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丨吴新元：苦命的弟弟，只在世上活了14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吴新元，1962年生于湖北孝感，1979年参加高考，入湖北交通职业学院读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今年2月退休。

原题

弟弟之死

外一篇：写给父亲的信

作者 ：吴新元

弟弟华元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0年了，他是1979年9月10日下午被发现淹死在润发家的粪窑里，死时才14岁。

这一天他起得特别早，早餐没有吃，中餐也没有吃，当时家里并没在意，不过知道他的死讯后，才意识到他一天没吃东西，是饿着肚子死的，尤其是早餐，家里还煎了一盘小鱼，那是他几天前在河里捉的，因为家里穷，即使是自己弄的荤菜，也舍不得吃，等到腌好了、晒干了，十分想吃的时候才拿出来吃点，然而他却没有吃到自己捉的鱼。

弟弟是家里“多余的人”，他的死是迟早的事，家里人都清楚，因为他得了癫痫病——乡下称“羊脚疯”。这病大概是他3岁（1968年）的时候得的。听姐姐讲，那时我刚上小学。

一天，大人们都到生产队上工去了，我吃过早饭，准备上学，弟弟却死活缠着我，非要我带他到学校一起玩，我没同意，他就跟着追，一直追到村头的一个木栏杆旁，不能跨过。栏杆只有一米多高、二米多长，栏杆两端是很长很高的土墙，把整个村子围住，这栏杆本是生产队用来阻拦家禽牲畜的，防止它们到田里损害庄稼，不想却毁了弟弟。

弟弟站在栏杆内侧，看着我远去，也许是内心的恐惧孤独，或是失望，他小手撕扯当作栅栏的树桩，望着远去的我，绝望地大哭起来。哭了很久，哭累了，就顺势伏在地上睡着了，不知睡了几个小时，直到生产队收工，母亲发现了他，才将他抱回家，这时他已经患了感冒，正在发烧。

日子过得艰难，母亲又一向节俭，身为会计的父亲又在伍洛区公所开会，没有及时送弟弟治疗，这样在家里干烧了一天，转成肺炎，家里还没引起注意。父亲下午散会后没有回家，直接去田地抗旱去了，凌晨三点回家时发现弟弟烧得滚烫，已经昏迷，赶紧送到黄渡公社卫生所抢救，早上9点转到隔蒲区卫生院抢救。

由于当时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没办法治疗，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要求迅速转院，幸好当时武汉军区驻花园坦克部队有十几辆军车正在隔蒲镇拉练，父亲哭着向一个军官求救，军官二话没说，指着最前面的一辆车对驾驶员说：“就用你的车，快送云梦县医院。”同时安排一名军医随车护送，那军医在车上不停地对弟弟做人工呼吸，并从口腔吸出很多浓痰。

十几分钟后，军车到达云梦医院，得到消息的经珊叔叔已经在医院大门口等候，他抱起弟弟直奔急救室。经过三天三夜抢救，弟弟醒过来了，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巩固治疗，他就出院了，总算在鬼门关上把他拉回来了，当时家里不知有多高兴。

接着发生的事又令家人揪心。先是弟弟除了能叫出家人的称谓外，对于以前发生的事一概忘记，好像是初来乍到的客人。再就是不到一个月时间，连续两次晕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父亲慌了，赶紧送云梦医院复查，医生经过认真会诊后，认为是发病初期高烧过度，整个神经系统已经烧坏，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

此后十年间，我们家再也没有太平日子可过，弟弟在人世间也饱受了磨难。

虽然医生明确讲了，这种小儿麻痹后遗症能够治愈的可能性极小，可是父母并没有放弃，他们不忍心一个好端端的儿子由于自己的疏忽被毁了一生，在强烈的愧疚心理压迫下，踏上了漫长的寻医问诊之路。

最初的三四年，武汉的同济、协和医院，孝感的中心医院，方圆二十里的乡间诊所，都留下了父亲背负弟弟诊病的身影。尤其是云梦医院，更是我们家常走的“大路”。去的多、去的勤，父亲不仅能叫出很多大夫的名字，而且连哪位医生是“一把刀”、哪位护士是“一扎准”都熟悉。

母亲在家也没闲着，她整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四处打听民间偏方，一有消息就马上试验，有一年数九寒天，她在村外的干水沟里垒了个土灶，捡来半干半湿的柴禾，煮了整整一天不知从哪弄到的一副产妇胎盘，煮好了，拌上糖，哄着弟弟吃。治疗没有效果，偏方又不灵验，母亲便请来“高明的先生”给弟弟算命，请来“天星下凡的巫婆”给住宅看风水，真钱没少花，冥钱没少烧，就是不见好转。

我家人口多，劳力少，本来就是生产队“超支户”，那些年能看到拾元面值的“大团结”就是稀奇，弟弟的病情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弟弟看病，全家5年没有添制一件新衣服，每天的饭菜既简单又复杂，蒸“粑粑”必定要在面粉里掺麦麸，煮饭肯定要在米中掺萝卜或其他青菜，冬天日短夜长，我们家一般只吃两顿。

