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遗忘降临时｜此间·老年世代
封面主题为“老年世代”的《此间》2018冬季刊即将于12月24、25日发行。今年，中国启动延迟退休政策，尝试开掘老年人在工作岗位上的可能，我们挑选了五个侧面，在老龄化的时代绘制了一幅“旧世代群像”。他们既是每个年轻人身边的亲友，也是某个未来时间里的我们。
《当遗忘降临时》是封面故事的第一篇，它讲述老年痴呆人群的生活。目前，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超过1000万，居世界首位。2018年初，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宣布将暂停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研发。老年痴呆症依旧面临无解。
这些老人遗失东西、忘记名字，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遗忘成为一条不可渡过的河流，笼罩着淡淡的雾气。
我们走访了几位痴呆症老人的亲属和两家养老院，写下了一些老人的故事。他们或在城市与子女同住，或居于农村田间；有人住在一家闻名京城的高端养老院，而多数只能进入普通的公立养老院。他们有人用药物抵抗遗忘，有人不愿意承认衰老带来的残缺，有人在清醒时流泪、自嘲。
痴呆症老人们用破碎记忆营造的那个世界仍然难以进入，但总是有人尝试着理解这个世界。在遗忘中，老人们如何度过生命的最终一段？他们身边的人又能否为他们保全生命最后的完整？
当遗忘降临时
记者｜戴汀屿 彭博 余思雨
邓思琪 王睿临 宋汶瑾
编辑｜张丁
“无人之境，不会迁移，也不会改变，或者变老……永远冰冷……寂静……”
在品特的戏剧《无人之境》中，赫斯特如此描述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的那个梦境。他不断喝酒，与陌生人长篇大论，四肢着地地从屋子里爬出去，讲述子虚乌有的风流韵事。据导演西恩·马提亚斯说，赫斯特是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
如果说在戏剧的世界里，痴呆症还残存了一丝浪漫的气息，在常人的生活中，“老年痴呆症”这个话题真实得像一面镜子。为了避免“痴呆”这个看似尖锐的词，人们总将他们称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症只是老年痴呆症的类型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路易氏体失智症、血管性失智症。
“痴呆”不带有任何情感偏向，只是一种症状。当它发生时，记忆与理性好像闲散的珠子，被丢落在一个无人之境。衰老以超乎想象的迅猛的速度侵袭进他们的身体。
当许多人见到遗忘，好像见到了一条无法泅渡的河流，这边是正常的生命和生活的可能，对岸则是一往无前的衰老和注定的死亡。
但患了痴呆症的老人仍在各自的无人之境里度着岁月。他们在混沌的记忆间进进出出，清醒的碎片里反射出他们一闪而过的情绪，倔强的沉湎对抗着遗忘的不安。在境地之外，也有人在隔岸呐喊，试图在那个世界里创造一点声响，让不断剥落的生命可以保持某种完整。
一
2012年，江苏。一个平平无奇的冬日里，李伟接到母亲的电话——
“公安局的人要抓我来啦！”
在电话里，母亲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街头参加了一次众人的小型赌博，警察又将如何把她拘留，塞进小小的阴暗的牢里。她的语气忽而激动，忽而低沉。李伟先是问了问事情的底细，紧接着判断：这只是一次街头的游戏，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再三安慰下，母亲终于挂了电话。可自那日起，电话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响起：一开始是一周一次，接着是每天一次，到最后一天都要响几次。内容无非是担心警察将她抓了去。无论如何解释安慰，母亲的面容都一日日忧郁下去。李伟去挂了当地人民医院的精神科。
