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丨金弢：阴差阳错进作协，人生就此改变轨道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摄于北京双榆树

金弢 ，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县分水公社儒桥村，77级考进北外德语系本科，81级北外德语系研究生，1985年1月进文化部，1985年3月借调中国作家协会，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曾多次随作家代表团出访欧洲诸国，1980年代末期获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著译不辍。

原题

阴差阳错进作协

作者：金弢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巧合组成。冥冥中这些巧合又像是命中注定，均有事先安排。有人把这种命中注定说成“缘”。近日笔者在翻译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时，文中需要德语“缘”字的迻译，于是作了考证。《新汉德词典》的诠释：“缘”即事先定好的关系或链接、是让人走到一处的命运使然；德解词典：“缘”，也被解释为“命”，是无以施加影响的安排、是人生所定；用宗教概念解释是超越自然、超越命运、超越力所能及的作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是上帝对万物先前所作的安排。照这么说来，我进中国作家协会就是一个“缘”字，是一种缘分。

事情还得从前因说起，先得交代一下我进文化部的缘分：大三时母校北外来了一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其教学理念不同以往德国专家，当然与国内的传统教学更是相去甚远。该教授特别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超常在意学生的语言实践，除了课堂里倡导学生通过自学、考证写出专题报告外，提倡我们接触社会，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其中一例即是离开课堂，去社会作实地采访。于是，我与其他三位同学权宜之计地联系了就近的文化部外文局德文版 《中国建设》 编辑部，用德文采访，以完成教授的作业。

没想到这次采访并非毫无后果。因采访引起了编辑部对我的注意，其一年后在我本科毕业之际，通过教委来我系要人。不巧我考上了读研，不参加分配。然而杂志社“穷追不舍”，等了三年，在我读研结束时再次来校要人。看来他们此番孜孜以求必是从长算计，哪个编辑部怎么也要培养一两个主笔。

再者，我们77级本科生考研，人数在全国又是屈指可数。按当年的国情，单位器重研究生亦是情理之中。然，我是一种不安分的性格，不是能整天寓于办公室的类型。我有预感，一旦进了此单位或许就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虽不讨厌动笔，就性格则更愿意开口，加之北外的校风又是听说领先，自小时候在外校就有了说外语的兴趣和习惯。荒废了口语，我自然不会甘心。

我心仪的职业是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国内国外各地走走，见见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据说我若不读研，或将被分去了外交部。但是我现在被分去了文化部外文局已是铁板钉钉，木已成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想到了在本局内部作调整。可以说，整个外文局，口语再好也是无用武之地。各种杂志社，包括出版社均是凭笔头。

为了避免被套牢在 《中国建设》，我必须去一家局内本不需要增添员工的单位，以方便我日后跳槽。经了解，我知悉了德文《北京周报》已是人满为患，根本无须添加员工，我要去的正是这种单位，有我没我无足轻重。通过关系，我进了《北京周报》。

因为社内编制齐全，我进《周报》并没有得到重用，这正中我下怀。除了因为是研究生毕业，分配办公桌时给了我一张一头沉，而整个办公室其他所有的老员工都只有三屉桌，此外别无特殊待遇。我读研时学的是文学专业，到了报社需要翻译的均是政治文章及外交新闻稿。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的德国文学是学非所用，我在《周报》的翻译工作又是用非所学，整套新闻、政治术语我得从头学起。

正当我两个月来一直无法安心工作之际，“机缘”来了，我没说“机会”，因为这种天赐“良缘”是百年不遇。初春的三月，室外阳光明媚，全办公室除了我别无一人。因为办公电话不在我桌上，今天上午若人马齐全，这个电话我也就接不着了。然而不，巧中之巧是办公室就我一人，接这电话我是责无旁贷。

这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本来找的是图书社，不知怎的，是串了线还是拨错了号，结果阴差阳错地到了我们这里。我一听所要的单位，自然告诉对方是电话错了。然而对方并没马上挂了，继而问了一句我会不会说德语。那还用说？当然咯，我是北外德语毕业；对方又问我懂不懂德国文学？我答：我读研的专业就是日耳曼文学；又问毕业多久了？我说才两个月。对方说，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下个月要接待一个西德作家代表团，作协没有德语翻译，正在向文化部借。对方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并提醒我有个思想准备，没准会借我本人去当中德作家会谈的翻译。

那时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不但人员配备欠缺，机关还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一开始我对这个差使不抱希望，认为对方电话所谈只是信口一说。但我心里认定，这次如若选中了我，那是作协的幸运。我这么说并不是我自负，而是我作过分析。因为当年北京77级本科毕业能招收德语研究生的除了北外就是社科院和北大，而北外的口语又是首屈一指，自己又是文学专业，且酷爱中国文学，加上刚从学校出来，说了七年的德语，印象中这七年里，有过没说中文的日子，但没有没说德语的。

