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严向群：家住北京，我被运墙砖的大卡车撞飞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古城的记忆

作者：严向群

1957年7月，我降生在北京现在的隆福寺医院，那时叫“中直机关第四附属医院”。

当年的“隆福寺”，在我孩提时代被父母春节带去赶庙会的记忆里，是真正的古香古色——高大的牌楼，典雅的寺庙，七彩的风车，鲜红的糖葫芦......

对于隆福寺的记忆，已经是晚于我出生后就入住的东四十条42号那个四合院了，那该是古城最鲜明的建筑符号。那是个个前有影壁，中有主院，后有后院， 侧有花园的规整四合院，给幼小的我留下的是建筑恢宏的记忆......

还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曾在一个周末抱着我去了北海公园。这该是我第一次和北京市区保存最好、年代最久远（金代）的文物古迹零距离接触，尽管是懵懵懂懂的。据我小姨回忆，当时公园里反反复复播放着张权的《宝贝》。网上说这首歌的首唱是刘淑芳，时在1961年，是小姨记错了?

进入小学后，我对古城建筑的记忆幡然西化：团中央机关大院办公楼的外立面是典雅的砂石岩，院内工字楼的斜坡门廊前有椭圆形的喷水池，就是东洋兵留下的“兵营”——后来四足鼎立的宿舍楼，也是家家门前一条宽阔的走廊，家中都是红漆木地板，更不要说东交民巷小学校园里那座尖顶摩天的教堂和墙壁上五彩斑斓的花玻璃窗了......

西化归西化，古城建筑于年幼的我还是如影随形——“城根儿”的同学无时不在提醒我，北京的古城墙距离我们的居所(团中央大院)和学校(东交民巷小学)，都不到一箭之遥。那就是现在位于前三门大街的北京内城墙。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施工方以备战需要申请延城墙沿线修建二号线，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城楼、崇文门城楼......至今想来都要扼腕叹息的，是那1419年将北京南城墙南移500多米，建在今天的前三门一线的北京古城墙，五百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化为一车车砖土，被大卡车运到城外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一个夏日周末的早上， 父母差遣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去南河沿口上的小铺买咸菜，大约是早餐要喝粥吧......我把一个饭盒夹在后车架上，就奔了长安街。在完成采购任务后，沿着机关大院门前小花园西侧道路向南骑行的时候，一辆拉城墙砖土的大卡车在我后面轰然作响......

骑在前面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条路对于那辆大卡车是过于狭窄了，我是溜边继续骑行呢，还是向左拐进小花园呢。现在看来我的心理素质差，自小有之——犹犹豫豫，最后还是一咬牙扭转车把横穿马路 ...... 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凭借想象和推理了：司机见状急转方向盘，终因惯性太大还是刮倒了我的车，压扁了车后夹着的饭盒，我摔在马路上之前有没有象沈腾的小品中描述的——飞出去，飞出去了多少米，不得而知。

当我恢复知觉时，感觉飘忽忽地悬在空中，原来那司机正举着我要往打开的后槽帮上放呢。不愿示弱的我虽然这时候还是晕晕乎乎，但还是强打精神对那惊恐万状的司机说“我没事”，那司机如释重负地把我放下来，问了句“真没事啊?”得到我肯定答复后，司机钻进驾驶室夺路而逃。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什么交通法规，更没有“肇事逃逸”一说，但是如果真要让他把我送进医院，负担无法预期的医疗费，也够那时工资超低的卡车司机喝一壶的。

待我转身去看那洒满一地的咸菜和被压扁的饭盒，才想到我此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头昏脑胀地又推车去了小卖部，到那里才发现饭盒已经无法装咸菜了，自行车也不能正常骑行了，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大院姗姗而行。走到半路，碰到闻讯赶来的父母，才知道这“讯”是路过的路东文（还是他妹妹?）看到后回大院去通报的。

