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李力：我家的公社生活史，只有两个字，凄惶

作者简历

李力，1948年生于长沙，中学高级教师，1985年毕业于现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数学专业；1986年至退休一直任吉首市政协委员，期间曾任市政协常委，民盟吉首市副主委；曾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多篇论文获奖，多名学生获省州市数奥赛一二三等奖。

原题

曾经走过的那个年代

作者 ：李力

1965年底，我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问题被迫中断学业下乡插队；1980年知青回城参加工作直至2010年退休，有16个年头的知青经历。

我的父亲李培昌，湖南溆浦县（向警予家乡）人，1923年出生，成都空军幼业学校毕业，毕业后在武汉国民党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曾授上尉文职军衔。

父亲思想左倾，认同共产党，经常在言论上有所体现，故被国民党当局关了几个月禁闭，坐了几个月的牢后被放出。1949年他放弃去台湾，留在了大陆。

父亲待人亲切和蔼，知识水平很高，健谈，在棋琴书画，诗词方面颇有造诣，1950年后主要在溆浦二中和自治州的中学从事初高中物理教学，曾兼任班主任和教研组长，受学生敬重和领导重视；每一届都有不少学生考上大学包括名牌大学。

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父亲被开除公职，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教育战线，仅工作四年后于1983年退休。

母亲钟美菊生于1927年，是溆浦县三大地主钟、赵、陈之首的钟姓家庭出身，中学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分配到湘西行署从事技术工作，后又分配到吉首农业局工作，常年下乡，起早贪黑，工作十分辛苦。

1959年四弟李新农出生（从我家几兄妹的名字李超英、李程碑，李新苗就可以看出父亲是多么的紧跟当时国内的形势）。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四弟经常生病加上营养不良，没过周岁就不幸在当年夭折，母亲心情不好，与领导争执了几句，竟然被拔白旗运动丢了工作，几个月后被甄别过来，但却不再让她恢复工作，在当时全国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的运动高潮中，被“动员”回祖籍。历经23年的苦难，1981年落实政策回到了原来的单位，1982年退休。

中学生时代的生活

我1961年进入吉首中学初中时，父亲刚刚离开了这所学校，母亲及弟妹们已经回到了祖籍老家，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孤单的感觉油然而生，生活上的一切都需自己解决，洗衣，洗鞋，洗被子，订被子，补衣裤等等都需自己去做，慢慢地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学校生活还是蛮充实的，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歌声无处不在；学习也很正常。记得那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语文成绩一般都在85分左右，俄语，数学，物理等成绩一般都在90分以上，考高中时，我以98分全地区（州）第一的数学成绩和科平九十多分的成绩考上了自治州民族中学（原省立第十三中）。

那时，学生的生活很清苦，吃不饱，没油水，经常吃麦麸子和“救兵粮”（一种野果），同学们经常到河里捞菜叶子，上课的时候偷偷煮着吃。每当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几乎都把腿脚伸了出去，随时都准备冲向食堂，可想其饥饿的程度，很多的老师都得了水肿病。

命运的转折

厄运从1959年开始，那年，四弟因病和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全国各地大量因浮夸风导致农民的粮食包括种子粮被征收及支援第三世界粮食外运而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和严重。这一年各地冒出了大量为农民讨公道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仅本地就出了赵顺宝和张廷峰两个“反革命集团”，其中赵顺宝还是一个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很快就被镇压。

自1957年起，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父亲和其他教师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政治学习，寒暑假也经常政治学习，由于忙于各种工作，无暇顾及子女，让我从小就养成了极强的生活能力，很多的家务活都学着去做，上街买东西，家里做馒头，食堂定饭菜，下河洗鞋，修鸡和鸭子等等家务活干的不少。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教师们都忐忑不安起来，特别是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危机感更大，虽然父亲在反右运动中侥幸过关，但因为出身不好，又不善于说假话和拍马屁，终于在1961年被下放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由于该校领导的重视，被安排当了工会主席，这也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1964年，以王光美“桃源经验”为标志的“四清运动”在全国铺开，阶级斗争升级，大抓漏网和漏划阶级敌人和深挖钻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的运动铺天盖地。

