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如何“写”出3D纪录片一样的特稿？ | 谷雨推荐
▲记者赵涵漠
编者按
赵涵漠说：“要用我的五官去采访。”作为《人物》杂志副主编，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赵涵漠的笔下曾经诞生过《永不抵达的列车》、《地下室里的沈文裕》等特稿，以细腻深沉的力量打动人心。如何去采访、描写和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采访三次”、“听觉、嗅觉和触觉”、“注重细节”，她给出了诚恳实在的建议。本文节选自赵涵漠《采访永不落空》一文，收录于周逵主编的新书：《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京东预售。
摘下他/她的公众面具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如何让采访者摘下公众面具（public mask）。我们可能会常常想，名人有公众面具，因为人家身经百战，你所提的问题他们都可以预料到。但是其实普通人也有很多的公众面具，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卫机制。
所以在这种公众面具下获得的信息，即使我们完全将他说的话一字一句的全都写到我的稿子里，你的稿子呈现的也不见得是真实——它可能只是一部分的真实，甚至它可能完全不真实，因为采访对象可能本身就没有和我们讲最真实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倡的方式是：真正的采访是从第三次开始的。
如果各位对《人物》杂志有所了解的话，可能知道我们改版以来的第一位主编是李海鹏。李海鹏老师是一个作家，作家是靠才华、靠灵感取胜的。他原来说过一句话：“我去什么地方随便走一走，看一看，我写出来的稿子比起旁边那些记者使劲在那讨论写出来的都好得多。”确实也是如此。当时他跟我谈让我去《人物》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能过一个很轻松的生活了，因为我很擅长观察，我正好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完了，结果发现我去了《人物》之后，他开始转变戏路了。
他开始跟我说，他开始崇尚“海量的采访”。我们后来的主编张捷老师常常会说一个专有名词，“灭绝式采访”。我觉得这也太恐怖了，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把这个人写了，特别是封面报道，那你们其他人就不要再做了，因为你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当然这是一个理想，我不觉得我们真的能达到，也更不能说每次都能达到，但它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状态。
李海鹏老师当时就说“真正的采访是从第三次开始的”，我真的是感受至深。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经历，就是我写《地下室里的沈文裕》前后经历了整整6个月。
▲沈文裕，图片来自《人物》
沈文裕是一个钢琴家，在钢琴教育大师周广仁看来，沈文裕的天赋起码是不输于郎朗和李云迪的。但是沈文裕现在的状态就是，他在亦庄的一个连排别墅的地下室里练琴，他的演出都是在一些非常小的琴行。
很难想象沈文裕的名字曾与前两位钢琴家有过联系。加籍华裔乐评人朱贤杰曾引用洛杉矶《侨报》转引《纽约时报》对沈文裕少年时的评论称，“如果说李云迪是抒情王子式的天才，郎朗是激情冒险家式的天才，那么沈文裕就是冷静的哲学家式的天才，他能举重若轻地征服任何最高钢琴技术难题，对音乐理解更具有内省般的直觉，他将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代钢琴大师。”
但乐评人的猜想未能实现，甚至恰恰相反，沈文裕11岁留学德国，19岁肄业归国，现在他27岁，大部分演出邀约来自中国三线城市的琴行。
——《地下室里的沈文裕》
当时沈文裕在台上弹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不是因为真正热爱才去看钢琴演出的，而是因为我的小孩要学钢琴了，大人就让他看钢琴演出。场上经常有孩子在中间跑来跑去，门口有人在卖爆米花，整个演出都是以一种影院的规格在接待沈文裕，那个台子上挂着一块布，写的是关于无痛人流的广告。
我见到他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天才，他对钢琴的那种感觉和热爱特别强烈。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因为他不但没有走出来，而且他每天就跟他爸爸妈妈生活在这个房子里，他们三个人。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仨人都不跟外界接触，他爸爸每天炒股，他妈妈每天照顾他爸爸跟沈文裕，然后沈文裕就每天弹琴。我去采访之后回来就写了稿子，写出来之后，我记得是海鹏老师和我的编辑张捷老师告诉我说，这稿子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在哪儿，他说你这稿子写的非常浅薄，无非写了一个成功学的故事。
为什么呢？我那稿子的第一稿就是解释了一个原因，为什么李云迪和郎朗成功了，而沈文裕没成功。他说你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啊，然后就让我不断地去他家。
▲沈文裕，图片来自《人物》
最后去的次数多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电冰箱，因为次数已经太多了，采访对象对我的出现已经习以为常了。到后来你很不好意思，因为之前他知道你是去采访的，后来他觉得你不是一个正常的记者，常常没事就去人家家坐着。我把他们家的作息都抓住了，人家11点多吃早饭，起的比较晚，我基本上12点就去他家坐着，然后坐到下午。因为他吃中饭3点多，他不可能邀请你一起吃中饭嘛，我就会坐到下午大概六七点钟，他开始吃晚饭，我就撤了。
一个月去个几次，什么采访也该做完了，但是你最后就会发现，我写的稿子会不断地出现新的内容。一开始我把沈文裕写成了一个像白纸一样的孩子，因为很明显，你去他家看一眼就知道。在我的想象当中，一开始就是一个父母如何溺爱儿子，儿子长大之后还不能够独立的一个故事，就这么简单。
▲ 2011年6月19日，江苏南通，钢琴家沈文裕在江苏南通更俗剧院举行的独奏音乐会上演奏。
我们同事也是看完了稿子以后，就说有一些细节他记得最清楚。好像我第一次见到沈文裕的时候，沈文裕的妈妈要给我倒水，招呼我，她就进了厨房，然后这个时候沈文裕从地下室走出来了，来见我。我们开始聊天，我就发现，原来有非常多的对沈文裕的报道都把他写的特别傻，特别笨，但我就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又很有好奇心，虽然他没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但是这不代表他傻呀，他的智商很高，情商也很高，还有教养。
