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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任信：一个人与一座城，父亲的故事
本文作者
任信，1949年生，祖籍哈尔滨，1962年-1968年在甘肃师大附中读书（六八级高中毕业生）；1968年-1971年在甘肃省康乐县五户公社蔡家大队插队；1971年阿干煤矿石井矿充电工、绘图员；1976-1979年兰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化验员；1979-1981年甘肃建工学院工民建专业读大专；1981-2004年甘肃七建集团技术管理，三分公司副主任、主任工程师、集团技术科、甘肃新厦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04年退休。
原题
2023年5月20日，兰州交通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甘肃省城乡绿色人居工程研究中心、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和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规划园林古建筑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2023兰州城市建设论坛﹣暨纪念任震英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期间举行《人．自然．建筑．城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任震英先生论集》新书发布会。
女儿刘任泓在会上代表我们家人发言“：漫将诗画绣来年，一个人与一座城”（见附文），简述了父亲的生平。现将女儿文章与我的简文一起，做为母女两代人对父親和外公的纪念。
父亲的一位友人曾为父亲写了一首小诗，其中有两句：“生气勃勃春之魂， 梅花冰雪見精神。”我觉很是贴切。此时父親那充满生气、充满活力、充满热情的样子就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生长在一个充满温暖，充满爱的家庭里，父亲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忙而缺席对家人的关爱。
我的姥姥，因姥爷去世早，从四十年代起就跟我父母亲一起生活，直至92岁去世。
父亲对姥姥的孝敬与照顾，几十年如一日，自始至终未曾改变。我小时候体会不深，长大后看到听到许多老人的窘状，更觉得父亲之高尚。
那时父亲是建设局局长，工作很忙，但只要回到家中，首先是先到姥姥住的那间屋子向姥姥问安，买了什么吃的东西．也总是拣好的送给姥姥。那年70多岁的姥姥患了急性青光眼，本来经过大夫治疗快好了。却因医院药房的护士粗心发错了药，而导致姥姥双目失明，当时我们非常气愤，主张去告那个粗心大意的护士，但姥姥不让我们去告她，她说：“我已70多岁了，而她还年青。不要因为我误了她的前途。”父亲母亲也极力赞同姥姥的想法说：“妈妈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就不要去影响另一个年青人的前途和她的家庭了，也不要去怨恨她了。”就这样，姥姥饱尝了二十年失明带来的痛苦和不便。
1971年9月，在姥姥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那时在康乐农村插队，父亲在五七干校。他从干校请假回来日夜守护在姥姥身边，伺候护理。姥姥去世的那天夜里，母亲因长期劳累睡着了，父亲没有忍心叫醒妈妈，而是守护在姥姥身边，一直抚摸着姥姥的手，直至姥姥没有了呼吸。姥姥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就这样，父亲像亲儿子一样孝敬了姥姥几十年。
姥姥、姥爷、父亲、母亲、大哥、大姐
解放后，爷爷奶奶找到了去延安后失联的小儿子，去到北京和小儿子团聚，生活在一起。虽然那时爸爸工资在当时比较高，但我们家孩子多，父亲又经常出差，花费较大。但爸爸每月都要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寄给爷爷奶奶。并不论工作多忙，总是抽空给爷爷奶奶写信问候、报平安。到北京出差，父亲还常常给爷爷奶奶洗脚。在外出差期间，不论多忙，都抽空给妈妈和我们写信，关爱惦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爷爷、奶奶、父亲和二姐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停课闹革命。那时我在师大附中上学、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在学校我与几个同学临时商定去串联。说走就走，谁也没来及告诉各自的家中。这一走走了近一个月，跑了好多地方。那时间打电话、写个信十分不便，我们又到处奔波很是辛苦。所以给家中既无电话又无信件。父母焦急万分，后打听到我们一起出行同学的家。父亲挨家挨户去几个同学家打探我们的消息，母亲夜夜在家缝补衣服等我回家。每日等到很晚才肯休息。
我们在外地“串联”，父亲则在兰州几个同字家“串联”，那一阶段父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等我长大有了女儿，才能更深刻体会到父母当时的担忧焦虑和深深的爱。
