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与范长江（下）
人生百态
对于胡政之支持范长江西北角旅行采访，记述的文章很多，但是对这种作法的原因却未及深究。有的人认为，胡政之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大公报商业利益。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毋庸讳言，胡政之确实很有商业头脑。大公报在胡政之手下，由1926年9月的日发行量不足两千份，达到 1948年的20万份，成为解放前中国发行量最高的报纸，足以说明他是经营报纸的大手笔。
但是，胡政之并非是那种为了商业利益失去原则和底线的老板。他除了在商言商，一心一意经营报纸的同时，还会做一些义之所在、不顾其利的事情：
——京报记者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胡政之在大公报正在筹备复刊、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每月馈赠邵氏夫人和女儿100元，持续三年，从未间断。
——国民党特务企图诱捕有革命倾向的大公报记者吴砚农，吴砚农逃脱后回到报社向胡政之报告，想到日本躲避，胡当即表示同意。吴砚农在东京住了一年多，报社每月定期寄给他生活费。
——大公报记者陈纪滢撰写的“九一八”特刊发出后，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行政院致电报馆要求查复。陈纪滢觉得自己替报社惹出事来，主动对胡政之表示抱歉。胡政之答复他：“有什么歉然的？难道我们反对日本扶持傀儡不对吗？难道我们替东北老百姓说话不对吗？假如政府籍此压迫我们，我们就诉诸舆论，拼命到底！报馆关门也不怕！”
为老百姓说话连报馆关门也不怕，天下哪有如此只图“商业利益”的老板？因此，笔者觉得，胡政之支持范长江西北旅行通讯，除了商业利益考虑，恐怕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一、胡政之骨子里是一个爱国志士仁人
1906年，胡政之远赴日本学习法律。辛亥革命爆发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胡政之，受聘于章太炎主办的《大共和日报》，立志于文人论政、文章报国，
1915年3月，胡政之从外国驻京记者和日本驻华使馆等处，获得日本和北洋军阀谈判情况后，以《万目睽睽之日本要素》为题目连续刊发报道，使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款”幕后交易大白于天下。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报界反映迟钝，胡政之却毫不畏惧站出来，在国闻周报撰文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五卅’运动的学生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尚不可知。假如真是共产党人，从公理和法律上来说，也没有格杀勿论的理由。枪弹无情，一排枪下雨，学生、工人、商贩、过路的，糊糊涂涂倒下许多。这是什么理由呵”。
1935年，在东北全部沦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华北制造事端，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大公报不惜篇幅、大量地刊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就是在这一年开始的。
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大公报的新闻和言论对于华北事变的消息和评论比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言论中，也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唯有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抹亮点。
“九·一八”事变时，大公报接到蒋介石托人转告的“请大公报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以隐忍持重的“缓战论”替代“不抵抗”，但还是遭到社会诟病。1935年范长江西北角通讯报道这个亮点出现，说明胡政之和大公报面对内忧外患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是在迂回表达支持抗战的意愿。特别是胡政之敢于发表政治性较强的《塞上行》中的系列通讯，证明他不仅对于人民苦难生活和悲惨境遇深深同情，而且开始意识到国家自立自强就要抵抗日本侵略，就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这与范长江当时的初衷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二、胡政之追求新闻自由的办报理念
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续办大公报之初，就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不党，即“纯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因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而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即“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四不”方针实际上是新闻自由的具体化。在1924年国闻周报创刊之时，胡政之曾经说过，报纸的天职就是报道真切公道的新闻，”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 可见，“四不”方针与胡政之的原来的办报理念是完全吻合的。
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共产党还处于初创的星火时期，北方军阀混战，南方还在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刚刚开始。在这样政治环境下，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就是毛泽东为大公报所题。前面所说，可以看作他对大公报比较认可的评价；后面题词，我认为是对大公报提出的希望。
大公报“四不”方针提出后，胡政之和吴鼎昌、张季鸾一样都是自觉践行者。胡政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但是，他也没有主动投靠国民党，而且对蒋介石多有尖刻批评。在两党夹缝中，他始终想不偏不倚，做到客观公正，争取尽可能大的新闻自由空间。
支持范长江到西北角采访，是胡政之和大公报秉承“四不”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之际，如果只报道蒋介石主张的“缓站论”，而没有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声音，就是背离了“不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也是全国上下的呼声，如果慑于国民党的淫威，顾虑报社生死存亡而放弃公众喉舌的功能，就是背离了“不私”；红军在西北活动是中国的现实，如果对于这一事实置若罔闻，放弃新闻真实性原则，就是背离了“不盲”。
