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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张世满：说说传道授业的六位先生
张世满，1959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山西大学教授、博导，曾在波兰、日本留学。山西省政府旅游发展咨询专家，从事历史与旅游教学与研究。撰写或主编《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文物保护单位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研究》《旅游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等著作、教材十几部，发表文章百多篇。从2013年开始主编《山西旅游绿皮书》年度报告，已连续出版9本，主编《山西省志▪旅游志》（1998-2017）已提交出版社。
受教于名师
说说给我班上课的六位先生
大学四年，上过二三十门课，由于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系里格外重视，选派最强的师资给我们授课。40多年过去了，给我们讲课的先生们大都作古，但回想当年课上课下一些情景仍印象深刻。这里就说说我的六位授业名师。他们是罗元贞先生，刘子威先生，江地先生，程人乾先生，任茂棠先生，梁鸿飞先生。
新中国建立前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经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在国内史学界有较高知名度，罗元贞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罗元贞先生（1906-1993），广东兴宁人，字季甫，号难老园、天下好事者。1935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留学，1938年毕业。回到家乡担任《时事日报》总编辑，并参加兴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长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1952年起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罗先生主攻中国古代史，更多专注于隋唐史，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武则天问题批判》，拉开史学界对武则天重新评价之幕，出版有《武则天研究》和《武则天集》，同时长于诗词研究。
中国古代史是历史系主要课程，要上一年多，分上下两段来上。罗先生给我们上的是隋唐以后的下段，时间在1978年秋冬学期。当时罗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头发稀疏花白，戴一副白边眼镜，讲课从来不坐，两小时的课都是在站立和走动中完成，令人敬佩。
罗先生是一位民族感情浓厚的爱国主义者。记得讲到中俄领土纠纷时，罗先生引经据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西伯利亚原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从语音学的角度证明，“西伯利亚”就是“鲜卑”，也就是鲜卑族的故地。
罗先生讲课声音不高，史实史论娓娓道来。我们当时没有教材，罗先生上课带着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书，有时就照着书本念。有的同学对此提意见说先生照本宣科。罗先生回答，我讲的是我写的书中的内容，我又不是念别人的东西，我念我的书有什么不妥？鲜明个性展示无余。
罗先生对有才又好学的学生特别关爱。50年代历史系罗先生的老学生魏宗禹先生回忆，上大学期间，罗先生曾经约他到家里，当他看到罗先生满书架的书不肯移目时，罗先生告诉他，你看上哪本书就拿回去看。从那以后，他就成了罗先生家里的常客，看了不少罗先生家里的好书。魏先生大学毕业后先被点名要到山西省委党校，文革前调回山西大学哲学系，学问做得扎实，文章著作颇丰，因皇城相府主人康熙重臣陈廷敬研究和我成忘年之交，他经常忆起罗先生的好。
罗先生更有名气的是他的诗词研究，先生精通古诗韵律，著有《诗词漫话》《通用诗韵》《龚自珍之情诗》《对联集锦》《难老园诗词选》等作品，而且建议毛主席修改其著名诗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最初不完全如此。
1951年《七律·长征》在国内广为传播时，毛主席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分析出这首诗在用字上存在的问题。明清时期一些诗词大家在爬梳前人的作品时，总结出一些诗词的禁忌。“犯复”和“合掌”是最典型的两条。“犯复”是指一个字或词语在一首诗中多次出现；“合掌”则是指同一意象在同一首诗中反复被使用。
罗元贞教授在信中详细地指出了毛主席《七律·长征》有两句所犯的错误就是“犯复”，在未被修改时的版本中“金沙浪拍悬崖暖”与“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重复使用了，建议改为金沙“水”拍；还有“三军过后尽开颜”与“红军不怕远征难”两句中的“军”字也重复了。
罗元贞教授怀着忐忑的心情寄出信件之后，毛主席在收到信之后及时回信表示了真挚的谢意。毛主席1952年1月9日给罗先生回信 如下：
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
此覆。顺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毛主席给罗元贞先生的回信
这封信令罗先生十分感动，激动之余罗先生写下一首诗：“半因胆识半因时，敢作毛公一字师。圣藻飞来寒舍暖，闻韶喜赋示儿诗”。
罗元贞先生手迹
毛主席在经过反复推敲和讨论之后，最终将《七律·长征》中的“金沙浪拍悬崖暖”，“浪”替换成了“水”，“悬”替换成了“云”。更改了这句之后，保留了“三军过后尽开颜”与“红军不怕远征难”两句中的“军”字。这就是罗先生被誉为毛主席一字师的由来。今天，毛主席的回信陈展在山西大学校史馆。
