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原题
我们班的"出名"表演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班集体的成长，折射出七九级的崛起。1982年的暑假，我代表我们班——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政史专业七九级，出席了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共青团四川省委等五家单位联合召开的全省（那时重庆市还没有直辖，还属四川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在受到大会表彰的全省大中小学共19个先进集体中，就有我们班。客观说，那一学年，我们班的确是做了一些在学校很有影响的事情的，这里就略举几件。我们班虽然是政史专业，主课是学的政治和历史，但是，又有哪个年轻人没有做过文学梦呢。我们班的同学，一是文学人才济济，崔小巍、冯地强、黄建国、郭克芳等，都是文学创作上的高手；二是爱好广泛，罗华庆的佛学、张小丁的绘画、李绍先的书法、干永昌的摄影，可以说是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在我保留至今的关于那一学年班上主要活动的记载中，就有如下的文字：1981年11月1日：为丰富生活，陶冶情操，提高思想境界与艺木欣赏的乐趣，（班委会）决定办学习园地、剪报、壁报三种墙刊；为提高学习水平，决定召开复习座谈会。
1981年11月2日：邀请原文学组成员及部分同学召开了墙刊座谈会，决定长期办下去。
1981年11月7日：出壁报第一期，有哲学史、地名考、书法、佛教、诗歌、体育、游记、学习、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30篇左右。
同日出《知识窗》和《辛亥革命剪报》。
1981年11月10日：中文系七八级同学要求摘抄壁报，足见影响。
1981年11月11日：:出《学习园地·作业选登》，选8位同学的《世界近代史·试论拿破仑战争的性质》作业刊登。
1981年11月13日.：墙报《书法美的欣赏》及《三峡照片》，不久竟被取走，不得不另写补上，足见该墙报影响是大的。
1981年11月26日：举行复习座谈会，谭（力）、黄（传昌）、张（学君），粟（时勇）、代（继华）、陈（亚宁）作了发言。
1981年12月17日：出《我们的生活充满欢乐》的厂播操剪影；《字习园地》选刊5位同学的哲学作业《用实践说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以上全是当时的原始记载，足以说明我们班的墙报丰富多彩，影响很大。我们班的干永昌同学在当时可谓摄影技术一流，他是学院学生会的摄影协会会长。那时刚刚才有彩色照片，人人都想为自己留下几张青春时代的倩影，尤其是许多女同学更是乐在其中，所以于永昌同学是有许多粉丝的，他的照相机好像就没有空过。干永昌同学很聪明，爱动脑筋。他将学校包括校门、教学楼等最有特色，最能代表我们学院的景色摄下来，自制成贺年片。那个肘候国家一年才招二十几万大学生，大学生的确是天之骄子。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大学生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许多同学都需要干永昌的贺年片，他不得不进行成本回收。我发现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有意义有影响的好事情，同时也是增加班上班费的一个商机，遂以班委会的名义接管了这个事情。由班上来组织这个事情后，我们一是让书法好的李绍先、郭克芳同学撰写了“新年快乐”、“恭贺新春”等条幅，再配上学校的景观照片，制成名副其实的贺年片；二是联系了学生会的会议室作为冲洗照片的暗房，好扩大生产规模；三是为干永昌同学配助手，他选择了徐常云同学，后来谭力同学又主动要求参加。干永昌同学戏称：贺年片的生产由民营转为国营了。于是，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我们全班投入了贺年片的生产和销售中。干永昌他们加大加快了生产进度，其他同学则在中午吃饭前的学生比较集中的时间去销售。5张一套，每套卖0.25元。这套贺年片，是与街上商店所出售的那些精美的贺年片完全不同的。首先是有自己学校的特点，其次是价廉物美，所以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我们共销售了6000多张贺年片（那个时候学校只有2000个学生），除去成本，班上收入了86.75元的班费。同时，许多同学也在这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有了踏入社会的初步体会。
我们班的美女同学
辅导员舒桂德老师见我们全班行动，生产和销售贺年片，以为我们是在积极地“挣班费”。他得知学校后面山坡要腾一块地，遂主动去与字校后勤处联系，以83元的劳务费争取到了挖土方的工作。就那么一小堆土方的挖掘，学校肯出83元，足见学校对学生劳动的重视。舒桂德老师联系此事当然也是好意，殊不知这却是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因为挖土方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这与生产和销售贺年片这种带有技术性的简单劳动是完全不同的。班上的许多同学，还从来没有与锄头、扁担这一类的生产工具打过交道，就更不要说去正确使用了。但是，舒桂德老师既然已经将任务和劳务费都领来了，我们当然也不好说拒绝的话；何况，知识分子劳动化，在当时还是很响亮的口号。我们只能妾受并且努力去完成。好在，班上除了我这个曾经的生产队长外，从农村出来的、当过工人的司学还有一些，我们自然就成为这次“挣班费”的主力军。于是，在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这四天的下午课后，我们全班除了生产贺年片的三个同学外，全体出动去挖土方。崔小巍、谢宗林、黄胜华、田永强等同学和我一样，对这项工作熟练极了，赤脚上阵。挖的挖，抬的抬，还是一幅很生动的画面。一些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劳动的同学，仍然非常尽力，在劳动中增加认识，学习和提高生产技能。