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往事微痕：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忆旧

往事微痕：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忆旧

文/桑宜川

本文回顾的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教学部门。记得1994年四月天，从天子脚下来了一个“钦差大臣”，还携带着“诰命夫人”入川观光，到成都府上的金牛宾馆下榻几天，督导教育改革，将科大与校园外一路之隔的川大合并，因校名称谓，双方摆不平，最后“合稀泥”，各让一半，从此学校易名，始称“四川联合大学”（1994-1998），那时的科大科研搞得风生水起，几个学科已处于国内领先或前沿，热钱不断，风头正盛，校长一职则由科大陈君楷出任。这所“联合大学”仅生存了4年余，在现代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波澜不惊，犹如过眼烟云，并于1998年12月再次易名为“四川大学”。

当年因起名生僻，亦无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之盛名，且与当年国内五花八门联合办学名称大同小异，显得不伦不类，毕业生拿着证书到外省去找工作，被认为是四川省内的三类本科院校，颇不受用人单位待见，解释老半天，人力资源主管仍然一脸懵懂，不知求职者手上拿的那个“红本子”有啥含金量？这般尴尬的求职场景屡见不鲜，有真人真事为据，故坊间戏称为“厂办大学”和“野鸡大学”。更为雷人的是，2018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392所虚假大学的名单，另一所“四川联合大学”赫然上榜，忝列其中，被指为“冒用正规院校的历史用名”，虽然后者办学晚了很多年，此联大非彼联大，但闹出的不少笑话，如同原本好端端的“泸州医学院”，不料贪大心切，曾一度改为“四川医学院”，遭遇海量投诉后，不得已又改成“西南医科大学”，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愿景虽恢宏，却近于好高骛远，压不住阵脚，绝非八卦之说。

几年之后的2000年，那钦差爷虽不懂教育，但为了无厘头的政绩，再次通过教育部的行政手段施压，将华西医科大学也兼并进来，希冀做大做强，三校合一，盘子大了，客观上显得有些散落，为了便于识别，也说起来顺口，科大这一茬校园简称为西区，老川大为东区，华西坝那边的医大则称为华西校区，后来又在城外的华阳地盘上另辟一个江安校区，延续至今。三个学校重组后，各自“体量”实在太大，貌合神离，至今都难以“心灵”契合，彼此没有多少归属感。从那时起，科大外语系也就与其它二所院校的外语系合称为川大外语学院，原名不复存在。其实还是那些人，依然各自抱团，各挣各的钱，各算各的账，该干嘛还是干嘛，当年笔者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亲历者，深有体会，说来话长

光阴似水，岁月流金，转瞬间30多年已过去了。如今去国万里，人在天涯，或许已步入花甲之年，常怀念起80年代在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教书的日子。彼时国运昌明，民心振奋，万马奔腾，知识分子迎来了改开初期的好年头，也是我教书人生中最为舒心的一段时光。当年的外语系里人才济济，俄语，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均有名牌大学毕业的强力师资，教学相长，同事之间的关系友善融洽，常常吃完夜饭余兴未尽，还彼此到家里串门，找个由头摆龙阵，吹壳子，每到了周末下午，老中青三代学人来到外语系教研室，围坐在一起，共同备课，帮学共济，亦师亦友，其乐融融。如今已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密接”场景，令人匪夷所思，再也回不到最初。

那年月，科大外语系设在电影广场旁的“红楼”里，其实就是一幢用红砖砌成的三层办公楼，据说建于1954年至1955年间，是原成都工学院行政楼，记得一楼有财务科，人事科，治保会（保卫处），男女厕所等，拐角处的潴红色油漆木制楼梯上通三楼，那里有正副院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办公室，马列主义教研室，外语教研室（外语系），走廊尽头是校档案室，校广播站，后者连接着分布在校园东南西北的高音喇叭，是名副其实的“喉舌”，从传达“最高指示”到“全校卫生大扫除”，事无巨细，都要通过那些喇叭传递，可谓“一鸣惊天下”，从成都工学院到成都科技大学的几十年历史嬗变中，校园里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都与其相关，如今早已消遁在岁月变迁中，不见了踪迹。据说这幢承载着悠长校园历史的“红楼”也已不复存在，只能让位于后来新建的教学楼群，正是何处惹尘埃，令人嗟叹。