李伟的母亲被确诊为被迫害妄想症，医生对她进行了老年性精神病的治疗。李伟又约着与精神科主任见了面，把母亲的症状告诉了他。主任给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论断：这可能是痴呆症早期的症状。他说，有些早期痴呆症状和精神病极度相似。
在医院治疗了十天左右，母亲情绪稳定了下来。主任建议李伟的母亲出院后吃防痴呆的药。现在李伟的母亲每天吃三种药，基本没有表现出痴呆症患者的症状。但是只要药停两天以上，母亲的情绪就会变化。“所以这个药绝对不能停。”
李伟将母亲要吃的药都放在母亲贴身的小包袱里。每天清晨，李伟的母亲从里面取出三粒不同的药片，用水果刀小心翼翼地将一片药片分成四份，将其中一份就着温开水服下。如果你问她为什么要吃这些药，她只说：“儿子让我吃的。吃了就不犯糊涂了。”她非常单纯地相信着自己的儿子。
有一阵儿，李伟知道母亲睡不好，就告诉她这个药有安眠的功效，她也就睡得踏实了一些。
不是所有痴呆症患者都幸运地在早期察觉到了病魔的潜入。更多人只是把这当成一种不可挽回的衰老的表现——“老糊涂了呗。”
于蕾的奶奶摔倒了，叔叔带着老人去医院，医生诊断为脑血栓，给她开了些疏通血栓的药。家人听说三七粉有活血的功效，也给买了些。但是奶奶只是想起来就吃一些，并没有太把这个病放在心上。
可是，奶奶愈发糊涂起来了。家里团聚时，奶奶说话总是东拉西扯，自顾自讲过去的事情，跟别人说的话题都不搭边。她之前跟于蕾的叔叔一家在江西住，叔叔后来把她交给于蕾的爸爸照料。奶奶在车站大骂，在回四川的火车上跟乘客说儿子拿了她的钱。在家里，她对着鱼缸说话，把音响推倒，把花瓶打碎。她洗过的碗还是要去洗，洗了碗洗筷子，洗了筷子又洗碗。她不记得自己已经做过这些事了。她把苹果藏在书柜里，直到苹果烂成了水。儿女叫她吃饭，她说“喊你老汉儿去吃”。在四川话中，“老汉儿”是父亲的意思。但其实于蕾的爷爷在今年9月就已经去世了。
奶奶也有些时候是清醒的。有一次家里聚会，奶奶问：“这是不是大姨？”她甚至还会自嘲：“老了没得用了！”
大多数时候，于蕾的奶奶不说话，自己站在一个地方，头面对着墙壁。有时她找一个绳子，把绳子一圈一圈绑在自己脚上。
在相隔约1800公里的北京，严鑫刚刚结束对父亲的又一次“追捕”。
严鑫的父亲今年88岁了，除了静脉曲张，身体完全没毛病。这是他自己和后辈都颇为自豪的。只是从2015年开始，父亲糊涂了。
反常从一次次走失开始。一日，父亲骑着三轮车就出去了，好久都没回来。严鑫之前给老人的小三轮装了个GPS定位装置，他骑着电瓶车就冲着手机上显示的小红点追去。追到和平里 ，小红点去了亚运村；追到亚运村，小红点又去了灵境胡同。好不容易追到了，问起父亲，他只说：“我得回家呢。”父亲老家在山东，当初是随着兵工厂来北京支援建设的。虽然严鑫不知道当初父亲是乘什么交通工具来北京的，“但总应该是火车或者‘大解放’吧”。可父亲执拗地认为，只要他骑着三轮一直往东走，再翻一座大山，就能到家了。
严鑫的父亲不记得自己刚买的白馒头被儿子放进了冰箱，一天之内去了四五趟超市。他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吃过饭。大儿子给他送过了饭，看着老人吃完了。不出多久，老人的大女儿来了，问老人吃了没，老人说没有。大女儿又给张罗了一顿，回去还质问大哥：“你怎么没给爸送饭呢？”到后来，父亲只记得自己前两个孩子的面容和名姓了。
意识到事态不对后，严鑫曾尝试带父亲去医院，可父亲对此非常抗拒：“我没毛病啊。我没毛病去什么医院？”一开始，为了防止父亲走失，严鑫为父亲做了一个大点的牌儿，上面写有老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和严鑫的电话号码，可老人死活不愿意带在身上。严鑫只得把牌子做小，偷偷挂在父亲的钥匙链上。这个小小的牌子派上了好几次用场。
但父亲总不愿承认自己犯了错。有一次，父亲把邻居家的门错认成了自己家的，使劲用钥匙戳锁眼儿，直到把钥匙戳折在了里面。