1968年上山下乡，我被学校分配到康乐县插队。那时父亲在单位被专政，几经周折向单位造反派请了二个小时的假，赶回家中帮我收拾捆绑行李。父亲一边帮我捆绑行李，一边叮嘱我出门在外要注意的事项，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心里很是惶恐。当时父亲都说了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唯一记得是我怀着家人们的爱和力量离开家，去独自面对未知的一切。
当局长时，父亲住在木塔巷的一个大杂院内，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要靠请人挑水解决生活用水。那时的水很浑，要使用白矾澄清后才可使用，冬天要自己生炉子。父亲炉子生的很好，并教给我们生好炉子的窍门。后来局里有了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组织分配给父亲居住，我们都非常高兴，可以搬入新房子了。但是父亲没有去住，而是让给了局里的一位工程师。父亲对我们说：“我是党员又是领导。”就这样，许多年后我们才搬入有暖气有自来水的楼房。但父亲从不报怨，总是乐可呵的。那时房子比较小，家中来往谈工作的人多，经常没有我们孩子呆的地方。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首小诗，称父亲的住房为“蜗居”：“小窝像蜂笼，整天嗡嗡嗡。进出擦肩过，谈声鸿懦风。”
父亲对同事、朋友极好，家中经常是高明满座，来家里就和自己家一样随意放松，留家吃饭更是常事。
父亲工作时要去很多地方。一辆贴了不少橡皮膏的吉普车成了大家善意调侃父亲的话柄。
父亲经常帮助别人，在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那时父亲单位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干部，因划为右倾被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女朋友为此与他断绝了来往。他写信向父亲求救，那时大家都在饿肚子。但父亲还是让我们将难得的白面炒成炒面和白糖合在一起给他寄过几次。但是杯水车薪，终没能救了他的性命。至今我还记了他写信来，变牛变马来世报答的语言，心里很是酸楚。
那时父亲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职工和朋友。从钱、衣服、粮票，到把家里正在吃的面粉让职工背走，以解燃眉。这样的事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父亲有许多朋友。有中央领导也有工人、农民，他从来是上不媚下不傲，对我们孩子的同学朋友也绝无据傲、冷淡之色，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来过家里的孩子们都会被父亲的慈爱所感染。
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二姐同学的哥哥记叙了一段往事：有一天，妹妹淑玉放学回到家中．喜形于色地告诉家里人，说她能上高中了，（因家庭困难无力支持她上高中），淑玉遇到了困难，任杰告诉任伯伯，任伯伯问长问短，问起了淑玉继续上高中的事，任伯伯斩钉截铁、慨然应允，任杰能上高中，你也能上，我来供你。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任老伯伯向妹妹说“我来供你”，正是经历错划右派、降职降薪处分的时候，也正是他老人家更加艰难地肩负五个儿女生活、教育重担的时候。路要自己走，任老伯的心意将是永远激励我们年轻人的力量，那就是任老伯的“我来供你”给我们上的庄严的一课。
姐姐另一个同学写道，“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任伯伯家玩，真是玩兴太足了，蹭完晚饭还不想走。天下起了大雨．伯伯让我们住下，那时任伯伯的家住在木塔巷，楼下住着任杰的姥姥，楼上是开放式带大走廊的那种格局，没有卫生间，半夜伴着雨声，我们躺在床上，还叽叽叽的窃窃私语，忽然听到有脚步声向我们住的房间走来，吓的我们立即停止了说话，装着睡看了，是任伯伯，他进来拿起盛着我们小便的痰盂出去了。接看听見大走廊里响起往桶里倒尿的声音，紧接着任伯伯又将空痰盂放回，然后轻手轻脚地关门走了。哎呀，任伯伯是怕痰盂小，人多了夜里盛小便不够用，来帮我们倒尿的，我们真是羞红了脸，但心里有多温暖啊。”
陈占祥先生的女儿陈愉庆在她的著书“多少往事烟雨中”，记载了父亲和陈先生的一段往事：“父亲和任震英先生于1979年一路南下，谈起对当地规划的意見，经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是任先生的意见尖锐中肯、精辟入里，但字字出自肺腑。事后又绝无呶呶不休。父亲说，任震英的轩敞豁达，磊落光明让他如沐春风。1980年2月，以任震英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早在去大会报道的第一天，在大饭店的门厅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联合会’秘书长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先生就站在那里迎接中国代表团。在与中国代表团握手问好后，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先生，大会决定，由你来做第一天会议的执行主席’。父亲（指陈先生）愕然，他已不是1945年伦敦世界青联大会上的那个毛头小伙子，任震英是团长，虽然英文不是他的强项，但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团员，也不宜越过团长去当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没等父亲回话，任震英却在一旁发话了：‘陈总，快答应啊，还楞着干什么？’‘要当主席也应该是你，我当不合适啊！’‘什么你当我当，只要是咱中国人当就成！’任震英向父亲一挥手，对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高声说‘Its good idea ，Thank you !’任震英显得比父亲还高兴，操着浓重的东北乡音对父亲说‘老弟，不是我批评你。关键时刻不是旁人有私心，是你自己有私心，这种时刻，只能有一个心，那就是中国之心。咱们一切代表中国，一切为了中国，什么你当我当，只要给中国人争脸。咱就干，就上，别的都扯淡！’父亲说，他强忍着泪水点着头，感受到了一颗宽广博大、剔透澄明的炙热之心。”