早年的成都工学院是国内八大工学院之一，享誉中国西部地区，水利，皮革，化工等学科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玉树临风，一枝独秀，其实得惠于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宝贵建设人才，其中皮革专业师资力量超过清华同类，因为后者的部分师资就是50年代初全国院校大调整从四川抽调进京的。高校通用的第一本《化工学原理》教材即由张洪沅先生编著，他曾是40年代后期重庆大学校长，50年代初全国首批一级教授。张铨先生则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皮革之父”，也是一级教授。抗战时期南迁入川及海归的教授一大堆，居蜀中之冠。

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来的工学院外语教研室以俄语教学为主，全国皆然，文革以后伴随着77级大学生入校，学校易名“成都科技大学”，“室”才升格为“系”，仿佛一夜之间转向，英语教学成了大宗，日语教学也紧随其后，仰仗的是国门开启之大势。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创建外交关系，美国尼克松和基辛格紧随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签署，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并外相大平正芳一行也步后尘到京，受到毛周的高规格礼遇，中日邦交确立。当年来自东瀛扶桑之国的前沿科技与大笔无偿援助，伴随着港台歌曲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内地，率先给“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华夏之邦注入了起死回生的活力，那时有数以千计的日本专家入华，到内地省市帮助建厂，诸如咸阳电视机玻壳厂，杭州化纤厂，四川化工厂等大型企业，有海量的日文资料函待翻译，急需大批懂日语的中方译员。（上图：早年科大外语系的部分青年教师，前排左一起：蒋勤，陈瑛，文桂华，任渝，后排左起：刘晓伟，华少祥，桑宜川）

就是在这样一种振奋人心的举国大气候下，科大外语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同堂共事，前辈传帮带，后学勤且勉的舒畅局面。每到了周末下午的例行周会，老师们齐聚在三楼的大会议室里，将几张大书案拼成长方形，几十人围坐一圈，集体备课。那时的科技英语教材正在探索中，注释尚不甚完善，有时为了课文中的某一个英文习语的多义或歧义，如何解读，便于学生正确理解，诸君集思广义，畅所欲言，好不热闹，这样的融洽气氛持续了多年。还记得每年节庆或周末来临之时，由系工会负责人刘期武老师和张振瑞老师牵头，借集体备课之后的余兴，召集老师们聚餐“打牙祭”，海搓一顿，吃不完兜着走，地点就设在系会议室里。

当年不兴到外面去吃馆子，老师们便各带一份自制的家常菜肴，端到系上来请大家品尝。笔者比较拿得出手的是用几斤红白萝卜切成细丝，淋上辣椒油，撒上葱花香菜末之类，色香味俱全，做成一大盆，端到系上去，开饭后是除了荤菜之外最受待见的举箸下饭美肴，一会儿就被抢光。那种留在舌尖上的快感以及幸福指数，是时下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那场景在今天太古里的时尚青年看来或许过于青涩简陋，不入“法眼”，但当年的老师们却乐意“敝帚自珍”。每逢集体备课后的聚餐会，通常要持续至少2-3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聊，家长里短，人生况味，分享不尽，有时吃到夜幕降临，红楼下电影广场的“大片”已开始上演，传上楼来的电影对白声，枪炮声，与教研室里的龙门阵，开心的笑声宛如汇成了一出舞台话剧，此起彼伏，而主角就是老师们自己，好不热闹，如今回望那些教书之余的闪光瞬间，温馨如许，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那时系上的不少老师参加了民主党派，主要分属九三学社，民盟，民革，农工等几个支部。笔者于1985年评定了中级职称之后，新学期伊始，被吸纳进入了九三学社，成为了一名社员。不久老师们迎来了第一次教师节。那是1985年9月10日，以此为业者每年便有了自己的节日。还记得第一次过中国教师节的时候，我参加了科大九三学社三支社同人的聚会，曾亲眼目睹了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而落下热泪，我深深地理解这一幕凄美的情景，因为他们与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一样，经历过前辈知识学人所能承受的太多磨难，经历过历届“运动”强加给自己的太多屈辱，经历过现代中国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太多动荡岁月。他们是国家发展所需的“荣辱不惊，坚固耐用”的一代人，我敬重他们，我与他们的心永远是息息相通的。