去就诊的阻力不仅来自父亲本身。严鑫的父亲共有5个子女，严鑫是最小一个。刚开始父亲得病那会儿，姐姐们和严鑫四个人都在网上查过这个病，开过家庭会议，商量着上医院给他治。父亲表达抗拒几次后，严鑫最大的哥哥——他已经70多岁了——发话了：
“他就最后这几年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甭管他了。你让他去他又不去，你因为这个事又惹他不高兴，又招他嚷嚷。”
大哥在家里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
严鑫一直希望至少能带父亲去医院确诊这个病，他知道这个病是一点点糊涂下去的。严鑫的爱人也表示：要是她爸的话，她死拖活拖也得把他拖到医院去。
“人家说‘长兄如父’嘛，一个老小，在家里说话是最没分量的了。”
家里其它人却想着，要是老人再糊涂一点，甚至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或许就可以带着去医院了。但是那时候就已经晚了。父亲仍然进行着走出去的不竭的尝试，好像急着冲破笼子的鸟。同住一个大院的人都彼此熟稔，大家对此无奈又宽容，平时都帮忙盯着严鑫的父亲。时不时地，严鑫家会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传来邻居的声音：“诶，你快去看看吧，老头儿又出去啦！”
严鑫原本是可以工作到60岁的，可家里哥哥姐姐年纪大了，都没有精力照顾父亲，他就没有再去找工作。对于老人患病一事，严鑫和哥哥姐姐之间还会有一些争论，但一个程序化的家庭养护模式已经形成：小儿子严鑫辞职在家，和父亲住在一个小区的他时时刻刻关注着父亲的动向。老人的其他几位儿女轮流给老人送饭，每人也能保证一定的探护时间。
有时严鑫在大院里遇到父亲，问问他上哪儿去。这个曾经挺拔精瘦的男人已经有些罗锅，瞪着木愣愣的眼睛望着自己的小儿子：“不好意思，您是哪位啊？”“他自己不愿意去（养老院），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在于蕾的奶奶回四川之前，因为有叔叔照料着，加之爷爷还在，于蕾的家人没有把奶奶送到养老院。在少数清醒的时候，奶奶还是会很难过，因为于蕾的母亲提到过一次 “老了没得用了”，她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拖累。
于蕾觉得，家里人对待老人的态度有一种缺乏温情的实际。“他们就觉得，这病得了就得了，病了就养着呗。好像因为你糊涂了，你的意愿就不重要了。”
她至今记得父母之间的一个玩笑——“我爸开玩笑说：你以后痴呆了我就把你丢在街上。我妈回答他说：还不一定谁先傻呢。” 她觉得那语气就好像要甩掉一个包袱。住到于蕾家的三个月来，奶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家里人已经开始考虑开春后去几家养老院看看。
“在家里没人陪她散步，她很孤独也很无聊。在养老院她可以和别人讲话，也会好一点。”奶奶虽然意识混乱，但没有丧失行动能力，一打开门就会往外跑，跑出去以后就会迷路。父母怕她跑丢，平时都把门锁上，所以她就每天待在家里，也不主动和人说话。于蕾觉得去了养老院，奶奶可能就不会那么闷了。
二
北京孙河，刚刚拆迁完的土地上覆着蓝色的薄膜，黄色的土地尽头是一座座或已竣工，或还在被树立起来的高大建筑——这儿被戏称为“豪宅养成区”。
康语轩老年公寓（以下简称“康语轩”）就坐落在这里。
南区一层，北区三层，这两栋建筑以及西侧的幼儿园合围成庭院式。砖红色在四围的黄土地上显得格外扎眼。4个单元，63个房间——官网上介绍，这是请日本设计师设计的最适合认知症老人的去处。
在康语轩，介护员全天都会给老人组织各种活动：做操、做手工、唱卡拉ok……康语轩配备有专门的厨师和营养师为老人制作和搭配营养膳食餐，但在老人的活动区还是有一个开放式厨房用来制作米饭。这是为了让老人在饭点能够闻到米饭的香气，从而自己意识到“哦，我该吃饭了”。
康语轩，公共活动区旁的单元餐厅。
“一、二、三、四……”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一个老太太如蝴蝶般随着介护员上下挥动着手臂。介护员赞美：“阿姨，你今天真美呀。”老太太笑眯眯：“我哪天不美呢？”
