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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任虎成：一个人逃学传染一个班，我惹祸了
任虎成，1956年5月生于太原，插队两年，当兵三年，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八年，2002年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从事律师职业，2016年退休。
原题
四年上了三年的学
——“学制缩短”打了折扣
作者： 任虎成
1963年春，我开始在山西省绛县卫庄公社里册大队初小上学。由于是插班入学，到了秋季新学年开始时，父亲就让我留了一级。1965年秋季开学，我升入三年级。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直到1966年底才读完三年级。
1966年，政治斗争风云变幻，令人目不暇接。先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立案审查“彭、罗、陆、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继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毛主席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聂元梓成为风云人物；再到红卫兵大“串联”，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造反夺权”，等等。其间还穿插着“学毛选”、“学毛著”，背“老三篇”，背毛主席语录，“忆苦思甜”，吃忆苦饭，参加阶级斗争大会等。
1967年初，我转到绛县卫庄公社斜曲大队小学读四年级。转学的原因是我们家被“轰”到了斜曲村。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响应国家压缩城镇人口的号召，把家属户口下放到了斜曲村。但我们家还住在父亲原先工作的里册鹿场里。1966年底，父亲工作单位（山西省药物培植场）的“革命群众”给父亲贴了大字报，攻击父亲“家属下放”名不副实。这样，我们家就搬到了户口所在地斜曲村。
斜曲村是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也许就是这“山高皇帝远”的缘故，斜曲村受文革的影响很小。斜曲村没人参加过红卫兵（至少是没人公开戴过红卫兵袖标），没有出现过大字报，也没有发生过造反、夺权，更没有开过斗争大会。
斜曲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名教师。教师是槐泉村的马金堂老师。上课时，马老师先安排三个年级自习，再给剩下的这个年级讲课。每个年级讲课十来分钟，四个年级轮流进行。
1967年底，我们四年级的五个学生到里册小学参加毕业考试。我的考试成绩是语文92分，算数100分。虽然这个成绩在我们五个考生中是最好的，但我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我们这个“班”实在是太小了，拿第一也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罢了。
这时，为了落实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开始普遍实施“七年一贯制”教育。斜曲村太小，不具备办七年制学校的条件。于是，我就在1968年初到南樊公社中堡大队七年制学校借读。
1971年的作者
中堡学校位于范家巷（当地读“he”）南端，东边与南樊公社一墙之隔，南边与南樊医院隔路相望。
难以想象的是，学校中间居然住着一户人家，把学校分成了前、后院。前院是操场，比一个篮球场大不了多少。后院还不到前院的一半大。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户人家还不是中堡大队的，而是毗邻的柴堡大队的。后来，这户人家的女儿王建芳成了我的高中同学。
1968年初，中堡学校共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半年后，“二高”（绛县第二高级小学）解散，上一年已到“二高”上一年级的一个班又回到了中堡学校，成了中堡学校的六年级。
一开始，我们班有48名同学，挤在操场西南角的一间小黑屋里（只有一个低矮的窗户），真可谓摩肩接踵、挨肩擦背，连进出都很不方便。后来不断有同学辍学，“人口密度”才逐渐下降，活动空间才逐步改善。到毕业时，我们班已不足二十人。
没有教室，一直是困扰中堡学校的突出问题。学校一下多了两个年级（一年后又增加一个年级），让原先只是初级小学的中堡学校一筹莫展，只能“临时抱佛脚”，想尽办法借房子。
四年中，我们班在校内调整过四次教室，把原有的四个教室轮了个遍。其间，还借用过一个生产队的库房，也借用过南樊中学的教室。那时，南樊中学的初中生已经离校，还没有改为高中，校舍处于闲置状态。
师资也是困扰中堡学校的大问题。公办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民办教师则是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鲜有胜任的。
我就读的五年级，语文老师是原先教四年级的张自立老师跟班上来的。数学老师则由民办教师代课，先后代课的有王清盛、张水生，还有一个记不起姓名了。
语文没有教材，县教育局给每个学校发了一本油印小册子。上课时，张自立老师往黑板上抄，同学们就看着黑板往本子上抄。老师顾得了抄，顾不了讲；学生只顾埋头抄，却不知道抄了些啥。大约半年后才陆续有了正式教材。
一开始，数学课本是翻印天津延安中学的数学课本。其中有道题涉及“番茄”，代课的张水生老师自己不知道就不耻下问。有的同学说“番茄”就是茄子，有的同学则反驳说那干嘛不说茄子而叫“番茄”？争来争去，莫衷一是。我那时影约知道“番茄”是西红柿，但又不能确定，没敢发言。
记不起名字的那位代课老师更是好笑。他喜欢唱歌，上课时不讲课，而是展示他的男低音。
半年后，公办教师大多各回各村任教了，只有少量教师由教育部门调剂。张自立老师调回他的家乡——里册学校，我们班则迎来了家在中堡的席海让老师。
