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蒋国辉：一个矿工的高考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本文作者
因为生长在高等院校的环境里，上大学对于我，似乎就是一个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自然而然、或者说是顺理成章的必然阶段，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甚至达到了理想级别的愿望。
可是，当我进入中学的时候，轰轰烈烈地贯彻阶级路线的各种举措让我看到，能不能继续深造不在于个人接受知识的能力强弱，也不在于个人为获取知识作了多大的努力，而在于有没有一个红色的家庭背景。
这个严酷的现实，使我不得不改变以往的认知——上大学对于我这样的人，恐怕不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是我这辈子走不出去的一个梦幻了。后来的坎坷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77年，我在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已经6年。那一年国家恢复了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制度。一开始，对于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我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并在心里认定，除了考试以外肯定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标准。
这以前，大学已经恢复招生好几年了，但学生全都是由单位推荐，谓之“工农兵学员”。这样的招生和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差不多，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记得1973年，国家曾经有过一次恢复入学文化考试的尝试。最初也说人人都有机会报名，可是到后来，报名依然是单位推荐，事实上又给我们这类人亮出了“此路不通”的告示。当时，我所在的采煤一队推荐了一个从巴县招来的农民矿工。
如果那次真的按照最初定下的方针——必须通过文化考试并根据成绩确定录取与否，这个被推荐的人大约只能老老实实打道回府继续他的矿工生涯。可是他有运气，遇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试题不会做，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痛斥考试制度的控诉信，凭着这封信他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却把许多长期受压制、怀着公平竞争奢望的下乡知青考生打发回了广阔天地。
听说，那次被推荐参加考试的人，一律是按政审标准而不是按考试成绩录取，我妹妹就因政审不合格被毫不留情地刷了出去。我们采煤一队的那个农民矿工，托张铁生的福堂堂正正地成了大学生。到1977年我们参加高考时，他已经毕业，回到打通煤矿当了技术员，完成了让无数人仰慕的从农民矿工到国家干部的逆天转换。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播开后，尽管我不敢肯定考试成绩将是录取的唯一条件，但也有某种预感——改变我命运机会终于到来了，也许还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所以后来，从准备高考的第一时刻起，我就告诫自己这是背水一战，只有胜才是出路。
恢复高考正式公布以后，我知道了对考生的要求：没有家庭出身限制，年龄不超过三十岁，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同等学力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听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心里比较有底。
我当时不到28周岁，尽管已经大了一些，但还没有超过规定的年龄界限。实际上，后来年龄放宽到了35周岁，主要是照顾老三届那些高三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周岁。至于“同等学力”，我虽然只有初中三年的学历，不过在煤矿的几年，我从来不像其他矿工那样下班后打牌喝酒吹牛皮，把时间白白浪费掉。
作者当年工作煤矿的主井口。
矿工的工作不但非常危险，而且极其艰辛，每天从井下出来，就只想把自己的沉重而疲惫的身躯放到床上。但我从小学开始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在煤矿的那些年代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读物，我就把中学时代学过的俄语捡起来，先复习，再一步一步学习高中乃至大学的相关知识，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增加一点养料，也给贫乏的矿工生活增添一点色彩。日积月累，我的俄语就自学到了一定的水平。
当时，为了支持我学习，母亲时不时去西师图书馆帮我借书，有《高尔基短篇小说选》《契科夫小说选》《罪与罚》《战争与和平》等俄文原著和俄文版的《悲惨世界》。图书馆的熟人告诉我母亲，这样的书是供大学二年级学生阅读的。我把除《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部头以外的其他著作全都翻译成了汉语，我妹妹还拿去她的单位和一些朋友传阅。
后来我自己上了大学才知道，就算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估计有一大半也读不了这样的原著。除俄语外，我还自学了英语和高中的数学，主要是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可惜没有足够的条件进一步学习高中的物理和化学课程。