这时他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他妈妈问沈文裕的第一句话就是：沈文裕你打招呼了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我经历过这个。我大概16、17岁的时候常常经历那个事儿，我天天会被家长说，你跟这个叔叔打招呼了吗，你跟那个阿姨打招呼了吗。但是当时采访时我都已经27岁了，沈文裕和我同岁，你就会觉得，他跟你想像当中的年龄是有一定脱节的。我理所当然就把他们想象成：因为对于孩子的爱，使他们三个人都锁在一起，过那么一个小生活。
后来随着采访继续，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沈文裕比李云迪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去德国了，他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他跟欧洲的经纪人签了合约，这个对中国钢琴家来说是很难得的。当时他已经开始跟一些欧洲的乐团合作了，结果他爸爸把他带回来了。他爸爸表现出来一种很明显的希望能控制孩子的人生的这个特质。
但是采访永远不是到此为止了，我们不是要去写一个奇葩的故事，而是要去写一个你能够理解这个人的故事，在这个人你写完了之后，大家会知道，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原因的。
▲沈文裕，图片来自《人物》
他爸爸当时跟我说了一个故事，我很感慨。他爸生活能力不是很强，在他妈妈就陪着儿子一起去德国留学的那段时间，他爸爸每天也不会自己做饭，老去外面吃。中秋节的时候他就每天吃月饼，
在德国，还差半年沈文裕就从汉诺威毕业的时候，出于至今难以完全解释的原因，肖元生决定全家回国。“我是故意使坏，非常野蛮地必须回国，任何都挡不住，谁要挡我我就拼命！”
他最先给出的理由和孤独有关。过去他独自生活在成都，股票交易电脑化后，活动范围更被缩小到空荡荡的屋子。一年中秋节后，他吃了整整三个月的月饼，想吃点热乎饭时，他就把月饼蒸着吃。
——《地下室里的沈文裕》
如果一个人活到这样的程度，他是很自然希望自己的妻子、儿子一起回来陪着他，或者是他把他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包括沈文裕也是一样的，你开始会想到说，他是一个被父母控制的小孩，但是后来会发现其实不是，沈文裕非常认真的考虑过关于独立的这个问题，但他最后选择还是不要独立了。一是他也抗争不过他爸，但是另外一点，他也发现，在不独立的生活中，他能够有很多便利之处，他所有的生活他都不需要操心，他只要跟他的钢琴拴在一起就OK了。
这些东西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你在反复地一次又一次去他们家的过程中，你能够去理解每个人，他们家一家三口为什么要做这样选择的一个原因。
现场不可还原
去采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认为“采访”的“访”字，就是一个言字旁，那采访肯定应该是说嘛，面对面，我问你答，你再答我再问，实际上不是。我在《冰点》学到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要用我的五官去采访，当然也包括大家常说特稿是要给大家制造一种画面感。我觉得特稿应该像纪录片一样，就是把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但如果我们把它比为纪录片的话，那一般情况下来讲，你是2D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做3D的，甚至4D的东西。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特稿，一定要学会观察。
有人问过我，说《永不抵达的列车》那篇稿子里面有写了好多大家撤离时候的场景，比如火车车厢里有盒饭，还有啤酒。他们问我这个细节你是怎么得来的。其实当动车事故发生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你不知道，在这个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也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微博上有很多信息，有些是独家的，但当时有些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怎么判断呢？我的一个编辑跟我说，什么不会撒谎，就是图片不会撒谎。
▲温州动车事故
我写的动车的细节就是来自财经网。他们进到车厢里面去了，并拍了一组图片，从那个图片上你会看到盒饭，所以可以把这个细节综合起来写上去。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永不抵达的列车》
现场是不可能还原的，可能我今天在这个地方，OK，今天这个此刻此景过去了，我就很难再找到。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去采访的时候，用手机拍照。现在都很方便的，都会拍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很多细节，比如一个凳子之类。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需要知道什么，比如这个桌子是什么颜色的，这个地板是什么颜色的，你当时在现场，你可能只会想这些可能没什么用吧，但是回家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是非常关键的信息。但是如果忘了，或者说当时没有看，这个就很糟糕。所以就需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下来，然后回去挨个分析哪个东西有用，哪个东西没有用。
当然除了观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家的嗅觉、触感。举一个例子，我原来陪《冰点》一个同事去共产主义大楼采访，它在外观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是苏式的那种大门，都是大红门柱子，感觉很壮观。那个楼50年代最早开始的时候，叫共产主义大楼，当时的政府想要提供一种共产主义的理想给大家，告诉这样就可以（构成）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个楼是当时第一个有电梯的地方，楼里面就有幼儿园，因为这样就可以解放妇女，她们就不用在家带孩子然后出去工作了。
最重要一点，也是对此后这栋楼影响深刻的一点，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厨房。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要提倡吃大锅饭，不需要厨房。所以你会看到每个房间里配有卧室、有洗手间，但是都没有厨房。后来大家自己开始做饭，就从每一处楼里辟出一个区域，一家支了一个煤气罐，上面支个灶台。
