城” 了，有一天，机关支部书记通知：今晚开会，要传达上级“关于调工资的文件”。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想“文革” 已结束，不再搞“突出政治”了，如今加工资总是要凭工作能力、贡献大小来评的吧，想想机关里有的干部连写个报告都不会，有的领导只会签个自已名，又想想自已在机关除了财务沒搞过，那个办公室都“打过杂”，从打字、广播、放电影，红白、喜事、做花圈；小结、汇报、大报告；抓人、破案、少不了；画画、横标、搞会场；报道、简报、我全包；机关里的什么活我都干过，除了奉人拍马我不会，我的出身“两代黑“（刚文革结束家里刚平反），只要在理上，评工资，任何人与我比拼，都毫不畏惧，所以，我对评工资这件事，真没放心上。

晚饭后，我与平常一样，走向二楼会议室，谁知楼上黑灯瞎火，连个人影也沒见，于是，我下楼，只见全体机关干部坐在大礼堂的主席台前，三五成群，稀稀落落，我是最后一个进场的了，我与青年干事王贵子（北京知青）在边上旮旯里坐下。

知青时代作者在就职的办公大楼前留影

今天，气敛神凝，鸦默雀静，象在殡仪馆追悼死人般肃穆，大礼堂里的空气也凝固了，连抽烟的也少了，龙共场长的竹烟筒也沒提了，二郎腿也不翘了，我轻轻地问边上的小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王用双手捂着嘴对我耳语了一句“要加工资了！”……，我还纳闷，加工资是开心的事，为什么他们那么的凝重？

这时，龙共场长宣读上级“关于调整工资”的文件，我只听到一句“.....只调40%人员比例的工资……”。照此比例，我们机关35个干部只能加14个人的工资，大部分人员将无缘加薪。

读完文件，领导带头发言表态，真是“钱、銭、钱、命相连”，每人发言都说自已多年沒加工资了，似乎沒人提出不要加工资的。当然，我们知青干部，千篇一律，都拿的是干部最基本工资，也许空间很大，还有机可乘。

一场“调工资”的发言，变成了“争工资”的“演讲会”。大家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脖子粗 35 42057 35 14939 0 0 1836 0 0:00:22 0:00:08 0:00:14 2701 35 42057 35 14939 0 0 1635 0 0:00:25 0:00:09 0:00:16 2659 35 42057 35 14939 0 0 1553 0 0:00:27 0:00:09 0:00:18 2929吵得一锅粥，这那里是机关干部开会，简直是农贸市买菜！这时大礼堂的窗外，伸进了一张张的干部家属们紧张的面孔。她们也在焦灼的等着屋内的好消息。

也许“文化革命”把人搞得不敢提及“资本主义“的钱了；也许这么多年人们巳穷透了；也许早就想要钱，但不知从何处去拿……。

眼前听说能加工资，而且，国家给的份子钱，不用看人脸色，每月可领。

反之，如工资加不到，还背个“工作能力差，贡献作得少”而加不到工资的黑锅，还给人影响不好，多么丢人现眼。真是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顿时，如山洪暴发，也许人性的真实一面施展眼前，真叫“撕破脸皮”了，这时，谁还会想到世上还有“羞耻”两字？

1978年，知青时代的作者（右三）和机关的同事们与《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朱玉湖（中）在办公楼前合影。

生产办公室带头表态的是归国华侨老技术员，他用那鸟语的广东普通话慢条斯理的说：“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从国外归来，我的工作成绩领导也有目共睹的，请大家评定……”。讲完话只见他光光的额头上滴下了油一样闪光的汗珠，也许他心在颤抖。我暗自心想：他的工资本来就是我的翻倍，前两天还让我帮他在写“技术”的论文呢。他是橡胶技术员，但连割胶都不会。后来他又擅自涂改《护照》被外国大使馆拒签证，使他回国的美梦彻底破碎，什么都在我心底。我听了他的发言，差点笑喷了。

