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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郑因：洪湖岸边花家岭的运动记忆
作者档案
郑因，本名郑建荣，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做过工人、护士，现供职于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丛刊杂志社。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若干，获奖若干。
原题
童年的花家岭
作者：郑因
我的童年是在洪湖岸边一个名为“花家岭”的地方度过的。花家岭一直是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渔）民安葬死人的地方。1964年，一个姓梁的团政委，带着10来个军人转业到农场，梁任党委书记。某一天，梁书记带队打猎到花家岭，惊呼：好一块风水宝地！不久，洪湖岸边少了一个乱坟冈，多了一个畜牧队。
斗争梁书记
1967年的早春二月，地里的雪还没有化尽，这里那里白一块黑一块，天阴着，刮着呜呜叫的西北风，我流着清鼻涕，背着3岁的弟弟，挤在花家岭打谷场上的人缝里，观看大人斗争梁书记。
梁书记穿着一身肮脏的棉军装，低头弯腰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有人质问：我们不是犯人，你为什么要我们来劳改队劳改！梁书记说，不是劳改队，是畜牧队。总场开三级干部会，我总是问：畜牧队的来了没有。李书记、袁队长可以作证。在一旁陪斗的李书记、袁队长就相互补充着说，你问了畜牧队的来了没有，我们回答劳改队的来了，你从来没有当场纠正、平反，反而呵呵笑。
有人控诉：你说不是劳动队，你睁开狗眼看看，和劳改队有什么两样？劳改队有高墙铁丝网，这里没有高墙铁丝网，可这里有麻疯病医院。麻疯病人一搞就跑来祸害我们（这是谎话。我在花家岭生活了几年，没有看见过一个麻疯病人。只是天晴的时候，我们爬上高高的苦楝树，向北边眺望，能看见省麻疯病医院的红瓦房）！这里没有枪兵把守，可河那边就是8205部队的军训营，他们一搞就打靶，打得我们心惊肉跳（这是事实。我和小伙伴们常到河那边的靶场挖那黄灿灿的子弹头子弹壳，等那走村窜户的瞎子来了，换那五彩的豌豆糖还有那五彩的玻璃珠。后来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和研究“竹林七贤”的李中华教授聊天，得知李先生大学毕业那年就曾在军训营军训，多次到花家岭找老大娘缝补过衣裳。湖北日报社的刘庆林先生大学毕业也曾到那个军训营军训，他送我一本散文集《湖畔说梦》，里面就有当年的军训生活）！我们没有床睡，我们挖棺材板子！我们没有门窗，我们挖棺材板子！我们没有桌椅板凳，我们还是挖棺材板子！本地人恨死了我们这些外来户。我们的孩子不敢单独出劳改队，当地人一看见我们的孩子就撵着打，骂我们劳改队的挖人祖坟的不得好死！我们愿意挖人祖坟吗？我们是被你姓梁的逼的呀！
有人大喝一声：挖！挖个骷髅给他挂上！就从打谷场旁边的仓库里取出钢钎来。几个人在打谷场旁边的萝卜地里，这里扎几下那里扎几下，说这里有一个。就拿铁锹挖。挖不多大会儿，就出现了一个冒着热气的黑窟窿，一副黑瘦的棺材露了出来，一副白森森的骨架露了出来。有人说，哟，好长的头发，是个女鬼！有胆大而眼疾手快的孩子，几步抢上去，抓走了那把黑头发。黑头发可以等走村串户的瞎子来了换橡皮筋做弹弓打麻雀。又有人说，看，看看，还有一条蛇！又有几个胆大的孩子抢上去，抓起蛇尾三抖两抖，抖散了架，呼一声扔到枯树枝上，迎风摇摆。十几条冻饿得夹着尾巴的狗一哄而上，那架完整的尸骨顷刻便七零八落了。
梁书记站不住了，额上大汗一层盖一层，他说请允许我坐下吧。没有谁允许或不允许，他一屁股坐在一堆烂稻草上，像打摆子样的，上下牙哒哒地响，嗑嗑巴巴地说，我考虑欠周、欠周。当初只想到，想到这里土地肥沃，鱼虾野鸭四季不断。总场、总场要精简机构，那么多，那么多的下放干部往哪里去？就建一个畜牧队吧，畜牧队的工作总归单纯一些，轻松一些吧。马上有人冷笑，照你的意思，你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要给你磕头谢恩！