父亲尽管历经了多次严格审查、外调及土改划定成分，仍然没有逃脱这次厄运。

父亲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兼挚友郭静秋，刚解放时曾任溆浦县第八区（下辖五个乡）区长，领导了八区的土改工作，对父亲的为人和人品郭是非常清楚的，是父亲划成分的见证人；郭后来又担任过溆浦县第一任公安局长和县教育局长，是解放前湖南大学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

他同父亲说起过土改开大会斗争地主的情况，一次他带着通讯员到八区各地视察，发现一个地方斗争地主的大会有人高呼口号，很有激情，要求把这个地主枪毙了，也有不少人附和，他当时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觉得此人有民愤，在一部分人的要求下把这个人当场就拉出去枪毙了，然后让通讯员从背包里拿出纸、笔和区政府的公章，简单的写上罪状，盖上公章贴在墙上公示 ，杀人的事就这样完成了，他说这是上面赋予的权力，各地都是这么做的，他比起其他的人还是比较好的 ，说这话时还是流露出后悔和愧疚的意思。

过了几年郭被调到省文化有关部门，过了不久就被以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到洞庭湖劳改农场，历尽了各种苦难直到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才回到原单位，之后他自费出书，写了一本《流浪者之歌》的书，描写他和他们一家那艰苦的岁月，还送给了父亲一本，内容催人泪下。

1965年下半年的“四清运动”接近尾声，父亲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开除了公职。回祖籍老家。

不久，我也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学习，只得在高二没完成学业的情况下（1965年12月）终止学业，怀着忐忑心情回到了我从没去过且无任何直系亲属的祖籍老家溆浦县小江口公社观音阁高桥大队第十二生产队，前途一片茫然。

父亲出生地观音阁（是大队队部和公社所在地），父亲的家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父亲即我的爷爷在父亲即将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去世前是溆浦县的议员，祖母一人把父亲三兄妹养大；解放前夕一把大火几乎把家里烧了个精光，院子里只剩下三间破旧的瓦房，这三间破烂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了我家一间半，另外一间半分给了我父亲一个隔了几代的兄长李培畅一家，解放后父亲家已经没有了亲人，这三间破烂的瓦房一直由这位伯父一家居住。

我这位隔房伯父的父亲，笔名叫李少白，是一个读书识字之人，家庭也比较殷实，但由于抽鸦片，慢慢的把这个家抽穷了，之后不久解放了，他家被划为贫农成分，李培畅后来还做了贫协组长，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每每大家闲谈时，都拿他这事说事，他只会傻傻笑。临队一个叫大和尚的命运与他完全相反，大和尚为人忠厚老实，勤劳肯干，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出去捡粪，一直从早忙到晚，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每次都用稻草扎起来存放到箱子底层，他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解放前夕把多年攒下的钱买了十几亩地，刚买不久当地就解放了，结果他被划为地主分子，一辈子都成了歧视和斗争的对象，村民都暗地里为他抱不平，但却毫无用处。

父亲回到老家后，这位伯父分了一间半出来给我们，三间房子只有中间那间有光亮，两边的房子一片漆黑，房子里散发出刺鼻的尿臭（每个房间床边都放着一桶几乎盛满尿的尿桶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十多年。

经过父亲和我简单的动手改造，把墙打了一扇窗户出来，原来的漆黑房子稍微有了一点光亮和生气，但整个家就只有一个破烂木桶和我们用一半门板做的简陋的床，这就是陪伴了我们近17年的家。

母亲早已在1959年带着弟妹回到了溆浦城郊马田坪公社菊花园大队第八生产队，由于是嫁出的女人，没有房屋，只能租借在别人破旧的一间房屋里艰难度日，1959年到1960年是全国最困难、饿死人最多的两年，我们父子每次放假回去，正赶上农村吃食堂的后期，看着弟妹吃完食堂，用薄土碗蒸的约二两米无油盐的饭后，那仍然饥饿渴望的眼神，令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亲早我几个月前回到了祖籍老家，他是个乐天派，对下放到农村仍持乐观态度，梦想着诗人诗词诗境中美妙的男织女耕的田园生活，还写了多首赞美田园的诗词，然而活生生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的幻想，艰难困苦的生活和一天比一天厉害的阶级斗争批斗大会使他苦不堪言。

随着文革的到来，地主分子的帽子使他成为批斗的主要对象，那种曾经受人尊敬和如今沦为阶下囚的巨大反差，摧毁了他的一切幻想。他决定申诉，他一直相信党和毛主席是英明的，一定会还他清白的。