当你走到这个公共厨房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那种油，那种黑黑的，黏黏的，鞋子走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这些地方的公共区域都特别的脏。这样的清扫肯定需要有一个人来组织做，但是即使有，哪怕六个人中有一个人不做，这个秩序可能就乱了。那个已经是好几十年历史的楼，它的秩序肯定就会变乱了，最后就会看见没有人去清扫公共区域。鞋底油腻的感觉，当时看来就是一种理想难以达到的一个好例子。
所以不光是我们看到什么，采到什么，其实闻到什么气味，都是对我们的稿子是非常有用的，所谓要建立一个3D或者4D的这种效果，就是你不但要告诉读者现场长什么样子，你还要告诉他闻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摸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信息。
我刚开始去《冰点周刊》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才算结束。我们部门一直都亲如一家，各种八卦，我们都会在一起分享。有一天晚上我们部门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部门有两个人结婚了，你猜猜是谁。我当时想的是有两个人分别结婚了，结果他说是这两个人彼此结婚了。而且最搞笑的一点是，这个事情是他们在结了婚之后那一天才跟主任说的，他们所做的保密程度特别夸张。
因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开心，说要一起吃饭唱歌，在唱歌时，我们很好奇，因为这个恋情从开头到结尾我们全都不知道。现场有一个老师，他叫林天宏，当时跟我们是同事，他在现场说你们俩在第一次牵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和牵完手之后第一句话是什么，当然那一对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天宏老师让我知道，原来细节是要细到这种程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现场教学的过程。
实际上这种现场教学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你很难看到一个记者在现场是怎么样采访的，当时《冰点周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叫包丽敏。她写的一篇稿子，叫做《无声的世界杯》，这个线索最早是从《朝闻天下》来的。有一天我们部门的主任杜老师在刷牙的时候放了电视，突然听到这个线索就让包丽敏老师去了。当时是2006年世界杯，所有的报纸都要发关于世界杯的稿子，但是这一篇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当时有一些农民工在广州盖一个高层，这个高层对面是一个夜总会，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巨型屏幕，上面在播放世界杯，这些工人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去看世界杯。大家每天到那个时间点就会坐在旁边马路上，因为那个屏幕是没有声音的，就有人摆收音机，这样能够实时地听解说。
这个工地上60层的大楼正要封顶。水电工陶辉那几天连续加班，等到收工已是晚上9点半了。他顾不上冲洗，只是换上一双拖鞋，浑身汗水和着泥浆，就跑到大屏幕下，看下半场比赛。
事实上，陶辉在大楼54层加班时，就不时远远地瞅一眼这边的大屏幕。当镜头拉近时，他虽然看不清球员球衣上的号码，但能看到足球，“看到带球速度”。当镜头推远时，只能看到满屏的绿色。有一天，陶辉实在忍不住了，背着当班的监工偷偷跑到了大屏幕下。
——《无声的世界杯》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细节就是细到这种程度。你到底在盖第几层的大楼呢、你收工的时候是几点、对面那个屏幕你能看清吗？他就说其实他只能看见满屏的绿色。后来大家看世界杯看得非常激动，大家晚上还会在一起喝个啤酒，吃个烧烤，讨论一下什么的。
▲许多农民工就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下住宿 ，图片来自《华夏时报》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你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阶层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差异也是很鲜明的。有一些人在过那样的生活，有一些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都能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重大的体育赛事，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乐趣。所以我们不止去发现问题，也要去思考我们到底该在现场看些什么，听一些什么。
文/赵涵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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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逵
周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IJC）主任。清华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学者。曾任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凤凰大视野》栏目策划、记者，其所担任策划的《冷暖人生》栏目在第45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电视纪录片类“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他担任执行总编导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走进和田》获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他在国内外中英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SSCI、CSSCI论文数十篇。其译著《群体性孤独》获2015年文津图书奖。他还担任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