有人指着陪斗的李书记、袁队长，厉声喝道：说！说给你们的黑后台听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李书记说，我原来是沙洋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就到这里来了。袁队长说，我原来也是沙洋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喝酒打伤了人，也到这里来了。马上有人上去几个耳光，抽得梁书记口鼻流血。说你看看，你都弄了些什么乌龟王八蛋来管教我们！有人上去朝他脸上吐口水，有孩子们向他身上投掷泥块。他一边遮挡一边呼喊：这里的确物产丰美呀！他突然发现了人群中我的母亲，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大声呼救：方队长，你可以作证！
我母亲是妇女队长、劳动模范，当时正怀着我的小弟弟，就要临盆。她不想来，可她不敢不来。她只好挺身而出。她说是的，我曾经给总场党委写过报告，请求批准我老家新洲仓埠的乡亲们来这里捕鱼打草。这两年承大家支持，我的乡亲在这里捕鱼挖藕，打的青草一船一船地运回去……母亲马上被架起胳膊“坐飞机”。马上有人领呼口号：打倒保皇狗！打倒假党员！打倒黑劳模！我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马上被人像撵狗样地撵走了。
傍晚的时候，母亲回来了，梁书记也来了。母亲拖出一条长凳让梁书记坐，梁书记刚坐下，我突然冲口而出，这是棺材板子做的！梁书记像被蛇咬了一口，一下子弹跳起来。母亲就笑了起来。母亲说我家的床底下就挖出来一副棺材板子，是挖红薯窖的时候挖的。母亲说着把地上的一个小方凳踢给梁书记，说这是我从武汉带来的，不是棺材板子做的。梁书记就坐下了。
母亲打了鸡蛋，炒了油盐饭让梁书记吃，梁书记不吃，坐在那里念经样地念叨：我有罪，罪该万死！母亲说你就不要阿弥陀佛了。记不记得前年冬天在水利工地，真是怪事，冬天还打雷，还下那么大的雨！我们的衣服里面汗湿了，外面淋湿了，雨还越下越大。我们只好跑到工棚里躲雨。你却不迟不早地来了，来了就脱了鞋跳到沟里去了。我们吓得不敢躲雨了，跑到沟边一看，你哪里是在挖沟，你是在活泥。我们怎么拉也拉不动你，几个人跳下沟，拉的拉，扛的扛，才把你拖出泥坑。你完全像一头在泥里打滚的……梁书记听着，点着头，先是小声地笑着，后来就委屈得哭了起来。
送母亲出逃
1967年3月3号，母亲在家里生下了小弟弟。父亲因为熟悉油印业务，被农场各样名目的兵团、战斗队抓去刻印这种“宣言”那种“号外”，一月两月回不了家已属正常。5月15号是父亲发工资的日子，母亲拿了钱，第二天便决定带我们回武汉，而我要求留下。家里有鸡还有羊。我家的羊又特别老实，隔壁卢麻子家的两个坏小子，我一眼没看见，就窜上我家羊背，骑牛样地打着走。我舍不得我家的羊。
我和彩云担任了护送母亲和两个弟弟去老窝镇的任务。彩云的爸爸是队长，妈妈是会计。自我家搬来，她每个晚上都来我家和我挤一床被窝。她不光长得十分漂亮，胆子也十分大。她敢拿骷髅和卢麻子家的2个坏小子干仗。赤手空拳捉蛇抓鳖更不在话下。
花家岭前面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土坝。鸡叫头遍我们一行大人孩子5个已悄没声息地安全过坝，就像电影里的“敌后武工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花家岭。向前走6里路，有一个渡口。摆渡的艄公文爹爹，听人说曾经做过光荣的新四军，有一次负了伤，就把枪沉到了湖里。后来党派人到他指定的地方找枪，枪没找着，他负伤后锯掉的一条腿就白白锯掉了，没能享受新四军的待遇。无儿无女的一个残疾老人，就只能靠队里照顾摆渡为生了。
我们在离他家的茅屋老远的地方，就听见了他一声赶一声的咳嗽。那带着尖哨尾音的咳嗽，压倒了此起彼伏的公鸡打鸣。到了跟前，隔着门板说一声：“文爹爹，我们过河呀！”他就答一声：好罗，你们头里船舱坐好，我尾子就来。一会儿就拖着两把桨，跛着一条腿来了。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大人过河给三分钱，小孩子过河不给钱。母亲让我递了两毛钱到文爹爹手里，文爹爹连连说，得罪你家，得罪你家。