他几乎每天通晚都在书写申述材料，向各级领导包括党中央领导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投寄，然而材料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在当时写申述材料就是翻案，越是翻案罪恶就越大，这一点成了父亲这辈子唯一的“罪恶”，迎接他的是“李培昌死不认罪，大搞翻案活动，只有死路一条”的更加猛烈和残暴的批斗，他已完全崩溃。

我对父亲的遭遇完全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像一些我熟悉的同学那样，反戈一击，违心的揭露批判自己出身不好的父母亲，划清界线，我的处境会改观，但我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去做。

唯一使父亲欣慰的是，始终有一个在思想上和立场上支持他的儿子。

1966年10月，不堪受辱的父亲趁上山割草的机会，悄悄离开家，走上了漂泊申诉的路，近一年一直了无音讯。

后来才知道，父亲出走的时候身无分文，全靠在外面帮别人做毛主席像章和给别人补日用生活品度日，由此可见父亲的顽强。

父亲出走后，母亲带着弟妹又回到了娘家，小江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时候生活够艰苦的，一年四季主要靠吃红薯，社员们形容大家的生活是早上肥肉串汤（水煮红薯片），中午是伦猪伦羊（蒸红薯），晚上是芝麻粘糖（红薯颗粒粘上几粒米的饭），这种红薯狗吃多了皮毛都是焦的，猪都吃不下过多的红薯，否则毛也是焦的，这种红薯不像我们现在的红薯，它唯一的特点就是水分多，长期吃它实在是反胃。

我们一家

生产队那些事

那时生产队每人每年都要全年出工，没有一天的休息日，只有每年的大年三十，提前两小时早一点收工让大家回去“过年”。

每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开始修理渠道，为春耕做准备，年年如此从没更改；一年中除非生病请假同意了才能休息，没有工分，出身不好的“分子”如果病了请假不同意，你还必须出工，否则后果严重，斗争会随时都可能降临。

每年的双枪（我们是种双季稻），加夜班扯秧是必不可少的，蚂蝗和蚊子的叮咬令人恐惧，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是双枪，也是一年中最热的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段时间，早稻的收割和插晚稻必须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完成，我们一般都是六七个人一组，一台脚踏的收割机，两个主要劳力负责踩机子打谷子，（本人属于踩机子的主要劳动力），其余的负责割稻子。

在有水的稻田里踩机子是十分费力的，上面烈日晒，下面热气往上冒，踩机子的人都是浑身的泥、汗、水，一个活脱脱的泥人，其辛苦劳累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每打满了一桶的谷子，还要送到晒谷场去晒，从机子上下来，挑着一百四五十斤一担的湿谷子，在水田里和被踩得稀烂的田坎上行走，是何等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像打仗一样，好不容易打完了谷子，又要往田里挑猪栏牛栏里拌着茅草的粪便，这也是一项要花大力气的活，干完了这些就要犁田，然后在已经处理好了的农田里插秧了。

晚上加班扯秧，白天下田插秧，上面是烈日晒，下面水田里的热气直往上冒，腰一弯下去就是几个小时，每个人浑身都是湿透的，为了赶季节，这些活必须在十多天的时间完成。

双抢完成后，人都变了形。

经过农村十多年的磨练，我也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这些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也是不会相信的，但这确实是真实的事实。

生产队每天都要出全工（五气工），从天亮就开始，一气工后回来吃早饭后再出工，冬天天还没亮就开始做“早请示”后再出工 ，那时的政治队长是一个矮小的雇农，每天的“早请示”由他主持。

天刚微微亮，他用喇叭把人们从梦中叫醒后就开始“早请示”，每次他都把早请示的词“千家宝，万家宝，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念成“千家马，万家马，把XXX拉下马，大家都只能一边偷着笑，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这也是一大怪事，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雇农加文盲的缘故吧 。

