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中国》：走进故事“第一现场”，走出舞台再现艺术的现实力量

导 读

走进“十八洞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故事里的中国》用脚力丈量新时代的扶贫征程，用眼力捕捉社会发展的不息律动，用脑力洞察美好生活背后的奋斗力量，用笔力讲好鼓舞人心的中国故事。

文 | 三秋

“我们有一千亩的猕猴桃，还有蜂蜜，腊肉。”

十八洞村原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带着村民们提着特产，来到文化综艺《故事里的中国》的舞台。此时的光鲜与他刚到十八洞村时的情形截然不同，“我最害怕天亮，因为天一亮之后，我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你看我要修路，人家又不干，我又没钱给人家。”那段时间，龙秀林的头发唰唰唰的一下全白了。这是一线扶贫干部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故事里最鲜活的中国。

2020年，中国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就要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中国的减贫奇迹让世界惊叹：中国为什么能？

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个个奋斗的人，以及一个个贴切的中国故事。文化综艺《故事里的中国》新春特别节目聚焦到“十八洞村”，正如董卿在开场白中所说，“一个村落的脱胎换骨，是全国无数扶贫工作的缩影。也向全国、全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湘西答案。”

从2019年走到2020年的《故事里的中国》，为过去一年的中国综艺市场贡献了一抹别样的追光，又仿佛一粒种子，埋下新一年电视综艺的崭新希望：综艺也能一边握着初心，一边在新媒体引发年轻受众的热议。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启动高质量发展的代表作，《故事里的中国》为行业、为大众，创造了无数的全新想象力。

细细想来，自有综艺概念以来，央视始终是节目创新创优的先行者：它曾用“合家欢”节目影响、滋养了几代人；也曾深耕“小众”直至文化灵魂；如今，当市场汲汲于圈层突破时，《故事里的中国》又再次让人看到了“大综艺”概念的转型升级——“大”是格局，“综”是能力，“艺”是德行。

它会是新的创作方向吗？也许。但至少目前、从方法论层面，《故事里的中国》为今天的综艺创作者们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向上流量”，以品格撬动市场。

心之所向，“大”路也能朝上走

近年来，“小”综艺异军突起。读书、文物、朗诵、武术、舞蹈、婚恋等小众领域开始全面开花，各有“扛旗”之作推出。一时间，“主流之外”成了综艺创作青眼频顾之地。

但同时，曾经雄踞荧屏的“大”综艺地位开始变得微妙起来。这个时代，各种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内涵边界被打破，一元式审美被解构，市场呼唤着、也期待着圈层化、垂直化、定制化的文化产品。此时，“主流”的、“大众”的综艺节目变得“不好做”了。

既要顾全大局，以大众传播为导向；又要推陈出新，满足新一代受众个性需求，听起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故事里的中国》让人看到了不一样。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舞台的三个场景也把室内室外完美融合，主舞台是一片片土地为背景的戏剧场景，而两个附舞台则是富有苗家村落特色的影视化场景。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作为一档综艺节目，《故事里的中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深度践行了宣传工作的“四力”。包括董卿在内的节目创作人员来到电影《十八洞村》的原型人物家庭中，直接听他们讲最生动的故事。当场景从舞台来到了大山深处，当故事再现变成了面对面倾听，这些故事也是行千山万水，走千村万寨，入千家万户，吃千辛万苦得来的，他们用脚力丈量新时代的长征路，用眼力捕捉社会发展的不息律动，用脑力洞察美好生活背后的奋斗力量，用笔力讲好鼓舞人心的中国故事。

电影《十八洞村》的导演苗月表示，农村是一个创作的富矿。我觉得土地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又是矛盾的。正式基于前期调研采访后这样的判断，她决定要拍一个人和土地的故事；作家彭学明完成的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真情讲述了基层扶贫工作的酸甜苦辣。 

没有花活，也不倚赖于流量；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至于下里巴人；掰开了，揉碎了也无非就是演戏和聊天，却在大屏小屏上都收割了令人瞩目的话题和流量。

开播之前简直忍不住让人想叹一句底气何来，但如今又想问，道理何在？

在此前影视前哨专访（讲好中国故事，《故事里的中国》构筑文化节目新标杆的底色与底气｜专访左兴 卢小波）中，节目主创曾用“超乎预期”形容节目的传播效果，这个节目的创作动力与其说来自于外，毋宁说来自于内：从“讲好中国故事”出发，沿着这一核心创作主线，找到“全面梳理时代经典文艺作品”这一切口，而后团队全员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各展其才。尽管“如履薄冰”，但始终简单。

文艺创作从来不是削足适履，而是以心换心。

节目里的13个故事共同搭出了一艘船，载着观众驶向上世纪的中国——有丰富的讲述，也充满希望，始终生机勃勃。而引领这回溯之路每一步的，是各个时代里闪烁着的人性之光——或执着坚定、或刚烈不屈、或心怀大爱、或朴实善良。