刘子威先生并非历史系教授，是一位特别专注于《资本论》研究的经济系知名教授。说来我和刘先生还是半个同乡。我的家乡在山阴黄花梁下，刘先生的家乡在右玉长城脚下，两县相邻，同在雁门关外之塞北。刘子威先生（1906-1989），出生于右玉杀虎口村一个贫寒家庭，童年在本村私塾学习，成绩优异。五年私塾结束后，家中无力继续供养念书，面临辍学。好在得到杀虎口村“文化促进会”和惜才爱才的右玉县长黄骥的资助才得以继续读完初中，之后考进大同师范。
1928年刘先生以国文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但不久却再次因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蒋梦麟校长得知后把他叫去说，国文第二的学生辍学是北大的耻辱，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算是勤工俭学，以资助其完成学业。助理馆员仅是个名头，唯一的要求是：“有课时上课，无课时在图书馆读书即为工作。”
刘子威先生
大学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师从陈豹隐等先生学习、研讨《资本论》。从此开始一直到70多岁，刘先生坚持读《资本论》德文原著，还要对照英文、俄文版本，力求精准把握作者本义。先生曾纠正过他人译本《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的误译。刘先生所译的《反杜林论》，得到胡乔木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肯定。
1949年解放之初，受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及山大财经学院院长杜任之聘请，刘先生任山西大学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相当于系副主任）。在山西大学的40年间，先生继续研读《资本论》，可谓皓首穷经。无论是教学、科研、翻译均受益于《资本论》的研习。在计划经济时代，刘先生曾撰写《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预见性地提出了应在我国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经济学者深厚的学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改革开放后，刘先生担任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等职务。
我们上大学期间，历史系请刘先生专门为我班开设《资本论》研究专题课，有幸聆听先生一周一次的教诲。刘先生当时已过70高龄，用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从商品及其交换讲起。曾讲到一把石斧换两头绵羊，两者都凝聚了人类的劳动，通过交换实现了各自的价值，正是商品交换推动了技术的提高、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子威先生书法作品
刘先生不仅是知名经济学家，而且是著名书法家。刘先生曾说过：“我这一生不离左右的是三支笔，毛笔、钢笔和粉笔。”钢笔、粉笔是当教授的必备，毛笔却属个人爱好。写字是先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十年坚持不懈，所有读完的报纸全部用来习字。曾用小楷书写毛主席诗词二三十本，书写40余册“唐宋十八家诗钞”，工工整整，一笔不乱，并自己装订成册。书法大家姚奠中先生曾评价刘先生的小字最具代表性，称其为“馆阁体”。刘先生在北大读书时曾赴日本考察经济。日本东北工业大学教授中本博先生在访华时专程拜访刘先生，表示要以重金求购刘先生的书法作品。先生这样回答：“鄙人作品不出售，先生倘若珍爱，可以相赠” 。由此可见先生的书艺与境界。先生是中国书协会员。
还有一点要说到，刘先生的四子刘建生教授是山大历史系78级学生，尽管他长我三岁，但仍算是我的学弟。建生兄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教，主攻经济史，成就斐然，几乎凭一己之力成功创建山西大学经济史博士点，并长时间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父子二人经济学术薪火传承，又在同一所大学先后担任系主任 （院长），这种情况是全国极为罕见的佳话。建生教授是晋商研究的扛鼎专家，我的博士论文《晋蒙粮油故道研究》出版时还承蒙建生兄不弃，欣然作序，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在给我们授课的教授中，江地先生很特殊。他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一位仅有小学文凭的名教授。
江地先生（1921-1992）原名李广澎，曾用名有李光朋、李唯琦、李浩之、李子豪等。1921 年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在高小毕业后，只读过二年半初中，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1938年3 月参加翼城决死三纵队和牺盟会举办的青年抗日救亡训练班学习，参加革命后由中心县委书记吴云夫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江先生本来也要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队伍中的一员，后因家庭特殊情况没有离开故土。从此换了一种生活，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曾作过小学教师。全国解放后，1950年调往太原市，在山西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因研究成果突出，1956年调到山西大学任教，由讲师、副教授而教授。曾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等职。还担任山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等职。
江地先生的著作