文革后父亲平反恢复了工作，接到一封辗转从台湾某大学寄来的信。原来是父亲年轻时一个同学，他在信中说：“四十六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苦读。正饥饿中，兄自北陪过江看我，请我吃排骨面。并慨赠万元（当时的钱），雪中送炭，情景如昨，此生愿念，从不或忘。在沈阳见面时，兄又一次请我，是西餐一盘。亦常记心头……”这一件日常小事，父亲早已忘却，同学却记了几十年。两岸通航后．付伯伯携夫人专程来兰探望。老一辈人的情谊，让人感动。
父亲古稀之年奔走于三十多个城市，为其规划出谋化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見。因父亲年龄大，有几次是我陪同前往。白天父亲参加会议，晚上爬在宾馆的小桌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写建议、写明天的发言稿。我都吃不消了，让父亲早点休息不果，有几次都写到深夜才躺下。我常想，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父亲曾十数次往返深圳参加专家会议，深圳原副市长在给父亲的来信中写道：“看到了今天的深圳，我就想到了曾为深圳当初拓荒开垦出过大力的朋友。您就是令我深深不忘的一位。您的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的精神，至今仍活跃在我的脑海中……象您这样不居功，只仗义的人，恐已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父亲这一生中，妈妈始终是站在父亲身后为他遮风挡雨之人。年轻时一起抗日，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关入牛棚七年多的时间里，母亲坚毅顽强的支撑着整个家庭。母亲睿智、大度，凡是常来家中的人都尊敬的称她为“大嫂”、“竹姐”。如果没有妈妈精神、生活上的支持，父亲在那七年里会挺过来吗？真的难以想象。
记者顾柄枢写道：“不同于许多名人清高或孤傲，功高德劭、练达而智慧，在全国名望很高的任震英却没一点架子，通过接触你会发现他天真单纯、真实得像个孩子，非常平易近人。”
“任震英爱亲人、爱朋友、爱诗文、爱山水。生活里充滿哲理和活泼的东西，任震英善交际重友情，朋友遍天下。”
金婚时，赵朴初从京寄来贺诗一首：”金婚翁妪喜回头，五十年来功业遒。更待寒窑春色满，人人争道任兰州！”
弹指一挥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八年、母亲也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在我们心中，他们始终陪伴在我们身旁不曾离去。我仿佛又看到父亲风尘仆仆奔走的身影。走在黄河风情线上，会看到父亲欣慰喜悦的目光。走在兰州的街道上，到处都有父亲的足迹……
最后，我想以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敬念学长任震英逝世一周年祭”作为结语：
“震声起西北，
革命加建设。
奠基金城
历艰辛
创事业
惠及全国
可以告天
英名垂华夏
三起又三落
一代宗师
披肝胆
呕宏愿
建树科学
永载史册！”
漫将诗画绣来年
一个人与一座城
今天来到母校，和大家分享外公的故事，看到外公的论文集再版，非常激动。我代表我的家人，对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论坛主办单位以及各位专家致以诚挚的感谢，还要感谢敦煌文艺出版社以及今天莅临的师生和亲朋好友，特别要向唐院长以及所有没有忘记外公的朋友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我的外公于1913年4月1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因战火辗转来到兰州，曾担任兰州市副市长，政府顾问，总建筑师。这里每条路的走向，每一座建筑的棱角，都饱含着他的心血和深情。
从小就听周围人告诉我，你的外公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位慈爱的老人，他眼睛明亮，笑容满面，总是细心的为我们系上领口的扣子。中年以后，直到我也投身于建筑设计这个行业，直到我对人生有了更多感悟和思考，我才慢慢读懂了外公。而这份读懂，让我的心中始终涌动着一股热流，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位老人和一座城市的故事的原因。
1931年的东北大地，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已逐渐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下。18岁的外公，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学习。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哈工大的“抗联小组”。