那些好的、对的、被时代铭记的——深深触动我的，用尽全部的热情、智慧、想象与憧憬也要让你感受。凭一腔热血，燃尽满腔才思，这是“道”，是“风骨”，是“格局”，远比琢磨什么环节刺激、请哪个明星要来的高级。

表演+访谈，旧“元素”翻新在用心

摸清了节目的方法论，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选择“表演”与“访谈”绝非偶然。或者说它们正是为了 “故事里的中国”这篇命题作文而精心选择的“写作技法”。

所谓“故事”，是虚拟语境中的具体内容；而“中国”则是现实语境中的抽象概念，要让两者发生交集和映射，必须勾连好“虚”与“实”、“具体”与“抽象”两对关系。还有什么比“表演”和“访谈”更适合做这缝合的“针”呢？

《故事里的中国》无论是访谈，还是戏剧化的故事再现，都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拿细节说事，通过细节来反映扶贫工作前后的人和土地的新变化，让人信服。发现、捕捉细节，需要创作者以工匠精神去练就一双慧眼，故事随时发生、细节无处不在，关键就看我们有没有一双“火眼金睛”。

“不是我要拉着你脱贫，是你自己要想明白，你要比现在过得更好，是不是。扶贫先扶志，你要先有过好日子这个志气，才会努力，你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前段时间，有扶贫干部在田间地头的类似讲话上了热搜而纷纷获得点赞。而《故事里的中国》把这个经典的场景，从现实到电影，再从电影到舞台，每一次看都让人热血沸腾。而“扶志”这个关键线索也得以更广阔的传播。

带着这样的敏锐，《故事里的中国》真正诠释了当下的故事，把正在发生的故事搬上舞台，这种原汁原味的乡土性、民族性和新时代性随着不同维度故事述说缓缓展开。

戏中人生是虚幻的，但当下的导演、编剧、演员注入各自的真情实感，便也让同一个故事折射出不同的时代灵魂。看过1958年《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都会发现，新版有点“不一样”，比起剧情铺陈和个人形象刻画，故事的重心被倾注在了两个人的感情上——作为革命伴侣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如何互相取暖和彼此坚定信仰。过去的演绎或许更强调大我、无私；但新时代的故事讲述则更关心历史洪流中一个个定格的“人”。

在何兰芬和李侠别离后，两人在不同空间里那一段错落的表白堪称经典。生死离别，牵动情肠的只是一碗热汤，何其不可思议，又何其真实，与访谈中那对通过监狱上边的小窗见面和对话的两个人何其相像。一个沐浴在阳光里，一个身处最恐怖的白色地狱，却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用目光交织出一片烟火人间，他们想的，大概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豪言壮语，而是相处中最平淡的一箪食一瓢饮。

这一刻，表演和访谈以相互呼应的方式重构了叙事。

访谈挖出来的那些故事固然是真材实料，但也许在新闻中，纪录片里已经被反复讲述，但节目似乎总能把它们串联出新花样。苏采青跨越时空发给李白烈士的一封电报圆满了剧里剧外两代人的魂牵梦萦；《渴望》找到了婴儿“小芳”的扮演者，居然是一个大小伙子；两代“陆文婷”与“傅家杰”在节目中共同演绎贯穿《人到中年》全剧的诗篇《我愿意是急流》……都创造了本集最难以磨灭的记忆点。尤其是当《林海雪原》演绎落幕，董卿抛出了现实中杨子荣的身世之谜，用了27年寻找到的杨子荣的亲属杨克武为观众揭开了漫长寻觅的另一头来自家人的纠结和心酸。故事里既忠肝义胆又热血忠诚的英雄，在现实中却早逝异乡、多年不得团圆，表演和访谈形成了奇妙的反差，又在杨克武老人一句真情实感的“感谢你们的演出”中无比自然的衔接到一起。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圆满了，观众也觉得是时候可以换一个频道或摁下“退出”键了，谁知道峰回路转——“杨子荣！”“到！”“杨子荣侦察连”全体官兵齐声应和，原来英雄从来没有走远。在屏幕那一边的“杨子荣”们，和屏幕这一边的杨克武和杨子荣的战友们齐齐敬礼，好像一种跨越时空的宣誓：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故事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圆满了，观众也觉得是时候可以换一个频道或摁下“退出”键了，谁知道峰回路转——“杨子荣！”“到！”“杨子荣侦察连”全体官兵齐声应和，原来英雄从来没有走远。在屏幕那一边的“杨子荣”们，和屏幕这一边的杨克武和杨子荣的战友们齐齐敬礼，好像一种跨越时空的宣誓：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可以说，在匠心的驱动下，“表演”和“访谈”这两根针勾连起观众的情绪起伏——观众在开场“访谈”中铺垫的情感，在“表演”中集中爆发，在又一段“访谈”中得以升华；又勾连起不同时空的文艺作品与文艺人，让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呼之欲出。