江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近代史，主要成就集中在捻军史研究方面，发表的处女作是论文《皖北根据地失守和 张洛(乐)行殉难》，时间在1953 年。先生回顾他的捻军史研究过程时说：“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踏出第一步是困难的，但既经踏出之后，就可以顽强地坚毅不拔地走下去了。继此之后，我更加努力了。此后接着又相继写出了《论后期捻军战争》《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在这些文章陆续发表的同时，我把它集中起来，大约九万字，在1956 年出版了拙著《捻军史初探》”。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初期捻军史论丛》 (1959年)《捻军史论丛》(1981 年)《捻军史研究与调查》(1985 年)《捻军人物传》（1990 年）。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史学研究者，江先生慧眼识“空白”，能够敏锐地从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捻军史入手，多次深入捻军起义发祥地安徽涡阳、亳州、蒙城等地和鲁豫苏陕各省捻军活动区域，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第一手史料，为捻军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展开持续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成为捻军史研究权威专家和知名教授，影响远及海内外。
还有一件发上在先生身上的事值得一说。江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历史教育，为了弥补史学知识的欠缺，先生不仅攻读二十四史，而且把司马迁的《史记》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五六十万字的巨作，认真抄写完毕当然大有收获，但同时眼睛变成高度近视。
捻军研究告一段落后，江先生的研究又延伸到晚清历史，特别是对清代官制做过系统研究。大约是1980年，先生给我们所授课程就是“清代官制”。江先生身材高大，面容白净，身穿呢子大衣，头戴鸭舌帽，围一条大围巾，戴一副高度近视镜，讲课时习惯坐着，看讲稿时不时摘下眼镜。先生讲课声音洪亮，内容翔实，逻辑清晰，不时讲一些趣闻轶事，风趣幽默，颇具吸引力。
由于担任省人大常委，江先生经常有机会到各地实地考察，在山西的穷乡僻壤了解到许多新鲜事情。记得很清楚，在一次课堂上先生讲了两件令人哭笑不得的趣事。一件是他在五台县的一个深山村落考察时，当地一位老人竟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走了没有？老人仿佛依然活在日本人占领的年代。一件是和一位老乡说起清朝光绪皇帝，老乡想象皇帝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在睡觉的床头下边放着两个瓷罐罐，一个装着红糖，一个装着白糖，想吃哪一种就能吃到哪一种。红糖、白糖就是老乡眼中最好的食品了，其他的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老乡是不可想象的。
程人乾先生在六位恩师中年龄最小，但在学术界的影响一点也不小。是一位世界近现代史大家，而且担任过山西大学的校长，与我的交往也最深。
程人乾先生（1933-2007），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书香之家，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9月，经国家考试选拔被公派到波兰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专攻波兰近现代史。1960年7月研究生毕业，获华沙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服从组织分派于1960年11月来到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我们入学时程先生是副教授，任历史系副主任；我们毕业时程先生已是教授，升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继而1984年担任山西大学校长。
50年代程先生留学波兰留影
担任校长期间，以对高等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拨乱反正，实现了山大办学的两个转变：办学定位由建设师范院校为主转变为建设综合性大学为主；办学思路由教学为主、科研为辅转变为教学科研“双中心”办学，为把学校办成教学科研型综合大学奠定了基础，为山西大学和山西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以来，程先生先后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美国名人协会理事、副会长、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成员等职。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民族》等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十多部。
早期因在国际共运史特别是罗莎•卢森堡研究上的突出成就而蜚声国内和国际史坛，后期因世界民族主义及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杰出成果引学界瞩目。荣获国家教育部和山西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多项，是国内著名史学专家，山西省高校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程人乾先生任山西大学校长工作照
程先生给我们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现代史。尽管先生浓重的苏南口音有点难懂，但高屋建瓴的理论素养、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等精彩的内容赢得同学们一致好评。不仅传授最新、最前沿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分析思考最热点的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程先生不同于其他老师的另一点是，布置作业不要求大家做同一个题目，而是在一定主题下，要同学们自己拟定题目撰写课程论文，充分调动大家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大胆探索，独立思考，做法有点像培养研究生，大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收获满满。这种教学法大概类似当年先生在波兰华沙大学读书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我留校工作后，1995年后半年与程先生一道在波兰华沙大学做访问学者，共同度过一段难忘时光。（相关情况请看《程门立雪四十载，我和程人乾先生的师生情》一文）
