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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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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曾世贤：导游干得红火，突然被举报“停止反省”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曾世贤，生于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北京曾任中学英语教师、中国国际旅行社导游翻译、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雇员，1989年来美国，自行创业加州阳光旅游公司，苦心经营24 年、经营旅游巴士10年，一场疫情，毁于一旦。
往事回想
1986年虽然粉碎“四人帮”已十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各个方面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整个社会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国家之手，特别是所谓的“涉外”部分。那时，旅行社只有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和中国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主要是接待所谓外国客人，官称外宾，中国旅行社主要是接待港澳台客人，中国青年旅行社主要接待各国的青年团体，分工十分明确不可丝毫逾越。
虽然我考进了国旅，但人事档案仍在宣武门的广安中学，在那个年代，要想调动工作，不但要单位说了算，放人单位说了更算，如果放人单位不放你的“档案”，就意味着你调动不成。况且，各级组织有权决定在你的档案里面写什么东西，放什么东西，有人一辈子背着所谓的“黑锅”，就是因为档案中被人放了不该放的东西。
我和原学校经过将近一年的磨泡，终于答应放我的档案给国旅了，那个年代没什么快递公司之类的服务，由于学校缺人手，人事部门就把我的档案交给我带去。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只是用浆糊粘了封口就交给了我，一出校门，我趁着浆糊未干，轻轻地打开了这神秘而又会伴随我后半生的“档案”。
档案很厚，有一本普通的书那么厚，但装着的百分之九十竟是我父亲的档案。父亲是国民党高级行政管理人员。1949年以后，被管制了3年，在文革中又屡屡遭到批斗。所谓批斗又叫“坐飞机”，就是把人双臂反拧到背后，几乎头点地，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上名字及某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之类的字。那时，人分五类，谓之：地，富，反，坏，右。我父是被归入“历史反革命一类”。听父亲讲他没有杀过共产党，因为没有血债，加之北平和平解放后，随傅作义将军投诚，因而未被投入监狱或判刑。但是他的同事凡是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的，判无期徒刑或被枪毙的是大多数，他是幸运的。
当年有一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官方谓之”血统论“。我这一代人为此深受其害，文革中，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批斗，被红卫兵抄家，我家却幸免于难。奶奶那时还活着，她坚信，是因为她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一百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全家，观音菩萨被她的诚心所动。
事实是，文革对我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那时我12岁，在那个血腥的八月，红卫兵在我们住的那条街，挨家挨户的抄地，富，反，坏，右的家。用皮带，棍棒把他们父辈及爷爷奶奶辈的人打得死去活来，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心中的恐惧使我坐卧难安，那时睡觉之前总把家中的一把切菜刀枕在枕头下，下定决心，哪天如果红卫兵来抄我家，打我的爸妈，我就和他们拼命。
可是，有一天被父亲发现了，我从来未见他是如此的震惊，又如此的悲伤，口中喃喃地讲：“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要死，我一人去死好了，不能连累你们，特别是你，是我的长子，要好好的长大成人。”我表面答应了父亲，但每晚睡前，仍旧找一些铁棍之类的东西枕在枕头下，大概有几个月之久，那时我们时常被人称作”狗崽子“黑五类子女等等，处处抬不起头来。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拨乱反正，提出了家喻户晓的“猫论”，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1979年我终于搭上了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进入了外国语学院。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宣武区的一家中学教英语，那是一所三流的中学，与其说是“分配”，不如说是我主动要求的。那时，刚刚结婚不久，孩子还不满周岁，找个离家近的工作就好，以便照顾家。