回到家里，我好像还是不能完全恢复清醒，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我也答不上来。然后他们就让我坐在小板凳上休息，我至今还记得我长时间坐在那里发呆的样子。或许是我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有点长，父母认为我是被撞傻了，周一便带我去同仁医院做检查，结果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现在想来当年医院的检测手段十分有限，不可能有今天诸如脑电图、脑核磁共振之类的仪器，加上动乱期间人如草芥，别说撞晕了一次，更严重的又能怎样?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回首评价一下我少年时代的这次“重大事故”，感觉还是不能像当年那个医生诊断的那么轻描淡写。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对被撞之前的记忆明显淡薄，特别是幼儿园时期的经历，能写出来的远没有被撞之后的经历翔实，这个可以从发小高昕、贾鸣等人的记忆中印证。还有就是对小学附近城墙的记忆，也几近归零。至于智商，因为此前没有什么评价标准， 加上动乱时期学业荒废，所以似乎无从判断。但是我自认为在同龄人中智商最多是中等，特别是对于数理化和英文的领悟和记忆上更差。记得高中开化学课，课后作业是最简单的：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我都答不上来，数理逻辑的思维能力明显不如同龄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这些是不是和那次被撞有直接关系呢?

言归古城。当年北京拆城墙于我都是伤筋动骨，更不要说对梁先生认为是有生命的古城“肌理” 了。1969年父母去干校后，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深挖洞， 广积粮，不称霸”。北京闻风而动，就是当时我所在的北门仓小学，校园里也是破土动工，没日没夜地在挖地三尺。一个最触目惊心的案例：夜幕降临，一个贪玩的小学生在深沟边爬上跳下，没想到一个还在沟中挥锹挖土的老师铁锹上扬时，正好铲到小学生的脸上，据说整个鼻子都翻了起来......老师把这个事情作为让我们放学必须回家的理由，我听后真是不寒而栗。

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及房屋，1969年我在北门仓上小学的时候，东直门城楼的城垛子还有多半截，对于年少的我们，足以登高望远了。经常是在晚餐后，我们沿着仓夹道，就走到了东直门内大街上，攀上拆了一半的东直门，坐在顶上看日落。

父母去干校前，又带我去了一次北海，与我第一次去已经隔了十年。那次印象深刻的，是我对划船特别感兴趣，总想着什么时候再划一次；对于金代行宫的古建筑毫无感觉，这于时年12岁的我再正常不过了吧。在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的写实场景中，我听到的却是慷慨激昂的文革歌曲，看到的是乱哄哄的人流，与《让我们荡起双浆》歌曲中的抒情氛围大相径庭。

1973年从干校回来，我们进入的北京第61中，竟然离原来内城的东城墙又是不到一箭之遥，可此时那巍峨的城墙早已灰飞烟灭，就是挖下去的地铁通道也被覆盖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豁口”那个公交站，说明当年这里曾经是城墙开口子的地方。针对当年有人认为城墙妨碍了首都交通，梁林二先生就说过：多开几个口子不就行了。对此，梁思成在据理力争时悲极而泣，居然被最高首长反讽为：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也要哭鼻子......而且定性为“这是政治问题”，一言九鼎，谁还敢说话。

有形的痕迹是烟消云散了，无形的痕迹还是随处可见。比较而言，61中同学中，来自“城根儿” 的要比东交民巷小学多得多。那时候我才知道，北京“城根儿”的居民大都是外来户，属于北京贫民阶层。在城根儿从搭窝棚到建房，可以省去一面墙的建筑材料，这对生活拮据的贫民来说可是“唯此为大”。那些居民从事的大都是摇煤球、搓澡、拉人力车等卑微的行当。体现在同学中间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课间经常有男同学之间勾肩搭臂，完全是后来我在内蒙古那达慕看到的专业摔跤架势。我推测城根儿肯定有许多从内蒙进京拉骆驼的先民，把这传统体育活动带进了京城。

那时候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喜报胡同”，幼时胡同大院的模样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连接那大院另一半的月亮门已经被封闭，另一半的院子已经成了大杂院，这个当然要拜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 和文革所赐，只不过是我们后来住进大院而不知道罢了。N多年后，当年同住“喜报胡同”的发小高昕从美国回来，我们兴致勃勃地去故地重游，才领略了“大杂院”的风采——我们当年打篮球的院子，已经被一排排密不透风的小平房占据，那空旷的院子居然能冒出这么多排，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从干校后来的第一个冬天，我们结伴去了颐和园，这是我又一次和京城的文物古迹零距离接触。此后得益于同宿舍的扬波熏陶，我们同去北海阅古楼读三希堂法帖，去故宫看文物......