打通四个空间，

编织出文艺“人”的中国 “史”

《故事里的中国》说自己要做新中国影像艺术博物馆，但比起博物馆单纯地陈列资料，它更像是一部史书，夹叙夹议，有白描有抒情，既真实又温暖。而它的“执笔人”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人，他们记录，他们感叹，他们解读，他们呈现，他们像闪闪发光的“珠子”，其所思所感、一言一行就是串联叙事空间的“线”：让过去的故事活了——成了现在的故事，也让过去故事里的灵魂通过当下演绎辐射向更广、更深。

什么灵魂？

人物、乃至人物背后的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也是故事背后文艺的初心不灭。

有人说，看《故事里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围读会圈粉，在那里看到了一群用热情、用热血讲故事的人。而田沁鑫则是这份“热”的激发者。

有个片段令人记忆深刻。

在《渴望》围读会上，刘慧芳的饰演者闫妮这样表述自己对人物的理解“选择善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该说的地方反而说的很少”。但是闫妮并不确定自己的理解到位与否，田沁鑫推了她一步：“她（刘慧芳）甚至是不反应”“刘慧芳的‘底色’是放弃，放弃的是事，不放弃的是做人的原则”。所以在面对不同人生选择时，闫妮总是恬淡的、平静的、温和的，她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所有情绪都转化为一种正向的、积极的释放。这在结尾那一幕中被表现到了极致：患病的慧芳坐在轮椅上，和她有过交集的人们骑着自行车奔向远方，慧芳静静地被落在后面，却温柔地目送着。

如果说田沁鑫支撑的部分是对过去故事的转述功能，那么董卿为代表的主持人支撑的就是对当下体悟的放大功能。她可能是节目临场“功能”最多的人：她是“黏合剂”，负责不同部分的串联承接，不同的受访者的迎与送——年纪大一些的她甚至亲自将他们搀扶上场；她是话题引导者，还记得杨克武上场时十分紧张，几个问题都是用单音节回答，董卿从目光到肢体语言都在鼓励着老人说下去，同时细致地一层一层往深里追问，最终老人放开了，也动了感情；她是情绪调控师，面对不同话题，不同受访对象她表现出不同的提问方式，有时身体前倾、有时点头、有时用眼睛询问、有时落泪，她的声音也总是变幻，有时轻快，有时恳切，有时高昂，有时低沉，有时特意放慢语速；她还是“金句”制造机，“希望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它从很多人那里来，然后会传递到更多人的身边”“有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在最后释放出了它的热烈和伟大，可是也显现出一种无奈的脆弱和消逝”……而这些让人舒服的提问方式、踩到点子上的问题、引人频频点头的话语背后，可以想见，是长期的、周密的、甚至浩大的准备工程。

正如前述，“表演”和“访谈”只是穿“线”的“针”，真正让“戏里”与“戏外”、“过去”与“现在”四重空间活起来、动起来的关键，还在于找到了经纬线上交织的点——人。

什么人？

“演员”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身份。但一个好的、反映时代也被时代所铭记的作品单靠“演员”是不够的，它们更是许许多多“幕后英雄”共同成就的——台后沉淀筑基，台前燃烧绽放。节目选择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加以呈现，导演、编剧、故事原作者……他们打开尘封历史中的“故事里的事”，牵引出深埋背后的崇高身影。

我们才得以认识燃烧自己照亮黎明前黑暗的人，觉醒期向上挣动的年轻人，被苦难吞噬又找回自我的人，看老百姓的命大过天的人，干惊天动地事的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一生奉献的民办教师，平凡如歌的好人，人到中年焦头烂额却坚持仁心的知识分子，新社会到来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年轻人，朴素的、又在侵略者当头的关口生出家国情怀的农民。也认识了那些堪称共和国“活化石”的人物——如88岁高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胡仁宇院士，为第一颗原子弹设计了核心部件，并先后参与了十余次大型核试验；那些新生的“中国脊梁”——如孙玉晴，养父母给了她生命，培养她成才，她回报以不离不弃；更重新认识了以笔下写春秋为己任的人、以将中国故事以当下方式演绎为己任的人。

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本来舞台上的庆祝场景一下转场到现实中去。在烟雾缭绕的十八洞村，随着鼓声、鞭炮声的响起，一场真实庆祝宴正在迎来更多村民。节目组在1月14日共同来到这深山的苗乡，让“故事里的中国”又最终回归了现实。这样在立意高度上的创新，让我们看到的是嘉宾与村民的亲密接触和感情融合，是扶贫故事需要实践的真实内涵。

新的一年，《故事里的中国》用一期特别节目继续为人们讲述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也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的电视荧屏开启了崭新一幕，作为总台新春第一声，《故事里的中国》也会持续发光发热，带来更多动人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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