某日到学校报到，校长姓曹，身材魁梧，有一个像老外一样的大鼻子，有几分酒糟鼻，看上去鼻头红红的，说话很和蔼但又透出几分狡猾，给人感觉有几分威严。
他说让我试讲一堂课，要我准备一下，可我却什么也没准备，因为对我来说教这些孩子初中英语真是小菜一碟儿。试讲那一天，教室里坐了50多位学生，校长和英语教研室正副组长及四五名教师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期末考试刚刚完成，课前我只粗略地过了一下学生的英语考卷，发现全班超过80分的都没有，不及格的占了三分之一。不知这里的英语老师是怎么教的， 所以我就从考卷讲起，课堂上，学生不到几分钟就发出一阵爆笑，两节课很快就过去了。课后，校长紧握着我的手，无比兴奋地对我说：“你天生就是做老师的料！下学期的英语教研组长由你当了！”
这句话真的吓着了我，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这个学校继续干下去！要知道，那时的中学老师在社会上是很没地位的，工资低，无供给的房子，娶不上老婆，娶上老婆的不敢要孩子，因为养不起。这学校的陈友则就是一个例子，三十多岁了，还住在一间自盖的小平房里，到现在也找不到老婆。
我才不会在这里一辈子教下去呢！但我知道，要想离开这里，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编了个理由说我的腰受过伤，久站不行，请病假，是最好的理由。巧的是，在我16岁的时候，从事仓库管理员的工作，腰受过伤，虽然后来再没有犯过，但对大多数腰受过伤的人，可以说随时发作，没什么理由，所以我就百般拉拢给我看病的医生，病假条从七天一直延续到一个月，就这样一月又一月地泡下去。最初，曹校长对我讲：”小伙子，别跟我玩这儿套，走，别想 ！“我呢，和他也不急，一到学校就扶着腰走路，好像很痛苦，很严重。心说，看咱们谁熬得住！
就这样，学校的工资照拿着，外面找机会教课去，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对外交流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都需要会英语的人。朋友介绍，我在一家私立外语学校，教”新概念“英语。5元一小时，每天2节课，我在新侨饭店教”许国璋英语“也是5元一小时。还在北京油漆厂给工程师们讲课，在法源寺教和尚们口语，因为和尚们要出国弘扬佛法。平均一周24节课。每月收入400元，这差不多等于我一年在学校的2倍收入。这时候，我发现中国国际旅行社在招聘导游，我报了名，经过层层筛选，我被录取了。
当我第一次领到那天蓝色的国旅工作证和一枚徽章时，心中的激动难于言表。带团前，进行了一周的职业培训。我被分在美大部，只接待美国及加拿大来的客人。培训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部长给我一大本导游词手册，说是由国旅专业人士编印的，内容涵盖了整个北京的主要参观景点。部长特别嘱咐要背下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其它诸如北海、雍和宫等以后慢慢背。因当时正值旅游旺季，培训后要立刻接团，对我来说难度较大的是专有名词，诸如垂帘听政、太监、妃子、祈年殿等，这些不但要背下，还要让讲英语的人真正明白它的历史掌故。
我第一次带团就是一个由36人组成的来自美国加州的旅行团。团员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当时据说每人的团费约超过5000美元，这对于一个月当时只有40多元人民币的我真觉得像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的“师傅”（当时都这么叫）强小林已经带团两年多了，十分有经验，讲话也有技巧。记得那天天气十分晴朗，强导一句“你们带来了加州的阳光 ”这句话竟使我终生难忘。十年后当我在美国开旅行社时，就把这句话，加州阳光，作为公司的名称，既响亮又符合加州的天气情况。
那个年代是不允许收小费的，但客人是习惯付小费的。既然我们不收，他们又执意给，我发现有的客人是把小费偷偷放在座位地上，少则二三十多则二三百，而且给的都是外汇兑换券。
那时的中国，外国人来中国是不可以把外汇直接换成人民币的，需要到指定的银行或三星以上的指定宾馆兑成外汇券。外汇券的实际价位高于人民币，由此就产生了外汇黑市。在外汇黑市一元外汇券可以兑换1.8元人民币，因此许多导游在客人购买东西时，就把客人的外汇券兑换成人民币支付给卖家，而卖家出于生意上的需要，也自然配合着导游。
那时，外国人买东西是要到指定商店，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友谊商店，只收外汇券，只对外国人开放，而我们有国旅的徽章、有国旅的工作证，自然可以自由进出。这在当时是一种特权，令人羡慕不已。此外，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物资比较缺乏的年代，名牌冰箱（诸如索尼、日立）、彩色电视机、微波炉只有用外汇券才可以购买。我记得我家的二十寸彩电就是在我接了三个团之后用外汇券购买的。当时手中有外汇券也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使我着实也骄傲了一阵子。