过了河，向前走10里路，就到了紧邻长江的老窝镇。一路上母亲抱着小弟弟，背着一包干鱼干虾，还有十几个煮鸡蛋。我和彩云替换着背我的大弟弟。我们到江边天已蒙蒙亮，可以看见江南岸薄雾中时隐时现的陆溪口码头。早上7点钟，从沙市下来的“东方红”22号轮就要进港，母亲和弟弟将乘那班船回武汉。
过江的划子要装满10个人才开船，我们等了一会儿，母亲给我和彩云各5毛钱，说你们下去吧，到街上吃点东西早点回去吧。我和彩云连滚带爬地下了船，在岸上一蹦老高，大喊“妈妈再见！”“阿姨再见！”飞快地翻过江堤，生怕母亲变卦把5毛钱要了去。母亲在我们身后大声地嘱咐：莫忘了过河把文爹爹钱呀！
起获了两捆枪
我们才舍不得给文爹爹过河钱哩。3分钱一根油条，两分钱一碗豆浆。我们吃了油条，喝了豆浆。彩云说，我们吃酱肉吧！花家岭只有卢麻子的两个儿子隔三岔五地吃酱猪肉。那酱猪肉5分钱一块，每块有火柴盒那么大那么厚。红红的肥肉透着亮闪着光，拿在手里颤颤的要溜走一般。不要说吃，看见就香得流口水。现在我和彩云一人吃了4块酱肉，就一路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雄纠纠气昂昂地坐上了文爹爹的渡船。文爹爹说，鬼丫头哟，吃了么子好东西，嘴巴上油光水滑的。我们就很幸福地回答：吃了酱肉，吃了4块酱肉！下了渡船上了岸，彩云突然说：文爹爹，我们不白坐你的船，等下我们给你送大鸭蛋来。
花家岭在1966年以前，真如梁书记所说，是一个物产丰美的好地方。“鱼虾野鸭四季有，菱肥藕香满湖荡”，就是花家岭真实的写照。
如果你家的母鸡十天半月没归家，你也不用着急，不几天，它会咕咕咕地唱着歌，给你领回一窝毛绒绒的小鸡娃，原来它在外面的草垛里下了蛋，孵了鸡雏，做了鸡妈妈了。早晨打开鸭棚，鸭们拍打着翅膀，摇摇摆摆地呷呷地唱着出了门，留下白花花的大鸭蛋。鸭们在沟边河边湖边的浅水里嘻戏，吃螺丝，吃细鱼细虾，傍晚又拍打着翅膀，晃晃悠悠地呷呷唱着回了棚，夜里又给你留下白花花的大鸭蛋。也有少数不守纪律的捣蛋分子把蛋下到沟边河边的草丛里，让到那些地方挖猪草拾柴禾的半大孩子一见一捡一个惊喜：嗨！一个鸭蛋！呀，又一个，又一个！
小孩子们在一块“过家家”，说炒鸡蛋，就把一个大鸭蛋啪一声磕在一张荷叶上，拿根小棍边搅边说，加韭菜、加韭菜，抓把泥巴搅进去，七搅八搅，一团很有张力的泥团就抓在手里了，在手心里按个圆窝窝，几个人并排撅屁股站着，喊着一、二、三！几条小胳膊扬起又落下的同时，就听“叭！叭！叭！”一阵乱响，放花炮一般。然后检查地上，看谁的“炮”炸的洞最大。洞最大，证明声音最响最亮。于是这个“最响最亮”就是理所当然的司令，随意地指派谁谁是蒋匪军，谁谁是八路军，爬墙上树，闹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文革”开始后，都以为通过造反可以离开花家岭，谁还有心思养鸡养鸭呢！
话说这天日头正当顶，我和彩云回到了花家岭。因为肚子里有4块酱肉垫底，也不觉得饿，一人摘了一片还没长成的半大荷叶顶在头上，就钻进河边的草丛里一寸一寸地往前找，心想找不着鸭蛋逮着一只野鸡也说不定。明晃晃的阳光下河两岸静悄悄的，听得见河里的鱼们吐水泡的声音。我们没有找着我们要找的东西，瞌睡虫却找上了我们。我们一边说困死了，一边把河里的清水捧起一把，拍拍脸长精神。
就在这时，我们透过河边茂密的芦苇丛，看见河南岸军训营里的几个解放军，他们站在一条木船上，把两捆裹着军绿色油布的东西沉到河心里去了。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待他们走远了，彩云就脱了身上的衣服，只穿一条小裤衩，胳膊腿上立马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一边说不冷不冷，一边就悄悄地游了过去，沉了下去，一会儿又冒出头来，扑通扑通地往回游。爬上岸，脱了身上的湿衣服，光身子套上长裤、春装，抓起水淋淋的小裤衩就往大坝那儿跑。
我也跟着跑，跟着她蹭蹭几下上到一棵苦楝树上，坐在一根枝杈上。彩云把她的湿衣裤穿在一根树枝上晒太阳，一边说水太深了，她没摸着那东西，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我们也就不去想那什么鬼东西，只是毫不留情地把一些细瘦点的树枝撅断，扔下去，准备拿回家晒干了当柴烧。