果不其然，中国作协真的找到了我头上。

作协决定了用我，文学会谈配了两名翻译，我属待备，主译是本局的老大学生。会谈安排在什刹海 “文艺之家”，王蒙为中方团长。开始我不翻译，由主翻一人包揽。文革十年，老大学生十年未曾开口，口语必定荒疏，尤其是德语，很难上口，它不像英语有了词汇就能串成句子，德语语法极为复杂。

说德语要考虑变位、变格、阴阳中性、单复数及时态等，这些都有随即的变化，如果平时不娴熟，说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要素，就是心里明白，词儿到了嘴边也是出不来。

往往一句话十个单词，你要考虑的因素就有十个，每个单词都会根据当时的句子随时起变化。阴阳中性、四个格交叉相乘就有了十二种变化的可能，加上单复数的出现，这种变化增加到二十四种；不像英语，复数一般加 S 就行了，而德语名词的复数，每个单词都有各自的不同，就像 “门” 跟 “窗” 的复数变化不一样，狗跟猫也不一样，天上和地下便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每个名词的复数都必须逐个熟记于心，这还不够。

本来门跟窗的复数形式各有各的不同，这时，光是门的复数形式在四种不同的格中都会不一样；德国人能说德语，是因为他们说熟了任何一个单词在句子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尽管这样，就是德国人说话还时常犯错误。很多德国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德语一旦落成文字，语法错误数见不鲜。

德国人对听懂德语到能表达，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从耳朵到脑子只有十厘米，但从脑子到嘴巴却是十千米，此话足以证明说德语的难度。加之要担任文学翻译，若未曾学过日耳曼文学专业，一旦中方作家引用卡夫卡的《变形记》，他都不知道德语原文该怎么说！

所以，对一个十年未曾开口的中德翻译，此种口译会是一种折磨。

会议厅里，顶头摆着一张三人大沙发，王蒙坐中间，他左边是一位德国女作家，右手边是首席翻译。对着主席台右侧，头里坐着韦君宜，后面是我，往下是鲍昌、张洁、张抗抗等，外联部主任也在场，身边是北大德语老师。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学里基本上没有教授，充其量是讲师。会谈休息期间，主译短时离开，王蒙看着我，拍拍右边的空位子，让我坐到他身边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觉得我口语熟练，又学过日耳曼文学，让我往下担任主译。但是，我毕竟刚出校门，涉世不深，又怕得罪同行，终究没坐过去。

然而主译已定为紧接出访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作家团翻译，文化部大印都盖掉了几个，护照也办了，制装费也发了。王蒙有想法，外联部有打算。就在德国团刚离京去了外地，作协马上向国务院申请给文化部下调令，通知很快到了《北京周报》。此事只争朝夕，一是出访在即，二是签证办理已迫在眉睫，又则此为一空前绝后的大团，组团过程外联部亟需帮手。

《周报》老领导和蔼地问我，上面有意调我去作协，征求我的意见。我答：求之不得。主任说，才来两个月就走了，不过，来时部里也不缺人手。我笑笑。

进了作协外联部，刚安顿好办工位置，主任就来了，说：已决定这次你随团出访，去财务处领服装费，抓紧时间制装。我问：不是说好是那位翻译同行吗？主任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干部，情况变了。你的德语我问过北大的倪老师了。希望你好好干！我答应：会的！

在作协外联部，讲虚龄我头尾四年。首次出访西柏林，顺访联邦德国，因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我们众多作家的翻译作品，那一站文学活动尤其频繁，我也有了较多的亮相机会。是年秋，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给我发来了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邀请，其实在慕尼黑时，部主任已口头发出了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时干得不亦乐乎！

现在看来，没有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我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

足足三年半后，我感到自己的所学在枯竭，想出国深造一程。正好那年十月，作协有一大团去汉堡参加中国国庆——汉堡中德文化周，我想因公带私将两次活动连接起来，遂致函巴州文化部询问当年的邀请是否仍然有效。回复是：“我们对您的邀请终身有效”。因考虑到访问学者结束后会去慕尼黑大学听课，需要签证延长，出行前，我便去北京公安局办了私人护照。我是带着三本有效护照、两个有效签证出的国。

在作协外联部工作期间，部领导对我们年轻干部关爱备至、非常包涵。我翻译的小说《香水》就是一边上班一边完成的，这我在《香水缘》一文中已有描述，我的学者访问及留学德国，领导也热情支持。

因我走后在外滞留多久是个未知数，我的工作后继需要有人是理所应当，是时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领导找过我谈话，觉得我反正出国机会多，这次出访就不参加了，让新同事历练一次，我没有反对。

然而一天上午，德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官员来作协谈这次出访事宜，当着两位部领导的面提出，为了确保文化活动的圆满成功，汉堡文化局希望，此团翻译仍然由我承担。自一九八五年起，多次出访汉堡，他们对我已是知根知底，不想换人了。德意志就是这么一个保守的民族。我正好在场，那回又是德方出资，两位领导于是没说什么。