当然受苦受累最多的还是父亲，为了节省路费，他带弟弟到县城看病，来回走60多华里，从不坐车；为了多挣工分，他在生产队每天的负荷量大大超过常人；为了能弄到两毛零用钱，有段时间每天清晨5点出发，步行12公里，到隔蒲镇一个空军盐厂打工，晚上8点再步行回家。

弟弟在病中一天天长大，可是在他身体长大的同时，智力却怎么也跟不上去，上学读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家闲着，却又天天招惹事端，不是把别人的瓜果摘了，就是把别人的院墙推倒了；不是把别人的鸡鸭弄死了，就是把别人的小孩打伤了。

父母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过日子，几乎总在给别人赔笑脸、说好话，在村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有时两人也在家里吵架，相互埋怨对方。

村里明白事理的人，自然是同情和原谅，遇到那些横不讲理的人，不仅当场打弟弟，还要回过头来找父母大吵大闹，尽说些蛮话气话，父母只得忍气吞声，任人指责，逼急了回家还要对弟弟一顿暴打，以泄心头之恨。

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父亲在村头河边把弟弟使劲按在水中，溺他，估计要断气了，就拽出水面，然后再按入水中，这样反反复复。弟弟拼命挣扎、嚎叫，但无济于事，估计他又是犯了什么大错，因为我看到父亲在整他的同时，父亲自己也在焦急地哭着，幸亏一位好心的爹爹前来劝阻，他才逃过一劫。

其实打弟弟最多的人是我。我家姊妹5人，我，姐姐、弟弟，还有两个妹妹。家里对弟弟的绝望变成了对我的骄宠，我渐渐地养成了“皇帝”气息，整日强横霸道。父母由着我，姐妹让着我，弟弟就更不用说了。家里偶尔有点好吃的，必然留着给我，至于几年难得做一件新衣服，更没有他们的份。如果只是这样，那也没什么话说，关键是“不省事”的弟弟不时“冒犯”我，招致我的毒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有时为点小事也要大打出手，他又笨，不知道怎么还手，但如果他真能还手，可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我有理的事，家里自然不说，即使我有错在先，父母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实在看不下去，就说“算了，别打残疾了”。弟弟几乎是在我的毒打中长到14岁的。

弟弟的死像是有先兆的，那一年他显得格外懂事。5月，父亲花3块钱买了双泡沫凉鞋，我上学想穿，但他是光着脚放牛，父母决定给他，我很不高兴，在家憋了几天的气，弟弟见此情景就主动把凉鞋交给我，说：“还是你拿去穿吧。”

7月，我在渠道堤上看见他放养的牯牛和别人的牯牛抵角打仗，想上前弄开，不想一牛战败，拔腿就朝我这边跑，另一头牛紧追不舍，眼看就要撞上我，弟弟手持长棍，斜刺冲到我的跟前，把长棍一横，立刻改变了两头近似发疯牯牛的奔跑方向，让我免遭踩踏，事后他对我说：“我看见牛要踩你时，准备哭了。”

8月，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比较理想，而且参加了体检，弟弟很高兴，一天他对母亲说：“他去读书了，再也不会有人天天打我，我就可以过好日子了。”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像他前世欠我的一样，因为在他死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乡去武汉读书。他的死虽然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当时对我们家震撼很大，一家人嚎啕大哭。料理后事的亲友翻箱倒柜居然找不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最后只得把我的一件有毛领的旧袄子给他穿上，当晚入土安葬。

如今他的那座小坟早已被推平，村民们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座楼房。30年来，我虽然从未给他上过坟，但是那些痛苦往事时时涌上心头，有时就像针扎一样。

外一篇

写给父亲的信

作者：吴新元

父亲，清明节到了，转眼间您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您在天堂还好吗？

那天您突然离去，让我措手不及，我预想您的死法有多少种，最多的还是脑溢血，因为您的血压很高，十几年前又中过风，我甚至想过您再次中风之后该如何来照顾您，毕竟您七十多岁了，大家又都不在您身边，得提前考虑一个方案，尽一下我们的孝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死得那样简单而悲凉，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追悔莫及、痛苦不堪。

北风呼啸、田野深沟，您九点出门，独自一人清挖淤泥，等到乡亲们十一点发现的时候，您已经静静地躺在满是泥水的沟底。您到底是怎么死的？临死时是不是又想我们了？难道您真的怕拖累我们？     

您见到母亲吗？你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虽然您一生起早贪黑、勤劳苦作，但在那个荒唐年代，我们生存状态始终凄惨，无时无刻不在为吃穿发愁，看不到半点希望和前途，为此您与母亲经常吵架，而且每次争吵过后就是十天半月互不搭理，您肯定在心里埋怨母亲懦弱无能，在家务上不能为您担当，这让我们做子女的左右为难、伤心透顶而又无计可施。