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由河南岸上了大坝。我们看见彩云的大哥，18岁的拖拉机手庆红和兽医牛劲东回来了。
我和彩云飞快地溜下树，隔着半条河我就叫：牛医生，我爸爸哩？我父亲是两个月前被牛医生从家里带走的。牛医生是“云水怒”兵团的头头。牛医生非常厌恶地说，你爸爸又不在我荷包里，你要我就掏出来给你！牛医生长着一张大白脸，右脸颊长着个肉包，和他的扁鼻子差不多高，猛一看还以为他长着两个鼻子。他对谁都恶声恶气，像谁都挖了他的祖坟。
彩云不怕牛医生。彩云说，你凶什么？我们又没有揭发你贪污5分钱的党费！队里曾有人贴大字报，说“四清”时查出牛医生贪污了总场医院党支部的5分钱党费，才被留党察看，下放到花家岭的。庆红喝斥彩云，正中午不在家里睡觉跑出来疯什么！彩云也不怕她哥哥。她说哎哎，有么事吃的没有。
庆红递给妹妹一个纸包，里面有两个烧饼。彩云随手给我一个，然后比划着对她哥哥说，哎哎，有几个解放军把这么长的东西沉到那边河心里去了。我刚刚下去摸了，水太深了，没有摸着。然后我们就吃着烧饼傻笑着跑回家睡觉了。
下午我们醒来，看见好多人往北边的牛棚跑，我们以为分牛肉呢，也往北边跑。
牛棚前面的绿草地上，躺着两头剥了皮的牛，牛身子底下的血水里有两张军绿色的油布，上面并排躺着24条步枪。我和彩云看见那熟悉的军绿色油布，高兴得直跳，生怕被埋没了功劳，抢着说，是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最先看见的！是我们最先看见解放军叔叔把两捆枪沉到河里去的！
父亲回来了
这天早晨一觉醒来，看见家里好多人，吵吵闹闹的。原来是父亲回来了。父亲坐在灶门口的两块砖上，闭着眼睛，两手平放在伸开的两条长腿上，一动也不动。父亲的脖子上架着一把宰牛刀，刀把子攥在卢麻子的公公牛家发手上。
“文革”以前，花家岭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挖棺材而挖棺材。比如挖墙基，挖着棺材也就挖了。墙基不可能年年挖，因为不可能年年要盖房。红薯窖是只要你愿意，那就可以年年挖。像卢麻子家，年年挖红薯窖，年年得棺材板子。
“文革”开始后，卢麻子家挖棺材就挖疯了。他们白天睡觉养精蓄锐，夜里扛上钢钎、铁锹、唤上狗，精神抖擞，革命加拼命挖棺材。连夜扛上船，运到老窝镇，回来荷包里装着钱，筐里装着酱猪肉，白面馒头。他家的孩子经常在人前咬着白面馒头夹酱肉。队里有的人家看着眼馋，也在夜里去挖棺材，总没他家的运气好，只挖着那糟的朽的，盖个猪圈羊圈还凑合，哪能换来白面馒头夹酱肉。
想不到他们在河这边挖棺材不过瘾，跑到河那边去挖棺材。于是昨天夜里，卢麻子的丈夫牛志国就被人用鱼叉在屁股上扎了一个洞。
可敬可佩的牛志国，他去挖棺材屁股兜里还装着毛主席语录本。那鱼叉被语录本滑了一下，扎进牛志国的屁股有一寸深。他们吓坏了，连夜在屋后的猪食槽里，把那浸满鲜血的语录本一页一页地撕着烧化了。他们觉得自己得罪的鬼魂太多，权且借这本宝书祭奠鬼魂吧。
他们太专心了，没有发现我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一直走到他们面前。父亲说，烧什么不在灶里烧，在这里烧，把栏里的猪惊了，猪跑出来拱了哪家的红苕地，又要扯皮。他们吱吱唔唔的，父亲眼睛近视，也看清了他们烧的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父亲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进了家门。
天没亮透，卢麻子就吆喝得一队的人都知道，夜里她丈夫被外面的人扎了一鱼叉，是我父亲给引的路，做的帮凶。宰牛刀架在父亲的脖子上，让父亲招供。父亲闭着眼睛，一声不吭。我吓得发抖，哭都不敢哭。我家的一只芦花鸡不理会这紧张气氛，它下了一个蛋，就绕着我的腿打转转，一个劲地“个蛋！”“个蛋！”向我表功向我讨要每天这个时候都能得到的一把瘪谷的奖赏。我抄起一根竹篙，朝那可怜的芦花鸡打去，边撵边骂，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芦花鸡！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芦花鸡！