若你称呼康语轩的工作人员为“护工”，是会被制止和纠正的。他们更乐意你称呼他们为“介护员”。“护工，就字面意思来理解，好像是帮老人把所有的活都干了，但介护不一样。介护是发掘老人的能力，并且帮助老人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最大。”
康语轩所使用的布恩音乐疗法。
通过多人合作以及多种乐器的合奏，
实现老人在演奏时的集体归属感。
认知症老人的症状分为两种。一种是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记忆力下降、语言功能下降等。还有一种叫精神行为症状，比如说老人会焦虑、会徘徊，可能还会大喊大叫，会有暴力倾向。每位老人的症状都不同，症状产生的原因也不同，因此介护员对应的办法也不同。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经常是突然的，老人反常的举动也是突然的。
豆豆是赵奶奶的联络负责人。一次，赵奶奶在公共活动区拿着一根棍子站着。因为担心赵奶奶会伤害其他老人，豆豆上前托住棍子，轻声细语地让赵奶奶把棍子放下。赵奶奶没有反对。她一只手缓缓松开棍子，紧接着将这只手重重地扇在豆豆脸上。
豆豆脸上立马红了一片。
周围有了骚动的声音。苏奶奶和豆豆比较熟悉，一直认为豆豆是她的孩子。目击这一切的她直接骂出了声：“你这人咋这样！”豆豆忙着两方安慰。虽然她脸上感到火辣辣的疼，但是她知道，这只是老人症状出现时的正常表现。
豆豆很快把那根棍处理掉了。期间，赵奶奶一直在徘徊，她慢慢从客厅回到房间去，一直坐在沙发上。平复完心情的豆豆赶到赵奶奶的房间，忙问赵奶奶怎么了。赵奶奶说着“没事”，却默默地把眼镜取下来，抹眼泪——症状已经过去了，但对于刚才的事，她记得清清楚楚。她不断地给豆豆道歉，说着“对不起”。豆豆只能抱着她说：“没事，没事。”“她很难过，其实她更需要安慰。她就是一个正常人，她只是得了一种叫做‘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就像我们都会得感冒一样，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她也一样有情感、有情绪。”
杨军的父母都患有老年痴呆症。因为两人退休前都是某学院的老师，康语轩的介护员就称呼他们为杨老师和王老师。除了儿子、女儿、儿媳妇，两位老人几乎不认得其他亲人。若是有人要探访，就得自称是学校的老师。
当记者进入两位老人的房间时，他们已经准备要午睡了。杨老师抱着娃娃躺在床上，对他人的到来感到十分新鲜。王老师在床边坐着，好奇地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当被问及周围的介护员都是谁时，王老师笑了：“她们呐，都是学校的老师。她们很了不起，祖国的栋梁都是靠她们培养的。”
离开时，介护人员也一定要用老人能明白的方式解释清楚离开的原因。介护员一边抚摸着老人的手，一边耐心地解释着要带这些“老师”去吃午饭。王老师关照了几句“要用好吃的招待人家”，才不舍地放记者离开。
在这些对话虚构的遥远场景里，老人们才能留住和过去一样的安全感。
康语轩所使用的瑞典式触摸疗法。
通过肌肤的接触，激发老人身体释放催产素，
带给老人足够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杨军本来也是在家照顾老人的，可是周遭设施的不支持和护理能力的有限让他最终选择了康语轩这样的养老机构。“之前社区会免费给老人发放定位工具和老年手机，可是这只对智能正常的老人有用呀！定位工具的精度只有十米，你要怎么在方圆十米内找一个压根都不认识你的老人？老年手机无非就是字大一点，声儿响一点。可我们家老人那样子，他能会用手机吗？”
在康语轩，为了保证生活质量和老人隐私，只有夫妻是可以共用一个房间的，其他老人需要入住单间。杨老师与老伴儿王老师住在一块儿，在康语轩一个月的花费约25000元。当被问及在康语轩的费用由谁承担时，杨军表示社会需要转变一些传统观念，“老人不止只有工资，他有存款，他还有房子，这都是他的钱啊。大家都以为，房子是留给子女的，而不是给父母养老的，这个观念要转变”。