1975年初海城地震后，扬波频频约我去故宫，他的一个理由居然是：砖木结构，安全。这才让我去审视古代和现代建筑的本质区别，但是距离认识斗拱、飞檐、鸱吻这些中国古建筑的精髓还差之千里，这和当时不知西方建筑为何物直接相关。

1978年高考前一天，我和高昕、张向东等相约“彻底放松一天”，本来是约扬波去颐和园划船，后来不知怎么改到了北海，把从清华跑去颐和园的扬波放了鸽子。事后我问他，有没有按事先约定租船了？后来的数学终身教授当时就心思缜密，不见兔子不撒鹰，对我们的爽约非常淡定。在北海划船时，我耐不住酷热，跳到水里去游泳。张向东说我游的速度赶不上他划船的速度，我还不相信，没想到扑通了几下还真追不上，只好讨饶。

大学毕业回到北京，眼见得起高楼，眼见得拆胡同；耳听得梁林故居去留争议声，耳听得推土机隆隆作响......

在第一个被分配到的单位农业部工作期间，高昕已经准备赴美留学了。在他行前，我们高考前同去划船的三人故地重游，又去了一趟北海，这时候已经是数九寒冬冰冻三尺了。那时候北海也就是我们聚会和散心的地方，对于其中的文物价值和来龙去脉并无太多兴趣，高昕的兴趣在英文，见我把“盥洗间”听成了“图书馆”，还特别给我解释了一下“盥洗间”在英文中的多种表达方式。我当时就是不安心工作，一心想着怎么调出农业部。

在农业部工作没几年，调入二外旅游研究所，我在一篇论文里用了句老北京的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来形容古城文物古迹之多。一个副教授批语说我这么写不严谨，总是可以数清的。这个“神批复”引起哄堂大笑后，何方之子何小黎调侃道，他没让你去数就不错了......这个时候我还真没有去过卢沟桥呢。

刚刚加入研究所的1985年，扬波从美国回来省亲，通过我已经联系上的中学女同学王克微，混进了从西华门进入的故宫“修复厂”。高中毕业后就分配到这里的王克微，此时身穿白大褂，干着刷浆糊裱褙和描龙画凤的精细活儿。利用十年“地主”的种种优势，王克微带我们去玩具修复的古院落看当年洋人送老佛爷的西洋钟表和玩具，去一个更大的院落看多人在一起修复《清明上河图》......扬波记忆更深的则是我俩骑着自行车，一直从西华门进到了太和门广场上，体会了一把末代皇帝在宫内骑自行车的感觉。

在研究所期间，岳父母来京。我在背了一遍我们自己编辑的《中国旅游大全》的相关段落后， 便带他们去了景山和北海。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导游那种如数家珍的自豪感，正在我津津乐道的时候，岳父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北平什么时候改名北京的?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我刚看过的书里没写过啊......

进入旅行社后，第一次去卢沟桥拍照片还是搭车去的。没想到后来在那附近买了房子，早晚去拍片易如反掌。我很早就发现了桥下的轮廓光，还和发小丹非交流过。那也就是后来被趋之若鹜的所谓“金光穿洞”，反倒让我感觉味同嚼蜡了。卢沟桥去了N多次，狮子却是还没数清。

在旅行社第一次使用玛米亚中画幅相机拍风光，我兴奋地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去了颐和园。她小小的个头儿，兴致勃勃地帮我扛着专业三脚架，该是对她后来喜欢摄影的启蒙吧。从干校回来的1973年，到这次去的1993年，20年间我到过颐和园的次数，远远赶不上后来十年间我去颐和园的次数，此间还结识了颐和园的首席摄影师小姚，在他的协助下，我才能登上文保景点文昌阁， 在高点拍摄颐和园全景。