建系之前，黄鼎业先生曾做过多年外语教研室主任，夫人罗义蕴是川大外语系教授，出身书香世家，其父罗忠恕先生，民国时期华西坝的学术大咖，也是唯一见过爱因斯坦的中国学者。黄老师乃是罗家的乘龙快婿，性情宽厚，为人谦和有礼，善待我等青年教师，总是给予鼓励，与我亦师亦友。他于教学工作一丝不苟，每学期的全校英语考试卷子，在印制之前均事必亲躬，认真审校，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他喜欢抽烟，集体备课时烟不离手，在吞云吐雾中，下一周的教学工作就安顿妥当了，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上图：前辈师长黄鼎业老师）

还记得时隔多年后，2002年春节前我澳洲返回四川过年，作为九三人，还接到学校统战部的邀请，出席了在川大红瓦宾馆举办的送旧迎新团拜会，席间与九三同仁，也是师长的黄鼎业和罗义蕴夫妇同桌，向他们赠送了我的几本海外学术专著。作为回礼，罗老师还特地离席赶回家去，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取来了她新著的回忆录《掬水移月—西出蜀道有知音》赠我留念，其情拳拳，令我感动不已。罗老师还是我在四川师大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滴水之恩，永不忘怀。同辈教师刘世光曾回忆道：“黄鼎业老师是我最尊重的长辈，那时候我的经济不宽裕，买自行车都是黄老师借给我100元，我再添加了80元才买下的。”由此可见，黄鼎业老师的为人，礼贤下士，有口皆碑，是老师们公认的。（上图：前辈师长黄鼎业和罗义蕴伉俪年轻时代合影）

大约是在1986年的阳春四月天，学校出国人员培训部主任朱家驹老师来到系上担任系主任，开启了外语系步入正轨建制的一天。朱家驹老师业务能力很强，说话四平八稳，带有下江人的口音，常喜用英语习语来表达他的意思，之后再用汉语稍作解读，引来同事们会心的微笑。朱夫人陈佩冬也是学校里的杰出外语教学人才，曾多年执掌出国人员培训部，担任主任一职，也常来外语系与我辈青年教师交流与互动。二位师长均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是50年代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曾受教于李赋宁，徐国璋，王佐良等外语教学大家。我于1987年公派赴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语言学系进修学习，就是在朱老师的一手安排下确定的，并帮我写了推荐信，向海外大学引荐，令我受惠匪浅，为一生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基础。（上图：前排左四为陈佩冬老师，后排左一位笔者。）

海外进修学习结束后，我如期返回，报效学校的栽培，与老师们又共事了多年。只可惜朱老师在系上工作的时间不长，突然有一天，老师们周末例会，朱家驹老师向大家通报，将与夫人一道双双离开科大，去青岛工作，同事诸君为他们即将远赴胶州湾而惜惜留恋不已。我在海外多年，曾借回国访学之机，二次到青岛拜望过他们，见面说起当年他们离开科大的缘由，始知陈佩冬老师是因北外同窗，有寝室上下铺之谊的章含之推荐，教育部的安排，调往青岛大学，筹建新的出国人员培训部，夫妇俩履职正副主任之职。如今看来，他们应是青岛大学出国人员培训中心的第一代创业者，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有记述。如今二位师长均已过世，留下的是永远的感恩与怀念。（上图：前辈师长朱家驹和陈佩冬在原科大校园里合影。）

朱家驹和夫人陈佩冬老师赴青岛之后，系主任一职由他的老搭档胡云将老师接任。胡老师毕业于川外，亦是科大校园里杰出的外语教育专家。他的个头不高，精明能干，人品正直，秉公办事，受到同事们的拥戴。他和黄鼎业老师一样，都是烟客，周末老师例会发言或集体备课时抽上二口，顿觉神清气爽。在他主政的年代，每年利用节假日，组织老师们出门春游和秋游，去过不少成都周边的古镇或山林寻古探幽，留下了许多合影，那些温馨的情景，芳华岁月如今再也回不到最初。

