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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丨商业部大院往昔：任志强马笑冬是我们院的
原题
商业部大院
任志强是我们院的
建于元代的砖塔胡同，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胡同呈东西走向，出西口是白塔寺，出东口是西四丁字街。整条胡同因立于东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所以砖塔也是胡同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2年，作为政府职能机构的商业部就选址在砖塔胡同，而距此向西约200多米，又建起了商业部宿舍大院。商业部机关大楼是座“工”字形水泥建筑，住在宿舍大院的职工每天可以步行上班。
1950年代后期，随着国务院机构调整，商业部机关搬迁到了三里河，以后又搬到了东长安街上。自1956年后，砖塔胡同的机关大楼便由王震将军领导的农垦部机关进驻。庆幸的是胡同里的商业部四幢宿舍楼存在至今，没有倒在后来的拆迁大潮中。
我们砖塔胡同商业部宿舍大院，整体是由东、西、南、北四座楼房组成，楼房的外围还有部分平房。记得我小的时候，东楼后面的平房是机关的幼儿园，我们兄妹三人都曾在院里的幼儿园入托。南楼后面是机关小车司机住的院子和车库，院外一墙之隔是座部长住的大宅院，老红军出身的副部长曾传六，以及曾经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及北京市副市长的郭献瑞，都在此居住。
早年大院内的甬道都有松墙相围，中间自然形成一个比篮球场略大些的院子。如同花园一般，现在却都盖上了老干部活动站的房屋。
院里的四座楼房均为红砖建筑，覆瓦坡顶，楼高四层，是当时最流行的苏式建筑风格，而附近居民包括胡同居委会的干部都管我们的大院叫“红大楼”。院里居住有近200户居民，除了商业部，还有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干部及家属。楼房有两居、三居和四居，房间高高大大，但没有厅；厕所原本都设计了浴盆位置，可能是不具备烧热水的条件，大都没有安装。
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实行以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在消费领域又推行了票证管理的措施，几乎绝大部分的日用消费品都要凭票证限量购买。而商业部作为国务院的职能管理部门，担负着全国商品的购、销、调、存供应任务。记得那时候院里的孩子们说起自己父母的工作部门，有副食品局的、糖烟酒局的、纺织品局的、日用百货局的、五金交电局的、煤炭燃料局的等等，几乎囊括了老百姓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别看父母们掌管的都是当年十分紧俏的日用商品，但在那物质普遍匮乏的时代，我们大院里的人与全国人民一样都过着既普通又拘谨的日子。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饥饿的阴云笼罩在每个家庭，为了暂时解决果腹的问题，大院里的干部与家属们把院子中间的花园以及边边角角的土地都开发成了菜园。
记得那时每到星期天，大人孩子纷纷走出家门，拿着铁锹、锄头，抬着水桶，端着水盆开荒、搭架、播种、施肥、浇水，真是红红火火，热火朝天。很多农村出身，以及当年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运动的老干部，可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于是，院里一块块小菜园很快就长出了茄子、豆角、萝卜、西红柿、老倭瓜等等，甚至还有人种下了老玉米和高粱。看到自己的劳动收获了丰富的果实，真是既惊奇又欣喜。而那段耕种的日子，不但补充了大家餐桌上的匮乏，也让我们这些曾经五谷不分的大院孩子，学到了不少劳作的知识。
由于商业部大院居民相对集中，所以附近粮店、副食店每月都专门在大院的传达室设个票证发放点，这一天院里的居民都会纷纷赶来排队领取定量票证。而每年的冬季储存大白菜、粮店定量供应的白薯，以及各种凭本供应的节日商品，副食商场也会利用大院的空地设个临时供应点。
每到这时，院里的大人孩子你呼我叫排队的排队，搬运的搬运，十分热闹。特别是卖贮存大白菜和凭本供应的节日副食品的日子，由于院里人口多以及为了照顾双职工干部，摊位常常一摆就是几天，晚上还要拉起电灯挑灯夜战。
有意思的是，在排队采购、搬运居民限量供应商品的人群中，却不乏有当时住在院里的商业部副部长高修、宋克仁、段士奇、柳恒及很多司局长的身影，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国家物质匮乏时期票证供应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
1968-1981年当兵的任志强
机关宿舍大院不同于现在的商品楼小区，后者居民之间互不相识，因而也很少往来。而大院里的居民大人之间都是同事，家属之间也都非常亲近，特别是孩子，就更没有了隔阂。
还记得每年春节从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开始，按习俗是院里的大人们互相拜年的时间，一般都是先有两三个人约在一起给一家拜年，接着从这家出来再进另一家，就这样拜年的人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孩子们则满院里耍花灯、放鞭炮，整个大院显得其乐融融。
