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黎劲风：父亲把石膏拦腰锯断，全身塑像变为半身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黎劲风，生于1955年，1978年初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1982年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800万字，先后加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文革”我没机会

唱红歌跳忠字舞

作者：黎劲风

经历“文革”的人对唱红歌和跳忠字舞记忆犹新。唱红歌、跳忠字舞，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

百度一下，“忠字舞”是我国文革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它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的1966—1968年间，党的九大以后渐趋式微。

“忠字舞”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 “忠字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的劲舞媲美。“忠字舞”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倒是不争的事实。

在唱红歌、跳忠字舞之前，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我居住的吴川县也不例外。《吴川县志（大事记）》记载：

1964年，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

1966年，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运动。全县有64000人能背诵“毛著”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

文化大革命开展前，吴川县团委“从娃娃抓起”，于1965年（前后）组织了上百名干部子女，步行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覃巴公社（今吴川市覃巴镇）学习毛著。当年，我父亲是吴川县委农村部干部，我有机会参加这次活动，在覃巴公社一个村庄住了两三天，期间还安排吃“忆苦餐”、晚会等活动内容。在吃“忆苦餐”前，我去了一趟厕所，避开了这次忆苦教育。

这次学毛著活动，当地树起一个5岁小孩作典型，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晚会有一个快板节目介绍这小孩学毛著的事迹，如今我只记得快板的开头两句：覃巴大队覃文村，5岁小孩叶亚林......

有了“学毛著”的铺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民众很自然地接受了“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文革鼎盛时期，处处立忠字牌坊。我的左邻右舍都在门扇上大贴特贴各种 “忠”字画。

父亲也买回一尊领袖石膏像，打算立一个“忠字牌坊”。摆弄时，父亲一不小心把一条腿摔断了。在我注视下，父亲干脆把石膏像拦腰锯断，把全身像变为半身像，供作“忠字牌坊”。当年摔断毛石膏像的一条腿，是很大的事件，好在没被外人发现（我连母亲也没告诉），没造成悲剧。

文革初期，全民狂热大搞＂红海洋＂，吴川县城的民众到处用红油在墙壁、柱子上绘上毛画像、毛语录，书写＂三忠于＂＂四无限＂，连厕所也无一幸免。据吴川网友回忆：当年县城大塘边街有个年长者饮了些米酒，去公厕大便时别有意味地说：哪个孝狗（小人）亩识卓（不懂事），够胆让毛主席在这守厕所，够打靶（枪毙）！

1968年秋天，“忠字舞”席卷全国，吴川的忠字舞也开始大流行。不分男女老少，都面向毛的画像，挥舞着红宝书，口中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以表达对毛的无限忠诚。

文革开始到1969年10月中旬，我一直失学在家，没机会唱红歌，更没机会跳“忠字舞”，好像也没亲眼见过人们跳“忠字舞”。但1969年1月间，吴川有一位姓李的中年干部猝死于跳“忠字舞”，由此可见当年跳“忠字舞”的狂热。

文革期间，到处有高音喇叭，除了播放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等外，更多的是播放革命歌曲。当年歌颂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即所谓“红歌”。红歌包含毛语录歌、毛诗词歌，连毛的《老三篇》也被谱曲，当红歌来唱。甚至林彪1966年12月16日为《毛主席语录》写的800多字的《再版前言》也被谱曲，成为空前绝后的红歌。中国著名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文革时风头出尽，成为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

这些耳熟能详的“红歌”深深植根于我大脑深处。几十年过去，我依然会唱。就连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第一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今我也能很靠谱地唱出来。

几乎与红歌、跳忠字舞同步，早请示、晚汇报也成了对伟大领袖“表忠心”的祝颂礼仪和例行程序。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伟大领袖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早请示，晚汇报”很快成为整个社会风俗化、习惯化的软制度，成为每天都要实行的一项政治仪式。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都要“向伟大领袖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每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都要向“伟大领袖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据说，“晚汇报”最开始时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头”说“晚请罪”一词不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当年，我没机会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据网友回忆：“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政治可靠”者“领读”。“领读者”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

然后，“领读者”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唱完颂歌后，就读毛主席语录，通常根据当天工作选读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就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的则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湛江市志》记载：1968年各地“三忠于”活动形成高潮，广泛开展唱“样板戏”，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许多工厂大量生产形形色色的像章。

胸前佩戴领袖像章，也是文革时代的特殊符号。文革时期，几乎没人胸前不佩戴毛的像章的。吴川一家工厂也大量生产毛“戴军帽”的像章，还成了抢手货。我父亲也买回几十个领袖像章别在一块红布上，形成一个心的图案，挂在房间的墙上，以表示对领袖的忠心。我除了佩戴外，还多方收集了十几个领袖像章，用一个原来装针水的小盒子装着，放在床头草席底下。有一天，这些宝物突然不翼而飞，令我伤心至极，也成了当年一宗“悬案”。

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1969年4月间的一天上午，吴川各界在运动场（今大富广场）集会欢庆中共“九大”。那时已失学将近3年的我也到喜庆的会场凑热闹，捡鞭炮是我童年一乐。在会场捡鞭炮时，遇见县委书记符在泽的儿子符小明，小明是我童年时较好的玩伴。文革前，我一家还在县委大院居住。我和小明，还有县委副书记张洪斌的两个儿子，共八九个年纪相近的男孩时常在一起玩。我们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打游击”的游戏。游戏时，我们几人分成两方，通常我和张洪斌的大儿子及小明是一方，张洪斌的小儿子等人为另一方，先把对方全部“俘虏”的一方为获胜方。两年多不见，小明已长高了许多。但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成永别！

当天下午，传来小明遇难的消息。原来，上午集会结束后，继续开着用红旗、鲜花装点的“花车”沿着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在梅岭小学读小学的小明长得眉清目秀、人见人爱，被女班主任选中当“花车”上的“花童”。“花车”游行结束回到县委大院门前时，又燃放起鞭炮，小明为捡鞭炮从“花车”上跳下，不幸摔倒伤及头部，不治身亡，给县委书记一家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唱红歌、跳忠字舞在中共“九大”前达到高潮。红歌《满怀豪情迎九大》在中共“九大”前半年已唱红神州，“九大”后改为《满怀豪情庆九大》，继续大唱特唱。直到九大后的1969年6月，也许是伟大领袖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形象，批示由中央印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中指出：“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此后，红歌与忠字舞、早请示与晚汇报等才逐步收敛。

如今，荒唐岁月已过去了几十年，但红歌红舞在国内外尚有市场……

黎劲风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