就在他上任后不久的1992年，外语系发生了一桩奇葩事儿，当时从化工系临时调过来了一个政工干部，名叫苟全珍，出任系支部书记，一个典型的“文革”余孽，在她的骚操作下，仅有讲师职称的几个年轻系务会成员，包括一个助教，无视系上和学校外语口老教授们的存在，居然关起门来合伙自评副教授。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学术或科研成果，教学也平平，竟敢大言不惭地相互认定高级职称，若说是创造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非正常“奇迹”，成都科技大学办学历史上的一桩蒙羞之事，应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比钱钟书先生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中的人物方鸿渐为了当教授而造假被揭穿更具有讽刺意义，而且更为荒诞不经。

记得当天下午是周末例会，消息传开了，老师们大多质疑他们的违规做法，引起了公愤。刘世光老师最先发飙，痛斥他们的不端行径，其后陈明老师也站起来，激动地拍着桌子说到：“你们这样玩阴招，把我们排斥在外，难道我们人品有问题吗？作风有问题吗？”笔者当时也在一张打印纸上写了“十问”其合法性，贴在系办公室前的廊柱上，引起老师们围观，拍手称快，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其时出国人员培训部的谢永年主任也来系上踢门，会议室的门被踢得咚咚作响，大闹了一场，为他的妻子落选高级职称而打抱不平。

当时，那几个系务会成员戾气很重，为了各自的利益，已结成帮派，在校方林三义的鼓捣下，系主任胡云将老师已奈何他们不得，常与几位系上的老同事相约来寒舍小聚，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闷烟，借以抒发心中之块垒。不久之后，胡老师的系主任一职也被夺走，家里的公务电话也被新晋之人向学校要求撤除。那个年代校园里给干部安装家庭电话是要有级别的，让胡老师感到莫大的失落。他多次说自己感到深深的内疚，对不住系上的老师们，自责了一段时间，终至卧床不起，正应了一句古语“赍志而殁”，在极度郁闷中无疾而去。其实人生如寄 过忧何为？当年的系工会主席刘期武老师曾感言：“胡云将是怄死的。”这句川话之意说胡是被活活气死的。记得那年胡老师的遗体停放在九眼桥附近的成都殡仪馆里，老师们先后前往吊唁。据刘世光老师回忆，胡老师临终前他守候了一整夜，后来还到殡仪馆协助布置灵堂。二代学人之间的情谊深长，可圈可点。

1997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付笈留学，初秋的一个下午，同时收到了几位老同事发自成都的国际信函，告知那人被“洗白”的消息，可见当时老师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分明。事因同年稍早一点，陈君楷校长卸任前清理门户，罢免了胡老师之后的系主任，皆因其犯上，过分狷狂，此乃为“官”之大忌，亦不受老师们待见。其秘书见大势已去，不会再有好果子吃，很快便一走了之，离开了学校，到社会上混饭吃去了。多年后我重新回到川大访学，有机会与老同事们小聚，听说那几个恣睢之人因为欠了命债，均未得善报，从此一蹶不振，几十年来在学术上无成，一生过得并不滋润，正应了“人在做，天在看”之禅意，一语成谶，是逃不过去的宿命。这就是那年月发生在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事，记述于此，告慰胡应将老师的在天之灵。（上图：胡云将老师与爱子合影）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在科大外语系做过书记和临时代理书记的先后还有张菊芬，朱士华，杜高义，洪继蓉，何启述等，其中洪继蓉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尊重老师们，办事公平公义，还有做人的底钱，还有良知未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位政工干部，但也架不住那几个人结成的“四人帮”，常常只能迁就与忍让。记得有几次在校园里遇到我，都要述说她的苦衷，我深为理解。她是原成都工学院的老牌政工干部，50年代出道的青年教师，坚定而又忠实的马列主义信徒，一生爱党爱国，不期时运不济，被戴上了那功的帽子，据说成了第一个蹲班房的川大政工干部，其实那年月全校许多教职工都参与过，如同时下流行的广场舞，教学楼前的广播操，绿茵场上的健身运动，说不上有啥罪过，而她的一生清誉就这样被毁了，很是冤枉。她的职场生涯中唯有一个败笔，就是退休前孵化出了她的“接班人”，无德亦无能，多年来乏善可陈，口碑极差，这算是洪书记看走了眼。多年后老师们见面说起，系里后来还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荒诞事情，都与此人相关，令人啼笑皆非。如今这一切都已化如烟尘，随风而去，不留一点痕迹，这里写出来，作为一段历史的回顾与见证。