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满洲国”出台后，他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连夜疾书把“伪满洲国歌”的歌词改为抗日爱国的内容，散发全市传唱，这首歌一直传唱到了抗日第三联军赵尚志的部队中。1933年3月，外公加入中共，从此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工作。
在这个期间，他邂逅了我的外婆侯竹友。我外婆的父亲，是东三省有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老人。后来，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就设在我外婆家。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次次共同完成了党组织的任务。他们为抗日联军根据地购买输送了大批医药用品，掩护和转移根据地来哈尔滨治疗的伤病员，传递和发放党的文件、宣传品。1984年上映了一部王刚解说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讲的就是我外公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
1937年1月，外公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并同时被授予工程师学位。而这年初，日寇也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我的外公外婆都在敌人的搜捕名单中。我外公的好几个战友都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牺牲。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我外公、外婆和他的战友们。
1937年3月8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哈工大学生宿舍，我的外公穿着睡衣、拖鞋刚从水房出来，就和宪兵队擦肩而过。那一瞬间，镇定自若的外公并没有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于是外公立刻趁乱翻墙逃离了学校。因为我的外公和外婆都在敌人的黑名单上，所以党组织命令外公外婆立刻撤离哈尔滨。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我的外公和外婆就离开了他们的故乡。
之后他和我外婆先是到达北京。接着奉命西行，一路奔波到达西安，计划从西安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对他们说，兰州有一批苏联援助的军火，正需要会俄语的地下党员，你们去兰州吧。于是，外公外婆长途跋涉来到了兰州，从此和兰州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12月的兰州，凄厉的西北风刮过，满目荒凉。我的外婆说，这里就像东北的一个大屯子。外公外婆找到位于互助巷2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和伍修权热情接待了他们。外公的公开职业是甘肃省建设厅营造厂的工程师，外婆是苏联外交官的中文老师。自此外公和外婆就扎根在了兰州，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将其列入黑名单第50号（该黑名单原件，现存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还没来得及抓捕，兰州就迎来了解放。
1949年8月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领导的解放大军西进，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了，马步芳部队全线溃败，慌弃兰州西逃。解放军猛追猛打，黄河铁桥被战火损坏，阻挡了解放大军向西挺进。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夜，彭德怀司令和兰州地下工委的负责人来找外公，彭老总问外公：“你会修铁桥吗。”外公说：“我只修过公路桥”。彭老总又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抢修黄河铁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天还不亮，外公就找到了建筑界的工程师朋友，大家又分头去找各工种的工匠。待天刚透亮，200多工匠和技术人员的队伍已集结在桥头。大家克服物资和工具短缺的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抢修。解放军顺利的西进了。