接着经办室统计员老王发言：“我是195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和万名农民一起从湖南移民到云南来的，我们刚来时，向原始森林进军，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艰苦创业，我在工作上吃苦耐劳，能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我从单身汉时的工资到我增加四个孩子，从沒加过一分钱……，”他讲了很多，他真象帮自已提前读《悼词》内容了，讲着讲着，我听他声音哽噎了，真的快哭了，直到他大黄牙的嘴角边泛出了白色唾沬，喷淋似的唾液在桌上撒成一层水珠，他气喘吁吁地停下，也许他老婆教的台词背完了，听了真恶心透了。（我沒形容，如现公务员面试他絕对被淘汰）他是我的邻居，对他，我的心里可清澈见底了，实际上他只适应当个好职工，他的小学文化底子，写的报告不成文法，比甲骨文还难懂的文字，武大郞的形象。他生了一个儿子心不甘，还想要，谁知送子观音给他连续三个女儿，最后，他再也不敢试了。机关同事老是调侃说他：老婆用扫把打他时，他躲在床底下大声吼着“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岀来！”不知故事是否虚构，但把他安排在机关也真为难他了。

轮到搞保卫的干事，人们称他“糊涂虫”（他名字的谐音）他比我大两岁，贵州人，复员军人,文化底子薄，讲话声音比本事大，这时他迫不急待地先清喉亮音，接着发言说：“复员来到农场，工作上对得起自已是个共产党员了，该破的案都破了，我们单位大，案子多，工作量大，人手少，所以，我们特别忙……来到农场从沒加过工资，如今，从老家娶了个老婆，做临时工，又沒落户，又添了个儿子，生活很困难……”。锣鼓听声，话听音,言下之意，他是要“讨薪”了。其实，我也同情“糊塗虫”，他是贵州山里长大的孩子，也许还从沒见过一个偷钱包的小偷呢，也许他老家穷的都不用钱包。他曾讲过家里穷得用盐块添咸味下饭，老鼠饿得吃小孩耳朵的故事。去部队当两年兵，复员来当二千多人单位的保卫干事，他怎么去破北京、上海、四川、昆明这些城市“捣蛋鬼”的案子？由于我场思想工作搞得好，发案率低，他瞎猫碰到死老鼠，曾得到上级表扬，后有个上海知青偷猪杀，他都却无从下手了。还有人持枪杀人，他更束手无策了，结果杀人犯管友洪是我把他亲手就擒的。[请阅我《晚秋子歌》中博文《南联山半夜枪声》]。

这样的发言，一拖三天，毫无结果，龙共场长再也憋不住了，他是机关工资最高，资格最老，他是56年来的下放军官，他说：“按年纪、工龄、资格我最老，我的工资到农场非但沒加，国家困难时期还自愿减过一级，现在大家都不肯把名额让岀来，我表态：这次加工资我不要了…….” 不知此话当真？还是气话？但的确他表态了，我从内心敬佩龙共场长的风格。一散会，我到自已的办公室，提笔写了一篇新闻稿投给了《西双版纳报》，两天后，一篇题为《场长的风格》在该报第一版，头条文章发表了。文章赞颂了龙共场长放弃加工资的高尚风格，震动了版纳上下，龙共场长得到了上级表扬，工资也许真的沒加到，我一直没验证。事到最后，机关干部分批的，该加的都加了，但是，据说还有人为“调工资”而送命的，真的“钱”与“命”相连了。我没发言，但也加到了。

《西双版纳报》的刊头

景洪农场建场50周年时，我见到了龙共场长，他激动万分，泪如泉涌，还提起30年前“调工资”的文章，他说当时我"将"了他一军，使他很尴尬，其实那次他是可加到工资的，一登报，使他无所是从，他开玩笑说：“那级工资是你把我搞掉的。”这话让在场的老干部笑得前仰后合。我说：“也是那篇文章发表后，你名声大振，不久，上调勐捧农场当了场长，后又调农垦分局当领导，你丢了一级，拣了三级，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了……。”

笑声在版纳绿桥宾馆大厅里回荡……。

此时此刻，老人家一手持拐杖，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久久不放，颤抖的说“小诸，我已80多了，这次分别，不知何处是归程…..”“ 不，建场60周年，我们再相会！”

我的眼睛湿润了，站在边上从全国各地应邀来参加场庆的老同志们都流泪了。

2006年3月，作者（二排右二）与上海知青应邀参加景洪农场建场50周年时，同农场姜继军书记（二排右三）等领导合影

作者简介

诸炳兴，上海老知青，曾上山下乡到云南农垦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先在基层劳动，后调场机关工作。他目前是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正在撰写有关知青文化历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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