1977年高考规定，报文科的考生，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此外历史地理并为一门，共四门。如果报考外语专业，则在这四门之外加上外语的笔试和口试。外语我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准备；语文和历史地理，我原来基础比较好，稍加复习即可；政治这门课，基本没有人认真当作一门课程来学习或复习，一般都是临考试的前几天死记硬背一通；唯一不太有把握的就是数学。因此，我必须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数学考试。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不像后来各种类型的考试指南、复习资料铺天盖地，要多少有多少，只怕考生没有时间选择，也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当年，但凡有人找到稍微新一点的复习资料，都会被周围正在准备考试的人视为至宝。那时又没有复印机，一篇资料大家轮流看，想拥有资料的人便只能不辞劳苦用手抄，熬夜到凌晨的也不是个别现象。我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了一些复习资料，其中主要还是文革前的旧高中教材。
说来惭愧，这一改变我命运的重大事件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复习的过程我都忘记了。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最多不过一两个月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既兴奋又紧张的状态中，毕竟远离学校整整十一年了，这十一年里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文化考试，猛然面临的就是高考——这个我从进入中学起就知道而且被公认的最大难关。
进了大学才知道，我对自己实力的估计有些过低了。我的考试成绩是310多分，在当届重庆市的考生中属于“尖子”。这个成绩本可以报北大，但我当时要离开煤矿的愿望十分迫切，加上自己认为年龄偏大，为保险起见，填报志愿的时候，基本上只考虑如何顺利地跨进大学的门槛，别的都忽略了，所以没报北大。
我的第一志愿是从小熟悉、父母都在那里工作的西南师范学院（后来改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已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称作西南大学）。入校后得知77届西师外语系所有考生中，我的入学成绩最高。一同进来的有不少老高三学生，也是各地高考中被称为“尖子”的考生，成绩在290分左右。高考以后，我还经历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等等。大概是高考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的考试我从未失败过。
回想起来，1977年的高考也没什么特别的记忆，我记得的只有两个细节：一个是有一道解析几何的试题，我计算下来是一个点圆，但心里一直不踏实。从考场出来后，问了几个老高三的学生，他们证实结果确实是点圆，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个是语文考试，早上我临出门去考场前，匆匆把语文复习资料浏览了一遍，特别记住了某一个问题，老天真是惠顾我，那天的考试题目里正好就有这个问题。
统一科目考试后不久——到底多久记不得了，我又接到通知去綦江参加外语考试。以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应付这样的考试（笔试）已经非常简单，我用了不到20分钟就做完了全部的试题。完成答卷之后我突发奇想，将整张考卷连试题带答案一起翻译成了英语，想以此证实自己的实际“学力”。具体效果不得而知。
进校后，我也没听老师说起入学考试有人用两种语言答题的奇闻趣事。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后，我把这事忘了。一天，一位参加了招生工作的老师来我家小坐，与父母闲谈中偶然说起我的高考。她说，我们那次招生，凭蒋国辉的考分本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录取他还费了一番周折。他报考外语专业，却没有外语笔试的试卷，我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到。
后来才知道，我用两种语言答卷，评卷的老师弄不清我的试卷到底是俄语还是英语，答卷被搁置了。我画蛇添足试图证明“同等学力”的举措还差点误了大事。外语笔试之后，接着是口试。主持我们口试的那位女教师，四年多以后我在川外攻读硕士学位时又见到了她，这才知道她是川外俄语系的教师。
考试结束后，就是心急如焚的等待。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记不清了，好像不是一个太久的过程。但对于我，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难熬，度日如年的感觉格外强烈。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一个煤矿工人，可我内心一直没认同过这个产业工人的身份。
打通煤矿到农村招工的时候，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我不得不努力争取有红色家庭背景的知青们不屑一顾的这种招工名额，来到煤矿当了一名被蔑称为“煤黑子”的矿工。我没有别的门路可以离开煤矿，但我又不想永远做一个煤矿工人。