外公激动赋诗一首：“狼奔鼠窜，战火焚桥通路断。昼夜难眠，彭大将军限八天。同心协力，但盼人人生四臂。黄水狂欢，已报前军克酒泉。” 大桥修复时，彭老总在大桥北头紧握着外公的手说：“辛苦你了，你为抢修黄河铁桥立了大功”，彭老总还说：“兰州解放了，往后的任务就是要把兰州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城市”。外公牢牢的记住了彭老总的指示和希望，也真正把他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兰州的建设事业。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外公开始主持兰州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兰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当时的兰州却是满目荒芜。
解放前的兰州只有16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也仅有十万。这是1949年时的兰州城区图。城北紧临黄河，没有道路，只有狭窄的便道小巷。大部分建筑都是砖木土坯建筑。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也没有电灯，饮用水都是下黄河去挑。街道不直，马路不平，风吹三尺土，下雨一街泥。
当时的国内大环境，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要大上工业建设项目。全国都尚无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外公和同事们走遍兰州的每一个角落，对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院一宅都进行了测绘和研究。
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兰州规划建设史上第一个从1954年到1974年二十年的城市规划的编制任务，绘制出了第一张兰州城市建设的蓝图。
第一版规划确定兰州的城市性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城市”。规划在空间布局上采用“田园式分散组团”形式明确功能分区，构筑了带状组团城市空间结构框架，这种跨越达30公里的大尺度带状组团式格局，成就了一个具有较大发展容量的空间架构，成为20年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空间基础。1954年国家建委成立，兰州的城市规划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被国务院批准的城市规划。并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城市展览会中获得广泛好评。
曾经有人问我，你外公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会不会有特别困难，特别无力的时候。很遗憾，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外公。但是我知道，外公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第一版规划资料的短缺，时间的紧迫，这些困难都不是真正的困难。我想，他一定是斗志昂扬的去解决每一个难题。甚至在特殊年代里，他在五七干校被派去烧“老虎洞”，他也能饶有兴致的烧出学问。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城市建设完全的停滞了。甚至城市规划部门都被取消了。面对着被压缩宽度的皋兰路、面对着未能按规划拓建的滨河路东段、面对着再也直不了的庆阳路……外公是多么痛心啊！1975年甘肃省政府和兰州市政府决定成立甘肃省暨兰州市修改总体规划领导小组，外公负责主持新的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办公室就设在白塔山公园的三台大殿里。梁启超有一句话是：“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这句话，也是外公的写照。已过六十岁的外公，仍和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图板不够大，他就趴在地上画。日以继夜。他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得失和委屈，他要争分夺秒的找回失去的时间。
1978年，外公和他的团队完成了1978年-2000年的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在第二版规划中，进一步明确组团功能分区布局，加强了城市绿化规划，除了在市区中尽力安排各种绿地规划外，根据兰州两山夹一川的特点，提出了绿化南北两山的规划。绿化南北两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的两山，很难想象到，在我们小时候南北两山光秃秃的样子。
在这一版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外公第一次提出了“开门搞规划”的方法，在规划编制中，请市里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派代表参加，一起工作；规划方案出來后，举办了“兰州新的总体规划展览”，广泛征询群众意见与建议；规划被国务院批准后，在报纸媒体上发表《兰州城市总体规划简介》進行宣传。这种“开门搞规划”的进步的规划思想，实现了公众参与城市建设，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力。这一版城市规划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新修订的城市规划。自此，整个中国迎来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第二个春天。