记得当年一起共事的科大外语系老师们大多都很友善，亦师亦友，多有交集，辑录于此，不忘于怀：黄鼎业、王德华、王隶、车成、任子昭、张国华、陈珍、孙本义、陈宗亮、许祖驿、陈蕴玉、张菊芬、朱家驹、胡应将、朱士华、杜高义、高爱琪、陆堙、刘炽英、何大年、罗家齐、张振瑞、刘期武、刁文兴、赵行、陈怀英、宋永栋、黄世荣、邱丽英、罗悌伦、王宗元、朱刚、罗选文、郑菲、蒋勤、陈瑛、文桂华、岳齐琼、陈明、刘世光、何明、、田清芝、刘晓伟、杨磊、苏航、陈桔子、秦凤英、阚晴、蒋劲、刘玲、任渝、王惠、华少祥、周军、陈明、刘晓鸥、周军、黄显光、汪亚琴等等，逾70位老师，阔别近30年了，屈指算算，大部分老师都已退休了，你们的退休后生活可都好？身体可都健康？已去世的老师们，你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寂寞，因为你们一生的无私奉献，桃李满天下，你们的学生和同事都还记得你们，人间还有温情和友情，永远眷顾你们。

王德华教授在系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儒雅谦和，彬彬有礼，特别乐意帮助后学，系里老师们都尊称她为“王先生”，乃是沿袭民国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据说民国年间，王先生就是大学里的学霸，气质脱俗，才华出众。她在40年代曾任德国和法国驻渝领事翻译，由此可见她的资历不同寻常。1949年后为新生政权服务，谨小慎微，说话得体，总是恰到好处，躲过了历次“运动”的整肃。她的英、德、俄、法四门外语的水平都很高，皆可任课，教得很好，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她的夫君华国祥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留洋博士，国内著名河流动力学专家，早年在国立四川大学工学院任教，新政建立后，在成都工学院任二级教授。王先生膝下有二子，都与我是发小，文革时期，长子当知青，在石棉大山深处不慎跌下悬崖，活活摔死。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王先生的中年失子之痛只有深深地埋藏在心中，不敢表露出来。次子华少祥是外语系里的同事，教德语，算是华家还后继有人，香火未断。说来也是缘分，“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间，王先生一家与我祖父一家曾住同一幢宿舍，同一单元，她家住三楼，我家在一楼。在我的眼里，王先生一生所走过的路，就是现代中国前辈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上图：王德华先生旧影，任子昭老师提供。）

记得80年代，北京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太多，可谓人满为患，容纳不下，便由国家教委分派了一部分到成都科技大学来学习汉语，王先生接受学校委托，为他们开办汉语课程，持续了多年。晚饭之后，掌灯时分，常有留学生，几人一组，上楼去向王先生请益，我每每听到木楼梯被踩得噔噔作响，便知又有留学生来访了。有时王先生也约请我上楼，到她家里与留学生们互动聊天，好不热闹。那一排教职工宿舍于90年代后期被拆毁，在原址上建起了教学楼群。千禧年之后的一个中秋节前，我回到成都，与学校九三学社三支社的同仁们在望江楼公园聚会，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先生，彼此回忆起了许多往事，有说不完的话语。下午聚会结束后，我陪送王先生回家，送到家门口，挥手作揖告别。我走出几十米了，猛一回头还分明瞥见王先生默默地站立在路旁，向我挥手，目送我远去的身影，我知道她心心念念的是什么，还有许多话没说完，忘年之交，同事之谊，不尽依依，那场景令我潸然泪下，至今还留存在记忆里。（上图：左一站者沈学君，左一坐者任子昭老师夫人龚月影，左二高爱琪，左三陈佩冬，左四王德华，左五站者任子昭，右一陈佩冬之女朱英）