卢麻子的4个儿子立刻跳出来，说你敢骂我娘！你敢骂我娘！平常我们干仗，他们举拳头喊：打倒保皇狗！打倒右派分子！我就举着拳头喊：打倒芦花鸡！打倒芦花鸡！今天我不敢搭腔，彩云跑出来应战。她说你娘是芦花鸡吗？你娘是芦花鸡吗？彩云的妈妈也是一张麻子脸，看热闹的人看见两个麻脸女人的孩子吵嘴：你娘才是芦花鸡哩！你娘才是麻花鸡哩！他们终于绷不住脸，张嘴大笑。卢麻子也绷不住脸张嘴大笑。
卢麻子的公公牛家发，举着宰牛刀，冲出人群，冲向我。我吓瘫了，被他抓住衣领在后脊梁猛拍一刀。现在想起来后脊梁还冷嗖嗖的。
母亲的蓝花裙
这天晚上，我和彩云在家里疯闹，你说，呀，鬼在你身后！我说，哟，你背后有鬼哟！打打闹闹，把箱子上搁着的煤油灯撞翻了，家里一片漆黑。真是人吓人吓死人。俩人嗷嗷乱叫，好容易摸着了门闩，拉开门冲出去。就听到卢麻子家一片铁器响，接着就是卢麻子和她两个小子参差不齐的喊杀声：冲呀！杀呀！杀呀！冲呀！我们听着莫名其妙，但一会儿就明白了：卢麻子的丈夫和公公又乘夜挖棺材去了。彩云跑去踢卢麻子家的门，说出来杀吧，在家里杀谁哩。
卢麻子开了门。卢麻子说，听你们哭爹喊娘的，俺以为是麻风病人来了，吓死俺了！
当时农场有三大造反兵团，其中一个以1960年移民来农场的河南人为主，号称“风雷激”，其宗旨是“杀出吸血虫重灾区，逃离麻风病包围圈”。虽然我一个麻风病人都没有看见过，但一说起麻风病人就胆战心惊。麻风病人被妖魔化了。说麻风病人看见小孩就吐唾沫，沾上他们的唾沫就会烂鼻子烂眼睛……
我们向卢麻子借了火柴，点上灯，看见箱子上的蓝布套被煤油浸湿了一块。彩云说，拆下来洗洗，放干了洗不下来了。把箱套拆了，里面是一只扁扁的枣红色的皮箱，套着小巧的黄铜锁。彩云说箱子里有什么，打开看看。我说没有钥匙。彩云说找找看，我说肯定被我妈妈拿走了。彩云说你妈妈落荒而逃顾不上拿钥匙。她说着话，伸手把墙上的筷笼摘下来，往桌上一倒，噼哩叭啦的竹筷蹦跳声中，出现了一把包着蜡纸的钥匙。彩云说她妈妈就是把钥匙藏在筷笼里的。
打开箱子，彩云一声惊呼：呀！蒋介石！我吓傻了，可不是蒋介石么，有我们的课本大。彩云说烧死蒋介石，就把相片拿灯上点燃，放到地上烧成了灰。又说，呀！还有好多封资修，烧死！烧死！又一张一张地拿灯上点燃，搁地上烧成了灰。
所谓“蒋介石”其实是我爷爷的相片。所谓封资修，是我父亲下放以前的相片。可我们眼里活生生的父亲比老农民还老农民。身上的衣服总是粘着牛粪猪粪，隔老远就能闻着他身上的一股牛粪猪粪臭。
烧了那些相片，我说彩云你不要到外面去说呀，你说了我不跟你玩了，不让你来我家里睡了。彩云说，我不来睡觉，鬼爬出来掐死你！我就吓得不吭声了。彩云又是一声惊呼：呀！她看见箱子里好漂亮的一条裙子。一条天蓝色底子开着白色牵牛花的洋布裙。母亲身高1米72，这条盖住母亲脚背的长裙，把我和彩云都包了进去。
彩云说，我保证不说你家有蒋介石，把这条裙子剪一截下来，我们一人一件圆领衫。我还没说好或者不好，彩云已将枕头底下压着的一把剪刀抓在了手。我被她的兴奋感染，拿起针线。两个黄毛丫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不大工夫就缝好了两件圆领衫，还是挖的桃子领的。
两个人穿在身上，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乐，没有镜子，你我的眼睛就是相互的镜子。剩下半截裙子，把腰口收了收，你套上身，左转圈右转圈，我套上身，左旋转右旋转，一会儿又唱又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正直盛夏，“劳改队”紧急奋战，全民大练兵。家家户户砸玻璃，锤瓷片，削竹签。竹签一排一排地种到河边的芦苇丛里；碎玻璃碎瓷片装进空罐头瓶里、小洋铁皮桶里，掺上炸药，插上雷管，点燃扔出去，炸得鸡飞狗跳。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天天过年样地高兴死了。这天半下午，队里的喇叭慌慌地响起来，说今晚麻疯病人要“踏平花家岭”。现在全队紧急疏散，男劳力留守，女人带上孩子向4分场撤离。
桃子领的圆领衫我们不敢穿到人前去，花布裙就更不敢在人前显摆了。现在我们怀里揣着圆领衫、花布裙，怀揣着一个小女孩爱漂亮的欢乐的心，一路上蹦呀唱啊，笑呀跳啊，跟着大部队向四分场进发，以为到了四分场就可以穿上圆领衫、花布裙招摇过市了。四分场有一个小集镇，镇上有学校、医院、商店、饭馆……我们上一年级加入少年先锋队，就是在四分场学校的操场上举手宣誓的。