在北滨河路上，有一座白塔山公园。1957年，外公参加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去苏联和罗马尼亚访问归来，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场 “反右派运动”。在被“改造”的日子里，他接受了让荒芜的白塔山变成公园的任务。当时的白塔山，因为多年水土流失严重，山上只有一座古庙和七棵柏树。
他和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一起奋战了十三个月，找来拆掉的旧庙、旧院留下的砖雕、石雕、彩塑、斗拱等古建筑构件，把白塔荒山变成了今天绿树白塔、亭台楼阁相辉映的公园。
陈毅和周总理都亲临过白塔山。这张照片就是外公陪同陈毅元帅登上白塔山。当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得知，白塔山公园建筑群是修旧利废，用拆掉的旧庙、旧院留下的古建筑构件组建而成的，他非常欣赏的将之戏称为“回锅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今，我们也会常常登上白塔山。去观赏“白塔层峦”的美景，心中回响起外公在1958年时写的小诗：“夕阳在天边凝翠，我从白塔山上晚归。带着满身的尘土，披上了一身的霞辉……”
谈到兰州的城市规划，那就不能不提到兰州特殊的地貌。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带状城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蜿蜒曲折的在城市中穿过，从西边河口到东边桑园峡，总长60余公里。形成了5块河谷平川，四周是有待绿化的群山。这样的狭长地貌带来了城市发展的局限性，但是这样的地貌同时也是自然的馈赠，他提供给了设计者可以纵横驰骋才思的自然环境。
沿河修建的兰州滨河路，就是兰州城市规划的点睛之笔。滨河风致路是1958年按规划开拓的，半个世纪不断的修建中，滨河路和沿途的带状公园已是兰州的一条美丽彩带，这条路不但是兰州市重要的呼吸通道和保持城市生态平衡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防洪抗震的重要地带和交通要道。外公对城市规划的观点是：人是主体，自然、建筑、城市必须为人类服务；人、建筑、城市又源于自然，不能隔绝，不能破坏；人、自然、建筑、城市应有机的结合，融为一体。而滨河路的设计，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黄河穿城而过，是我们兰州特殊的自然风貌，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种自然风貌去创造适宜人居的城市风貌，正是人和自然完美的融合。当我们漫步在滨河路上，我们会感受到黄河温柔祥和的流过，如画的风景随四季变幻，我们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受到幸福和归属，这，是一代代城市建设者的努力的成果，也是每一个城市建设者的初心。
1990年12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工作大会上，会议首次授予一批为国家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而其中城市规划类只评选了一名，就授予了外公任震英。
外婆说，外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仅闲不住，还经常会看到不平，拍案而起。外公考察了全国很多城市，心痛地看到那十年对城市的全面洗劫。苏州园林剧减、昆明滇池水田被填，杭州西湖风景区被居民区和工业区瓜分……他大声疾呼：“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地球上只有一个桂林山水，只有一个西湖风光，凡是破坏城市特色的工业和建设项目，无论其产值有多大，都是功不抵过的！西安古城墙、平遥古城、杭州西湖、桂林山水、泰山风景区等历史名城和自然景观都因他和诸多专家上书国务院、建设部从而得到了保护。
1984年，年过古稀的外公卸去了副市长的职务，担任兰州市人民政府的总建筑师、顾问。他看到了土地和能源的日渐紧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生土建筑。研究生土建筑的背景，是当时的中国，有10亿人口，8亿农民。一方面缺少耕地，一方面农村人口众多。改善居住于生土建筑中的广大村镇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从国际上，日本已先于我们开始了对窑洞建筑的探索和研究。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也让外公夜不能寐。
1985年11月，他作为大会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我国的第一个国际生土建筑学术研讨会，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追溯了全世界生土发展的历史，分析了生土建筑存在的意义，相信生土建筑会对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6年10月“中国建筑学会窑洞与生土建筑研究会”在兰州成立，外公担任会长。会址设在兰州白塔山实验窑洞内。改善窑洞的通风、采光和防潮成为研究新型窑洞的重点。
