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周永威​：岳母是右派家属，挺直腰熬过苦难岁月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岳母去了，去了天堂

作者：周永威

12月3日凌晨，78岁的岳母在与股骨头断裂、高血压、心肌梗塞、肾衰竭诸病齐发抗争8年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合起双眼，去了。

第一次见到岳母是1970年的3月——当然那时她还不是这么个身份——区里组织的“一打三反”批判会上。会场就在男学员的挨墙四周都是地舖的宿舍里。被集中起来的各单位90%的职工当然包括教师医生护士总共一百多人不分男女大都坐在舖沿或舖上，中间空着的地方摆着两张桌子几把高低椅子。椅子上面除了坐会议核心组（也叫专案组）成员，一个被批斗对象，也坐了几个普通学员。

其中还有个女的，看去30多岁，身材高挑，模样端庄，气质不俗；在那男女都不怎么讲究穿着的年代，她那贴身的薄棉袄，棕色的大襟罩褂，依然让人感到抢眼。她在会上从不发言；表情平淡，在声讨敌人时既不表示愤怒在忆苦思甜时也不表示痛苦；奇怪的是她还抽烟，不是一支接一支的抽，而是一截接一截的抽。以后我知道了：她叫邹成梅，区卫生院护士——好多年以后我的岳母。

岳母一生命运坎坷。20多岁时，出身富农的丈夫被打成右派。

岳父以后同我们聊天时说，当时在县礼堂宣布文件后，他还不觉得问题有多严重——反右期间他确实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做什么出格的事，以为过几日又会去上班。可没两天不光税务所所长的职位没了，并且工作也丢了，先被集中赶到高寒地区强迫劳动，3个月后直接遣返回老家。

从此，岳母一人带两个女儿过日子，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

有次岳母好不容易买了点肥肉，把油熬过后将油渣盛在碗里准备做包面吃。待她下班回房间，发现三岁多点的小女儿娅平倒在地上，眼睛翻白，嘴巴鼓鼓的，几乎没有了气息。她赶紧把孩子弄到手术室，医生从那已成紫色的嘴巴里一块块地掏，竟然掏出了小半碗的油渣。这才救了一命。

原来一直在旁边看着熬油的娅平待妈妈出门，还没有等油渣全冷，就将它们一块块地往嘴巴里塞，因为那东西太香了太好吃了，又害怕妈妈一会推门进来，便顾不上吞噎，结果小小的喉咙嘴巴全被堵死了。要是岳母晚两分钟回房间，怎么哭都来不及了。

政治歧视更是如影随形。每次运动，不是批判对象，就是可拉可推的边缘人物，决不会有扬眉吐气的日子。

文革后，随着岳父问题的改正，三个女儿相继成家，光景渐有起色；可身体却越来越差，退休前一场肺结核让她元气大伤；快70岁时一天去超市购物，失足摔倒股骨头断裂，造成5级伤残，跟着并发心肌梗塞、高血压、肾衰诸病。从那以后，常人难以忍受的肉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折磨还有长期的失眠阶段性的饥饿……伴随她老人家整整8年。

也正是这多舛的命运坎坷的人生，造就了岳母坚韧的性格。

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是衣衫褴褛，就是蓬头垢面。这一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弱势，工农兵都没什么吃的穿的，他们境况就更糟糕了；二是即使个别稍好些，也没那胆量把自己整的比革命者光鲜。岳母厉害。她全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她不光把3个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她自己也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加上她那颀长的身材，冷艳的气质，到哪都是一道可圈可点的风景。

1972年，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卫生院打点滴时病情突然急剧恶化，抢救无效死亡。打针的正是岳母。一时间她被推上风口浪尖。医院院长的爱人余医生那时左得出奇，不仅会上喊，平时也不避岳母到处指称“邹成梅搞阶级报复”“故意杀人”等等。大小调查组进进出出，各级领导来来去去，这会那会一场接着一场。

好个岳母，该发言就发言，该上班就上班，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也照常睡觉。最后结论出来了：完全是输液厂家的责任，与岳母无关。事后心地善良的死者家属甚至还背着一背篓土豆，到岳母家好言安慰“您受委屈了”。

1974年的2月，天气冷飕飕的。我和岳母的大女儿偷偷三年愈演愈烈的恋情，终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由于女方的身份是正在下乡的知识青年，我就成了“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犯。事态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停职，审查，关押，逮捕，游斗，公判，劳改。

4月的一天，公安局把我押到区所在地召开大会批斗。幸灾乐祸的余医生在医院宿舍的走廊里拖着长腔，“把周永威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真是大快人心！”一声高一声，巴掌大的卫生院旮旯角落听的清清楚楚，显然，她不光是喊给全院医生护士家属等听的，更是喊给岳母听的，为的是让她母女俩丢人出丑。

两天后，卫生院召开例行学习会“斗私批修”，主持人院长开场白刚过，未等书记补充，岳母出人意外站起发言：“今天斗私批修，请同志们给我提意见。”好一会没人讲话。“那我点名了，”岳母冷冷地看着坐在旁边院长的妻子，“余医生，你提，我保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没有。”

余医生“我没有”三字刚出口，岳母“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搧到她的脸上。“你没有？！你没有谁信？！怎么这时候不敢提了？！怎么不搞光明正大了？！”在场的人一下全蒙了，然而都没有，也包括院长，作出不得了的反应。

第二天，书记找岳母谈话，要她写份深刻的检查。岳母没写。再催，还是没写。不久，事情竟不了了之。说来也怪，打那以后，余医生会上会下，彻底地闭嘴了。

2002年9月的一天，已经数病缠身年快70的岳母遭遇了她一生最大的灾难：在超市场摔倒，股骨断裂，五级伤残。此后8年再也没能站立起来，日夜蹍转于床榻轮椅之间。

最痛苦的日子里，老人家不能动，一动就牵起周身钻心的痛；不能吃，一吃就恶心，干呕；也彻夜的睡不着，睁着眼睛，闭着眼睛，眯着眼睛从黄昏熬到天亮。

即便如此，她依然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从不言放弃。她服药，每餐不是一片两片，而是一包，大的小的称起来差不多有1两重。岳母一日三餐，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服药太多，胃肠功能损害十分严重。吃东西成了她莫大的负担，以至于碗才端起就想放下。不过就像她常常说的，“我总是自己鼓励自己：吃，必须吃。”饭吃不下，她就想象自己曾经觉得好吃的东西让岳父去弄，让我们去弄。

一段时间，岳母竟靠一种叫“兰花豆”的零食当作主食，每餐吃那么几颗度日。长期的忍饥挨饿，营养不良，几年下来，老人家完全成了皮包骨。与瀕临死亡的晚期癌症患者一样，全身点点肉都没有了。可怜透过那张松驰的皮肤，都能看到里面那副苍白的骨架和付在上面的那些紫色的血管。

在最后日子里，岳母不甘心躺在家里的床上束手待毙，提出去宜昌大医院治疗，希望出现生命的转机。如是几个小时的颠簸，耗尽了她老人家所有的气力。

半夜小解，她和守护病床前的大女儿怎么努力都没法把便器放到位，又找来护士帮忙。好大一会仍然不得要领。“来，”老人家气若游丝，轻轻的说，“你们一边一个把我兜着，我喊1、2、3，我们一起用力。”稍会，岳母双手撑着垫被，屏足力气，“一，二——，三。”

“那个场景，那个声调，我永远都忘不了。”妻子事后跟我述说，眼睛噙着泪水。

与灾难不屈不饶的抗击8年后，岳母终于去了。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痛苦，老人家得到了彻底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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