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52周年祭日丨吴敏：“千古一士”赵树理

子规吟春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敏，山西省委党校退休教授，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参加工作当工人，1971年走上专职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伊始即投身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教学工作以讲授行政学、政治学为主，科研工作以“当今中国民主建设”为主要方向。发表论著600多万字。2007年受到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表彰。（素描：邢小群）

原题

“千古一士”赵树理

逝世五十二周年祭

作者：吴敏

1970年9月23日，在离64岁生日只有一天的时候，被批斗得浑身伤残又被囚禁在一间狭小暗室里的“人民作家”赵树理，带着巨大的哀伤和悲痛含冤去世了。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赵树理逝世52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阵对他的怀念。

山西作协原常务副主席周宗奇为写《马烽传》曾采访过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当谈到赵树理和马烽的比较时，“85岁的封疆大吏一开口就语惊四座：‘他俩我都熟悉，赵树理是为农民写农民，马烽是为党写农民。’”周宗奇在一篇题为《千古一士》的文章里引用了王谦的这个评价，并由此很感慨地写道：“民间立场与庙堂立场的这种阴差阳错的‘活报剧’，代代都有，史不绝书，一点不稀奇。稀奇的倒是这个赵树理，为了坚守民间立场，为了替最底层的农民说话，不惜用一生作赌注，甘愿以性命来拼搏。这样的草根‘死士’，中国历史上有吗？屈原是为老百姓死的吗？嵇康是为老百姓死的吗？方孝儒是为老百姓死的吗？王国维是为老百姓死的吗？文字狱史册上花名万千，谁又是巴巴儿地为老百姓去死？我算学不好，算来算去算不清，只好把赵树理算作第一名。争论什么他是否‘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太没眼光了，太不给力了，他理应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方向，”是一辈子为农民说话并因此惨遭极左势力迫害而死的“千古一士”。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农民都是中国老百姓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在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不少为了争取和维护农民利益大声疾呼、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但是，像赵树理这样，一辈子站在农民立场上，始终不渝地为农民说话，为争取和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拼尽全力，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的士人或称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确很罕见，难以找到。因此，周宗奇对赵树理的这个评价和美誉，我举双手赞成！

赵树理是我们沁水人。1962年秋季读初三的时候，有一天，听说赵树理回故乡来到我就读的县一中了。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娃、乡下妞，不敢走出教室靠近去看这位大作家，都挤在教室的窗户上看着他在校长等人的陪同下缓缓地在校园里行走。他那高高的个子，朴素的衣着，和蔼而有些土气的面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似乎仍然隐约可见。

1963年秋季开学后，我到四五百里外的地区行署所在地上高中，不久，就听说赵树理因写“中间人物”挨批判了。此后，随着文革爆发，赵树理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表人物”。

当时，中央的各大报刊都登载了批判赵树理的消息和文章,《山西日报》更以通栏大标题和整版篇幅，连篇累牍地“炮轰”这位“黑作家” ，揭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又过了三四年，便从省城传来消息，说赵树理在湖滨会堂挨批斗时，被造反派从摞在一起的四五张桌子高处凶狠地猛推了下来，多处骨折，严重内伤，但仍被关押，得不到起码的救治。

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哀叹、痛苦和绝望之中，这位为农民切身利益终生殚精竭虑、笔耕不辍且享誉海内外的人民作家，在一间狭小而阴暗的囚室里极为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仅64岁。就在他含冤去世两个月前，一位红得发紫的著名劳模还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题目就叫《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当时，作为一个傻乎乎、懵懂懂的“老三届”，作为在一个县属小企业“接受再教育”的学徒工，我对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革没有任何怀疑,而是衷心拥护，真以为这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对于自己心仪、尊敬且当作偶像崇拜的乡贤赵树理之挨批判、遭批斗乃至悲惨死亡，我从心底里感到很酸楚、很痛苦、很哀伤。

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终生为农民写作、被誉为“铁笔圣手”的人民作家，竟会背着这样极为沉重、有口难辩的罪名，以这样让人撕心裂肺的方式离别了人世。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诸多作家中，赵树理的境遇和结局格外让人同情和悲痛，他连像老舍那样从容、有尊严地跳入太平湖自尽的机会和权利都被剥夺了！

赵树理是因创作《小二黑结婚》而声名鹊起的。他这部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以及《李有才扳话》和《李家庄的变迁》，被公认为是最早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这个评价并不为过，但必须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前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论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阶级斗争以及人性的关系，革命文艺作品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原则，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不应该表现抽象的人性，革命的文艺要注重歌颂光明、歌颂工农兵。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是对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揭示和阐释。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必须将其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启蒙思想结合起来，同鲁迅所坚持和倡导的以先进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同尊重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结合起来。可以说，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结合。

赵树理没有主观、机械地照搬照套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创作原则,没有以此原则教条主义地去选择创作主题、构思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图解党的政策,而是在忠实于现实生活,倾心于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上，生动地进行艺术創造。他以社会公共道义和自己独有睿智相结合的个性化观察及体验为基础,以朴实简洁、诙谐幽默的个性化语言为表现方式,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和活灵活现的人物刻画，热情地歌颂真善美，辛辣地鞭笞假恶丑，坦率地张扬和宣泄了自己对太行山区农民现实生活的内心情愫及感悟。