我们看见街镇上穿花色衣裙的女孩走过，眼睛就跟着走，直到人家走进了一扇门，我们还在发愣，幻想自己是那女孩穿着漂亮的花布裙，走在温暖的阳光里，引得路人瞩目。可这次我们到了四分场，胡乱地在学校的桌椅上趴了半夜，天没亮就被吆喝起来，跟着大部队往回走。夜里麻疯病人并没有“踏平花家岭”，害得我和彩云白高兴了一场。
母亲的蓝花裙改做的桃子领的圆领衫、掐腰的小短裙，在我和彩云的怀里窝成了一团烂腌菜，别提有多垂头丧气了。
跑水
1969年7月20日凌晨2点，长江大堤在湖北省洪湖县境内的田家口段溃堤，俗称“倒口”。我们所在的畜牧队与倒口直线距离约15公里，那时的通讯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得到消息已是早晨6点。
这之前，老天爷天天下雨，一连下了10多天。畜牧队渍水已经涨到了膝盖，各家各户的土灶已不能生火，就把脸盆或铁桶砸个口子，搁在桌上当灶。女人和孩子挤在床板上，看男人光着脚杆把游进家的蛇撵出去，拿木板挡住门。蛇给挡住了，青蛙们竞赛着跳进屋，呱呱地叫着，比谁都快活。家家户户的棉袄、棉裤、棉絮等等当家的财产都生了绿毛，捏得出水来。总场来人划条小船到各家门口看了看，回去汇报讨论研究，最后决定把队里的牛们赶到十几里外的罗家台去喂养，各家各户把棉衣棉被打包，写上姓名，送到总场中学去，那里地势高。万一畜牧队的渍水涨上了床板，老少几百口没地方吃没地方睡了，就转移到学校里先住下再说。
畜牧队的大人孩子天天盼老天爷出太阳，太阳不出，又盼老天爷把这雨再下猛些，好快些淹了床板。可偏偏既不出太阳，雨也不肯发狠地下，床板十天八天淹不了。畜牧队的人于是便天天骂老天爷——狗日的让我们天天坐水牢，比刘文彩还反动一千倍一万倍！
想不到坐了10多天“水牢”的我们，终于在队长敲响的破锣声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田家口倒口了！根据总场指示，畜牧队整体往洪湖隔堤（堤外是东荆河。河之南属沔阳县现仙桃市所辖）转移。
于是，各家各户带上可以带的东西，鸡飞狗跳地忙乱起来。
我们一家三代六口落在跑水队伍的最后边。
外婆太胖了，拄着一根树棍，拿着一把蒲扇，颤颤巍巍的，走两步就杵着棍子喘一气，气喘得匀了一些，就数落我的母亲不听话。
外婆的数落是有道理的。
母亲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外公外出当兵，母亲10岁的时候，外公回来了，却已是家外有家。外婆的委屈可想而知。母亲19岁结婚，20岁生下我哥哥，外婆这才感到生活的喜气洋洋。可好景不长，我出生的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随即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就像当年12月党人的妻子一样，背地里退了职，下了户口，带上我（把哥哥留给外婆）餐风露宿好几天才找到农场与父亲团聚。母亲在农场8年，得到了一身的病：血吸虫肝硬化、肺结核、胆结石……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只好回头求外婆：母女俩户口对换，外婆提前退休到农场，母亲顶替外婆进工厂……
外婆说，把我换到这个鬼地方来活受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成了你们的拖累！外婆说到伤心处，一屁股坐到烂泥地上哭起来，说我是那一辈子造的孽哟，这一辈子报应来了，老了老了还要做一个淹死鬼！
父亲一头担着我昏迷不醒的小弟，一头担着所剩不多的几斤米、锅碗、凉席、蚊帐以及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忙乱中把宝书掉到污水里浸脏了，便用床单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只枕头。父亲歇下担子劝外婆。父亲说，倒口不比分洪。分洪是挖开口子跑水，水跑得快；倒口是意外事故，会十万火急去堵，水就跑得慢。现在是田家口倒口，田家口离我们这里几十里，那水灌满几十里方圆的沟河湖汊、坑坑凼凼，少说也得上十个小时，现在我们到洪湖隔堤去，二十几里路，打多些，六七个小时足够了。