同时也要看到， “四不”方针在1926年提出之时，由于国家四分五裂，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领导，社会整合能力有限，大公报针砭时弊、自由论政还具有一定的舆论空间。随着国民党一党独大，尤其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不折不扣地贯彻“四不”方针，也只能是胡政之和他的大公报人的良好愿望。
1946年，在蒋介石威逼下，胡政之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拉入伪国大。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被迫和无奈。会议召开当天，他只签了个名，连一天会也没有参加，就立即退席。他告诫自己的长子胡济生，无论如何不要在国民党政府当官。胡济生遵从父亲教诲，终身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三、胡政之和大公报对于旅游通讯独有初衷
胡政之堪称中国旅游通讯的先驱。1918年底至1920年初5月，胡政之就绕道日本、美国，出访欧洲，在大公报发表多篇旅游通讯，后来以《欧美漫游记》结集出版。这些通讯，不仅反映了西方各国风土人情，介绍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状况，而且报道了巴黎和会等重要时事，使读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增进了国民外交。
在国内的旅游考察中，胡政之也经常把有意思的见闻写成通讯，这已经成为他多年新闻工作中养成的好习惯。他说：“以耳代目决不可恃，而亲身考察乃可洞明真相”。胡适对胡政之的这种好习惯评价很高：“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线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考。”（参见胡玫、王瑾《回忆胡政之》）
胡政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他和张季鸾大力倡导下，大公报旅游通讯蔚然成风。总编辑张季鸾1934年在父亲诞辰百年、母亲三十周年之际回籍谒墓，把个人还乡旅途和在家乡见闻在大公报发表。他一方面攻击许多陕北的中学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入了歧途”，污蔑正在“分配土地”的“匪区”（即革命根据地）“正赤化蔓延，到处恐怖”，同时也比较客观地对蒋介石”围剿”苏区表示了不满。
1930年，杨汝泉主动请缨担任大公国报战地记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都与他谈话表示支持。当年5月，中原大战在山东展开，杨汝泉深入到县、乡、镇、村，及时报道战事的进展、战区灾民惨状及无辜平民死亡数据，使大公报发行量陡增。
1935年，胡政之还安排从北平艺专毕业不久的赵旺云前往冀、察、绥，进行历时两年多的旅行采访。赵旺云每到一处，就以写生形式反映沿途农村风俗习惯及民间疾苦，揭露地方官吏鱼肉百姓、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大公报把他的旅行写生汇编成册发行，深受读者欢迎。
范长江回故乡川西做通讯报道，是热衷旅游通讯的大公报乐于接受的，使胡政之和大公报找到了业务上的知音，这是西北之行合作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培养锻炼年轻人是胡政之的一贯作法
胡政之和大公报培养和关爱青年记者，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在这方面能和大公报相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萧乾接到伦敦东方学院任教聘书，由于条件苛刻，旅费自备，他有些左右为难。胡政之听说了，不仅支持他前去应聘，而且主动找人帮他办理护照，买好船票，换好洋钞。听说人还没走洋钞被人偷了，胡政之一边劝慰他，一边又把丢的钱给他补了一份。萧乾在英国学习期间，胡政之还借访英机会专程看望他，聘他担任欧洲特派记者，采访报道西欧战场，使萧乾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胡政之对年轻人既能够放手，又敢于负责。年轻人的一些新闻报道，有时招致当局和黑社会不满。遇到这种情况，胡政之总是冲到前面，为年轻人挡箭。曾在大公报供职的地下党员李纯青回忆说：“我曾写过一篇激烈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的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息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除范长江外，还有方大曾、朱启平、萧乾、查良镛、梁羽生、杨刚、王文斌、方蒙、陆诒、张篷舟、张高峰、李纯青、李侠文、孟秋江、徐盈、彭子冈、徐铸成、高集、蒋荫恩等，这些人并不是成名以后才到大公报的，都是到大公报之后才出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105位记者的辞条，其中大公报记者就有13条。周恩来在评论大公报为中国新闻事业做出的贡献时，曾经称赞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
有些大公报记者在纪念胡政之的文章中说：“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是胡政之”。“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千里马’，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胡政之具有识才辩才的本事，通过几次接触，就感到范长江是一位堪承重任的年轻记者，十分欣赏他敢于闯荡、肯于吃苦的勇气和决心，惜才爱才之心使他能够像扶持其他大公报年轻人一样，帮助范长江做一番大事业。
据胡政之家属讲，1938年，范长江与张季鸾谈不拢离开大公报那天，胡政之并不在场，事后他说“很伤心，我原来对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王芸生（注：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其担任总编辑）” 。
当然，作为民主人士，胡政之虽然看到了范长江作为记者的潜质和才华，是一位杰出的爱国青年、民主人士，但没有预见到他会成为“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的新闻战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忠诚传播者。正因为如此，胡政之只能是范长江早期新闻事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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