席老师中等身材，和蔼可亲。他的一条腿有点瘸，是幼年“躲反”时风餐露宿留下的后遗症。担任我们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期间，席老师曾建议我学个乐器，用三角板“推字”。我吹了一阵笛子，终因兴趣不大放弃了。用三角板“推字”，我那时志不在此，压根没有付诸行动。
我那时已经开始做当兵的梦，认为军事化就是快，因此写字不需要写多好，但要写得快。我听说民办老师黄浓光有一本介绍草书的书，就借来练起了硬笔草书。后来发现，认识草书的人毕竟有限，也就放弃了。
席老师的口才不好，讲课效果比较差。有的老师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我一直对此不予认同。我认为，如果真是肚里有货仅仅是表达的问题，那起码可以把要讲的内容先写出来，上课的时候照着念也行啊。
席老师也有一个白纸订成的备课本，每次上课他都拿着它上讲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少见他看着备课本讲课。而且，他的备课本总是翻到同一个位置。
席老师的腿有残疾，讲课都是坐着讲，这当然有情可原。但是，席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说事，或者批评犯错误的同学。如果哪个同学犯了错，他会喋喋不休地讲上半节课甚至一节课。他有一本厚厚的合订本《毛主席语录》，每当这种时候就派上了用场。他会先念毛主席语录，然后掰开了揉碎了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性质、危害，等等。可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不计时间。
那时候，语文课本上每单元都有一点语法知识。我很希望老师能好好讲讲这些语法知识，但席老师却说：“这些内容自己看看就行了。”
与席老师截然相反的是阎廷祯老师。阎老师是西堡人，是调剂到中堡学校担任毕业班语文老师的。阎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充满激情。不但学生爱听，连窗外马路上的行人也常常驻足聆听。阎老师很少管学生，除非实在看不下去了骂一句“混账”或者“混账王八蛋”，骂完就没事了。
小学一年级时，我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时机。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找机会补上这一课。我向阎老师提出了这个请求，阎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准备了两、三天后，他教的却是“阿、掰、猜、呆”那一套。当我告诉他应该是“b、p、m、f”的时候，闫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也没学过。”。这次补课虽然不成功，但我对阎老师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一直都是深怀敬意、心存感激的。
1971年初，学校负责人出缺，将由阎老师担任。这样，阎老师就不再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了。学校决定由席海让老师接任，席老师也信心满满地表示保证带好毕业班。
有阎老师做对比，我和同学们对席老师的“复辟”无法接受。头脑简单的我，有意见也不懂得找领导去反应，而是采取了拒绝上课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抗议。席老师无奈，正巧学校负责人的人选也发生变化。于是，阎老师又继续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六年级下半年，我们终于有了一位称职的数学老师——贾思恩。贾老师也是西堡人，也是由于中堡学校师资缺乏，被安排到中堡学校来的。
贾老师讲课条理清晰，循循善诱，很受大家欢迎。贾老师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总是有说有笑。有一次上课，他把“大家明白”说成“大家明bo”，引起哄堂大笑。贾老师也红了脸，自嘲地问道：“难道不是这么读吗？”
1971年3月末至5月初，父亲带我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探望年迈的奶奶，前后历时40天。那时数学课正好开始学习平面几何。回来后，我没有急着去找贾老师补课，而是想先自学，弄不懂的再去问老师。我一边看书一边做习题，竟也“无师自通”了，就没有再找贾老师补课。期中考试，我考了98分，只比考了100分的屈学东（小名“羊群”）少2分。失分的原因是对一个小问题的理解不正确。
那时候，语文、数学这些主科的任课老师都是“锣齐鼓不齐”，至于音、体、美和其它副科的课程更是开不出来。五年级时，发过一本《科学常识》的课本，因为没有师资成了摆设。四年中，只上过一次音乐课，是由民办教师、插队知青朱志勤上的。尽管课上得并不成功，但也仅此一次，因为朱志勤很快就另谋他就了。体育课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也都是民办教师临时凑和的。
1968年夏，绛县体委的范德元老师（原南樊中学体育老师）曾到各校物色体育特长生。体育特长生将集中到绛县中学体育班，半天上课，半天训练。范德元老师看我个头较高就选中了我，我也有点动心，但我父亲不同意我搞体育，我也就放弃了。
那时候奉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具体负责的是大队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在那四年中，有两位贫协主任管过学校，一位姓侯，一位姓吴。这位姓吴的贫协主任是个文盲。
一天，席老师有事请了一天假，就委托一位李老师照管我们班，我们就在教室里自习。中午放学前，我突然感觉百无聊赖，就嘀咕了一句：“后晌（下午）不来了！”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回家找我：“你怎么没去上学？学校都找到场里了！”我一听心里愤愤不平：别人经常逃学都没事，怎么我偶尔为之就找上门来了？