当年系里不少老师都参加了九三学社，外语系的叫做三支社外语小组，有王德华、任子昭、黄鼎业、孙本义、何大年、罗家齐、张振瑞、陈怀英、杨磊、周军、陈桔子、蒋勤、黄显光、汪亚琴等。前面述及，我于1985年加入九三学社后，与他们的互动交流便多了起来，常常一道参加社里的活动。九三同仁里，任子昭老师热心公益，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为我所敬重。张振瑞老师亦是系上的“活动家”，热心为老师们组织各种集体活动，人缘很好，受到老师们的拥趸，他于90年代初调离外语系，去了九三市委任职，人走茶不凉，多年还与老师们情谊不衰。我记得1992年九三市委组建了行业职称外语培训夜校，需要不少英语，俄语，法语师资，张老师回到学校，物色外语老师，我也被选入，参加了夜校工作，为那些各行各业的干部授课，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人生知识。何大年老师与我交往也很多，源于我们的小家都在城里白果林小区的同一条街道上，常常出门买菜都能碰见，停下脚步来聊天，交流人生况味，这一友谊持续了多年，直到他前几年因病去世。

2002年初春，我回国访学，到川大讲课，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罗老师和人事处处长，一位精明能干的年轻老师，记不住他的名字了，二人闻讯特地相约，请我到居家附近的青羊宫路口陈麻婆豆腐酒楼见面，盛情邀请我回母校工作，说是外语学院急需发展博士点，学校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动。为此，他们还帮我约见了时任外语学院院长的石坚老师，我到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亦表示欢迎，述及我学的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会有用武之地，正是外语学院规划中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也令我心动，但后来因种种原因，终未归去。

如今浪迹天涯，寻觅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历经艰辛，始现绿洲，不觉中已近耳顺之年。回首当年，有感于“胡人”曾作乱的校园，叩别琴瑟声声的故国教书生涯，去国万里，另起炉灶，幸矣非矣，已无从谈起。虽已回不到最初，当年的青春理想与抱负却不仅没有消遁，反而弥久欲新，如果还有机会，定当回报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故土。这一情愫常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每念及此，就想起了祖父母对我自小的厚望，以及与那丛茂密参天的芭蕉树林的灯下心语。

行笔于此，让我想起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同是川人的廖昌永君吟唱的一首美丽歌曲《故乡的目光》，唱词里有云：“走过那么多地方，经历那么多风霜，一条熟悉的小河，总在心头流淌。也许沧桑会黯淡时光，也许泪水会矇胧眼眶，因为你，前面的风不再冰凉，你慈爱的目光，温暖着我的心房。我的心，印着你，你的脸庞，路再远也没忘你的模样，走过那么多炎凉，经历那么多徬徨，一声亲切的乳名，总在心头激荡。也许心海会装满惆怅，也许终将会飘落远方，因为你，明天的路不会迷茫，你期待的目光，指引着我的方向。”这首歌曲的意境隽永，其中涌动的乡愁，唤起我的记忆，许多过往的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上图左起：笔者与当年的同辈青年教师朱刚、陈瑛、郑菲、田清芝、王惠合影，摄于80年代中期。）

当年九三同仁，前辈师长黄鼎业和罗义蕴赠我雅句：“宜川，宜川，宜在四川。”言之物华天宝，水旱从人的川西平原，人杰地灵，唯有这方土地才是我赖以发展的空间，占卜不宜远游。尽管不期斯人早逝，丝竹之音的琴弦已断，然那份友情，拳拳之心却依然留驻在我的记忆里。人在天涯，又承蒙前川大副校长，文友龙伟兄惠赐风水墨宝“川流不息”，我深以为念，浪迹天涯，四海为伴，苦苦寻觅到了那一方的精神伊甸园，那一块适合自己的学术生存空间，作为一介中国书生，似乎感到天空更为湛蓝，空气更为清新，雪泥鸿爪，海天尽处的心田里充溢着流淌不完的情思，正是“江流几湾，云山几盘”，纵有秦关汉月，归心已随烟云散去，留下的唯有与昔日老同事们友谊的温馨回忆，永驻心田。

2022年11月6日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备注：以上科大外语系老师们的合影由陈瑛老师提供，远隔千山万水，惠寄来加拿大温哥华，令我感动。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们曾一道走过的芳华岁月，辑录于此，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图片：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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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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