整整6年的矿工生活，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工作的危险和艰辛，还有更多的是被歧视的屈辱。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一个“贱民”所遭遇的一系列凌辱和迫害，更让我像一个被绳子拉着飞速旋转的物体，随时随地都焦急地要挣脱绳子远远地腾飞出去，永不回头。因此，高考于我就具有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
忐忑不安的我，脑子里每天都塞满了胡思乱想——要是这次考试失败了，今后还会不会有机会再考？以后怎么能安下心来再在煤矿干下去？再有一次考试的机会，能保证不失败吗？等等。
1978年2月底的一天，在矿机关工作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朋友，突然接到他家里发来的电报，告知他已经被西师外语系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了。听了这个消息，我只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洞，没着没落地往下沉。当时我几乎整个儿傻了。道理很简单啊，如果我也被录取了，就应该和他一起得到通知。
2006年作者（右）和朋友重返煤矿，背景那排牛毛毡棚，就是作者当年宿舍。
我仔细回忆了考试后的情形，包括我对自己考试的感觉和大家出考场后核对答案的结果，他的各科成绩显然不及我，怎么他被录取了我反而没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和猜测跑龙套一般在脑子里穿梭：看来问题可能又出在政审上，不知是不是煤矿的领导在我的鉴定上做了什么手脚。我还无法控制地反复想象着别人离开煤矿的兴高采烈，和相形之下我不得不留下来的万般沮丧……
那夜，就这样昏头胀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上中班。中午买好饭走出食堂，十五只吊桶还在胸中七上八下地翻腾撞击。路过邮电所时，我想进去又害怕进去，斗争了一会，才硬着头皮一步跨了进去。虽然也害怕这一脚踏空了，再次承受陷入无底深渊的绝望，但我还是鼓足了类似慷慨赴死的悲壮勇气，询问，有没有我的信啊。
邮电所的人那天态度格外好，他拿出当天到的所有邮件翻找，很快就找出了一封我的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的挂号信，我眼角一扫就看见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公函信封，当下一阵狂喜，所有的担忧、焦虑和郁闷一扫而空，我的人生戏剧性地大拐弯，从想象中的悲剧一步跨入了现实中的喜剧。
走出邮电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眼望去，地阔、天空、山黛、水绿，周围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全都跟我的心情一样华丽转身：往日那些低矮破旧悲伤压抑的油毛毡棚；魔鬼的嘴巴一样大大张着的阴森森的井口；被飞扬的煤尘染得灰蒙蒙的天空，在我眼里全都明亮亲切可爱起来。我在心里放声大喊：我要走了。再见吧，艰难困苦的矿工生活。
自打进入中学以来，就因为家庭背景而开始的精神上倍受凌辱的苦难历程，终于被一纸大学录取通知划上了句号。“你要是错过了太阳，还有皎洁的月亮；你要是错过了月亮，还有满天的晶亮的星星”。事实再一次证明，上帝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会让你一无所有。我得到了满天的繁星。
端在手里已经冰凉的午饭被囫囵吞枣倒进肚子里，我径直往井口派班的地方冲锋，欢娱和得意从脸上往下溢流，淌了一路。到了井口，见到已经守在那里的带班队长，我只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来上班了。说完便转身离去。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一纸大学的录取通知就像“一道圣旨”，我底气十足。如果是一般的工作调动离开煤矿，拿到调令后还不敢过于张扬，因为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中，还有不少的关节点，只要有人在某个关节点上稍稍拨弄出一丝不和谐，就可能让你煮熟的鸭子也飞得无影无踪。
大学入学通知不同，有了它，任何一个需要办理手续的部门都只能履行形式上的权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完。再也没有谁敢蔑视卡压我这个多年来被大多数各级领导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贱民”，太阳的光辉终于照到了我的身上。
跟带班的队长打过招呼后，我怀里揣着“圣旨”直奔打通山煤矿机关而去。接下来的几天，跟当年调出农村一样四处奔忙，我在矿机关各个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到粮食公司迁移粮食关系，等等。
煤炭外运的专线火车，右为作者犹太妻子，左为作者妹妹蒋蓉。
从那天开始直到登上金鸡岩至赶水的小火车离开打通煤矿，整个人都似乎处在一个飞速旋转着的轮子里，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来不及记，因而许多具体的事都没在头脑里留下痕迹，只有一个不太相干的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办完了所有手续站在矿直机关大楼门口，那里堆放着建筑垃圾。我并没有心潮汹涌放眼眺望，而是看着脚边的一堆碎石，波澜不惊地想：上大学是我近28年的人生旅途中发生的重大转折，四年后我从大学毕业，再往后的人生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是否还能记得今天站在打通煤矿机关大楼门口这堆碎石边心中的这些想法呢？
如今，几十年的光阴只在弹指一挥间，而那一堆碎石连同我当时的感想，在我的头脑中还如同千万像素的数码照片一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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