刚走出药场家属院，就看到全班同学在吴姓贫协主任和李老师的带领下，正列队向我家走来。当我走到队伍跟前时，体育委员屈保平莫名其妙地带领大家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正当我对屈保平的“乘人之危”心生怨恨的时候，只听吴姓贫协主任大声喊道：“别唱了！别唱了！怎么？我是错误思想？我是毒草？”看到屈保平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我对他的怨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原来，我中午放学前的那句话，“传染”了全班同学，结果下午教室里空无一人。受人之托的李老师当然深感责任重大，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报告了吴姓贫协主任，吴姓贫协主任立刻偕同李老师挨门挨户地“请”同学回校。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我就成了最后一个。同学中没人知道我家的具体位置，大家就先找到药场，惊动了我父亲，这才找到我。
这件事闹出这么大动静，我心想这一关肯定不好过。然而，令我诧异的是，事后竟然没人再过问这件事，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似的。不仅学校里无人问津，连我父亲也没有问起过。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也进行了事后反省：自己一句无心之语，结果导致全班逃学，看来以后说话、做事要照顾左邻右舍，要注意影响，考虑后果。
同学中，我和马建桥、侯红福、屈学东比较投机。那时候课业负担轻，闲暇时间多。有一阵，我们就仿照毛主席诗词的词牌“诌诗”，什么“七律”“七绝”“西江月”“沁园春”“菩萨蛮”，只要字数相同、大致押韵就得。写完后互相传看，评头论足。至于格律、平仄、意境、用典就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了，反正也不懂。
马建桥的父亲有一次出差带回来两本新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我“一见钟情”爱不释手，“强烈要求”马建桥匀了我一本。这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对丰富我的成语词汇量可谓居功至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68年的一天，我到马建桥家去玩，他拿出一本没头没尾、书脊也模糊不清的小说，翻到旅馆老板对翠屏欲行不轨的章节，很神秘地指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小说，以前总觉得厚厚的小说是成年人看的。这次一看，发现里面虽然有生字生词，但也能够看得懂。我就向建桥借了这本小说看。我问建桥书名，建桥说是《破雪风云》，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多年后，我特意在人大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一是为了确认书名，二是为了补齐缺失的情节。经过确认，这本书的书名是《破晓风云》，作者是臧伯平。
打破了对小说的神秘感，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我想方设法找书看，怎奈那个年代小说都被当做“封、资、修”毁灭殆尽，能够借到的小说少之又少。只要能借到书，我就会手不释卷，连吃饭都舍不得放下，晚上要父母一再催促才肯熄灯睡觉。见我黄昏时还在院里看书，父亲的同事张秀珍阿姨曾提醒我注意保护眼睛。
1977年，部队派我到河北省满城县出公差，其间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为了弥补小时候无书可看的缺憾，我就到新华书店去租小说，基本是一天一本的速度。很快，书店的出租书就被我看了一遍。
1972年1月底，我们接到通知：过几天去南樊中学参加新生入学考试。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南樊中学已经改为高中了，并且在1971年已经招了一届学生（高一班和高二班）。
作者七年制学校毕业证书
1971年，我们虽然已经是毕业班了，但“少年不知愁滋味”，对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我从未考虑过。听说还可以继续升学，当然求之不得。那时候还没有“中考”的概念，什么复习、备考、焦虑、失眠，统统不存在。
考试当天，我准时进入考场。上午考语文，实际是语文加政治，因为考题中考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对喜欢看报的我不是难事。药场会议室有个报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必不可少。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去看报。
作文题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我根据报纸上的套路写了一篇“记一个老贫农的二、三事”。答完之后，又检查了一遍，我就等着收卷了，可是等了很长时间才收卷。
下午考数学，拿到考卷我浏览了一遍，感觉题目都不难。想到上午时间那么充裕，我就不紧不慢地做题。做了一半，我干脆停了下来，开始东张西望。不知过了多久，监考老师宣布：“还有15分钟！”我一听就慌了——我还有三个大题没做呢！我紧赶慢赶还是没有做完剩下的题。
原来，上午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下午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事先连这个信息都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地上了考场。后来得知，这次考试尽管我考了第一名，但平均分只有68分，而绛县中学第一名的平均分是90多分。
1972年春节前，阎老师告知我们，中堡学校共有四名同学被录取：马建桥、屈学东、屈爱萍和我。1972年春节过后，我们进入南樊中学，成为高三班的新生。
至此，我在中堡学校用四年时间上了三个年级的学，“学制缩短”打了折扣。
2022年8月8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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