从赵树理创作的一篇篇优秀作品来看，不是将文学降格为政治的随从、附庸和婢女，而是对政治进行独立、平等、艺术化的审视。这种审视可以是《三里湾》之于农业合作化的肯定和支持，可以是《实干家潘永富》之于大跃进虚骄浮夸风的否定和批评，可以是《十里店》之于“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疑问和调侃，也可以是《三关排宴》之于“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休止政治运动的消极观望和深重忧虑。

赵树理的作品不可能像《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紧眼政治形势,配合政治运动,更不可能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文革中像八个“样板戏”那样独领风骚，但从长远和终极的意义来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而恒久的。较之于赵树理的作品，那些给频繁政治运动摇旗呐喊、向极左政治权贵摆尾邀宠的文学垃圾，只不过是巍巍青山下的几粒尘埃、几堆狗屎而已。

从赵树理塑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来看，固然没有表现所谓抽象的人性，但也绝不简单化、形式化、粗俗化地给人物贴上所谓阶级性的标签,而是致力于挖掘所描写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可变性和基本共性中的独特个性，探寻所描写人物与其所处环境的深层次联系。

小二黑和小芹既単纯、执着甚而有些倔犟,又在复杂、艰难的环境里和强势、粗暴的压力下不缺奋争的勇气和智慧；“二诸葛”和“三仙姑”既愚昧、顽固甚而有些可憎，又在其内心深处隐含着对子女真切的关爱，还能在受教育、遭奚落之后迷途知返；李有才既聪明睿智、秉持公正、敢于并善于对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抗争，特别是极具语言表达天赋，又掺杂着某种农民式的局限、保守及狡黠；即使像金旺兄弟这样的反面人物，也不具有“地主富农”之类的阶级身份，在他们的身上更体现着一种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的交织。

在赵树理为中国文学长廊贡献的艺术群像中,没有不食人间烟火、供人顶礼膜拜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没有毒辣阴险、手段残忍的黄世仁、周扒皮式阶级敌人，大都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的芸芸众生和世态百相。同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文学脸谱相比，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显然更真实、更生动、更富有艺术生命力。

从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决不仅仅是要么“歌颂”、要么“暴露”这种两极思维所可描述和概括的。这不由得使人想到了鲁迅,他老人家对狂人、傻子、涓生以及革命党的描写,能够仅仅简单地用“歌颂”来评价吗?对阿Q、孔乙己、润土、祥林嫂的刻画,能够仅仅简单地用“暴露”来定位吗？显然不是的，鲁迅先生的基本态度是“恨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要以艺术真实来反映辛亥革命前后“未庄”“鲁镇”的现实状况，是要揭示在专制政治淫威下匍匐了数千年的国民性的孱弱和积弊，以引起治疗者的注意。

赵树理当然难以同鲁迅相比，他缺乏鲁迅广阔的现代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缺乏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犀利度。但是，在把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方面，在力图使文学承担起“改造国民性”的功能方面，赵树理和鲁迅应该说是相同或相通的。

在赵树理的笔下，以文学艺术的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十来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状况，揭示了国民性缺陷和弱点在这一地域农民身上的突出反映。可以说，赵树理既是“五四”启蒙运动或称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传承者，又是文学创作特别是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杰出探索者。在赵树理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此二者的相互融通和有机统一。

党的第二和第三个“历史决议”都明确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的20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在社会各领域愈来愈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样荒诞、畸形和病态的大形势下，就文学创作领域而言，除了那些看风使舵、出卖良心、投机钻营、落井下石者之外，凡是仍然执守人类良知和道德底线者，凡是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客观规律者，无不在劫难逃、面临厄运。赵树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挨批判，60年代前期遭诬陷，文革开始后备受折磨直至被摧残致死，就是极左逆流逐渐泛起直至横扫全国之必然。赵树理的遭遇和悲剧，其实也是每一个正直、正派、善良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遭遇和悲剧。

2006年赵树理百年诞辰期间，中央电视台曾播放题为《赵树理》的电视连续剧，山西省曾上演题为《赵树理》的上党梆子戏剧，晋城市和沁水县也举办了颇具规模的纪念活动。近些年，沁水县每年都要举办“赵树理嘉年华”活动，有学者在省报著文阐述“山西省文化强省战略中‘赵树理精神’的地位与意义”，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也屡屡举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这些举措，对于早在1970年就悲怆地含冤去世的赵树理而言，当然是一种补偿和慰籍。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当年那些在群众大会上批斗赵树理的造反派干将们，你们怎么竟然能残忍地对一个60多岁的老者(且不说他是著名作家)拳打脚踢，甚至从摞在一起的四五张桌子高处猛推下来呢？当年那些舞文弄墨的“勇士”们，你们怎么能昧着良心、信口雌黄地在报刊上恣意诬陷、恶毒攻击赵树理及其作品呢？这些人现在反省和忏悔了吗?

再往大的方面说，对于史无前例的文革，我们是否像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彻底否定”并进行了真正的反省和忏悔呢?赵树理毕生为农民“鼓与呼”的“千年一士”人格精神，又有多少知识分子承继下来了呢？如果这些方面还有差距，那就努力去做吧，这才是对赵树理去世52周年最好的纪念。

吴敏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大家

郭小林：我的同学赵二胡

和他的父亲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