我们那时候都就近上学，小学读的是兵马司小学，中学是丰盛中学。每天上学的时候，小伙伴们也都是相互招呼着，经常是几十人一路簇拥在上学的路上，黑压压地一进校门，准会有人说：“看，商业部红大楼的来了！”另外就是每年的寒暑假，那时候都兴到什刹海、玉渊潭去滑冰、游泳，我们经常是走着去走着回，也是一去一大帮，热热闹闹。
但孩子多了就有个管理问题，机关大院就有这个好处。记得我上小学时，商业部专门在院里腾出两间房子，办了一个少年活动站，配备了老师负责辅导我们做作业、玩游戏。院里还专门砌了三个水泥乒乓球台，买了克郎球等游戏器材。这也让家长们放心了不少。而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也就结束了。
像很多机关大院一样，“文革”中我们的父母也大都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孩子们不用上学如同“放了羊”。那年代大家特兴“碴”个什么，如“碴架”，就是打群架；“碴琴”，就是比赛弹吉他。
当时大院有几个喜欢弹吉他的孩子，我记得有陈文行、李五一、小义、胖子。那时一些歌曲也在地下流行，主要是《外国民歌200首》中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等。
每天晚上，大家在院里找个偏僻的地方聚在一起，一边弹琴一边哼唱。说实在的，我们这代人虽然从学校没领受过多少音乐的训练，但在“文革”的苦闷中却爱上了音乐。以致那些经典的时代旋律，至今仍是我们心头最有温度的记忆。
大院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家家几乎都存有图书，所以即使在“文革”的文化封锁下，仍会有“漏网”的图书在孩子中间偷偷传递。后来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凡是从小喜欢读书的人，生活也不会辜负他。我所知道的发小李五一、耿幼壮、陈恭颐，都是七零届的中学生，“文革”中基本荒废了学业。可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是酷爱阅读的人，“文革”结束后，纷纷考上了大学，如今已分别是著名的耳鼻喉医学专家、大学教授和工程师。
住在我们砖塔胡同商业部大院里的名人，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地产大亨”任志强。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他的父亲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上世纪50年代任志强家曾住在砖塔胡同商业部大院，以后又搬到了三里河二区的商业部宿舍。
还有个名人是黄承祥，曾担任过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的父亲也曾在商业部工作，后调任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局长。
马笑冬也是我们商业部大院的孩子。提起马笑冬，如今的中老年人大概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全国性大讨论，成为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而当时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的马笑冬，就是这场讨论的策划者之一。马笑冬后来在美国读完博士，回国后到复旦大学任教。（2019年去世——编注）
提到我们大院里的人物，就不能不提李大爷，至今我们这些发小在一起聚会，都要说到这位老爷子。
李大爷是我们机关宿舍大院传达室的门卫，河北口音，人很瘦，看上去很精干，他几乎能叫上院里每个人的名字。李大爷不仅在传达室收发报纸信件、传呼电话，还负责订牛奶、打扫院子、清倒垃圾，以及院里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繁忙。
由于李大爷的本分，院里住的机关干部不管是副部长还是司局长以及家属，都对他非常信任与尊敬，不仅家里有难办的事会找他帮忙，甚至很多人还把家门钥匙交给他保管，以便家里其他人回来方便开门。
记得有一天，一户人家的厕所里爬进一条蛇，吓得惊慌失措地奔到传达室向李大爷求助，我们一大帮孩子跟在李大爷身后，只见他拿了把火钩子，显得特镇静地到那家把蛇钩了出来。
而最让家长们感动的是，“文革”中由于大人都被“发配”干校，大院的孩子们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谁也没有委托李大爷，他却自己默默承担起了监护孩子们的责任。
记得跟发小一起看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其中夏雨扮演的部队大院孩子有一个爬烟筒的情节，我们都不禁会心地笑出了声，因为那时候我们也干过同样冒险的事。小时候我们大院的锅炉房也曾经有一个十米多高的大烟筒，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爆破拆除了。“文革”中孩子们为了比赛谁胆量大，就以谁敢爬到烟筒顶部作为赌注。后来有伙伴说光登顶还不算牛，谁敢围着边沿走一圈谁才最牛。要知道烟筒顶部没有任何扶手，而且风还很大，最后只有一个叫牛志勇老兄的走了一圈。当时大家真的很佩服他，可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
而每次有孩子爬上大烟筒，李大爷只要得到举报，准会来到大烟筒底下，虽然他心里很急，可又怕大声吼叫吓慌了爬烟筒的孩子，一不小心再摔下来。所以，他就故意仰着头用一种平和的声调叫着你的名字，劝你不要着急，慢慢下来。而一旦你的脚一落地，他就会一把抓住你的胳膊，拉着你去见你的家长。就这样，李大爷时刻监护着大院里的孩子们是否在淘气，当时很多孩子还不理解，甚至想办法捉弄他。但现在想想，李大爷正是那个非常时期我们这些无人看管孩子的保护神啊！