在记者的追问下，杨军说，他和妹妹商量后，把老人在朝阳区的房子卖了，用来支付父母入住老年公寓的费用。
三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朝阳有房。
康语轩一个老人一个月的费用在8000-17000元之间。出于经济原因，很多人会选择公立养老院。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来！……能住在这里是我的胜利！……去吧，我高兴！”
张奶奶坐在四四方方的庭院里，对着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从她所佩戴的降血压戒指到对林彪坠机的回忆，话题无规律地跳脱着。她的背后有一间容纳了四张床的小平房，内里配备着厕所和简易浴室。何燕正站在张奶奶后面的窗前，为她调配着今天的晚餐。
北京某家养老院的院落里，养着几只鹦鹉，
背后的房间之一里住着何燕和她照顾的老人们。
这是何燕在这家养老院工作的第六年。她目前看护的四个老人都患有老年痴呆症。她的父亲生前也患有老年痴呆症。
何燕生在长在甘肃的一个农村，本以务农为业。十多年前的一天，何燕的父亲借了把人家的锁，明明还没有还，但他说已经给人家送去了。就因为这一点，何燕的父亲被带去了医院，确诊老年痴呆症，“慢慢就病了八年”。
知道父亲得了这个病，何燕心里很不好受。其实乡下办的养老院不要钱，没有儿女的、没人管的老人，都可以被送去那里。可那里条件不怎么样，一个护工照顾七八个老人，就只管吃饱个肚子。何燕姊妹不放心父亲去那样的地方，也没有很好的条件，就由母亲在家照料着。
她家和父母家相距五里地。为了看望父亲，这五里地她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婆婆家里的活干完，天也马上要黑了，何燕踏着山路回家。到家的时候，天黑了，何燕也已经全身是汗。母亲一看到何燕回来就流泪，说她又看她爸爸来了。“还是心里不踏实吧。爸爸成了那样，你家里还有活哪。你不干，人家（指婆婆）还要受气，还要说你。”那种两难让她现在想来都要叹息。
父亲去世后，经老乡介绍，何燕来到北京这家养老院工作。
护工的一天是没有自我的。她们晚上在房间里打地铺睡，有任何突发状况都需要随时醒来。白天则被切割成琐碎的片段——帮助老人如厕、给老人喂药、带老人遛弯、为老人擦拭身体……而老人有打着闹着的，有扒着不进门的，有跟何燕对着来的。曾经有个老人将何燕在院子里追着打。
养老院会对护工进行简单的培训。“培训就是把老人照顾得好好的，得安全。还有一个是有点文明礼貌，有点素质，不能打架。”在这里，不管是哪里来的护工，都在一个锅里吃饭，都好好地在一起工作。
被问及觉得父亲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症时，何燕思忖了片刻：“我爸爸性格好，脾气就像我，有什么就粘在心里不说话。有些负担不说出来，也许就是这样得上的。”那些新来的护理员，有些刚干上一个礼拜就吓得走了，连工资也不要。但何燕坚持到了现在。
一开始有个老太太中午乱跑不睡觉，何燕就把她当孩子哄着，扔个布娃娃到床上，让她用被子把布娃娃包起来。每当老太太又要逃出门，她便把被子解开：“阿姨，你的包袱还没收拾好，怎么能走呢？”老太太便不闹着出门了。
何燕的四妹和五妹都在这家养老院工作。何燕曾听到妹妹用强硬的不容质疑的语气对老人说：“吃药，起来吃药。”可何燕做不到——她心太软了。有个老太太，一听到要吃药就不高兴，就闹着不吃饭。何燕也不生气，只是说着：“阿姨，起来吃药了。”她觉得自己得惯着他们。
有老人在清醒的时候跟自己的孩子说：“三个闺女一个儿子，没有一个有何阿姨好。”孩子问起为什么，她说：“你们生气了就给我发脾气，她从来不发脾气。我就闹腾着折腾着她，她也不发脾气。她就不吭声了。就这一点好。”