外公为白塔山的实验窑洞赋诗道：“幽壑窑舍台院，不饰铅华朱丹。富贵场中本色难，留得慧眼且看。竹帘低垂春寂静，推窗满怀东风。亦工亦文读书声，如此美好窑村。”
为了把窑洞改善落到实处，外公选择给榆中当地的贫困户改善窑洞，80岁的外公，一个月六上榆中北山。头发花白，拄着拐杖，在山路缓步行走的外公，心中怀抱的，是永不枯竭的热诚。即使风雪，也不能阻止外公的脚步。
这些照片，记录了外公在榆中农民韦正荣家研究改造他家的窑洞。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外公要么趴在图板上，要么风尘仆仆的归来，缓慢的脱下大衣和围巾的样子。最为惋惜的是，现在白塔山上的实验窑洞已经完全荒废，破败不堪了。真心的希望，我们中国的生土建筑研究会的起点能得到保护和修缮！
时光飞逝，曾经的那个意气风发，在松花江畔独行的年轻人，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但是在他的胸腔里跳动的，依然是那颗不眠不休的赤子之心。回顾一生的荣辱，正如原兰州市市长王道义为外公来兰参加城市建设五十周年所做贺词：“东方奔来一头牛，俯首金城五十秋。鞭挞辱骂全不顾，耕耘荒野变绿洲。”
在外公的晚年，他仍然一直奔走在大江南北，为城市建设献计献策。每到一个地方，在宾馆里熬夜工作是常有的事情。十年里，光是深圳就去了14趟。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外公始终参与其中。外公所到之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外公的直言不讳，外公常常是最受欢迎的人，也常常会不受欢迎。但是外公说：“白发仍将身许国，问心无愧自安然。”
2005年8月3日零时15分，92岁的外公因为肺部感染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在这片土地上生育了五个儿女，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第二故乡——兰州。
我看到一张外公的手稿“八十述怀”。作于1993年元月19日。“煤铲、煤炉七十丢，老夫八十入新楼。于今政策无可说，此生“荣华”未尝求。风华正茂躯虎貌，而立之年绘兰州。六十三载擎赤帜，余光剩热尽燃之。”在历史的长河里，外公是个很普通的人，但他的确成为了一个时代中城市规划界的一代宗师和楷模。回顾他生命中的各个时期，他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他的心中始终怀抱着光明，那光明能穿透当时的重重阴霾。
陈老先生曾评价外公说：“在民族存亡抗日战争年代，他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他是大智大勇的英雄；在解放初建起新城，他是才情纵横的建筑规划大师；在反右后蒙受不白之冤，他是忠肝义胆的赤子。能与这样的豪杰壮士为友为伍，是上天之馈赠，人生之大幸。”我想，外公之所以能有他的成就和威望，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这一片“赤子之心”。换言之，就是纯粹的“爱”。对人，对这个世界，毫无保留的爱。他怀抱着一腔热爱，专注的投身他的事业，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他不计得失，所以得失不能左右他。他漠视荣辱，所以荣辱不能改变他。他就像赵朴初老先生送给外公的诗中所说：“热情如火炽，一如初见时”。外公心中的那团火，一分一秒都不曾熄灭过。
外公和他的老朋友陈占祥
而外公在学术上能够如此专注和投入，和我外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外婆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她也具备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不管任何时候，外婆都给了外公最坚定的支持和爱。
外公一生忙于工作，但是他也未缺席对家人的关爱。这张褪色的信笺，其实是飞机上的一张清洁袋。外公匆匆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用这张信纸给外婆和孩子们写信：“竹友并乖乖们……”。我们这些孩子从小虽然没有丰厚的物质，但是都是在幸福中长大。所以，我们都对生活怀抱最美好的信念。
我选取的这个题目“漫将诗画绣来年”，来自外公在1982年写的一首诗：兰州滨河风致路。
黄河到此展奇观，
冰雪消融下九天。
两岸楼台排伟阵，
一城风月汇芳川。
古滩宿雁飞沧海，
闹市华居袅紫烟。
故土重光花似锦，
漫将诗画绣来年。
我能想象到，外公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心中怀抱着怎样的热爱和期望。外公说：“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永远没有顶峰，也永远没有终点。”希望他的精神，能够给前行者以鼓舞；也希望他留下的文字和思考，能够给后来者以启示和借鉴。他一定会欣慰的看到，我们的城市如诗又如画。城市的建设者们，同样怀抱着不息的热诚和赤子情怀。莘莘学子们，秉承着前辈的信念和理想，一定能成就比前辈们更辉煌的事业。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令人无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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