再次与古城“零距离”接触，是我在拍摄了大量北京风光照片，确定以“北京中轴线”为拍摄专题之后。从南向北，首先就要拍摄复建后的永定门，也就是当年因为要拆除而被林徽因先生指着吴晗鼻子痛斥，并且神预测“五十年后再建”的“假古董”。如果没有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电脑图的对比和当年留下来的照片，我们对“真古董”的真面目无从知晓。在这个貌似巍峨的城门下，我最要感慨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高级知识分子敢于直面强权，直抒胸臆，这是后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短板”。陆定一去世时的遗言：“让人民讲话”，我以为能“让知识分子讲话”足矣。 

从永定门次第向北拍过去，还有一处至今保护完好的古迹让我感受良多，那就是梁林两大师曾经登顶的祈年殿，要知道这可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高度呢。1935年的民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旱涝灾害之下，年初却成立了“旧都文物整修委员会”，这实在是至今都要庆幸不已的的一件大事，没有这个委员会，没有当年对天坛的彻底修缮，这座后来在多个场合被当作古城标识的古迹能否被保留，都要画个问号。

当年为了修缮而勘察，林徽因自豪地说她是第一个登上祈年殿大屋檐的女人，快有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没听说有第二个女性再登上去过。说林徽因是“空前绝后”的奇女子，毫不为过吧。更不消说两位大师在这里和他们的“海归”同事还有一场“表形表意”的争论，直到今天都有现实意义——看着现在那些距离“表形”都有十万八千里的“现代文物”， 时代不是在无时无刻呼唤大师的出现吗?

从天坛与先农坛之间的北京古中轴线向北，穿过正阳门，就来到了今天的北京人中也少为人知的 “中华门”和“千步廊”的位置。建国之初，梁林二先生产生了新政权比前朝更会保护文物的错觉， 林徽因甚至美好地憧憬着恢复在民国时期已经倒塌的千步廊，让被梁思成盛赞的北京中轴线重现古香古色的风采。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仅千步廊只能随岁月灰飞烟灭，就是那作为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建筑风格庄严厚重，具有很高的规制，沿袭了三个历史朝代的“大明门”、“大清门”和“中华门”，也在所谓苏联专家的城市规划中化为乌有。可以想象，当年的梁林两位大师该是怎样的痛心疾首。

所幸的是，那并非大师“初心”的天安门广场，终究还是留下来他们的闪光足迹——纪念碑、 国徽、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特别是纪念碑上林徽因设计出的石雕花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愈发彰显出大师天才智慧的光辉。大师们无法预料的是，当年五四运动梁思成赶赴广场中途被撞，他身后又有了四五、LS等，我在设想如果大师在世，也一定会兴冲冲赶往现场的。四五我没有在北京，LS是在当天赶到广场，攀上华灯底座，想目睹实况而未果。

从天安门再向北，就是闻名中外的故宫了。以交通不便为由，拆城墙之风也曾蔓延到故宫头上来，这肯定是梁思成的最后底线，他愤而疾呼，上书总理，终于让中华民族避免了一场灾难。我通过老培头结识了故宫首席摄影师胡锤，住在附近的我驾车进入西华门去拍故宫，大有熟门熟路、宾至如归之感。有一次碰到故宫在大修，我径直攀上脚手架，在高点拍摄三大殿，让拍摄《看不见的故宫》的摄影师李少白很不以为然，他在地面看见我后也爬了上来，见面就问我是哪的，好像我私闯了他家的民宅。我一提胡锤，他立马三缄其口，拂袖而去。

虽然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进故宫拍摄了，但是想超越当年胡锤的“绝片”几无可能。他当年在宫里大面积布光、文物布景甚至点蜡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只有他一个人抓住了。故宫摄影史上，他是不多的留名者。“人无我有”，也是摄影艺术创作的定则。