自从母亲去世后，您却是独自一人，守在空旷的房子里，捧着她的遗像发呆。俗话说，年轻夫妻老来伴，纵然你们年轻时风风雨雨、磕磕碰碰，到您年岁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母亲的去世对您打击很大，想必你的内心感触颇多吧，是后悔、内疚、自责？还是对母亲无限怀念？若地下有灵，你们再从头好好过吧，因为你们的坟茔相隔不到五十米。      

您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一到冬天您就瑟瑟发抖，不敢出门，晚上睡觉要盖几床被子，额头还要缠上毛巾。可是到了夏天您却汗如雨下，无处藏身。没有电扇、更没空调，一把扇子成了您唯一降温解暑工具，有时热得透不过气，您就干脆把塑料纸铺在潮湿的地上睡觉。

我知道这病是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候落下的，您当时虽然年轻，身体也很强壮，但怎么经得起长期超强度、满负荷的劳累啊。可是我们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每年都是生产队里的“超支”户，弟弟治病还要花很多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您挑送公粮的担子足足多出别人80多斤，为了赚得两毛零用钱，您每天来回步行十余公里到盐矿打工，尤其是每年冬天兴修水利的时候，您在集体工棚里睡的是地铺，盖的是草席，吃不饱、穿不暖，冰天雪地、寒风刺骨，那上工的哨子就像催命的丧钟，每天清早把你们这帮民工往工地上赶，您受得了吗？您忙了白天忙黑夜，忙了外面忙家务，从来就没有看见您空闲过，您是为了我们家才落下一身毛病的。      

您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经常失眠啊？您的愁心太大了。大事犯愁，小事犯愁。愁了子女愁孙子，愁了孙子愁外孙，有时甚至为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发愁。

记得有一次因为油菜田里杂草没有清除，您愁得睡不着觉，正好那晚月亮特别明朗，您以为天亮了，半夜起床到田里薅草，结果杂草没有清除，菜苗却被折断不少，于是您干脆在田头坐等天亮，这事被乡亲们笑了好长时间。

其实您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不就是希望生活好一点，后辈强起来嘛。但是发愁又有什么用呢？我劝过您多少回了，世态人生自有其发展规律，很多事情是上苍安排好了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像您的年龄和能力，就是要有一种“做天和尚撞天钟”的心态，心安理得把自己照顾好就行，能过则过、得过且过。子孙如果有本事，不用您操心；子孙如果没本事，您发愁也没用。

现在您走了，人世间的心总算操完了，不知您在那边还是不是天天犯愁？      

您是不是还像原来那样特别爱干净？

乡下的农舍虽然简陋，家什也很破旧，但您敝帚自珍，平常收拾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看上去特别顺眼舒服。堂屋除了神龛、桌子、板凳之类，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厨柜里面盘子、碗筷永远像士兵列队一样整齐划一，灶台磁砖永远被擦得像镜子一样明亮照人，就是伙房里用作燃料的稻草、麦杆，您也用塑料农膜罩着，不让其蔓延；床单铺得平平整整，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房前屋后的场地您每天坚持清扫，就连紧邻的那条柏油马路您也忍不住经常扫一下，有时回家太晚，您还点着煤油灯清扫，您不知道乡亲们都在笑话您呢；您穿的衣服虽然不上档次，但总是弄得十分整洁明了，即使颜色褪得发白，看上去还是非常清新。您这种爱干净、讲卫生的性格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照着去做，但我深深体会到，一生保持这种良好习惯需要花费您的很多精力。      

您在天堂的生活是不是还像生前那样单调枯燥？烟、酒、茶、牌四样，您除了抽烟之外，其他一概拒之。从我记事时起，就没看见您抽过好烟，最初是八分钱一包的“红花”、“经济”等牌子劣质烟，后来是一毛伍的“大公鸡”，临死前抽的也只是两元一包的“长城”、四元一包的“红金龙”。为了劝你戒烟，我没少在您面前唠叨，险些剥夺了您最后的一点爱好。

我一直以为您不会打牌，直到有一次您在家观看我与乡亲们打牌，从您的点评中知道您不仅会打，而且牌技相当不错，可是四十多年为什么从未见过您打牌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儿时的一段往事，有一年春节，您带我到大姑家拜年，大姑安排您与当地村民打麻将，您没钱，大姑借给您十块，结果激战一夜，您输掉了七块多，这事被母亲知道了，她天天跟您吵架、骂您，一直过了正月十五，也没有消停的迹象，看到您当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恨不得拿菜刀剁掉手指的样子，我们姊妹几个害怕极了，央求堂伯来家劝解多次，母亲才算罢休，我相信您发誓戒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一戒就是一生。

父亲，我不想把您刻画得如何伟大崇高，但在我们心中，您的一生是真实的。您勤劳善良，一生充满艰辛和坎坷。为了我们家，您吃过千般苦、受过千般罪，是您在艰难的环境里抚养了我们，使我们像其他家庭孩子一样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您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好父亲。

儿子2012年清明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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