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驻奥公使给国内的一封汇报

Original 28rcm 秦川雁塔 2021-02-14

20世纪初维也纳街头

“秦制”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有来自古儒“三代”理想的质疑，在没有可行的制度参照时，这种质疑（晚清以前最近的代表是明清之交的黄宗羲等人）固然流于乌托邦，有了这一参照，“秦制”的道德合法性就瓦解了。

从“进步的”徐继畬郭嵩焘，到所谓“极顽固之旧学派”陈兰彬、刘锡鸿，凡是作了中西观察的，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尽管当时公开发出这种“叹羡”的郭嵩焘遭到了整肃，而陈兰彬之流则一边私下同样“叹羡”，一边却积极整肃别人，但毕竟他们也自知理不直气不壮。随着国是日非，国难日深，民生益艰、民怨益积，公开“叹羡”终于成了主流。

档案中有一份清末驻奥公使杨晟于1905年写给国内的一封汇报，那已经不是私信而是公文了。杨晟当时报告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发生左派工潮：

“本月初二日，奥京工党聚众至二十余万人赴议院要求选举之权，是日卯刻工党会集各分行业，申明此次聚众宗旨，预推有名工党十人为众代表，即由此十人向众约法毕，即赴议院。列队行走，毫无喧哗以及搅扰街市之事。午刻始齐集议院门外，排列整肃，仍由代表之十人入院，递禀答话。旋经首相及两院首领善言安慰，解散而退。是役也，工人以争准举工党为议绅之例，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是日适为孙慕使离奥之期，晟率本馆各员送至车站。沿途工人礼貌整肃，一如平日。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

20世纪初维也纳修路工人

与当年郭嵩焘刘锡鸿看到英国“上下同心”、“人民鼓舞欢欣”不同，这次杨晟看到的是西方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可能会以此幸灾乐祸地大讲那里“万恶的资本主义”激起人民抗议，而我们的顺民大量饿死也无声无息则证明了天朝之伟大。

但是杨晟却相反，他实际上是以民煮政治中的抗争为“风纪纯美”，而暗与国内官贪民刁、官酷民暴、官逼民反、世风日下之景相比。杨晟与当年徐继畬、郭嵩焘这些大儒一样把议员称为“议绅”，按古儒思想，“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就是代表“公论”的。当然在中国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儒的理论，董仲舒以后这种理论也不大讲了）上如此，并没有制度安排来保证我们的乡绅不会沦为“乡愿”，又是在西欧，杨晟与郭嵩焘同样看到了真正的“议绅”。

按这位公使大人的说法，奥国官方对这些工人“议绅”礼贤下士，而工人更是“知礼好义”，“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公使大为感叹：“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显然在他的眼里，不仅这样的官方（宪政政府）令人羡慕，这样的反对派也令人羡慕。

杨晟只是一位清朝官员（并且是旗人），不仅并非革命派，甚至也不是政界所谓的立宪派。而他不是记日记，而是向国内上级发出这样一份价值判断鲜明的公文，显示国内官场上这样的看法也已经毫不“异端”。显然，他们继续维护“秦制”已经没有了道义上的理由。

至于利益上的理由，平时在儒表法里状态下臣民就对“秦制”朝廷畏多于敬，如韩非所言，臣之于君别无他情，效劳是为图官禄之赏，不反是因畏诛戮之罚，不能行赏罚的“虚君”谁把你当回事？到了王朝末世，“法、术、势”机器已经严重锈蚀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常态，有无“西学”的输入，清后是否共和，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当辛亥的那一幕拉开时，真正矢忠于清廷的臣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那位“晚清毕福剑”刘锡鸿就暗羡英国人之孝（并非慑于父权）之忠（虚君也受尊敬）：某公爵夫人会见华使“坐谈良久”，身为侯爵的儿子一直“立侍其旁，无倦容”。而尽管英王对臣民既不能罚也不能赏，英人却忠之无二，平时即便是“奏乐诵经，众宴杂耍”时，也要先颂祝君主，可见其尊君之诚。

不能不说这是有眼光的看法。自游民煮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更不等于怂恿弑君谋反。恰恰相反，真孝子何须严苛父权来恐嚇，真敬君何必生杀予夺之主乃尊？在“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威吓下才作孝状，能是真孝子吗？在杀伐之威下才能尊君，君权一虚就墙倒众人推，所谓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这到底是尊君崇道呢，还是尊“枪”畏权呢？

清朝官员参加外国庆典

可见，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部分国人一旦了解“夷情”，西方的民煮共和便与中国传统古儒久被“儒表法里”体制所压抑的崇周仇秦情结一拍即合，使反“秦制”、学习“洋三代”的“引西救儒”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清末“新政”时，革命派固然鼓吹共和，立宪派绝大多数也主张“英国式陷正”，即保留满族虚君而实行议会政治。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知道“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煮政体也”。两派的区别主要就是“排满”与否，而不是民煮与否。这样才有了辛亥革命之变帝制为共和。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循着“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模式不断深化，洋务运动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学习“制度”，而西方“文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笔者曾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像太平天国那样在“器物”、“制度”上缺乏新意、而“文化”上却带有鲜明基督教色彩的大规模民变，早在据说是输入“器物”的洋务运动之前就已震撼了神州。

当然，太平天国尽管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东渐，却不能说是启蒙，因为除了在太平天国内部也没什么影响、天国灭亡后又被堙没的洪仁玕《资政新篇》外，洪秀全们只是引进一些基督教成分以建立他的拜上帝教，并未引进什么近代性质的东西。但是在其前后和同时，近代文明也通过其他路径传入。因此中国的“共和”、“民煮”等概念也并不是五四时期才“启蒙”的。

对这些观念的启蒙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并且越来越成为潮流。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不但一般意义上的共和、民煮、陷正、法治概念已经广泛流传，而且与陷正民煮有关的一些“次级观念”，如国会定预算、“无代表不纳税”的财政原则，与传统朋党、会党完全不同的近代“政党”运作原理，人们也都讲的头头是道，其认识之透彻令今人也不免汗颜，并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党”从传统汉语中明显的贬义词变成褒义词就是一例）。

钦定宪法大纲

然而，那个时候这种启蒙并不“反儒”。而尽管近代的“西学东渐”一开始且从始至终都与外部压力（“外患”）有关，但即便清末外患达于极点的庚子之祸、辛丑之辱也并没有“压倒”这种启蒙，恰恰相反，那时明显就是“救亡造成启蒙”、“救亡促进启蒙”的。但另一方面，从甲午以后直到“欧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

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一方面发现了更多的可“叹羡”之处，一方面也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加之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有立见起色。

当然也有“救亡”的影响，今人强调鸦片战争带来危机意识，其实当时国人对这沿海的失利多不太重视，反思多限于用错了人（误用琦善错贬林则徐）而已，连重视船坚炮利也是20年以后的事，远比徐继畬叹羡洋人“推举之法”更晚。但甲午就不同，中华文化的学生“小日本”居然把自认为已经学会船坚炮利的老师打得如此惨败，还首次割走了一个省，不但使人真正产生亡国之忧，也带来“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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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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