决定了我随团出访，我即联系慕尼黑，取消赴德机票。文化部说：不要我们负担您来德机票，每月的奖学金可加上几百。这又是德国人的合理。既然答应了出国际旅费，这笔款他们就不收回了。

紧接着我要通知汉堡，我的返程机票不用了，只需一张境内由汉堡飞慕尼黑的联程。完成了汉堡活动，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事毕，我将团内财务账目理清，例好清单，让团长过目、签字，连同账目，将剩余的公款现金委托张洁带回国。送走了代表团后，我把团长、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然后一人飞抵慕尼黑，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2020 年12月1日易稿慕尼黑

外一篇

记忆中的王元化

作者：金弢

命中注定，我跟前辈王元化老师只有一面之缘。

1988年春，若外事接待计划照常进行，我跟王老就没有了邂逅之缘。这还得感谢当时的西德赛德尔夫人。前一年，应夫人私人出资邀请，马拉沁夫、莫言、从维熙、高晓声、王安忆、张承志等十来位作家访问西德足足一个月，我任随团翻译；这回是赛夫人团对我们的回访。中国作家协会将来访团安排在北京西苑饭店。

没想到，始终替中国着想的赛夫人第二天找到我，称中国刚结束“文革”，尚未走出贫困，国家需要钱，我们团住在西苑太贵，没必要这么奢侈豪华，要求第二天换去一家普通的旅馆即是，说团员都是西德左派，他们会很适应的。权宜之计，我在西苑侧面毗邻百万庄就近安排了一家小酒店，在办理入住手续时，与王老相遇、相识。

赛夫人是我们1980年代出访西德最友好的人士，在此不得不对她有些交代。她跟我们初次认识是1985年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王蒙带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十六人作家大团出席。赛夫人找到我们，表示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的期待，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并肩世界强林的世纪。赛夫人家产万贯，愿意拿出一笔雄厚的资金，邀请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国作家团访德，看看外面的世界，资以参照。

访德期间她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除了承担国际旅费、在德食住行一切费用，还给每位作家昂贵的礼物和丰硕的零花钱，她懂得人民币在德国无法流通；整个安排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但在回访中，她时时想着为我国节省，一切安排要求远离奢华二字，从西苑五星级饭店退房即是一例。

然而于我这似乎又是冥冥中的安排，我有机缘认识了王元化前辈。饭店的服务台前，他耐心等在一边，看到我给全团办完了入住手续后，搭话问我是什么单位的。听说我是作协的，他称自己也是作协的，后来得知还是我们的领导。王老即日夜间就要去瑞典，参加国际笔会，是中方代表。他神情沉郁，正在为与会的发言稿犯愁！说自己对北欧文学没有专门研究，所知也是凤毛麟角，不知讲稿该怎么写，话题又从何开始。

一听说他要去瑞典开会，我马上表示，我刚翻译完成瑞典斯特林堡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狂人辩词》，书中有作者的一句话：“在我的案头放着来自开罗、北京、巴黎的信笺。” 这证明在20世纪初，斯特林堡跟中国已有了文化交流，加之，他是瑞典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家，文学地位无异于我们的鲁迅。听到此，王老忧心忡忡的脸色顿间释然。“好！太好了！我就从这一话题说起，讲讲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王老如释重负。

接下来王老关心地细细询问了我的年纪、学历、专业，称赞而立之年，意气风发，鼓励我努力工作，事业有成！话及我的翻译时，他叮嘱我，等书印行后千万要送他一本，并给我留了名片。

而后，我应德国外交部访问学者邀请去了德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给我往德国寄来了《狂人辩词》的样书，我心里一直惦着对王老的允诺，希望不久有一天跟他重逢，把书送给他，心里总是想：不急，来日方长。怎能想到这一错念铸成了永生的遗憾，成了千古恨！

后来在海外媒体得知了他的过世，我悲悔交集！刚刚通过网络的查询，还解开了纠结我十二年的一个谜：

2008——北京奥运年，德国电视台为宣传中国，追踪拍摄我的生平纪录片到了北京，中国作协作为邀请单位出面宴请摄制组。我原来的室友，时任作协外联部主任通知我，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坚持出面主持宴请，室友为其的兴致与执着颇为疑惑。今天我才知悉，1980年代金炳华在上海已参与了众多市委的文教工作，1991年，多年后接替了王老曾经的旧职，也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生前，他俩一定有过我的话题。

人生不再，何止惜哉！网络资料让我知道，王元化前辈是2008年5月9日离世的，而只相差一天，我们的摄制组是2008年5月8日下午抵达的上海。能事先醒悟人生缘分就此一线间，我无论如何也会让上海作家协会安排我跟王老见上一面，然而今天却成了无尽的悲叹。值此先生百年诞生之际，怀念您，王老！但愿您安息九泉，明白了晚辈的一片心意！ 

2020年11月30日 德国慕尼黑

金弢专页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系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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