程先生担任校领导的同时，开始招收世界近现代史硕士生，21世纪初成为博士生导师。先生培养学生深得要领。硕士生成材率非常高，后来读博成为副教授、教授者占相当大比例，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比如上海师大的李明（李路曲）、南开大学的赵学功等。而且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与学生感情深厚，深受学生爱戴。我的小妹妹张志梅是先生的硕士生，我本人有幸成为先生的博士生。兄妹俩先后成为先生的研究生，恐怕在学界也并不多见。不过在张志梅读研究生时，程先生并不知道我们是兄妹，我也从未在程先生面前提到过她，直到她学成毕业后才把这层关系挑明。
程先生不幸于2007年9月因病去世。我班同学得知噩耗，自发前去吊唁并献上挽联。程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后，弟子们纷纷写了回忆和怀念文章并集结出版，寄托对先生的思念。在山西大同大学任教的张志梅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一段师生情，痛彻心扉又感人至深。
程人乾先生
“2001年冬天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年近七旬的程先生为我们讲《国际关系史》。八点钟左右，我第一个来到教室，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程先生已先于每一位上课的同学到课。教室的暖气非常差，我们年轻人都冻得难以坐好，但是程先生似乎没有感觉到冷。一口气把课讲下来。
这节大课没有进行课间休息，但是有这么十分钟，我并未专心听课，我在仔细打量程先生的衣着。程先生上身里面穿着一件不很厚的羊毛衫，外面是一件黑皮大衣。看着这件皮大衣，我心中默默猜想，这一定是先生当年在波兰留学期间买的斯拉夫人做的皮衣，皮面粗糙，款式陈旧，又没带棉芯儿。根据我的经验，皮衣是挡风但御寒效果不好的外套，程先生那两节课想必冻得够呛了，他一定是凭着一种信念扛过神经系统的哆嗦的。
课后，望着先生远去的背影，我有一种冲动，想奔过去问问这件皮衣的历史，是不是还能够真正抵御严寒？但是程先生身上存在的那种不可忽视的威严制服了我的冲动，我最终没敢跑过去问问清楚。
拐过走廊，下了楼梯，程先生的身影逐渐模糊了。那时，我下定决心，一定亲手为程先生织一件粗毛线毛衣，不管那件皮衣能起多大作用，有里面的厚毛衣就足够御寒了。现在我亲手为程先生织的这件厚毛衣想必已经跟着老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在我的衣柜里，还留这一小团儿当年织剩下的紫罗兰色的毛线。每到9月，我都会拿出来看看，回忆程先生第二年冬天穿着我织的毛衣过冬的情景。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无法向程先生本人了解那件皮大衣的光荣历史以及先生的情有独钟了。”
程先生不仅是学术大师，还是散文高手。发表在《山西文学》2003年第9期上的“山西人的性格解读”，从山川地形、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等角度全面剖析了山西人性格的多元性与矛盾性，解剖深刻，一针见血，恰如其分，总结到位，且文笔优雅，可读性强，近20年常读常新，至今仍被各家媒体广泛转载传播。
文章最后提出令人深省的问题：“当代山西人的性格是否继承和发扬了前人那种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了呢？应该说，这种山西人的性格特征已浸润在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维内，折射在行事方式上，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就可成为当代山西人重整旗鼓、再铸辉煌的精神财富，运用不好则有可能幻化为逡巡徘徊、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锁”，“是到了山西人深长思之并断然作出回答的时候了！”警醒作用至今不过时。2017年弟子们编辑出版的《程人乾史学文集》（新华出版社）续集特意收录了这篇特殊的作品。
六位先生中与同学们关系最密切的要数任茂棠教授。任先生（1929-2021），出生于河北定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过系统教育。1949年8月高中毕业后，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山西大学在北京招生（当时太原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山西大学短期迁往北京办学），便报名考试并被录取，从此与山西大学结下一生之缘。
任茂棠先生夫妇
1953年毕业后留校，主要教授中国近代史。曾任山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述有：学术论文近30篇，《中国近代史新编》（合著），主编《晚清政治散论》《中国革命史》《山西历史人物》《陈廷敬传》和《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参编）。
要说任先生就不得不说其爱人李树桂教授。1949年，李树桂参加高考被兰州大学生物系录取，一年之后为兴趣而从兰大退学。次年，她继续参加全国高考，这次被河北农学院录取，两个月后再次弃学回家。直到第三次被山西大学教育系录取，才如了父亲“女孩子不学医就学教育”之愿。正如当年的同学所言：“你跑那么多地方，其实就是来找任茂棠来了。” 真格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在校读书期间两人相恋。1953年，任先生与李老师喜结良缘，携手度过漫漫幸福人生路。育有一双孝子，皆事业有成，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北京。值得提到的是，在山西大学教育系做教授的李老师，自幼喜好绘画，在任先生鼓励下69岁又重拾画笔，自学国画，屡有创作，作品别有风格。