故宫北面的景山和北海，距离我当年的家就更近了，经常是步行着就进了北海。有一次和邻居聚餐席间，恰逢雨后彩虹，我离位飞车赶到，可惜天气不够理想。

北海和景山都是有故事的地方，特别是北海毗邻的305医院，与中南海也只是一桥之隔，是1969年后特设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恩来。他在1974年住进305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在医院里会见外宾”的消息。记得有一次高昕的母亲去我家，不无隐忧地对我母亲说，总理住院啦......那时候已是批林批孔之后，顶层矛盾外化，社会上已经传的沸沸扬扬，虽然批林批孔无疾而终，周恩来却是“人有病，天知否”。那时候的忧国忧民比较单纯，直至后来的四五运动。周恩来在305的最后一年半里，曾经从专门为他开的偏门多次进入已为“禁苑”的北海，甚至在仿膳用餐，甚至让人把牌匾上抠去的老舍落款补回来，甚至面对湖水和身边的人讲起老舍投太平湖的惨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肯定是预感到大限降临，说这些也是为了心理平衡吧，都这会儿了，就是谁知道了又能把他怎样。

“禁苑”的北海，虽然是因为地下工程而起，但后来延续了七八年，就应该是张春桥说过的“资产阶级法权”使然了吧。这里除了留下周恩来面授机宜修改肉馅烧饼配方的故事，还有周恩来在仿膳带病批阅文件、清洁工发现卫生间里留下他严重便血痕迹的故事；江青、王洪文跑马，后面一众跟班的故事；江青要到仿膳吃饭与周恩来“撞车”、周恩来回避的故事；江青没吃到豌豆黄让市委书记吴德补请的故事；叶剑英钓到一条四十斤重大青鱼分给周恩来等的故事；邓小平复出后与万里同游的故事；殷承宗住在里面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故事......当年张春桥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北海的“禁苑”史堪为佐证。后来周永康私人会所会沈冰，王雪冰(中行、建行行长) 总统套会影星，不过是“禁苑”故事延续罢了。

时针向后倒拨到解放之初，梁思成力陈卓见，恳请周恩来保护北海团城，让公路拐弯的故事，别有深意。周夹在上峰和科学家之间左右为难，最后居然去问门房：这团城拆得拆不得......梁思成连夜精细勾画渲染出的北海前金鳌玉蝀桥未能保住，所幸团城未遭此厄运。颐和园的小姚曾经利用他在园林局的横向关系，带我们进团城好一通拍。我从团城高点拍白塔的那张，网上广为销售和流传。

拍完北海我们又上了景山。那天好像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焰火彩排，我们在万春亭上拍完日落等着拍焰火。没想到焰火只试放了一次就偃旗息鼓，我们当年都用的是胶片大画幅座机，估计都是猝不及防，谁也没拍到。我还曾在一个雾霾天登上景山顶，拍到的实景当天就多次在网上被购买。在这里拍到的故宫全景鸟瞰，大约无人超越我在黄山碰到的摄影师路顺平，他居然拍到了云海中故宫的无数座琉璃瓦顶。或许因为有几张得意之作，他总爱说这是我设计出来的。

真正在景山动了心思设计的还有江青，她在被羁押前的几个小时，还在设计第二天的新闻头条，招呼了一众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御用摄影师，开赴景山摘苹果。有一张她扭着S 腰摘苹果的照片，网上找不到了。她大约是想起了文革中的“芒果事件”，摘完苹果就分发给随员，也是为记者写报道设计好了“新闻点”。她当然没想到这些设计会是徒劳，这么快就成了阶下囚。

景山后面的寿皇殿，是清朝祭祖的地方，1956年改为北京少年宫，该是北京小学中“特长生”的大本营。我在小学时还没等到有展示什么特长的机会，“文革”就开始了，少年宫自然与我无缘; 女儿小学时虽然电子琴、合唱、国画都曾一一涉猎，但也都是浅尝辄止，没有形成特长。真正和少年宫有交集的，是女儿的入队仪式在那里举行，我去给她拍照片，才第一次进了少年宫。还有一张她在“雷锋纪念亭”前行队礼的照片，可惜没找到。这个古亭以前不知道叫啥名，里面立了个雷锋塑像难免有违和之感。关于雷锋的种种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但是在童年的我和女儿心目中，还是非常高大的英雄形象。