许多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虽然磨破了手指，还仍然坚持在工地上。经过四天的艰巨劳动，我们终于光荣地完成了那堆土方的挖掘任务。当然，班费也有了较大的增加。为了小小地庆祝一下我们的辛苦和成功，班委会用班费请全体同学看了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票是每张0.25元）。在准备新年晚会时，又给每组发了13元的活动经费。虽然这样的活动很简单，收入也很低，但是，对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应该说还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我们班上有65个同学，其中家在重庆的同学就有27人。周末，他们一般都要回家。有的在星期天晚上就回学校了，有的却要在星期一的早上赶回来。一旦遇上大雾或者堵车，就赶不上7点50分开始的第一节课。而经常星期一的第一节课缺课的同学太多，既影响老师的教学情绪，也影响了同学自身的学习。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同时考虑到我们是师范字生，熟悉讲台，语言明确，说话勇敢诸方面不必等到实习时的提前锻炼很有必要，班委会在征求了多数同学的意见后决定，星期天的晚上就全班集中搞主题班会，轮流进行时事宣讲。这样做，既是对大家语言的锻烁，又养成了关心天下事的习惯，还带有强迫性质地让回家的重庆同学必须在星期天晚上7点钟之前返校，就可以保证星期一早上上课人数的整齐了。我们班的周末主题班会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每次两个同学，自己去收集材料，准备讲演的内容，时事政治、天下之事、街头趣闻、创作故事，都可以。有几个同学的讲演，我至今还有深刻的记忆。
崔小巍宣讲那一次，他淘神费力地不知道从哪里收集到那么多的重庆街头趣闻，好听，好笑，让人在诙谐的政事中受到教育，生动极了，有趣极了。孙由德的宣讲最有趣。他讲的是“石匠的女儿心灵美”，说他在旅游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石匠的女儿，对他是如何如何的好。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在瞎编，但是他却能一本正经地讲下去，小时引得哄室大笑，也很不容易。而且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孙由德同学早已经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学院负责人了，却至今未婚。当时就谣传他对外语系的某女同学和我们班的某女同学情有独钟，现在再想想他的“石匠的女儿心灵美”，恐怕不是谣传，而是他的心灵的美好寄托。在我们班的周末主题班会的一次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男老师一直坐在后面。他只是静静地听，并随着我们的讲演而不时发出微笑。以后我又看见他来参加过多次。后来舒桂德老师很高兴地告诉找，学院学生工作部的陈子华部长已经多次参加了我们班的周末主题班会，他对这种学生自己组织活动的形式很肯定，说是寓教于乐，对学生各方面都是锻炼，很好。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苦难史，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材料。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还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宣讲中国近代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求的一一个重要方面。陈子华部长给我们班下达了一个任务：在全校宣讲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学的主要课程就是历史，宣讲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与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肖堂炎、宋兴华老师商量，选出陈亚宁、李尚敏、谭力、黄传昌和我共五人，组成中国近代史宣讲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再进行钻研，将宣讲的重点放在能够激起学生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爱国精神的具体历史知识的“点”上。具体说，就是要抓住那些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以之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点，使同学们从具体的史实，尤其是从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身上，体会到爱国的情感，受到切实的教育。我们五人进行了分工，每人承担一个部分，合起来就是一部大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经过两个星期的备课和试讲，学院就安排我们分别在除历史系、中文系之外的其他六个系去讲演了。那么多人的场面，远比在一个班上课更让人紧张。但是，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宣讲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我们个人也在这种宣讲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正是因为我们班在学校做了一些有益的和有影晌的事情，所以，学校摧荐我们班为全省大中小学的先进集体。这是我们班的光荣，是学生时代很值得回味的事情。李殿元专列
李殿元：投稿《文汇报》
批驳“白卷英雄”酿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