上个世纪80年代，李大爷去世了。据说大院管委会专门为他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院里不少居民，包括曾在大院里住过的几位副部长及不少的司局长都参加了告别仪式。
如今，经过几次的国家机构调整，商业部已经与原外经贸部合并更名为商务部。而我们大院所在的砖塔胡同也早已被拆除了一半，甚至包括著名作家鲁迅、张恨水住过的院落也都列入了拆迁名单。但幸运的是，曾经被附近居民称为“红大楼”的商业部大院还在，可我还能记起的老邻居却不多了，而那四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大楼也都老了。
外一篇
商业部大院的变迁
1954年，我们全家搬到母亲工作的商业部机关宿舍。大院宿舍在西单路口西面旧刑部街北边的大街上，同街东面不远是西单剧院。宿舍是一座大型的四合院，院内分东西两路，共有大小院落七八个四合院。院内西部有一个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很大的假山和一棵大的枣树，大门为广亮式的。
我们住在西路最北边的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是这套四合院里的主体建筑的四合院，院子特别大，院北房是五间大殿 ，有高台阶带前廊；院南侧院门为垂花门，两侧为走廊；东、西厢房与北房连接处有长廊相连；院中都是满青砖铺地。我家住在院北房的一间大殿里。
在这个大院里，住的都是一个单位工作的家属，就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着。孩子们更是热闹，夏天，我们几个小伙伴上房顶掏麻雀，雨中嘻闹，在假山玩，在小院里摆放的小桌上做作业；秋天爬栆树摘栆；冬天堆雪人，打雪仗等。我们在大院里快活地生活和成长。我从小目睹了西单地区的变化。1955年，为扩大西长安街马路，从西单路口西到复兴门，把报家街路北和旧刑部街路南的一排住房都拆除了，使西长安街马路变宽阔了。
那年夏天，我们天天下午放学后站在门口，看见推土机把房子推倒 ，马路上的泥土堆得非常高，后来用卡车把土运走。当时整个路面很热闹，机器声、车声、人声交织在一起，看到这种场面，我们高兴极了。不久，我们宿舍来了钻探机钻探土质，我们感到非常新奇，知道大院要拆了，要盖大楼了。我们都不想离开四合大院。我们亲自看到和感受到北京西单地区50 年代的变化。住在旧刑部街商业部机关宿舍时，我非常留恋当时在东铁匠胡同小学上小学的日子。
1956年秋，大院宿舍所在地要盖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房子拆了 ，我家搬到了三里河的商业部机关宿舍，那是一座四层的青砖筒子楼。当时从城里到城外，从平房到楼房，一切都改变了我的生活。那时，三里河到处是工地，有的部委机关宿舍楼房已盖成，还有许多宿舍正在盖，宿舍附近还有野草丛生。
第一次从平房搬到楼房宿舍，生活方便了， 感觉特别好。也感到北京在开始大发展、大变化了。上小学4年级时，我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小学。校园比以前大多了 ，有操场，新盖的教学楼房。教室里 ，漂亮、宽敞、干净、光线好，冬天屋子里也暖和多了。课后，我们在校园里种树，种向日葵，浇花，浇树，活动等。
每天，我和家住国家计委机关宿舍的、家住水电部机关宿舍的几位同学一起走过铁路、经过工地、沿着荒郊杂草的小路去上学。大家边走边谈，谈学校、谈自己住的宿舍，谈北京，也有时谈到父母 工作的单位。不谈家里大人的工作和职务，在我们眼里都是同学。有一位同学从不谈到父亲是部长，生活穿戴上也很普通。
1957年的夏天，商业部在西四砖塔胡同盖的家属宿舍刚盖好，我们家又从城外搬回到城里的胡同里。在那个年代，西四的胡同里有楼房的宿舍是很显眼的，西四砖塔胡同商业部机关宿舍是北京市第一批苏式带屋顶的宿舍楼，一共有东、西、南、北四座4层的楼房，中间是一个小操场，我们经常在空地上踢小皮球比赛。
那个年代，部里对机关家属宿舍管理很严，对机关职工的家属也非常重视教育，部里对机关大院内部是直接管理，设有传达室，传达室职工负责院内卫生和收发工作。
住在砖塔胡同商业部机关宿舍时，每年寒暑假部里都组织院里的孩子成立少年之家，部里投资购买了图书、棋类、乒乓球、电视机等物品，由孩子们选举主任自行管理。有时在假期，部里组织夏令营到部里在山区设的绿化基地有组织的住宿和组织参观活动。有一次部里组织我们大院部分孩子暑假去十三陵过夏令营，参观了地下宫殿等，这次活动，给我印象最深。
此外胡同里、学校里的生活也带进了院里。大院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做完作业，在院子里踢皮球、扔包、打瓦片、打洋画、滚铁环、跳绳、打弹子、跳橡皮筋、拉树叶根、打雪仗等。冬天还在路边地面上结的冰上滑冰，我们的课后生活非常快乐。
大院里住了一些领导，他们平常对子女教育很严，从不允许孩子在生活上特殊化，穿戴也很平常。大院孩子都很关心国家大事，见识多，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活跃，有主见，不太随波逐流。
现在回想起来，1950年代领导不像今天，没有特权的表现，仅仅只是住房大些罢了。有些领导平常在家，对外人都很随和，连局长上班都要步行、 骑车或乘坐公共汽车，孩子们都知道。住我家对门的是高局长一家，高伯伯战争年代是一位高级指挥员。他对人非常随和，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他家里的摆设很普通，看不出与其他家庭有什么区别。实在难以想像今天很多官员骄奢淫逸的特权生活，以及官二代的飞扬跋扈，每每想到这些，总不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