从景山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轴线上景山和钟鼓楼之间出现了大屋顶的后现代建筑，对称矗立于中轴线两侧。我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以为那就是国防部所在地“三座门”，因为每侧的建筑上确实有三个大屋顶。后来才知道真正的“三座门”在景山的前街，是三座古牌坊，50年代为了“疏导交通”而拆除，让梁思成痛心疾首。后来修复的南牌坊也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跨街走向，贴着筒子河而建，让后来的人完全无法想象原来故宫和景山浑然一体的皇家气象。

我总在想，上世纪五十年代，限于认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简单粗暴地拆除还“情有可原”，而在当下地下挖掘技术那么先进、北京地铁密布的条件下，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挖一条更加宽敞的地下通道，而把“三座门”乃至金鳌玉蝀桥的牌坊重新跨街修复呢?

我以前以为的“三座门”原来是1954年出自设计师陈登鏊之手，其中既有前苏联的高层、体量大的建筑风格，又有重檐庑廓的中式传统大屋顶，堪称是那个时代建筑师纠结心态的深刻体现。仅从建筑高度，就可以断定不符合梁思成的古城保护理念，而与鼓楼大屋顶格式、颜色搭调的顶层，又是堪称幸运的一笔，为突兀的建筑稍微遮丑。

从这座为总政总参修建的家属楼可以看出，设计此楼时，梁陈方案已经被弃如敝履，前苏联专家的旧城中心设计方案被采纳，前苏联专家倡导的“民族化”得到了充分体现，以致后来在批判“大屋顶”时，前苏联专家的赞许让陈登鏊逃过一劫。

我在农业部工作时，曾去东侧那个总政家属楼给高苗送个什么东西，虽然没有进入人家，但是那宽大的走廊给我印象深刻，这是和这个特别建筑的最近一次接触了。

从寿皇殿到鼓楼之间还有两个重要历史文物：地安门和后门桥。早在我出生前两年半就已拆除的地安门，不仅我没有见过，就是北迁来京工作的父母应该也没有看到过，而今只能在老照片上一睹它的古香古色了。对于这座和天安门遥遥相对、具有同样文物价值的古迹，梁思成先生多次呼吁设法保留，甚至提出了在这里建交通环岛的具体方案。

可那是在北京拆古建筑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岁月里，梁林两先生就像孤岛上的斗士，不屈不挠。可惜梁先生保护地安门的愿景，和他保护北京城墙和牌楼的结局一样惨遭失败，成为又一个被后来历史证明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先哲。

原来的地安门位置，早已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北京的大马路当年就是这样所向披靡地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扫荡一清。我在1976年到 1978年在工厂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个路口两次，那时对这里曾有过这么恢弘的古建筑、那么多历史故事，都浑然不知......

至于地安门以北的后门桥，作为当年青工的我，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直到后来研读北京中轴线，才知道这是规划的起点——在什刹海的“弧顶”画出了中轴线这条“切线”，古人营都规划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想象空间已经羽化登天，视角已经是用飞翔的眼睛俯瞰皇城了。

从小学生到青工，什刹海于我只是一个游“野泳”“滑野冰”的地方，至于知道它是中轴线的“起点”，扛着胶片座机去后门桥拍那龙生九子之一“螭”，已经是世纪之交、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后门桥的东侧已是干涸的河道，当年漕运的丰水景象早已是昨日黄花。

北京古中轴线的北端，就是著名的钟鼓楼，距离我当年工厂所在地的北锣鼓巷仅一箭之遥。虽然当年也经常经过，却从未想到要进去看看。刘心武得大奖的作品，即名《钟鼓楼》。我本来以为他这个1985年发表的小说是写老北京的，没想到是写1980年代北京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无心读小说了，正忙着娶妻生女、调到研究所去搞科研呢。可他的处女作《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发表时，我还真有点痴迷，特别是后者在广播电台连播时。

多年前拍摄鼓楼时，我唐突地闯进地安门百货商场楼上的办公楼，提出想从高点拍一下鼓楼和什刹海，或许是那专业座机和三脚架挺唬人，接待我的小伙子慨然应允。如今的“地百”降层改造，突出传统建筑元素，应该是梁林两大师最愿意看到的中轴线被保护的外形，也是我记忆中的古城模样。

严向群阅览室

原载微信公号严师高图，本号获许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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