任先生与李教授共同的佳作
1979年任先生给我班讲授中国近代史上半段。刚满50岁的任老师风华正茂，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标准的普通话，声音醇厚，节奏明快，抑扬顿挫，熟练而自如的讲课风格深深感染到同学，课堂气氛愉悦，课后师生交流不断，极具亲和力，与同学们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任先生利用他的学术影响，为我们请来北京师范学院的宁可先生、河南大学的胡思庸先生、河北师院的苑书义先生做学术报告，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任先生在1980年暑假还陪同我班到北京做旅游考察，并为我们联系了住处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招待所。
我与任老师一家是两代人的交情。他们的两个儿子与我年龄差不多。2009年夏天，我到东京日本立教大学做3个月的访学，早已在东京定居的任卫平兄（任先生长子，山西大学77级物理系学生）热情接待了我，还自驾汽车带我到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做观光游，参观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东大寺、金阁寺、二条城等名胜古迹和世界文化遗产。在临近回国前我夫人到达日本后，卫平兄又带我们去了日本第一山富士山，登山泡温泉，留下深刻印象。
2021年初任先生93岁高龄去世，疫情期间严格控制人员，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同学未能和任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只有我作为全班同学的代表送了任先生最后这一程。
2021年后半年，我计划重新装修一下住了近20年的房子，正在为暂时在哪里住一阵子发愁时，想到了任先生留下的空房。我把想法与任卫群兄（任先生次子，山西大学外语系78级学生）一说，卫群兄第一时间专程从北京赶回太原，准备好房间、冰箱及厨房用品，装好Wi-Fi，交足有线电视和水电煤气各种费用，将两把钥匙交给我，告诉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不必多虑。令我感动不已。那半年，我们一家并未因房子装修在外暂住而感到有任何不方便。在此再次感谢卫群兄！也不由地想起任先生和李老师的音容笑貌。
哲学是我们的主课之一。给我们上课的是梁鸿飞先生。梁先生（1928-2021），祖籍辽宁绥中，195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大学任教，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宗教史教学与研究，曾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哲学学会理事长。
我们的哲学课开在大一。哲学听起来好像是一门枯燥的思维训练理论课程，但是梁先生却把它讲得生动有趣。梁先生中等身材，清瘦矍铄，皮肤白皙，两眼炯炯有神，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讲课基本不带讲稿，字正腔圆，不紧不慢，便于记笔记。先生很少站在一处讲，大多数时间是在讲台上背着手边走边讲，很少板书，从宏观描述，到细节讨论皆恰到好处。为了解释抽象的概念，梁先生会结合许多生动的案例，从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到红楼梦中的宝玉，都可以成为解释理论的素材。梁先生要求严格，记得期末考试就有不及格的，而且有的打了59分。
梁鸿飞先生
梁先生是一位正义感鲜明的长者。毕业留校工作后，我们同在教工食堂吃饭。记得很清楚，一天中午，大伙正排队打饭，有一位不自觉者插入队中。梁先生一声不吭，平静地走过去看着他，一把将其拉到队外，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梁先生生活极其简单，自律而淡泊名利。自行车和公交车是他一贯的交通工具，即使当了校领导也是如此，80多岁高龄仍在骑自行车出行。长期居住在一套约70平米的两居室。80年代初任哲学系系主任，本可以享受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但是他没有要。1984年担任山西大学副校长，他还是没有要。分管房子的校领导劝他，他回答说和老伴两人住，现在这一套足够了，住的面积大了是浪费。梁先生80岁大寿时，他的弟子们打算搞一个80寿诞庆典。但梁先生坚决反对，而且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作罢。
梁先生豁达开朗，乐于静静地读书学习，修身养性。离休之后在1994年，出版了20万言的学术专著《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合著）。哲人往往长寿。那是因为“知识使他们沉静，而浩瀚的知识海洋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从而退而求其次的生活，不对生活苛求太多，低到沉静和宁静的生活状态当中去，于是心境随之平和宽厚而清澈单纯，于人于己都受益无穷。”这番话是梁先生自我心路历程的总结，值得后人深思诫勉。
六位先生均已弃我们而去矣，但他们的风范与业绩长存！当年山大历史系还有不少名师，如世界史的阎宗临先生、陈超先生，中国史的郝树侯先生、郭吾真先生、乔志强先生等，比较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系统地给我班上过课，只是听过两三位先生给我们做的讲座。
（2023.5.14）
张世满：我们这个班可不一般 在校生编写高考复习资料开先河 话说老班长丁东及三位老大哥 才华“泛滥”的厉志强及同窗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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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