外婆仍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我反正一个孤老，沟死沟埋，路死路埋，我走不动了，你们跑吧，我死在这里算了。
哥哥是昨天才从武汉到这里的。放暑假了，他天天泡在长江里，母亲担心他，就把他派到农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盒清凉油和仁丹。此刻，他一只手抓着两只红冠子金色羽毛的大公鸡，一只手抓着我6岁大弟的小胳膊，催着外婆：你家快点走唦，我的“打鸡”都要饿死了！他每年来农场都要捉两只大公鸡带回武汉，以便和同学斗鸡，赢彩色的玻璃珠子给我们玩。我背着书包，抱着一个开水瓶，那是我们家当时最奢侈的生活用品了——在我们畜牧队，用开水瓶的人家十分之一都没有。
父亲让我陪外婆歇一歇再走，让哥哥背着大弟快跑，跑到洪湖隔堤好占个地方。于是，哥哥把手里的大公鸡让大弟抓着，他蹲下身子把大弟背起来，刚一起身，他脖子上的汗珠就给两只大公鸡当作白米粒猛啄了几口。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大弟给墩在地上哇哇大哭。父亲抽出扁担砍那两只不知所“错”的大公鸡，边骂哥哥：苕畜生，命都顾不上了还顾这两只小畜生！大公鸡在水淋淋的绿草地上，蜻蜓点水样地跳着飞着，惶乱地叫着，金色的羽毛在憋了10多天才出来的太阳下，斑斓得让人头晕。父亲追赶了几步就收住脚，脚下的草丛里青绿的蛇群唰唰游过。父亲跳到烂泥路上，朝哥哥吼叫：苕畜生，还不快跑！
哥哥伸着淌血的脖子背着大弟跑远了，父亲担着担子大步朝前，走一段路，歇下担子，回过头来搀扶外婆。
这样走走停停，下午三点到了人声鼎沸的洪湖隔堤。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我的哥哥和大弟？外婆抱着死了样的小弟，往他嘴里塞仁丹，一边哭诉：要这个讨债的死伢做么事哟！两个活蹦乱跳的伢不见了！旁边的人见我的小弟烧得口鼻流血，给我们挪了一块地方，父亲用扁担、竹篙和床单、蚊帐搭了一块荫凉地，让外婆歇着，然后招呼我一起到堤下的红薯地里找红薯。
一连下了十多天的雨，红薯地烂透了，红薯藤一拽就起来，带着胡萝卜样大小的红薯根根。拽红薯的时候见到了我的哥哥和大弟，他们两人都打着赤膊，长裤和汗衫脱下来扎了口，硬梆梆地装着红薯。父亲让我领着哥哥和大弟上堤给外婆看，好让外婆放心。然后大弟留在外婆身边，我和哥哥再去红薯地。
已经找不着多少红薯了，父亲带我们去包谷地里掰包谷。密不透风的包谷杆泡在半人深的水里，里面没有几个人。我们刚掰了几个，哥哥杀猪样地尖叫起来，两手乱甩着，跑出了包谷地——原来他掰着了一条蛇！我定睛一看，好多包谷杆上都缠着青绿的蛇！我同样杀猪样地尖叫着跑出了包谷地。
父亲颤抖着嗓子骂：苕畜生！不掰包谷明天饿死你们！水蛇怕么事？水蛇咬个包，走到家就消！任父亲骂破天，我和哥哥只站在包谷地外面哭。父亲没办法，只好说你们去找点柴禾，找几块砖搭个灶。养你们这些苕畜生做么事！父亲当年只有36岁，有大学学历，本应该是一个风华正茂的知识分子，可他却像一个农妇样地恶骂自己的孩子。
哥哥差两个月才满14岁，看块头比成年人还壮。他带我到堤边的一个村子里去，村子被洗劫了一样，看不到一个人，看不到一块砖，看不到一根柴。哥哥踹开一扇窗户，翻进去拆了人家的灶，扔出来十几快黑乎乎的砖头，还有一把斧头。哥哥让我先往堤上搬砖头，他拿斧头砍门口系着铁丝绳的树桩，砍豆角架，砍葫芦架，这些晒干了都可以当柴烧。
我抱着四块砖头往堤上去，立刻有几个男女大呼小叫地奔下来。他们问我砖头从哪里来的，我只看着砖头不吭声，被他们拽着胳膊一路挣扎着哭喊着来到了哥哥面前。他们伸胳膊拍胸脯地叫骂起来：出了鬼了，光天白日的来了抢犯！上去扭住哥哥。哥哥一边挣扎一边大叫：老子不砍它们，大水来了还不是要冲了它们！
哥哥的武汉口音救了他。一个戴眼睛的黑大汉哈哈大笑着说，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拍着哥哥的肩膀说，我是陈瞎子，六〇年来农场的，农场的知青都叫我陈拐子！兄弟叫么事啊？哥哥翻了翻眼睛说，我叫苕畜生，我爸爸起的名字。几个人都大笑起来。
日薄西山，我们一家煮红薯、包谷的时候，队长来了。队长说，好，你们一家老少都不缺，好！狗日的癞痢把猫子挂房梁上了，我清点人数才知道，得把那妮子弄出来。癞痢曾经把他老婆生下的第四个女儿溺死在尿桶里，给判了两年徒刑。猫子是他的第五个女儿，和我小弟前后几天出生。癞痢老缠着我外婆，要拿猫子换我小弟。外婆当然不干，她一辈子就一个女儿，用她的话说，吃够了没有儿子的苦，有儿子也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活受罪了。