在父亲患病时，何燕只知道人老了得这个病是无能为力的。来了这家养老院工作之后，她发现原来得这个病的人这么多。“我就觉得，好像对这样的人，心里特别有一点同情。”原来这里有一个老爷爷，据何燕说，“跟我爸爸一模一样”。何燕常常扶着他出来走动，“就觉得好像我在照顾我爸爸一样，其实我照顾所有的老人都有这个感觉”。老人不吃饭，她就一口一口哄着喂着吃。老人吃得饱饱的，何燕心里才踏实。一次，一个老人直到晚上九点才被劝说着愿意吃一点东西，何燕就给她泡了一点点心喂着吃。恰巧查房的大夫看到了：“你真有耐心，现在还喂着吃饭。”现在何燕房里有一个瘫在床上没有意识的老人，她已经照顾他五年了。何燕刚来的时候，他浑身“粘得烂烂的”（长期卧床导致皮肉烂了）。现在老人一点褥疮都没有。“没有褥疮就是勤翻身，洗干净就没褥疮。”何燕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这个老人翻一次身。
六年来，何燕照顾过的去世的老人也有三四个了。她还将继续待在这里，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给这些老人。她的诀窍是“不要发火”——“老年痴呆这个病就是他发火，你甭发火，你就顺着，哄着，跟对你的父母亲一样，他就慢慢地塌下去了。”
何燕这么说着的时候，房里的两个老人一直在说话。一个絮絮叨叨什么，另一个便呆呆地盯着地，微笑。她们坐在同一张床上，挨得很紧，却好像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和睦又荒谬。
四
目前，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超过1000万，居世界首位。更为现实的是，2018年初，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宣布将暂停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研发。老年痴呆症依旧面临无解。
这些被时间遗忘的老人变成了孩童的模样，无论是在家庭的温暖中，还是在各类养老院的庇护下，他们总要走过最后那段长夜无人的路。
北大六院的王华丽医生是国际老年精神病学学会（IPA）总干事。她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根治老年痴呆症的药物，但是科学的干预是可以延缓病情发展的。首先，老年痴呆症毕竟是一种病，需要去医院寻求专业的治疗。这种病其实是大脑的病变，需要通过科学诊断来确定病变的位置，以此选择合适的药物。其次，对病人进行个体化的干预很重要。现在市面上新兴的疗法有很多，如“音乐疗法”“运动疗法”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根据患者的生活习惯寻求个体化的照顾方案。合适的做法是在最小干预下不断评估并调整干预方法，以达到积极的反馈。再次，不光家属要提供对患者的支持和照顾，各个层面都应该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友好化的氛围。理想的状态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掌握与患者专业科学的交互方式。“比如说走到电梯那儿，你发现一个老人家，他不知道按哪个楼层，或许他就有认知障碍。如果你很唐突地去帮他，也许他会不开心。如果你学会一个方式说:‘老人家你到几层啊，我帮您按吧？’他会觉得你像一个雪中送炭的助手，他就会很高兴。你或许还可以跟他交流几句，他就会感到周围的人其实还是关心他的，不排斥他。”
李伟的母亲仍将勤勤恳恳地吃药，于蕾的奶奶或许开春后就会去养老院，严鑫的父亲回老家的梦则被更结实的铁门锁住。他们的世界中保有失序的自语、断裂的逻辑，破碎的记忆零零落落。这无人之境如独木小舟般伴随着他们，从一地转徙到另一地，在哗闹和沉默的错替间，来了又去。
境地之外，仍然有人向内张望。中国式子女的缄默的爱想要通过记忆的闸门，潜渡到遗忘和死亡的阴影之外。他们早就不再问询一切的来由，也不质疑命运，只是默默承认着：这就是衰老选择和那些老人共处的方式。
文中出现人物除王华丽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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