记得刚回到老家时，由于本人个子矮小，什么都不会，只给3.5的底分，父亲是4分的底分（最高的底分是十分，1975年后本人的底分逐步上升到了9.5分），一次上山砍树时不小心砍伤了脚，由于没有药，一直灌脓烂了数年都好不了，伤情严重的时候，一个人在家，不出工在家里只能靠吃生红薯度日，一个人在家苦熬，上厕所都要在地上爬着走，到现在还留有残疾，天气潮湿不好时还隐隐作痛，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生产队的口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口粮，刚出生的小孩和成年人基本口粮是一样的，另一部分是工分粮，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几乎各占一半，一年的工分没达到平均工分的，口粮还没有基本口粮多，所以家里小孩多的，比劳动力多的家庭，吃饭问题要强很多，人们之间一直流传着“白天做工不如晚上做人”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生产队的粮食每年都要交公粮，我们生产队每年都要交近两万多斤的公粮，并且都是交最好的中稻，我们自己吃早稻和晚稻及红薯，（政府不收红薯)，每年秋后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都要把最好的谷子挑到十五里路以外的大江口粮店去，每次回来骨头都像散了架子；除了公粮，还要交“预购猪”（农户养的），茶油，菜油，棉花，（生产队生产的）鱼（生产队稻田里放养的），鸡和鸡蛋（农户家里养来卖钱买盐的），一头猪最少也要喂一年多，有的家要喂两年多，自己生产或养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必须无偿的或以极低价格上交“国家”供城里人吃喝穿用，自己只能忍受贫穷和饥饿，只要公社和大队开会时大队领导或公社领导口头表扬一下生产队长，他们下一年会更加积极，还会乐得屁颠屁颠的。

农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我们一家四口人全是成年人（妹妹已出嫁，四弟已在五九年夭折），每月的口粮是一百斤左右的谷子（不算红薯），可以打出六十多斤米，每天的饭都要和红薯一起煮，一般是四分之三的红薯，四分之一的米，有时候是拌晒干了的红薯颗粒，碰到天气不好，红薯没晒干，经常是红黑色的，拌出的饭又难看又难吃；还经常要蒸红薯和煮红薯片吃。

逢每月快发粮食的日子，各家各户基本上都没了粮食，主妇们都拿着簸箕到处借粮，借粮的经常互相碰头，是每月的一大奇观。

一年中，萝卜叶子和红薯叶子是我们的主菜，（出红薯的季节把嫩枝稍晒干切好放在一个大坛子里储藏起来） ，红薯几乎伴随着我们下乡的整个岁月 ，偶尔也能吃上一两回荤菜，有时是春天个人晚上放绳子钓的鱼，有时候是有人放毒药毒死鱼后大家去捡死去的鱼（居然从来没有一个人因吃了这种鱼而中毒，现在想起来几乎不可思议）。

生产队偶尔也杀猪，每户按人口分一斤到三斤，冬季大会战修水利工程时也能吃到一两次肉，但大多数是小猪肉（即病了死了的猪肉）大家都觉得口味还相当的不错，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因吃这种肉而生病的，个个都是狼吞虎咽。

那时过年几乎没有一家杀猪，养的猪几乎都要上交国家，年味很淡，最多杀一只老母鸡，搞一点鱼作年饭菜，算是够奢侈的了；老人们也经常向年轻人讲起他们过去过年的事，他们那时候几乎家家都要杀猪，打糍粑，做糖珊和依米，都要过了正月十五才出工 ，年轻人都羡慕的直流口水。

那时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天天吃上白米饭。

我们生产队虽然种的是双季稻，但产量不高，特别是早稻，上级要求过度密植，透风不好，虫害严重，另一个原因是大量使用氮肥，前期禾苗长势喜人，抽穗期空壳率太高，禾苗又大量倒伏所致，一年重复一年，几乎年年如此。

社员劳动成果浪费惊人，投入大量劳力上山割草和采青所积累下的肥源，一场大雨就被大水冲走，打了水漂，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效益极低，无用功太多，劳民伤财，农民贫困不堪。

为了解决肥源单一问题，我们生产队每年都要组织主要劳力到大江口居民集聚的地方去买大粪用来给油菜和稻田施肥，稍微好点的大粪要两块钱一担，掺水的大粪一块多一担，这对一个劳动日（十分工）只有几分钱的生产队已经是够贵的了，大粪也变得十分珍贵，施肥时用手捞大粪兑水是常见的事。早晨捡粪，两人争抢时用手捧粪便的事也经常发生。