父亲用清凉油涂抹身上被蚊虫、水蛇咬起的大包小包，然后定定地看着队长，等着队长往下说。
队长说弄了3条船，找几个人回畜牧队把猫子救下，不知给老鼠咬死了没有，死了就算了，没死就弄来。然后再到总场学校去取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东西，一家只准取一件，船小装不下太多。
父亲和几个青壮年上了停在洪湖隔堤外——东荆河上的小船，哥哥吵着要去，他说他在汉口每天都泡在长江里，一天游几个来回。万一长江倒口的水来势凶猛，小船抵挡不住，他水性好，可以救父亲的命。气得父亲恶骂：苕畜生，再胡说八道老子打断你的腿！哥哥只好委委屈屈地站在堤上，看着父亲他们驾着小船往太阳下沉的地方远远地不见了。
下半夜的时候，父亲他们回来了，剩下一口气的猫子连同装她的背篓一起交给了癞痢的老婆；交给癞痢的是一口包着毛蓝布箱套的皮箱。癞痢没看猫子一眼，看到皮箱就一脚踹下河去，箱子往下滚的时候开了口，里面有几件单衣，再就是每年发的毛选、语录、宝像纪念章。癞痢破口大骂，骂队长不让他跟船去；骂驾船去的人不安好心，他家存放在学校的两麻袋棉袄、棉裤、棉絮，这些顶事的一件没取来，把个不挡事的空箱子取来，存心要让他一家冬天光屁股。
队长把那滚落到河边的毛选、语录、宝像纪念章捡回箱子里，非常严正地对癞痢说：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小小水灾算什么？你龟孙哭个毬！癞痢冲下堤，要自己驾船去总场学校取那装在麻袋里的棉衣棉被，被队长等几个人死死地摁在地上动弹不得。旁边有人嘀咕：癞痢还得判刑！胆敢把猫子挂在房梁上等死！队长不让他跟船去是对的！他去了肯定添乱……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堤内已是一片汪洋。昨天我和哥哥找砖头的那个村子，只剩下一片黑瓦在浊水里浮着，暂时还没有坍塌下去。父亲蹲在堤外的东荆河边，一页一页地清洗昨天凌晨忙乱中掉到脏水里玷污了的毛选四卷；外婆给睁开了眼的小弟喂水，擦清凉油，一边说，你这伢大难不死，日后必有大福大贵呀，外婆等着享你的福呀！没想到外婆后来真的享了小弟的福。小弟成年后，外婆一直跟小弟住在一起，由小弟给外婆端吃端喝，端屎端尿。数九严冬，哈气成冰，外婆尿了床，小弟就把自己的热被窝让给外婆，自己在桌上一趴就是一夜。外婆见了我们这些小弟的哥哥姐姐就说，你们个个比小弟有本事，但你们个个不如小弟有孝心。当然，这是后话了。
哥哥迷迷糊糊地醒来，以为像往常一样，睡在长江大堤口的砖垛上，顺手把身下的凉席揭了起来，突然他疯了样地又甩手又跺脚地尖声狂叫起来，直奔东荆河，一头扎进水里，好半天才露出头来。几个大人跳下河要把他拖起来，他死活不肯。他说他要游回武汉去，再也不在这大堤上睡了。原来他揭起凉席的时候，看见了被他压扁了的蛇，没压扁的还在蠢蠢蠕动。
于是，蜿蜒百里的洪湖隔堤，这一天就在各家各户揭席子的尖叫声中彻底地苏醒了。
这一天——1969年7月21日，远在武汉的母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长江大堤在洪湖境内的田家口溃堤的消息，并听播音员说几十万受灾群众已被妥善安置在沔阳县境内，母亲便买了当天去水洪口的船票，辗转到了沔阳县城，打听到我们所在农场的灾民被安置在西流河区，母亲又赶到西流河，又扑空……只到半个月以后，我们和母亲才在沙湖区的小街上愕然相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在的畜牧队在农场所有人的口里，都是劳改队，集中了农场的“五类分子”，绵延百里洪湖隔堤上的灾民有十几万，我们是最后一批被送往沔阳县境内的。
前不久，我回农场参加初中毕业45周年同学会，想到畜牧队看看，同学说，畜牧队早解散了，“五类分子”摘帽后，大都返城了，没有返城的也搬到总场、分场等相对繁华的地方安身立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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