强导带了我三次，让我受益匪浅，跟他学会了滔滔不绝地讲，插科打诨的故事信手拈来。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给自己赚钱，我称之为鱼虾之道。所谓“替汇”就是导游普遍干的事。
另一赚钱之道是叫“吃人头”，许多老外不习惯顿顿吃中餐，他们认为中餐虽为美食，但比较油腻。因此常常会放弃已订好的餐。那时一顿餐差不多5-10元人民币，是一个普通人家一人三分之一的月薪。餐馆不会退这部分钱给旅行社，这时餐馆会和导游达成默契，现在的话叫“潜规则”。
一些餐馆会退餐费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给导游。有的餐馆不退钱，但给导游等同价值的烟酒，特别是值钱的烟如三五牌、大中华、牡丹，酒如茅台、五粮液、山西汾酒等等。有时甚至进口罐头、可口可乐。本来我不理解为何导游上团总是背一个硕大的背包，直到见到下团时包包满满的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记得有一次我带团回来，身上是有兜的地方全都塞满了外汇券，回到家翻出来数一数，竟有一千元之多，这对月工资只有40元的我真是不敢想象！
当我还沉浸在做一名国旅导游，每天接待外宾，所学有所用时，一个无妄之灾悄悄地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高高兴兴地随同大轿车接来了30位来自美国的游客。这些游客来自美国不同的州，穿着五颜六色，口音各不相同。来自东西岸的人讲话没什么口音，只是儿音较重，比较容易听懂，而来自中南部的人口音较重不太好懂。他们的就餐口味也各不相同，由于地域不同，旅行团自然也分成不同的小团伙。
那时接团10人以上必有一位中国导游从客人一入中国边境，就全程陪同。简称“全陪”。一方面是为了衔接各地导游接待，另一方面也是起着“监军”作用 。这个团给我指派的全陪是国旅青岛分社的一位副科长，那时的副科长可是地方的“土皇帝”，虽然领导不过七八个人，但权力大得很，这个人身高不到一米六，虽然是北方人却瘦得一把骨头，烟总不离手。
这个团由于来自不同的州，吃饭口味不同，而面对中华美食，也不能享用。甚至有人对参观景点也多有抱怨。壮丽雄伟的紫禁城，巧夺天工的天坛祈年殿被说成是“破庙”。
这个团虽然比较挑剔，但总体上感觉并不糟，不知出于什么祸心，这位青岛的副科长竟然在团结束后，给我向旅行社领导奏了一本。说我在政治言论上有严重问题，什么问题？我是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社领导火速做出决定：此人必须停职反省！
我被责令交待“问题”，交待不清不可以接团。记得每天上班，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接团，挣钱，自己却因为言论而获罪，难过，痛恨，百味杂陈，真是杀了那位副科长的心都有。那种折磨和煎熬非亲身经历过的人可以理解。
一天，我实在交待不下去了，因为我一遍又一遍地“交待”整个接待过程，一遍又一遍地不能过关。忍无可忍地走进部长办公室，请他告诉我，我到底犯了什么言论罪？部长老郭人很和善，断断续续地挤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让我才略知一二。原来，我是得罪了那位青岛来的副科长。
那个年代整人有三大战术，一曰：政治问题，这个选项含义颇广，言论是其中之一。二曰：经济问题，吃了一顿免费餐，拿了几盒烟。三曰：作风问题，即使有个红颜知己就是作风问题。
在停职反省期间，我的婚姻也第一次面临考验，随着无休止的反省，不过关，老婆开始骂我是笨蛋，她甚至亲自去旅行社刘书记家请求宽恕，但结果是徒劳的，刘书记要杀鸡儆猴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总算点拨了我一下，说我和外国友人谈了自己的爹，好像是对改革开放有成见！
天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是有了邓（小平）大人的“猫论”，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才有可能上大学，才有可能进国旅这样的“外事部门”。我对邓大人感激涕零还不够，怎么可能对改革开放有成见！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社里的意见是把我冷冻处理。既然是这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在学外语的那时很吃香，我在200多人的应试中脱颖而出，考入五矿——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
后来听说刘书记被列为”三种人“而逐出国旅。我只是记得这其中一种人，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说文革要三七开，而我的言论是全盘否定。我的言论是超前了，而且无意中戳到了他的痛处，所以他要对我痛下狠手。据说那位党员副科长后来因某种原因遭到查办。
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者，是要遭报应的。我当时那么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就因小人的陷害而丢了。
当然，比起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莫须有罪名而被折磨致死的人，我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依然是一辈子难忘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