每年到了冬天都要按照指令修水库，生产队出劳力，出粮食补贴和工分，无偿支援其他地方。不少水库完工之后漏水，根本不能使用，很多都成了面子工程，成了摆设。

冬季农活不太忙的时候要上山割草，垫牛栏猪栏，还要挖山，就是把山上的杂树及树兜挖掉，然后带回家做柴火烧，剩下不多的几颗野茶树空空旷旷，在陡峭光秃秃的山上撒几颗小米种子，收获的小米穗实在是少得可怜，水土大量流失让山坡变得更加贫瘠。

我们大队产媒，为了增加收入，大队几乎把所有成年的地富子弟都安排去从事拉煤和人工抽水劳动强度特别大的活，出煤地距井口一般垂直高度有三十米左右，深度一千米左右，所有的操作都是人工，拉煤人出现在井口时看到的是一个煤炭粉末裹着汗水只露出两个白色眼珠子的浑身湿透的爬动的活物，与现在电视上看到的煤炭工人截然不同，收工之后洗澡无论如何都洗不干净煤炭的痕迹，拉了一段时间煤炭的人出的汗都是黑的，穿的内衣和被子都是黑颜色的。塌方等事故也是常有的事，我为自己能活着出来没死在煤炭洞子里而感到庆幸。

大队书记是我们当地最大的官，他的老婆是大队妇女主任，他的两个儿子一先一后都成了国家干部（真是不可思议），媳妇是工农兵学员，最后也成了国家干部，乡里人都觉得很正常，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大队书记是不做工的，几乎就是一个脱产干部，凡是有参军，招工指标和召工农兵学员的事，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农村“官员”或出身极好依靠对象的后代，其他的人做梦都不敢想这事 ；绝大部分的生产队长做工都是捡最轻松的干，工分却是拿最高的。

唯独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个例外，他人长的英俊高大，鼻子长而挺拔，是长工出身，干的一手好农活，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令人敬佩，但还经常受到一些小人的攻击，他反而显得很大度，是一个难得的正派人。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五十多岁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二十四级台风

抓二十一种人

父亲1966年走上了申述的道路，近一年的时间竟然一事无成，最后以盲流的身份被送回了溆浦县城，为了阻止他继续申述，把他关进了溆浦县看守所，所长了解父亲的详细情况后，很同情他，父亲总算挨过了那一年。

在看守所呆了近一年后，父亲于1968年7月份被放了出来，回到了生产队。

回来后，大队小队的治保组长治保主任经常上门，监视和要求定期汇报，经常捆绑，给父亲造成了极大的心里压力，他常回顾并留恋出走的相对自由的日子和在县看守所的日子 ，最后决定带我一起出走，离开令人痛苦的家。

1968年8月底左右，我们没有钱也没粮票，带着几件破烂衣服就上路了，还没走出溆浦县，就被上路的检查人员截住了，我们穿着打扮与讨饭的叫花子毫无区别，父亲手腕上还有被捆绑留下的痕迹，第二天，连同其他被截住的一大群人一起送回了县公安局。

这时我们才知道遇上了文革中最大的一次风暴刮二十四级台风，抓二十一种人，以前只是整四类分子，现在变成了整二十一种人，最大的台风只有十二级，这次号称刮二十四级台风，可想有多大的声势，涉及的人和打击的面扩大了这么多，包括这些人的大部分子女。

大概是1968年9月20几号（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晚上，犬声大作，人声嘈杂，一片敲门声，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包括一部分子女，大量的人被带走，因为我和父亲一起出走，自然也在带走之列。我们被带到当地一所大祠堂里面，一看，黑压压的一片，大约有四五百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年轻的，个个惊慌失措，（这仅是下面几个生产队抓来的人）。

大家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负责人点名，把他们需要斗争的人一个个带上台去又千变一律的叫每个人交代问题，老实认罪，然后吊起来就打。因为我和父亲离家出走刚被送回来，上台受罪是不可避免的 ，对父亲来说是“旧罪加新罪”，拉上台吊起来就打，大概有十几个人都遭此厄运，包括我在内。

我被吊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曾经与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原来只是公社的会计）发生了一场争论而造成的；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与他们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他们就那么残忍下得了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残无比，六亲不认之徒，原来的乡情都到哪里去了，乡亲们善良的性格才几年功夫怎么都不见了？

几百人就关在祠堂里，由家里人送“饭”来吃，关了四五天后又全部送去“劳动改造”：挖山修地球，大概折腾了近十天左右，打了十来天的杀威棒，风声过了才被放回家。

扭曲的人性

刮二十四级台风抓二十一种人的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是人性变恶的一大转折点，另外的一件事让我对人性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把时间倒回到1961年，那年的寒假，我和父亲回母亲农村家过年路过辰溪，迎面碰到一个青年人，他主动且极为热情的同我父亲打招呼：李老师，您还认识我吗？父亲看了看说，面孔熟悉，但记不清了，来人说：我叫项长运，是溆浦县二中您的学生，我对老师您的印象太深刻了，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在交谈中，他自我介绍已经湖南公安警校毕业，现在在溆浦县公安局工作，并一再邀请父亲有时间去他那儿，那股亲热劲实在是令人难忘怀。

1968年刮二十四级台风抓二十一种人的时候，我和父亲被带到县公安局，有一个人正在那儿指挥，他只看了我们一眼，没有任何反应就走了，父亲告诉我，那就是我们1961年在辰溪遇到的他的学生项长运，据说已是县人保处的处长了。到了1970年，听说项长运已经当上了县公安局的政委，父亲的厄运却又一次来临；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加害方居然是曾经对老师无比尊重和热情的自己的学生项长运！

他策划了大江口批判父亲的批判大会，声势浩大，亲自主持；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时，这位学生成了最大的障碍和阻力。

1977年恢复高考时，需要生产队和大队批准（其实后来才知道政策没有这条），我不得已放弃了参加高考的幻想，失去了一生中难得的参加高考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环境逐步松动，我们的出身也由地主成分变成了社员，常年巨大的压力瞬间烟消云散，那时感觉到祖国大地欣欣向荣，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感觉天是那么的蓝，空气是那么的新鲜，阳光是那么的明媚，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喜悦的心情丝毫没有因生活的艰苦而受到影响，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心情最美好的时光，实在是太令人难以忘怀的那个年代。

不久我这个全大队当时唯一的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被邀请加入了大队以知青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话剧，还排练了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为首的革命歌曲，我还用笛子独奏了《扬鞭催马运粮忙》，演出获得了社员们的热烈掌声。

1979年9月的一天，我从山上摘茶籽回来，发现父亲剃光了胡子，面带微笑的等待着我回家，我当时预感一定有什么喜事，果然父亲告诉我，已接到平反冤假错案的通知，落实政策了，过几天就启程回原单位了，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但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根据原来的政策，凡是受父母株连的子女一律随父母返城，是中学生的一律按知青对待，但上面刚刚搞了一个43号文件规定：为了稳定农村形势，年满18周岁和已成家的知青一律不得返城，我像头上被泼了一瓢冷水，惊呆了。父亲安慰我说，慢慢来，走一步看一步，总会有办法的。

四天后，父亲带着母亲和三弟走了（他们不是因为落实政策），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每天我除了出工，还要挖自留地的红薯，还要负责把生产队分给的红薯洗干净再切丝再跳到山上去晒干，忙的不亦乐乎；挖完生产队的红薯，收完晚稻，安排好家中的一切之后，我就启程去了吉首，我一边打工（锤石子、挖土方、当临时炊事员），在父亲工作的学校里当临时炊事员的一个多月里，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复习了高中的物理课程，并经常帮助父亲批改高中学生的作业，同时还对物理教学参考书中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向教育出版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出版社的回信答复，根据我的建议做了纠正，并对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能力也得到了证实，在我参加教育工作后，在全市物理教师的教材教法文化考试中获得了全市第三名的成绩。

1980年四十三号文件被取消，我作为知青终于可以回城了。

1980年刚回城时的全家照

我们吉首中学原来的校长现在是文教局长，也就是父亲原来工作学校的校长，他对父亲和我的情况很了解，在他的安排下让我去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学工作，我的教学生涯从此开始。1983年我考取了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的数学专业，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参加工作后的生活照

1981年，母亲因1959年“拔白旗”受处理的问题也得到纠正，落实了政策，回到了原单位，至此我们一家都回到了城市，一切回归正常，从此开始了我们一家新的生活。

退休后的父母亲

我和爱人退休后的生活照

生活在美国的女儿和我们的照片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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